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东正教会拥有5万个教区、1000个男女修道院，以及60个神学院。截至1941年，斯大林几乎将教会从公共机构中清除出去。全国仍在活动的教会大概只剩150至200所，所有修道院和神学院都被关闭了。虽然在希特勒侵略苏联时，斯大林突然改变了路线——他请求教会帮助他动员人民参战——但直到苏联解体后教会的运作才不再受到严厉的限制。  

    随着1991年共产主义的失败，教会开始重建它重创后的机构生活。教区的数量从20年前的7000个增加到现在的3万个，修道院从22个增加到800个，神学院也从3个变为100多个。被斯大林在1931年夷为平地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20世纪90年代在叶利钦总统和莫斯科市长的提议下，在莫斯科河畔临近克里姆林宫的原址上重建，成为这个新时代的标志。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多次前往俄罗斯，在2004至2005年以及2011至2012都停留了一整年。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崭新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力。许多观察者认为俄罗斯正回归到古代拜占庭时期教会与国家密切合作的模式。评论家称教会正享受着支持普京政权换来的那些新发现的财富和社会特权。 

    这种评论有它确实的证据。在2011至2012年居住俄罗斯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教会主教和反普京政治运动间的鸿沟。教会领导者严禁他们的信徒参与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街头出现的游行示威活动。信徒应该呆在家中并为之祷告。抗议者的领导中没有教会的代表，他们也没有诉求东正教信仰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抗议运动与教会毫不相干。而且教会貌似很乐意（为普京）效劳，就像莫斯科及全俄主教基里尔在2012年3月总统大选上宣称他支持普京，并谴责女权主义团体“暴动小猫”为抗议教会与普京间不圣洁的联盟而闯入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行为。  

    但教会复兴的故事远比西方分析所说的更复杂。现在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视自己为东正教徒，认可教会恢复的社会声望。共产主义失败后，圣诞节和复活节重新被定为国家节日，每到这样的日子，教会无法容纳所有的敬拜者。数以千计的教会建筑恢复了昔日的辉煌，重新主导着公共空间。总统普京、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以及许多区域及地方的政治官员都公开承认他们的东正教信仰，并在市民活动和宗教仪式上与神职人员并肩出现。仅仅20年，东正教会已经成为俄罗斯最大而且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教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增长，渴望再次使俄罗斯全国基督教化。  

    这样的雄心壮志能否实现？在实际操作中它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仍是未知数。有人声称革命前的俄罗斯也不都是基督教的，所以“再基督教化”有点用词不当。其他人则担忧教会在苏联解体后的系统下已变成了另一个只知争夺社会特权的机构，带人们远离它的使命。然而，我在旅居俄罗斯时认识的大部分神父和活跃的教会成员，都期望东正教将再次成为国家身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梦想这样一个俄罗斯：教会的标志、信条、道德价值观和教导，能够抓住大众的想象力，并在塑造社会上起到主导作用。
 
    而成功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俄罗斯人活跃参与教会的比率很低。虽然70%至80%的人现在称自己为东正教徒并且已经受洗，但只有2%到4%的人经常性地参加礼拜。持守教会禁食的人就更少了。尽管如此，社会学调查表明俄罗斯是人们称宗教对自己的重要性增加而不是减少的地方之一，这在发达国家中是很少见的。我常惊讶与像我的朋友塔尼娅这样的俄罗斯人，她是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拥有成功职业的莫斯科居民，虽然质疑上帝的存在，未曾参加过教会的仪式，甚至不知道主祷文，却前往遥远的东正教修道院朝圣。她说她经历了一个神圣的世界，在那儿心里充满了全然的喜乐和平安。对她而言，日常参与的缺乏显然无法否定那种高度的感情联系。教会的解释简单有力：东正教帮助俄罗斯人明白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谁，是什么使得俄罗斯在世界众多国家中独一无二。 
 
    自从2009年基里尔被任命为主教，教会的标语即变为“votserkov­lenie”——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教会化进程”。基里尔挑战教会将俄罗斯社会的每个部分——从飞车手到摇滚乐迷，从吸毒者到政治候选人——都视为自己的宣教工场。  

    尽管共产主义下俄罗斯社会深度世俗化，但基里尔对成功再基督教化持有信心。他认为，东正教道德的与审美的价值观是国家历史身份的核心。东正教传统已经渗透在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建筑、音乐和文学成就中。只有确认自己的东正教根源，俄罗斯才能成为真正的俄罗斯。这引发了许多俄罗斯人的共鸣，甚至包括那些在其他方面持世俗观点的人。然而，问题也存在着。尽管教会的参与成功地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这不意味着人们正在以教会所期待的方式委身成为东正教门徒。
 
