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陈开华神父「对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秋那桶村初干自然村的调查研究」曾在研讨会发表，并于二零零七年送交本刊发表，本刊特此向作者致谢。）  

    从哈蒙德到罗德尼‧斯达尼（Rodney Stark）、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e）是一个飞跃，前者在对宗教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引出了「新范式的初始碎片」，（注一）而后者则对宗教进行冷静的实证研究，并在他们的书首揭示了目前存在于对宗教进行实证研究方面的七例新范式。孙尚扬先生将这些新范式揭示在他的《宗教社会学》一书中。本文运用上述著作中的一些基本思路对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秋那桶村初干自然村进行实证研究，文本分析的资料、素材是作者二零零四年一月在初干村作牧灵访问时调研所得，人口、在校学生等可变数截止于访问当时。  

    对资料、素材的分析结果是：初干村是一个天主教徒相对数量较多一个村落，对于这个信仰在生活中占有价值比值较重的社群而言，天主教伦理在社群关系整合方面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在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凝聚力量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正如涂尔干所言：宗教乃是社会的凝聚剂。（注二）但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在这个信仰共同体中也会有人选择疏离团体。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世俗化对传统信仰伦理的挑战，二是整合社会结构的信仰体系、仪式体系和组织系统这三个因素没有能够被恰如其份地整合起来。 

    初干自然村的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初干自然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北端一片高山丛林中，海拔在三千米以上；北上四十公里即可到西藏，西行二十多公里，越过碧落雪山即到缅甸。该村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将村庄与山外的世界连接起来。至今尚未通电，各户运用家用型水力发电机发电照明，其使用寿命一般在两年左右。 

    人口：总农户：四十户。人口：一百八十六人。 

    民族：藏族、怒族。 

    文化教育：因生源减少，二零零零年撤除小学，学生须徒步下山三十分钟左右到附近的嘎嘎堂村上学，但该校只设一至三年级，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须到二十公里外的丙中洛乡「完全小学」学习。  
    （１） 大学毕业生：无； 
    （２） 高中毕业生：一位（中专）； 
    （３） 初中毕业生：三位； 
    （４） 初中在校生：五位（二位在贡山一中，三位在贡山二中）。 

    治安情况：（１）饮酒闹事者居多，目前已有三人因此被拘留过；（２）有一人因拐买妇女被拘留。  
    本村出去的在职工作人员：二人。 

    经济收入：（１）人均毛收入三百元；（２）经济来源：农作物（产量不高）、卖野生药材（虫草、黄精果等）、牧养产品（酥油）、外出打工（修公路、到缅甸帮人伐树）等；（３）经济作物：玉米、小麦、土豆、荞麦、黄豆及蚕豆等。 

    宗教信仰：（１）宗教：天主教、藏传佛教；（２） 宗教活动场所：一所天主教堂；（３）信教人数：天主教教友三十五户，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教徒人数一百七十三人，占全村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九十三。藏传佛教：五户，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五；教徒人数十三人，占全村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七。 

    初干自然村村民的宗教信仰  

    １．佛教  
    初干村有五户村民信仰传统的藏传佛教，但没有教会组织，也没有祭司。每年有三次（三月、八月和十二月）由年长者带领大家到山中的嘛尼堆上拜祭。 

    ２．天主教  
    二十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安德肋（Georges Andre,1890-1965）、任安收（Annet Genestier,1856-1937）等传教士从迪庆州翻越雪山到贡山传教，他们在贡山先后建有六所教堂。初干村山下三公里处的秋那桶村圣玛利亚教堂即是法籍传教士最早在贡山建立的教堂之一，有多位神父在该教堂工作过，在教堂旁边有一位四川籍的李神父的墓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姓李的传教先生随安德肋神父从迪庆州到贡山县传教，随后在初干村娶怒族教友为妻定居下来，天主教遂在该村传递下来。五十年代初停止教会活动前，全村有二十三户村民，其中有十四户是教友。  

    贡山县天主教的教友领袖们早在一九七七年即开始组织教友念经。初干村李先生的孩子斐理伯（注三）一九七九年悉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随即发动教友在家中祈祷，并到县政府要求落实贡山境内的天主堂。尼打当村、秋那桶村的教堂即是斐理伯和一些虔诚教友向政府多次申请所落实的。每个星期天斐理伯还会到各教堂中给教友们「讲道」。  

