埃及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两条平行的线，一条是显线，一条是隐线。显线是世俗主义—民族主义的线，隐线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线。埃及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世俗的运动，但埃及社会又浸透着宗教传统。在埃及现代化过程中，两种力量都发生作用，两条线始终平行地发展，结果使整个过程充满了冲突。

　　首先来看显线，从一开始，埃及现代化就在这条显线的主导下展开。一般认为，1798年7月1日拿破仑率法国舰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这标志着埃及被拉人现代世界。埃及盛产原棉，又处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这使埃及很快就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而最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如此一来，埃及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振兴国家的历史，在振兴的过程中追求现代化。

　　振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朝的自强阶段，其起源于穆罕默德•阿里的自强努力。阿里是马其顿.出生的一个阿尔巴尼亚族军官，随奥斯曼帝国军队进驻埃及。1805年他夺取埃及的统治权。为巩固政权，他有意识地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在无意中把埃及引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他改进农业、发展工业、建立欧式军队、使用西方武器。在他的统治下，埃及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企图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西方的科学思想被引进埃及。在阿里及其继承人的努力下，埃及成为中东地区最策荣的国家，它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到19世纪70年代，开罗、亚山大等城市已具有“东方马赛”之称，俨然是欧洲城市搬到了地中海南岸。当时的统治者伊斯迈尔(1863-1879年在位)曾得意地说:“我的国家已不在非洲，我们现在是欧洲的一部分。’，很显然，埃及正努力向西方学习，一时间似乎充满了生气。
　　                                    　　
　　埃及学西方不仅是学习西方的器物，一些律法制度也引进埃及。19世纪下半叶埃及开始召开代表会议，这成为后来议会的雏型。不久埃及又颁布宪法，成立内阁，似乎正在建立一种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司法方面，埃及以法国为篆本制定法典，并建立沙里亚法庭之外的“国家法院”。这方面变化是对伊斯兰原则的根本否定，因为在伊斯兰社会，法律与宗教不可分，宗教圣典就是法律，不需要圣典之外的任何立法，也不需要沙里亚法庭之外的任何法院。埃及政府还对原有的宗教学校进行改革，并建立以国立学校为基础的世俗教育体系。西式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开始传播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世俗主义理论。莱法特-塔塔维说“民族之亲高于宗教之亲气布特鲁斯-布斯塔尼说:“人民若不分宗教与民政。那他们在这两方面就都不能取得成功”;拉赫曼•卡瓦吉比号召人们关心自己的“人世事务”，而让宗教去规范死后的世界。他还高呼:“让我们团结在这个口号下:民族万岁，祖国万岁工’，所有这些都表明，埃及正在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世俗主义在图强运动中占了上风，而这种趋势与伊斯兰传统是背道而驰的。

　　但就在埃及按西方的模式改造自己时，西方列强却加紧侵略，强化了对埃及的殖民过程。

　　早在阿里时期，英俄奥普就曾联手打击阿里，不让他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力量。19世纪下半叶，英法争夺埃及，争夺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最后，埃及落人英国之手，成了英国的附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干脆宣布埃及是它的保护国，从而完成了对埃及的殖民化过程。殖民主义侵略终子使王朝的自强之梦彻底破灭了。这样，埃及便产生出一种更彻底的世俗力量，即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政党以民族独立为纲领，试图以政党政治拯救埃及。政党在1906年开始组建，当时，在丁沙维小村庄发生了英军枪杀村民的事件，事后英国殖民当局对52名村民进行审讯、判刑、处死和监禁。这件事触发了埃及人反英情绪的大爆发，在运动中，一批由旧统治阶级组建的政党出现了，由他们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这以后，埃及振兴就进人第二个阶段，即“自由宪政”的阶段。在“自由宪政”阶段，华夫脱党脱颖而出，担负起民族主义旗手的角色。华夫脱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当时，埃及民众要求向巴黎和会派出埃及自己的代表团，向和会申诉独立的愿望。英国对此百般阻挠，由此便产生了华夫脱党(意即“代表团，)。在华夫脱党领导下，埃及在1922年取得独立，建立以政党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度，这标志着埃及在世俗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但独立却附加着四项保留条件，其中包括英国在埃及驻军。这使埃及实际上只获得半独立地位。此后，争取完全的独立便是埃及民族也是埃及现代化的最迫切的任务。