    莫斯科的斯列坚斯修道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使我们看到教会在教导人民的信仰上的不足。该修道院成立于1397年，1925年被苏维埃政权关闭，由执行监禁与死刑的秘密警察使用。如今重新开放的修道院因其出色的合唱队（曾在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演唱国歌）、进取精神、以及与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而再度知名。他们目前正在建造的第二个教会，可以容纳超过2000位敬拜者。信仰的环境是使人印象深刻的。然而，我住在莫斯科时，经常参加一个教会每周的成人教育课程（一种圣经学习），出席的人一般不多于35个，而且修士的教导往往很难进入他们心里。  

    该修道院的出版事工则更为成功，每年会有100多种新出版的书籍，涉及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督教灵修学、教会历史、圣经、教会音乐和艺术、东正教禁欲操练、修道生活、礼拜与教会祷告、以及圣徒生活。其他的教会出版社源源不断地推出面向大众的各种图书、小册子、CD和DVD光盘。  

    近年来出版界最大的新闻就是普京总统鼎鼎大名的灵性顾问和斯列坚斯修道院长的吉洪（舍夫库诺夫），在《平凡圣徒》（照字面翻译就是“不神圣的圣人”）一书中讲述了他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转变为东正教修道士的一系列小故事。与东正教“行为指南类”的著作不同，《平凡圣徒》所描绘的教会是由一群带着疾病与污点的人组成的，然而上帝却通过他们成就美事。这本书虽有600页之长，却销售了150万册，成为共产主义结束后俄罗斯十大畅销书之一。不仅宗教书店，超市和Barnes、Noble之类网上书店也有出售。《平凡圣徒》持续热销，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衡量都是一本深入人心、广受欢迎的书籍。但这本书是否能吸引非教会的读者活跃参与教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成功与不足也同样共存于俄罗斯第一所基督教大学——位于莫斯科的圣吉洪东正教人道主义大学。2011至2012学年我在那里担任驻校学者，讲授新教神学，并研究实践神学以指导当今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如何进行教会化。该大学最初是为世俗教育而建立的神学院，现在则是俄罗斯最好的非国立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以有10个学院而自豪：神学、宣教、历史、文献学、宗教教育、教会艺术、圣乐、社会学、信息技术和应用数学。  

    圣吉洪大学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使命，就是要训练一批富有学识的新骨干，将东正教价值观带入俄罗斯社会的每个领域。这与美国天主教会对圣母大学和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期望有相似之处。圣吉洪大学的老师们是教会的一流学者，学生们也求知好学、吃苦耐劳。然而，我还是觉得这个大学在无数追求财富和政治权利的世俗寺宇中，只是一个微小的东正教圣所。大学在努力克服苏维埃时期知识上的偏狭，但是我遇到的神学生却极少能胜过那些塑造了当代西方神学的挑战，比如历史批判主义和自由主义神学。 
 
    圣吉洪大学的使命在毕业生就业的问题上也遇到阻碍。有些毕业生寻找教会中的职位，常被认为太过自由主义或缺乏教会神学院所强调的苦行操练。而其他那些从社会学系等专业毕业的学生发现，雇主更愿意雇用在国立大学完全接受世俗化训练的学生。学生整体的特征也很难改变。因为从国家取得认证，大学不允许再向求职者出具神父的推荐信。虽然大部分学生仍视自己为东正教徒，但其中许多人在教会的教义和操练上都缺乏根基。  

    以基督信仰教导人的难处不是俄罗斯特有的。但若在其丰富的仪式与修道传统之外缺乏一个充满活力的知识文化，教会对教会化进程的雄心壮志不会有多少进展。俄罗斯东正教会如果要将基督信仰与自己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便极需富有恩赐的公众神学家。发展公众神学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来自社会的世俗化压力，而且有来自教会内部的反智主义态度。太多神父只是简单地要求世俗的人们顺服教会的权柄和传统，而多数世人只是把东正教会当作一个仪式大全，好从中挑选为自己效力的东西。
 
    社会主义之后，东正教会很快地恢复其社会服务的悠久传统。如今，修道院与辅理修士、修女团体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俄罗斯遭疾病、离弃、监禁和失业的人们提供灵性和身体上的帮助， 修道院总是处于俄罗斯想象力的中心。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中描写的佐西马长老那样，神职人员鼓舞着俄罗斯人从他们的罪中悔改，瞥见所有生命之间奇妙的联系。俄罗斯许多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去过在欧迪那修道院向著名圣长老朝圣。其他的修道院也已经成为服务社会的中心。  

