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根植于其文化、政治和社会价值及外交中。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国际问题专家都认同这一概念但是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  Delisle 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强调使用软实力的概念是为了消除外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 ，而台湾人使用这一概念采取守势，是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  在本文中，我试图从台湾的视角阐述软实力的概念。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增长和军费的增加，台湾感到越来越难以抵御大陆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必须依靠其他的资源，比如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获取别国的支持。
 
　　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想通过外交对其软实力进行布局。在这方面，台湾的公民社会和对全球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参与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而大陆，尽管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方面有些进步， 但是仍旧阻止真正独立的民间机构的建立。
 
　　慈济是台湾软实力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但这一点需要证实。首先，慈济不是台湾在大陆唯一的非政府组织，也不是唯一的佛教组织。但是她在大陆的重要性要超过其他佛教组织，比如国际佛光会（Buddha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其次，慈济能在大陆建立得益于她是个国际组织。尽管她的总部在台湾，许多重要的支持却来自她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都拥有众多会员。第三，慈济并不代表台湾政府工作。最后，慈济还有多重身份。她的确是由一位尼姑领导的宗教机构，但是在大陆开展工作时，这一点被弱化。即使在台湾，慈济也不是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注册的。
 
　　慈济在中国大陆及两岸关系的发展
 
　　我们的报告是在台湾和大陆五省（河北、湖北、安徽、江苏、福建）进行的10年调查研究的成果。我们的研究包括拜访慈济创始人证严法师；采访慈济在台北和花莲总部的高层管理人员；采访慈济在台湾（花莲、台北、高雄、嘉义）、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中国大陆（厦门、上海、苏州、南京）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和普通职员。我要非常感谢慈济在台北的工作人员和位于新北市Kuandu 的新闻办公室， 他们非常慷慨地准许我使用他们的数据库，此数据库涵盖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很多细节情况。志愿者们记录了他们到大陆活动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情况，包括他们的亲身经历、印象和思考，许多内容已经发表。
 
　　慈济在中国大陆的活动以及它对促进两岸关系所做的贡献反映了台湾宗教机构促进其公共外交的趋势。Tubilewicz教授认为，在他所做的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比较研究中，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台湾人更愿意通过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组织参与灾后重建，而中国大陆在发动民间组织到海外进行救援时则不愿这样做。 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在台湾公共外交背景下慈济在大陆活动的扩张：对比其他的地区，由于其在国际社会上不确定的地位，台湾必须依靠民间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互动来扩大她的影响。 中国政府当然也意识到了宗教在定义台湾独特身份中的作用， 而且他们并不认为与台湾基督教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搞好关系有什么必要，因为后者在台湾人的自决权方面采取的强硬立场。然而，中国大陆方面也意识到像慈济这样的机构的巨大影响力，而且该机构在敏感问题上没有采取强硬立场，因此可以与其在非政府层面进行两岸关系上的互动。
 
　　在过去的25年中，慈济的国际救援行动在台湾建立了良好声誉。在花莲，一个台东的贫穷地区，她成功地建立并管理着一所医院。慈济在台湾的活动可分为八个领域：慈善、医疗救助、教育、文化服务、骨髓移植、国际救援、环境保护、和社区工作。慈济和台湾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许多人把她的道德权威看作她的影响力和能力的源泉，而这些会影响政府社会政策的制定。 直到2008年，慈济在中国大陆注册为非政府组织，她的行动已经覆盖了上述八个领域中的三个。此后，她还启动了文化和环境意识方面的项目。
 
　　慈济在大陆的活动，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遵循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直接，即慈济的救助物资必须直接到达受灾者手中，不会经过第三方的干涉。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避开政府部门，而是在地方政府官员和慈济志愿者都在场的情况下分发物资。第二个原则就是优先，即强调把物资分发给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其他三条原则是：对当地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和文化的尊重、物资运送的及时性和节俭。慈济也遵守当地政府的其他原则，即三不：不谈政治、不刻意传教、不搞宣传。
 
　　1991年，慈济对大陆进行了第一次救助。之后，安徽水灾灾情加剧，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邀请慈济副会长王端正（Wang Tuan-cheng）赴北京商讨救助适宜。在北京访问期间，王端正和他的代表团与新任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会面。他们的会面发生在大陆和台湾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间接谈判促进两岸关系期间。后来，证严决定对安徽的六个县实行救助。
 