    在斐理伯带领之下，初干村的教友们轮流挨户念经。教友们感于斐理伯的热情，逐渐除去胆怯，一九八六年，有六户教友参加祈祷团体，一九八七年增至八户。斐理伯对外教人的传教工作在一九八七年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一年，老修士施光荣（注四）在上海晋铎，年底至该村做牧灵探访，为八户慕道教庭施行了洗礼。以后，施神父几乎每年一次从迪庆州翻雪山到贡山县去做牧灵访问，每次去该村，都有新教友增加，至一九九七年去世前三年共去了十一次，新教友发展到了三十多户。  

    由于教友增多，到秋那桶教堂参加主日祈祷不方便，斐理伯遂于一九九八年向政府申请在初干村建教堂。二零零零年得到允许，他发动教友们投工投劳于二零零一年复活节前夕建起了一所干打垒墙基、土木结构的教堂。  

    目前，每天晚上教友们都会乘月光或持手电筒到教堂中去祈祷，而每个星期天上午的教堂钟声则告诉人们周而复始的休息日到了。每个星期天约有一百人左右到教堂参予公共祈祷，其余的教友未到教堂，那是因为有些人带病在身，有些人外出打工。  

    目前，每年都会有昆明教区或者大理教区的神父到初干村进行一年一度的牧灵访问。 

    天主教伦理与社群关系的几个方面 

    （一）家庭关系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初干村的绝大多数教友都是在一九八七年以后由施神父授洗入教的，事实上，他们于一九八七年以前已经在家中随老教友们一起念经。一位叫做李国兴（多默，藏族，一九六二年生）的教友说：「信仰是父母传给我的，我领洗是在一九八七年施神父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其实早在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就悄悄地教我起圣号和念饭前经了。领洗前，已在家中念经了，那时会念天主经、圣母经和天主十诫。」  

    斐理伯的侄子李志高（若瑟，怒族，一九六一生）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和叔叔（斐理伯）在五十年代时为了信仰挨整。尽管如此：「我父亲米该亚在不准念经那时，还坚持每天都念早、晚课，合作社时也悄悄地念。」李国兴说，没有领洗前尽管也参加家中的祈祷，但领洗后才明白一个教友的责任。他们：「领洗后，换了一个人似的，心里感到特别踏实。」  

    一位叫做徐世清（女，若亚娜，怒族，一九六五年生）的教友表示，他们一家三口是二零零一年一起由陈开华神父（注五）授洗入教的。此前他们总是观察天主教的教友，发现他们互助、团结，自然而然觉得天主教好。她表示，领洗以后：
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平时在家中念经，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念经。我们家的发展比以前顺利，不吵架了。孩子今年十四岁，有时我还会骂他，但是是为他好。领洗后他听话多了。 
  
    就这样，天主教信仰以传承的方式在此地传递了下来。笔者观察到：在教会的公开活动被禁止的年代，人们仍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不变的天主教信仰理念，这种以祈祷的方式保存下来的精神信念，实质上也承载着一个家庭中家族成员之间共同持守的一套伦理法则，而这种伦理法则也为其他的基督徒家庭所默许。并对每一家庭成员的「社会化」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保证，使一个自然人透过与他人一道共同持守教会的伦理法则变成社会人。当这种独特的信念一旦暴露出来时，其他没有持守这一信念的人才发现原来他们一直琢摸不透的一些现象，如：家庭和睦、父慈子孝，是因为基督徒们有一套伦理法则。  
 
    尤其在一个基督徒团体呈现为强势力量的社会结构中，天主教在对人们的「集体意识」进化方面更能起到传承的作用，人的社会化演变成了「基督化」。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不但能够范导人们的行为，而且会引导社会成员形成良好正面的角色意识，以「我是一个教友」的信仰行为来扮演他的社会角色。（注六） 