　　但华夫脱党却在这个过程中腐败了，它对权力的关心渐渐地胜过对独立的关心，为自己掌权甚于为埃及掌权。在这种氛圈中，各政党都以“自由宪政”为口号，实际上却争权夺利，买官禽爵，争相与宫廷做政治交易。虽说在1936年英埃签约，承认埃及的完全独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却证明真正的独立并没有实现，而华夫脱党则丢掉了民族旗手的形象。

　　二战中埃及人亲德倾向严重，这实际上是反英情绪的一种表现。为阻止亲德倾向，巩固盟军后方，英军于1942年2月4日动用坦克包围王宫，迫使国王起用亲英的华夫脱党组建政府。

　　此举虽对战争有利，却把埃及的“自由宪政”彻底摧毁了。在埃及人眼中，“自由宪政”只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种伎俩，华夫脱党不过是英国人的走狗而已，用“自由宪政”来振兴埃及就此宣告失败。此后，王朝丧失威信，政党毫无信誉，王国政权事实上已经摇摇欲坠。为拯救王国政权，埃及在1948年投人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第一次战争，企图以民族主义为召唤重新争取民众。但战争的惨败却使民族主义转变为强烈的反对国王的情绪，终于在1952年发生了“自由军官组织”夺取政权的事件，即“七月革命”。民族主义在新政权手中成为一种更加激烈的世俗手段，由此便开始了埃及图强振兴的第三个阶段，即纳赛尔主义阶段。

　　纳赛尔主义是一种更强烈的世俗主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民众的巨大号召力，它把民众的日常要求与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把民众带进了有组织的民族主义目标。在纳赛尔时代，政治不再局限于上层，民众直接卷人政治，现代化也不再仅仅是精英们的愿望，它化成千百万人民的直接行动。在纳赛尔执政时期(1954-1970年)，埃及掀起群众性的反帝、反殖和建设“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的大高潮，整个国家仿佛是个大火炉。埃及发生了翻天极地的变化，国际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虽说纳赛尔主义最终把国家带人了困境，但它把埃及带向彻底的独立，这也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纳赛尔主义的第一个内容是民族主义。在他的眼中，民族主义是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埃及人的民族主义。因此他的民族主义带有泛阿拉伯主义的色彩。他掌权后不久就在1956年的临时宪法中声称“埃及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这与19世纪90年代以来就盛行的“埃及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在这种民族主义指导下，他把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业联系在一起，1956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1958年和1963’年两次叙利亚联合、1962-1967年5年对也门内战的干预，以及在国际反帝运动中以阿拉伯旗手自居的立场，都出自这种思想。阿拉伯民族主义把埃及推向国际声望的顶峰，但最终也把纳赛尔主义葬送了。尽管如此，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比旧的自由宪政主义仍高出一筹，对自由宪政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仅仅意味着政治独立，纳赛尔却说:“没有经济独立的政治独立是没有价值的，而经济独立又使得政治独立完全。”出于这种认识，他才在阿斯旺水坝问题上与西方国家闹翻，使埃及外交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埃及也从此向苏联集团靠扰。他的亲苏外交政策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民族利益的产物，民族主义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纳赛尔主义的第二个内容是“社会主义”。在纳赛尔制定的最后一部宪法即1964年临时宪法中明确宜布:埃及的政治制度是“以劳动的人民力最的联盟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内容是:土地改革，要害经济部门收归国有，限制个人最高收人，征收高额所得税，建立国家计划部门，实行“计划经济”等等。社会主义政策集中体现在1961年的《七月法令》中，其结果是摧毁了地主阶级，削弱了资产阶级，工人生活得到改善，部分农民获得土地，工资劳动者的生活。宗教对抗国家得到了一些保障，从而使埃及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七月法令》才是“真正的七月革命”。

　　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实质仍是一种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的理论家阿夫拉克曾这样解释“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唤醒其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最成功的手段，因为他知道:没有全体阿拉伯人的合作，阿拉伯现在的斗争是无法进行的，而只要阿拉伯人受剥削并分成主人和奴隶，他们就无法加人到这个斗争中来。”社会主义复兴党虽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党，但它对“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理解，却与纳赛尔主义如出一徽。因此，纳赛尔主义其实是与自阿里以来的世俗主义振兴路线一脉相承的。自阿里以来，埃及为摆脱被西方奴役的厄运已做出图强奋发的不懈努力，为此它不得不接过西方的思想库，以作为对抗西方的有效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世俗主义便不可阻档地涌进埃及了。