　　1992年， 慈济开始增加在大陆的活动。除了安徽和江苏，慈济还救助了湖南6个县和河南两个县的灾民。这次对湖南的捐助在规模上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上是史无前例的：5个月的大米供给，166，000套棉衣、46，000条棉被。1500名全椒和长沙服装厂的工人参与了救助。全椒县政府还动用了军队从安徽往湖南运送衣物。这次跨省的行动表明了北京方面对慈济的支持。当然，慈济的帮助不仅限于救灾。 在江苏，她修建了9所学校；在安徽，建了14个养老院、3所学校；在河南，建了1954座房屋和两个诊所；在湖南建了两个诊所和一个村庄。
 
　　到了1998年，两岸关系开始恶化，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半官方的谈判也破裂了。然而，慈济的报告证实两岸关系的冷淡并没有阻止慈济继续她的工作。在继续向安徽、福建、贵州、湖南和江西的灾区提供帮助的同时，慈济又在安徽开办了两所慈济学校，在海南和浙江提供奖学金，进行骨髓移植，并组织了为期三个月的为中国洪水灾区的全球募捐。 在1999年，尽管两岸的紧张关系在不断升级，慈济仍旧为大陆的三个省区提供援助。慈济进行了16次骨髓移植手术，并在甘肃建了500座水窖。
 
　　在陈水扁的第一个任期，慈济在大陆的活动有增无减。实际上，慈济扩大了物资救助的范围，包括了那些中央政府认为敏感的地区。在2002年，慈济救助了拉萨的儿童，2003年，为新疆提供救灾物资。  在2002年12月，大陆五省的慈济中学校长齐聚慈济总部花莲表达感激之情。慈济在陈水扁第二任期在大陆的活动表明大陆的地方政府选择忽略民进党执政的政治影响。
 
　　在进入大陆16年以后，慈济的活动遍及山西、吉林和重庆以外的所有省和自治区。根据慈济2006年的春季报告，截至彼时，慈济已在12个省市实施397例骨髓移植手术，在八个省建立33所希望小学，在八个省修建3，800座房屋，在九个省建立13个日间照料中心，在福建和江苏建立两所医院，在两个省建立10所养老院，在甘肃修建3，951座水窖。慈济还在西藏和青海分别启动了低氟砖茶和健康大麦的种植项目。她在大陆的15个省和4个自治区建立了永久基地。从2005至2008，陈水扁执政的最后三年，慈济建造了597所房屋和16所学校，实施了351例骨髓移植手术。在2007年的“光明计划中”，慈济首次为1434名儿童实施了白内障手术。
 
　　2008年，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为慈济深入开展活动提供了机会。首先，是马英九的当选改变了两岸关系的基调。其次，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和中国民间的巨大同情心。中国政府意识到在这场灾难面前应该争取所有的支持，接受了日本和台湾的帮助。 来自台湾的援助由台湾红十字会和两家佛教团体提供，包括慈济。
 
　　慈济在汶川地震中的捐助为慈济在大陆活动的制度化铺平了道路。2008年，慈济在大陆正式注册，两年后，慈济作为非政府组织在本土之外的第一家分支机构在苏州建立。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参加了开幕式。陈云林和齐晓飞的出席意义非凡。陈的出席表明了慈济在促进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而齐的出席则表明中央政府对佛教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许可。在同一年，苏州政府批准划拨土地建立慈济社会服务中心。2011年，中心建成 ，占地与花莲的总部相仿。
 
　　但是，慈济未来在大陆的扩张仍然面临重大障碍。比如慈济的机构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控制权仍在地方政府手中，慈济绝大多数的志愿者都是住在大陆的台湾人，许多慈济资助建设和维修的机构中的教师和医务工作者是大陆人。直到现在，慈济的志愿者还不能公开宣传教义，这也限制了她在大陆的影响。证严法师和志愿者们都希望大陆能有更多的人员加入。但是入会需要的一到两年的严格训练使得人员增长缓慢。 
　　
    慈济在大陆的活动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慈济的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以及她与政府的关系反映出大陆和台湾组织宗教活动的显著差异。但是1991年以来，慈济在大陆活动的增加也许表明两岸近年来行为方式的融合。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政府与有组织的宗教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把视野局限在对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质疑上，并且假定世俗政权迫害宗教。研究表明，当政府想要与宗教机构合作为他们的政策服务的时候，宗教人士往往会抓住这个机会壮大自己。  当国家被各种势力分裂或被外来势力削弱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清朝末年的现代派们和他们的继承者认为，宗教的物质资产应该为社会服务。抱着这个理想，现代派们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发起了一场运动，把寺庙改造成学校。 这场运动过去了，但还是给台湾社会留下了遗产，基督教和天主教堂很愿意把部分设施用做公共服务。
 