    （二）外来人员  

    初干自然村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是自然繁衍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外来迁入人员的增加。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六、七十年代政府安排其他村落的老百姓迁入初干村。有的家庭定居了下来，有的则无法忍受「适应新环境」的挑战，又迁回了原住地。在留下来的人当中，绝大多数人迁入初干村后不几年即融入了基督徒的行列当中。下列的由社长提供的数据及分析，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一九五二年人口户数二十三户，教友户数：十四户； 
二零零四年人口户数四十户，教友户数：三十五户。 

    以二零零四年的数据为底数来计算，人口户数增长率：百分之五十七点五；教友户数增长率：百分之四十。 
    以人口户数增长为底数与教友增长来计算比值为：一九五三年百分之六十点八，二零零四年为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数据分析显示，人口户数增长低于教友户数增长，而横向比较的话，则显见教友人数增长较快。经过访谈研究发现，除了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因「我们都是一家人」而获享一些「互爱互助」的便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心性情感方面的共融。因为信仰共同体起到了「精神庇护所」的作用，一种「让天国临现」的信仰实践，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达成互通。信仰共同体持守的一些诸如「爱邻人」之类的伦理法则，使个体生命对信仰共同体有了心理层面上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注七）并对「社会成员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安全感。」（注八）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是，迁入后因为姻亲关系，而入了教。尽管有的婚姻是在不完全了解天主教，不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接受洗礼的。但是，在信仰共同体的包容之下，对天主教婚姻观、对公教家庭的了解或受对方虔诚信仰的影响，也即进一步将信仰伦理转化为一种生活行为了。如：王伟明（路加，怒族。一九五八年生）全家五口人（母亲、姐姐、姐姐的两个儿子和他自己）一九六九年在合作社的帮助下从离初干村有一天路程的拿恰洛迁入。母亲在迁入几年后去世，一九七八年姐姐也去世了，他带着两个侄子住在村中里，得到教友们无私的关怀。一九八六年提亲时，准岳母要求王伟明接受信仰，于是一九八七年他成为施神父在初干授洗的第一批教友。如今已有两男一女，全家都是教友。在他的影响下，大侄子于一九八八年受洗（因有智力障碍，未成家），小侄子也于一九九九年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加入了教会。  

    这么多年他做基督徒的感受是：心里好受；家庭生活方面一个迁让一点，就不会吵架了。对于孩子要好好的教育他们，让他们读书，尽力供，最起码要让他们读到初中。 

    （三）婚姻关系  

    教会在婚姻方面有非常清楚的规定，构成圣事婚姻的条件是双方都须是教友，否则必须得到教会教长的特别豁免。这既构成了教友婚姻选择方面的阻碍，但往往又在传教方面保证了数字上的增长。  

    从「宗教功能论」的正功能审视，一个虔诚的教友因为将信仰意识落实到行为中，往往能够皈化一个原本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成员，有时可能延展到一个或数个家庭。因为当伦理法则有益于家庭和睦时，它将引起人们的好感。运用得法它将是一股整合家庭成员颇具亲和力的神奇力量，在调适个体或群体的心理方面，也会履行重要职责。（注九）这种横向的由信仰主体发出的，在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角色的肯定和发扬中，往往成为和谐社群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的例证在前面所提到的王伟明和后边的赵伟明的家庭中可见端倪。  

    李胜明（阿那当西亚，怒族，一九五四年生）说：她娘家在石坡，老家没有教友，在娘家时每年要随家人一起献祭礼佛，花不少钱。一九七二年嫁到初干村，一九七九年政策松动后即随婆婆在家中念经。不懂的地方就问，婆婆也很有耐心，随问随答。一九八七年受洗入教。在她的带领之下，如今三个孩子也都是教友，大儿子还在教堂里做会计工作。她的计划是劝娘家人也加入教会。  

    另外一个案例是非教友的男方与教友结婚，男方（谷桂海，圣名若瑟，汉族，一九七四年生）来自三百公里外的永胜县，和教友杨文英（圣名阿里娜）在数年前相识，结婚后从永胜县老家搬到初干做生意，在位于教堂附近的女方家开了一个杂货店，平时义务为教堂清洁环境，深受教友们喜爱。他的社会角色，借着不同层面的服务而得到增强。 