　　无论是早期的王朝自强，还是后来的“自由宪政”，再到后来的“民主、合作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落脚点是世俗化。近几十年来，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一般都认为:现代社会的共同趋势之一是世俗化。看来埃及的发展也没有跳出这一断言。埃及现代化一直在沿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与传统的伊斯兰精神显然不符。但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埃及又不得不走这条路，这正是一切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的一种悖论。

　　但纳赛尔主义仍然以失败告终了。纳赛尔提出平等的口号，结果却“产生一个由行政与军队特权分子及高级官员组成的‘新阶级，’，。一旦民众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立刻会心灰惫徽。纳赛尔提出要高速发展，但在他“计划经济”的控制下，经济的活力被官僚政治扼杀了，发展目标并没有达到。纳赛尔高举反帝反殖的大旗，把埃及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受到最大的挫败:埃叙联合的计划(即建立“阿联”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干预也门的内战几乎把埃及拖垮;1967年，纳赛尔把埃及拉进了另一场阿拉伯一以色列战争，结果和1948年一样，埃及在战争中修败，不仅军队被打垮，还丢掉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纳赛尔主义的民族旗手形象在旦夕之间就烟飞灰灭了，于是也和1948年以后的王国政府一样，埃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即民族主义神经被触痛了。人们不再相信纳赛尔主义万能，开始对国家振兴的问题重新思考，这就是原教旨主义突然盛行的历史背景。
　　
　　二、原教旨主义与国家
　　
　　迄至纳赛尔主义，埃及振兴的路都是世俗主义的路。埃及以世俗主义的方法图强振兴，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在伊斯兰的思想意识中人们一向认为:凡胜利都是追随伊斯兰的结果，凡失败则意味着背离伊斯兰精神。从阿里以来，每当遇到挂折，就有人把责任归罪于当权者，说他们的迷误导致埃及失败，而世俗主义是失败的思想根源。每一次失败似乎都为伊斯兰精神提供了新的证据:如果遵从主训，何以遭受失败?然而在埃及振兴的过程中，现实却遵循着世俗主义的方向发展，掌权者可以有不同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但世俗主义倾向却始终如一。不膏如此，世俗主义在每一次失败后反而更加强了，从阿里到“自由宪政”再到纳赛尔都是这样。
　　
　　在纳赛尔主义受挫后，出路何在?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高潮，并对国家政权构成最严竣的挑战。研究者普遍指出:原教旨主义虽说有其自身的动力，即伊斯兰从来就把它最“原本”的状态看成是最理想的状态，因而时刻准备返回“原教”;但当权者的失败却是原教旨主义的推动器，如赛万所说:“国家在满足经济的需要、在创造和传播一个神奇的民族国家(而不是超国家)方面做得越差，(宗教)复兴的机会就越大。’心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各世俗政府失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埃及国家的失败正是原教旨主义的温床。原教旨主义并不反对现代化，只想用伊斯兰的意志来“重新表述和调节它”;原教旨主义并不试图恢复古老的伊斯兰社会，只想使“当代穆斯林社会重新获得活力，再度伊斯兰化”。原教旨主义反对在现代化过程中丧失宗教的指导地位，它不反对建立现代国家，但现代国家的灵魂应该是伊斯兰教，其章程是沙里亚法。一位中国学者这样说:“如果说(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种以适应为主的潮流，主张对外部环境、外来文化采取与之协调、适应的态度，那么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回应潮流，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它无需向外来文化借用什么，而完全有能力发掘自身的潜力，弘扬自身的宗教文化传统来迎接时代和外部环境的挑战。
　　
　　原教旨主义的早期代表是哈桑。班纳(1905-1949年)，是他把原教旨主义带进了埃及政治。班纳年轻时局势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埃及被英国吞并;战后埃及民众反抗，争取到半独立地位;几乎同时，土耳其废除哈里发，对伊斯兰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阿拉伯世界灾难重重，苦难深重。班纳将这些都归罪于当权者的腐败和伊斯兰的衰落，尤其是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冲击，把伊斯兰精神冲垮了。有感于此，他决心承担起拯救信仰的重任，在1928年创建了穆斯林兄弟会，取《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之义。起初，兄弟会是一个非暴力宗教团体，只限在伊斯梅利亚一带活动。后来它扩大了影响，几933年迁往开罗，已有约500个分会。1936年，埃及掀起反对英埃条约的民众斗争，暴力活动开始出现。同一年，爆发了反抗英国统治、反对犹太移民的武装起义。班纳的政治立场在这一年骤然激进，兄弟会也逐步转变成一个政治组织。