　　大陆的情况就不同了。文革前，和尚被要求还俗，寺庙另做他用。在乡村，人民公社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在城市，国有企业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不安定的政治局势、普遍的贫穷和对传统文化的攻击妨碍了宗教机构发挥有益的社会作用。
 
　　与此同时，蒋介石1966年在台湾发动中华的文化复兴运动 却走向相反的一面。尽管运动的10点指示没有一项是针对宗教的，运动却强调了儒家的孝道、鼓励美德、保护文化遗产，但最有意义的也许是改变免税代码，鼓励富有的企业投资政府审定的文化和教育企业。  慈济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1966年成立， 并在1972年建立了第一家为穷人看病的免费诊所。在蒋经国执政期间，政府与宗教机构之间的合作显著加强，政府帮助慈济获得土地在花莲建立医院，并在1986年开业。
 
　　1978年以后，大陆的宗教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邓小平制止了迫害鼓励宗教机构的重建。 但是他的政策并未走得更远，除了正常的宗教仪式，不允许宗教机构组织自己的活动。因此，地方政府不希望宗教机构提供社会服务，即使这样，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人民公社解散后，政府也未能在乡村提供社会服务。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财富急剧增加和第一阶段改革后中国经济取得全面成功的背景下，这种社会政策的缺陷并不明显。
 
　　在陈水扁和马英九统治时期，台湾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提供福利的政府。参照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关于不同发张阶段的论述，台湾的社会政策远远不够慷慨。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政府采取自由的方式来管理宗教事务。在20世纪90年代宗教人士发展空间的扩展预示着越来越多的宗教机构将获得法律的承认。这一合法化的过程使台湾与其他的自由民主政体结盟。 这种开放性鼓励了宗教组织建立慈善团体、从事慈善活动，并在教育、医疗、咨询和环保方面提供社会服务。  

    在这个方面，中国大陆与台湾和欧洲国家大相径庭。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服务的缺乏。政府允许的宗教活动包括教义的讲解、祷告、做弥撒以及其他形式的合法敬虔活动。然而，1991年慈济在大陆的建立以及之后一些地方宗教机构的活动表明地方政府被授权试行惯例以外的政策。
 
　　慈济从一个小小的佛教团体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慈善机构，这使得管理宗教事务的自由主义方式的实施成为可能。这一转变符合台湾政府各机构以及国民党的利益。地方政府依靠慈善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台湾“外交部”和“政府信息办公室”通过把慈济推上国际舞台来证明自己对宗教的宽容。“内务部”通过宣传慈济在灾后援助方面的贡献来展示一个公民社会的责任感。自蒋经国以来的国民党政府对慈济的支持也确保了慈济不会反对国民党和它的继任者。
 
　　更加微妙的是，慈济通过其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和世界范围的灾后救援行动提升了台湾作为一个有关怀的社会的美好形象。由于慈济与政府保持了一种相对亲密的关系，她确定无疑地提倡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宗教并非被国家所控制，当宗教组织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慈善组织的时候，宗教自由就符合公众的利益。大陆的地方政府允许宗教机构提供社会服务表明了他们对宗教机构接受度的一个变化。
 
　　结论
 
　　相对于军事和经济实力都在增长的大陆来说，慈济代表了台湾软实力最重要的一环。在一个不仅提倡宗教信仰与实践自由，而且鼓励宗教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里，慈济的成长成为可能。慈济在大陆的逐渐扩张与以紧张为基调的两岸关系形成对比。这也表明当大陆的地方政府发现可以从慈济汲取更多经验的时候，中央政府则发现慈济活动的去政治化的一面。很多大陆的佛教团体与慈济进行了颇有成效的交流，并吸收了慈济做慈善的经验，给当地人民带来福祉。虽然判断这些变化是否是不可逆转的还为时过早，但是慈济在台湾的活动使大陆的地方政府坚信应该效仿台湾政府的做法，并鼓励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服务。 
  
    通过采取这种颇为实用的宗教政策，从李登辉到马英九的国民党领导人实际上继承了晚清和民国以来开明人士倡导的“寺庙变学校”运动。慈济在大陆的有限的活动证明她没有政治目的，但却可能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倾向认同国民党的宗教可以服务于现代国家的理念， 但是她还没有像台湾一样对宗教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
 
本文译自China Information (March 2013)，“ The growth of a Taiwa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in China： Soft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learning”. 郑颖编译。转载自：共识网2014-02-2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thyj/article_20140227101302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