    （四）文化生活  

    目前，贡山县的教堂已经发展到十五所，几乎每一个教堂都有一个篮球场。农闲时或星期天祈祷结束后，年轻人都会在简易的球场上打球赛，其他人则在场边纳喊助阵或等待轮番上场。  

    由于生存环境造成文化生活项目上的稀少，教友们的活动一般都是：家庭－教堂－庄稼地（或牧场、采药场）。因此，教堂也就成为众望所归的聚集中心。  

    我们注意到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或公示都能够在教堂的外墙上看到。而教堂的钟声则是每天对人们的一份呼召，对非基督徒而言则应当是一个时间上的提示或是「球赛要开始了」的一个讯号。事实上，我们看到基督徒根本没有将球场视为已有。如此，教堂作为一个天主临在的标记，也就对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感召力和亲和力。  

    孙尚扬指出，「教堂不仅成为宣讲教义的布道场所，更成为信徒交流互动的活动场所或所谓爱的俱乐部时，它为信徒提供的心理满足往往是其他社会组织难以企及或取代的。」（注十）对基督徒而言，他与教堂一道成为天主的圣殿，对非基督徒而言至少他可以成为精神的欢愉，身心的释放找到一个倡导「友谊第一的球赛」的平台。 

    （五）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非基督徒占少数的村落，我们对基督徒的研究并没有忽略他们的感受。在初干村，我们发现教友与非基督徒之间互相帮助的可贵经验。令人无法想象的是，一百年前传教士与信仰藏传佛教的教众和僧人之间曾经发生过流血事件。今天，信仰不同宗教的初干村民会集中起来今天为张家干活，明天为李家干活。他们会在一起打球赛，会分享彼此的劳动成果。尤其让我们意外的是，二零零一年建教堂时，除了教友们投工投劳做义务工外，非基督徒也带上自己的劳动工具来帮助建新教堂。  

    一位叫做赵伟明（怒族，一九四九年生）人告诉我们：他们家是一九七零年从江东迁至本村的，早期都信佛教，每年农历的三月、八月和十二月都要到山上去烧香，求佛保佑。尽管哥哥和姐姐都已经加入了教会，但他和妹妹不计划加入，他们要一心一意的信下去。因为信佛让他感到生活有价值。他表示：教会也不歧视他们，大家互相尊重，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在建堂时，他也去帮忙干过活。他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两个女儿嫁到教友家已经成为教友了，对此他没有什么想法，随便子女自由选择，一家人必然一心一意信仰一种教。他认为：信仰生活很重要，每个人都有灵魂，不管信什么教，只有诚心诚意，就能有始有终。  

    古兴龙（藏族，一九七三年生）谈及信仰时表示：他们家已经好几代相沿信佛了，从爷爷到父亲古学荣都带领村民到山上烧香，每次烧香他都会去，发自内心的去。社长（也是教友）和教友们对他没有什么歧视，在一起工作或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不谈信仰。在建教堂时去帮过忙，但不会考虑加入教会。他想象上辈一样在每家结婚、建房及葬礼时都去念佛经，但父亲没有将念经的经书传下来。  

    因为在衣、食、住、行等价值体系方面的共同需要，使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人们结成一个共同体，这一「价值协调」也构成了初干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方面的基础，借助这一动力使人们互助互爱。  

    为信仰唯一神的基督徒而言，非圣经传统的信仰体系绝非成圣佳径。透过宗教对话的「五个模式」观察，初干村教友团体与佛教信仰团体和睦相处，更多的是「倾向于变成一种生存论性的或形式性的普遍主义而非具有本质内容的普遍主义。」「这种态度具有某种宽宏大量和崇高的质量在内。你可以走你自己的道路，而且不需要谴责他人。你甚至可以与所有其他方式进行沟通，如果你碰巧有包容的经验，那么你可以不仅与你自己和平相处，而且也与所有其他属人和属神的方式和平相处。」（注十一） 