      1938年班纳在兄弟会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写道:“伊斯兰是崇拜和领导、宗教和国家、精神和行动、祈祷和奋斗、服从和政治、《古兰经》和利剑，两个方面是互相不可分开的。可见他已经把行动的战斗性提上日程。几年后兄弟会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向导，为真主而光荣献身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这两段话应该说明确地表达了兄弟会的纲领、目标和斗争手段，即它把回归伊斯兰作为理想，以建立伊斯兰国家作为目标，以政治斗争为手段，必要时使用暴力。这些思想就是兄弟会在以后几十年中所有奋斗的目标，并且被后来一切原教旨主义组织奉为圭桌。

　　兄弟会成立后，在多数情况下与政府对立，因为它把政府的世俗性质视为罪恶的根源，并发替要推翻它。1936年英埃条约签订后，兄弟会就卷人政治活动，到1946年已号称有50万会员，500。分部，外加50万同情者。1948年阿以战争中其成员以志愿兵形式参战，战败后它深深地卷人推翻国王的密谋活动，特别是与自由军官组织接触。后来在“七月革命”中组成的18人革命指导委员会中，有4人接近兄弟会核心，其中包括日后的总统萨达特。由于兄弟会公开指称王国政府应对战争失败负责，所以政府在1948年年底取缔了它。三个星期后，政府首相因此被兄弟会的一个成员暗杀了。政府立刻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加强了公开的压制，而且于次年年初派人刺杀了班纳，王国政府已经与兄弟会兵戎相见。

　　兄弟会在这一时期从形成到壮大，活动加剧并产生重大影响有其社会原因。埃及独立后，社会结构并无变化，原先的统治者仍盘踞在政治、经济领域，是新国家的领导集团。1.3万名地主在全国600万费丹可耕地中占有25。万费丹，皇家又占去50万一60万，人口中6%的地主占土地比例达到65。工业虽有发展，但到1950年其产值仅占国民总产值的10%-15。农业发展赶不上人口增加，物价上涨很快，尤其在二战中盟军大最进驻，朝激了物价飞涨，人民的平均收人反而下降了。同时，统治集团则日益腐败，贪污腐化，巧取豪夺，一派“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景象。这使兄弟会的指责很有说服力，即腐败的世俗政府造成灾难。王国政府的失误使兄弟会得到一次迅速发展的机会，所以说，兄弟会的壮大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世俗政府失败的基础上。

　　这时发生了“七月革命”，兄弟会曾深深地卷人到“七月革命”的准备工作中去口七月革命后兄弟会与军政府有过一段蜜月，但很快就过去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因为纳赛尔的意识形态更加“世俗化”，他不仅主张民族主义，而且推行“社会主义”。但只要纳赛尔有所成功，兄弟会就拿他无可奈何;而一旦纳赛尔遇到麻烦，兄弟会就会卷土重来。最初革命政府解散一切政治组织，唯独保留了兄弟会，因为兄弟会毕竟在“七月革命”中出过力。不久后，纳赛尔开始土改、改变妇女地位、改革教育制度等等，其“世俗主义”真面目日趋显著。这样一来兄弟会就与他分道扬旅了，并且采用了极为暴烈的手段。1954年10月兄弟会企图暗杀纳赛尔未果，纳赛尔就对兄弟会进行严厉的镇压,6名兄弟会成员被处死，4000名成员被关押，成千上万人流亡国外。

　　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纳赛尔威望大增，正统的乌里玛集团表态支持政府，包括它的土改、国有化、没收流亡者财产等等。兄弟会的影响在纳赛尔的成功中缩小到最低点，这时，它的铁杆分子要么在监狱，要么流亡在外，而埃及的世俗化倾向也发展到顶峰。

　　然而在1964年，纳赛尔却将兄弟会成员放了出来，原因是他要用他们来抗衡共产党。但兄弟会出狱后不久就又与政府闹翻了。在他们眼里，共产党与纳赛尔是一丘之貉，都是“世俗主义”的邪恶之徒。政府指称兄弟会曾三次图谋行刺纳赛尔，于是对它再次镇压。这一次，365名骨干成员受到审判，其核心领导人被处死，包括兄弟会的主要理论家库特布。库特布在50年代曾出版《路标》一书。其中说纳赛尔政权是先知诞生前的那种愚昧的政权。因为它不受信仰的指导。他还说:“意识形态和信仰的纽带比以地域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纽带要坚固，而以地域为基础造成的穆斯林之间人为的分划，是十字军和犹太帝国主义的表现，必须连根拔除。”可见库特布坚持的是伊斯兰大一统的“乌玛”②世界，任何民族主义都与他不容，就连纳赛尔那种泛阿拉伯主义的民族主义，在他眼中都与“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无异。

　　然而库特布的思想在他死后传播得更广了，原因是他被处死还不到一年，纳赛尔就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大败而归。这给原教旨主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许多人声称:战争失败是世俗主义的失败，埃及背离了伊斯兰精神，因此应受到主的惩罚:在许多人眼里，世俗主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现在，只有回到伊斯兰，才有可能振兴家园。这样，原教旨主义突然在埃及形成高潮，而随着萨达特的上台，宗教和国家的对抗也步人高峰。

　　萨达特上台曾经让伊斯兰力量大为振奋，因为他是虔诚的教徒，曾与班纳见过面，听过他的讲课。在革命前他作为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成员与兄弟会过往甚密，革命后又是军政府与伊斯兰世界联络的正式代表。在日常生活中他格守教规，每日祈祷，俨然是模范教徒的形象。他上台不久就立刻提出“信仰与科学”的口号，使人们感觉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回归。他还指示国家电台一日5次播放祈祷词，允诺以沙里亚法作为国家立法的基础。宗教界相信他是一位“信仰总统”，在他的引导下，“伊斯兰国家”指日可待。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萨达特更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宗教主义的。人们更忘记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与“乌玛”理想不可兼容。这样，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民族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政治决策首先是世俗的，宗教原则往往会让位于现实需要。在这种背景下，萨达特与原教旨主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到头来终于酿成国家与萨达特个人的悲剧。

　　萨达特对宗教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正统”神学家—爱资哈尔大学的学者、乌里玛们允以宗教许诺，如遵守沙里亚法等等。后来这些乌里玛成为萨达特政茉的辩护人，为他的每一个行动寻找宗教依据。对穆斯林兄弟会，他分化其温和派，把他们吸引到政府方面来，纳人正常的政治渠道0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随后就允许兄弟会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兄弟会主流于是逐步修正斗争方式，用合法手段争取政治目标。但这也使兄弟会中的激进派采取更不妥协的立场，许多人脱离兄弟会另立山头，一时间小组织林立，采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手段反对政府。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大闹开罗商业区，烧毁一切有西方色彩的夜总会、大商店、电影院等等。他们要求清除西方影响，恢复严格的伊斯兰戒律。事后政府逮捕了60名闹事者，该组织为解救这些人而绑架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并最终将其杀害。政府则报以更大的镇压，620人被捕，其中465人受军法审判,5名领导人被处死。这是萨达特与原教旨主义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表明国家的世俗目标与宗教原则难以并存。因为在当时，萨达特正在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企图以私有经济和引进外资刺徽经济发展。“开放”政策的结果之一就是萦华的大商业中心和西方式的娱乐消费设施的出现，而这些就是原教旨主义反对的对象。

　　国家目标与宗教原则经常对立。1977年，伊斯兰各宗教组织都召开会议，要求正式宜布沙里亚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萝达特接受了这个要求，说政府将按照伊斯兰的教规，对酣酒、通奸、改信宗教等行为制定出惩罚办法。这一声明立刻引起占人口10%的基督教徒的骚乱，抗议活动持续了4天。萨达特不得不收回成命。这样一来，伊斯兰正统派说他背弃原则，宗教改革派说他要恢复传统，基督教徒说他要实行宗教歧视，原教旨主义则说他讨好世俗主义。然而事实上，国家的政策是不能以宗教为出发点的，尤其在有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的国家更是如此。