    （六）特殊个案  

    陆志军（圣名保禄，怒族，一九六八年生），一九八六年考取怒江州师范学校，成为该村屹今为止唯一的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离家前头一天母亲用藏文教他念天主经和圣母经。并送了一本《要理问答》给他。在学校时，他每天都念经并不断的读《要理问答》。毕业后分配到迪麻洛乡的才当村教书，才当村全村都是教友，他遂认识了一位姓女青年，两人于一九九二年结婚，先后育有二子。二零零零年他的妻子又怀上了第三胎，单位找他做了许多工作，建议他将孩子拿掉，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而是坚守教规不堕胎。孩子生下来后，贡山县教育委员会从超生的角度解除了他的教职，他遂回到家乡，凭做生意、挖草药、采松茸维生。二零零一年，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牧放十多头奶牛。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一个人为了维护生命可以不计较优裕的生活待遇和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件事形成了基督信仰伦理法则与世俗法则之间的高张力，在当地影响很大，尽管人们的评说不一，但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对天主所赐生命的珍惜却使更多的人感到震撼。对陆老师来说，这样让他活得心安理得，他淡淡地说： 我对我的选择没有什么后悔的，因为这样保持了生命的尊严。我只希望几个孩子好好读书，将他们抚养成才。 
 
    置身日益加世俗化中的天主教伦理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观察初干天主教团体如何面对时代演进的挑战。  

    治安情况：初干村民每家都会自已酿酒，在干活的时候需要饮酒解乏，遂经常有人饮酒闹事。目前已有三人因此被拘留过，他们都是教友。另有一位教友因拐买妇女被拘留。  

    教友的婚姻情况：目前有一对教友夫妻因感情不合按国法离婚。  

    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评价：古兴龙表示有时看到教友们不团结。赵伟民认为：「那些犯法的教友，是没有诚心诚意的求主，他们不听教友的劝告，没有守好教会的规定。如果他们诚心诚意的敬主，就不会出事了。」  

    初干村在自然环境方面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群体，但并不因此让他们与世隔绝，由于近几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和旅游人员的闯入，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而教友们持守的梵二大公会议以前的伦理法则，有时确实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山外世界的疑惑。贝格尔认为：世俗化使人们产生了对宗教的信仰危机，也就是说，世俗化导致了传统宗教对于实在的解释之看似有理性的全面崩溃。（注十二）  

    而在宗教系统整合社会结构的情况中，至少有信仰体系、仪式体系和组织系统这三个因素在发挥著作用。基于云南省天主教的实际，（注十三）贡山县十五所教堂均无神职人员，这也即意味着以上三个因素在初干天主教团体中不是整全的。由于神职人员的缺乏导致教会组织的松散，对圣经、教义的无知及圣事生活方面的失序。信仰者的身份认证更多时候表现为仅仅是在教堂念经，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会长」（教堂负责人）不能够让人们，尤其年青人在信仰意识方面持续成长。从宗教的「社会控制」角度言之，传统的信仰意识可能会与社会进化形成张力，当不能够用「面对时代征兆」的理论来「补偿」的话，那么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人」与他们所属信仰团体之间的疏离。 


注释：
一‧   （美）罗德尼‧斯达尼、罗杰尔‧芬克着，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第3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二‧    转引自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8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三‧    斐理伯，怒族，七十岁，本姓李，目前是初干教堂的会长。
四‧    施光荣（1926-2000），大理教区司铎，云南小维西人，一九三六年入教，一九四六年同巴黎外方传教会杜仲贤神父送入昆明平政街大修院学习，一九四八年回至维西，一九八七年在上海晋铎，随后在迪庆、怒江等地藏区传教。
五‧    陈开华，昆明教区司铎，云南会泽人，二零零六年十月起在巴黎耶稣会学院读神学硕士。
六‧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91-95页。 J.A., Cultural Adaptation of the Liturgy, Paulist Press, New York/Ramsey, 1984.
七‧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85页。
八‧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95页。
九‧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95页。
十‧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96页。
十一‧（西）雷蒙‧潘尼卡着，王志成译：《宗教内对话》第6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十二‧转引自孙尚扬：《宗教社会学》第147页。
十三‧云南省有三个教区，均无主教，全省有七十多个教堂和若干没有教堂的教友团体，但只有十四位神父。许多教堂没有神父驻守，一般情况是每一教堂的教友每年有一次机会见到神父，参与弥撒。
 
本文原载：《鼎》 2010年春季号，第30卷，总第1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