　　国家目标与宗教原则的对立在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导致国家与宗教的最终冲突01973年10月，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埃及军队口颂《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在阿拉伯的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以色列。然而就在阿拉伯人欢呼“真主伟大”、感谢伊斯兰真谛又回到人间时，萨达特却出人意料地于1977年n月访问以色列，开辟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合理的，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损失巨大，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地位下降，只有甩掉这个包袱，才能致力于现代化目标。但萨达特的举动却使阿拉伯世界大为展怒，许多人遗责他背叛了伊斯兰的神圣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普通民众也对此难以理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是对他恨之人骨，欲将他置于死地。1981年10月6日，正当“斋月战争”8周年纪念日之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4名手持自动武器的兵士杀死，领头的是一名中尉，他们都属于“圣战者组织”—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派团体。暗杀之后，该组织号召人民起义，推翻政府，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多数人没有响应这个号召，只在远离开罗的阿斯尤特发生了攀动，188人丧生，包括54名保安替察。尽管如此，人民对萨达特的死保持沉狱，他们在萨达特葬礼时呆在家中，与纳赛尔死时举国哀坳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萨达特之死标志着其政策的失败，而政策失败又造成原教旨主义的更大发展。“开放”政策一方面造成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达到年平均8.4%>国内收人总值增加了4倍多，另一方面却又引起贫富差距骤增，1964年到1976年，占人口60%的下层收人者其总收人从占国民收入的28.7%下降到19.93写，占人口30%的中间收人者其总收人从40.27%下降到21.52%，而上层收人者占10%人口，其总收人则从31.9%上升为58.550aD。这对于经历过纳赛尔时期“社会主义”的埃及人来说，当然难以接受019771978年财政年度国家赤字达13亿埃镑，通货膨胀率高达40。军费开支从1978-1979年度的25亿埃钻上升到5年后的将近40亿埃镑，其中20亿靠美国支援度日。裁军需要化很多钱，同时又使10万一20万人民退役，造成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国家许诺的工作分配，或分配了工作过不了几年又被解雇。萨达特又使特权分子从“开放”政策中大捞油水，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流人了他们的腰包。通晓天下事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原教旨主义的中坚力盆，而从农村流人城市的“边缘”民众，则构成原教旨主义的社会基础。一位历史学家说:“开放”政策“只是一段幕间擂曲—一个失败的试验”，“埃及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秩序，它能把这种经济政策容纳其间:生活在糊口水平上的人已超过400。万，在200。年将达到6000万一7000万”。萨达特似乎解决不了这个间题，原教旨主义则开出药方，他们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如同伊朗已经建立的那样。

　　三、现代化与世俗化

　　一位研究伊斯兰法的专家曾这样说:伊斯兰法的特点是把传统理想化，“认为自麦地那的哈里发们即‘遵循正确路线的哈里发们’之后就不断衰败，故把当代条件的恶化视为理所当然’，。在伊斯兰的历史上，每当遇到挫折，人们就说这是伊斯兰精神被背弃了，因此回归“乌玛”是唯一的出路。在当代伊斯兰世界，既然现代化潮流不可避免，而现代化又不可避免地要造成许多间题;既然国家要干预现代化，而国家当权者又不可避免地要犯许多错误，并很难不为谋取私利而损害公众的利益;那么受到损害的人民—普通的穆斯林就会乞求于“乌玛”，希望理想状态的复归将改变现世的不公，制止人间的罪恶—这种心态，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问题在于现代化离不开世俗化，否则社会将陷人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前面已经说过，国家的世俗目标与宗教理想一定冲突，“乌玛”不具备可操作性，即使“伊斯兰国家”建立起来，它仍然要在世俗目标和完美的理想之间进行选择，把伊斯兰“原教”作为立国宗旨的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

　　原教旨主义在埃及不断发展，虽说国家政策失败是直接的原因，但政治与宗教始终不分开却是根本的原因。伊斯兰传统中政教不分，“乌玛”包容一切。这一文化传统影响到埃及的现代化，使其颇多周折。在伊斯兰世界，埃及的世俗化程度是比较高的，然而仍旧不彻底。尤其在政治领域，宗教始终没有完全分离出去。从当权者这方面说，他们虽然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但始终没有明确宣布世俗化，因为在强劲的伊斯兰文化氛围中，这样做需要冒很大风险。相反，他们常常把宗教引人政治，让它成为统治的工具。埃及近代史上有两个统治者世俗化倾向最强，那就是阿里和纳赛尔。但阿里攫取政权时依靠了乌里玛，因此给乌里玛保留了特殊的地位;纳赛尔竭力表白自己的宗教本性，强调他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伊斯兰理想。他曾说自己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因之一是“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而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穆斯林”。他声称“社会主义源于伊斯兰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于伊斯兰教初期”。他还在1964年临时宪法中规定埃及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从而给宗教以正式的政治地位。在一个把宗教看作社会本身的环境里，领袖可能不得不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把宗教视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但当权者又确实在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斗争。法鲁克国王当政时，曾利用兄弟会制衡世俗政党，他姆力打击华夫脱党，因为其宪政立场会限制国王的独断权力。“七月革命”以前，自由军官组织曾有意识地接近兄弟会，旨在借助这支力量夺取政权。纳赛尔掌权后，尽管对兄弟会严厉镇压，却曾几度把兄弟会成员从监狱里放出来，让它制衡共产党。萨达特更是自觉地利用伊斯兰的政治力量，因他必须把纳赛尔分子和共产党从权力中驱除出去。为此，他让本已经消沉的兄弟会东山再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伊斯兰是世俗政府自己选出来的。担任过突尼斯总统的本。阿里曾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原教旨主义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有一段时期它受到鼓励，目的是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突尼斯的情况在埃及也适用，本-阿里所说的可谓是由衷之言。

　　萨达特对伊斯兰力量的借助最大，结果受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也最大。萨达特企图全面利用宗教势力，他一方面向“正统”宗教示好，给它以种种特权，比如建立更多的清真寺。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借用兄弟会，比如让流亡在外10年甚至z。年的兄弟会首领回国，让他们参与政治生活，让他们抗衡左派，或对抗正在复苏的新华夫脱党。这样傲实际上是把原教旨主义重新引进埃及，虽然把兄弟会中温和的一派纳人了正常的政治渠道，却也为宗教政治化正式开了绿灯。

　　从宗教这方面说，它的参政意识也十分强烈。伊斯兰从来就是个政治宗教，它从来就把政治看成是它广阔内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普林博格说:“中东伊斯兰教必然是政治的，因为能与它抗衡的世俗组织与意识形态都很弱。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尚未整合的政治实体中，任何自诩能取得某种民众支持的个人、组织和信仰系统，无论其看起来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都必然被那些追求政治权势和合法性的人所值重对待。”伊斯兰由于它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及其历史传统，它就一定要被当权者所十分倚重。当一切世俗力童都缺乏动员民众的持久号召力时，宗教的政治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它一定企图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然而，伊斯兰的价值取向又是向后看的，它把7世纪伊斯兰刚形成时的状态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这样一来，尽管原教旨运动的出发点是“克服穆斯林社会面临的病态”，“通过让宗教适应新的挑战包括科学技术的办法把传统和现代性调和起来”，企图创造一个适合于穆斯林社会的理想的现代化模式，但它的宗教视野和宗教政治的取向却只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无助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向题。

　　因此，现代化必须世俗化，只有在世俗化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世俗化不意味着取消宗教，也不意味着否定宗教的社会功能。世俗化仅仅意味着尘世生活与精神生活分开，意味着宗教与政治脱离。萨达特在其统治后期曾说过这样的话:“想从事伊斯兰教的人应该进清真寺，想从事政治的人应通过合适的机构。’，也就是说:政治与宗教分离。但为什么在他自己的政治活动中却不断把宗教引进来，而他的敌手则在更大程度上使用宗教?埃及的世俗化过程尚未完成，这就是宗教与国家长时间对抗的根本原因。
　
      （本文转载自：搜狐新闻2011年12月15日。http://news.sohu.com/20111215/n32917329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