    圣伊丽莎白（罗曼诺娃）激励了许多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伊丽莎白是最后的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姐妹。在丈夫1905年遇刺后，伊丽莎白放弃了贵族的生活，用其财产在莫斯科建立了马大和马利亚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不仅是一个虔诚祷告的地方，而且为城市中的穷乏人送去关爱。但是这个修道院并未持久。1918年伊丽莎白被俄国共产党处决，她的修道院在20世纪20年代关闭，其教堂也变成了电影院。  

    当东正教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将苏维埃时期的殉道者封为圣人时，伊丽莎白是第一批。她谦卑关怀社会边缘群体的力量与美丽，在她的修道院重新开放后仍引导着其中的事工。该修道院对自闭症儿童和蜗居家中老人的新事工成为新俄罗斯的模范。就像一位修女对我说的，“当我们在伊丽莎白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工作与生活，我们能感到她的同在。”其他的修道院也已承担起伊丽莎白的工作。 
 
    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修女会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始了对市内一所精神病院病人的照料。病人们出院时，这些修女们为他们预备了建筑、农业和教会艺术（如圣像工坊、教堂陈设和教堂织物）上的工作。这些企业的收益使得她们可以拓展对其他失业者的帮助。  

    最终，这些修女为纪念圣伊丽莎白在明斯克的郊区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我2012年去参观时，90位修女，在辅理修女会的200个成员的帮助下，为1700多人提供工作和住房。受助者中有许多人在修道院的土地上耕种劳作，为圣伊丽莎白社区提供食物并对外出售。这些人完全参与教会生活，接受灵性辅导和宗教教育。很多教会在星期天或宗教节日与修女们一起，通过奉献和祷告支持修道院的工作。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衡量，马大和马利亚修道院和圣伊丽莎白修道院都做出了伟大的成绩，这见证对处于市场经济快速转型初期、社会服务却不发达的俄罗斯，是极为重要的。教会的大公性（sobornost），这个难以翻译、用以描述亲密深入的交流与相互关怀的俄语词汇，有力地回应了后苏维埃社会中人们的物质与心灵上的需要。  

    基里尔主教要求每一个教区要建立结合社会关怀和福音使命的事工。然而，许多教会领袖认为是国家而非教会应当承担社会服务的责任。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教会的志愿服务和社会事工在俄罗斯是新事物，因为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国家接管了所有的社会工作。比起问题重重的俄罗斯社会，教会的服务不仅新，而且非常渺小。在莫斯科，教会的社会事工部门拥有一个包括大概1000名志愿者的网络，但这个城市的人口有1200万。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教会的社会拓展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是奋战在一线如英雄般付出的修士修女们所应得的。教会的社会倡议一定还会扩大，而教会化进程是否有结果却不太清楚。在世界任何地方，政府考虑的是许可、训练，从而决定教会在社会项目中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普京政权对中介机构的怀疑，以及试图将其控制的愿望使俄罗斯的情况更为复杂。
 
    欲解释共产主义时期和现代俄罗斯的历史，我发现俄罗斯人采用不同的选择性记忆策略。对我这样一个美国人，外人，他们尤其持谨慎态度。一方面，他们可能在苏维埃镇压中有亲属失去了生命。另一方面，他们为国家在共产主义时期经济和军事上的成就感到自豪。  

    教会对二十世纪的诠释则聚焦在成千上万因信仰受逼迫的人。这种记忆与教会化进程紧密相关。为了弥补国家历史上对抗教会的罪，俄罗斯人应该保护教会并进入教会生活。  

    亚历山大·马兹林长老，作为教会历史学家年轻一代的代表，将二十世纪视为俄罗斯教会经历最大的苦难也是最大荣耀的时期。他引用德尔图良的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许多教会领袖进而认为，殉道者的血是新俄罗斯的种子。根据该版本的历史记忆，俄罗斯人若尊重教会在共产主义下巨大的牺牲，他们会经历国家的更新。只有作为一个东正教国家，俄罗斯才能够再度富强。  

    为了推进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此种诠释，并用含蓄方式表达俄罗斯的未来，教会进行了一系列追封圣人的活动。2000年，一个主要的教会理事会正式认可“汇集新殉道者及俄罗斯迫害中坚持信仰的教徒”一事，“无论知名还是不知名的”，追封了700多人。从那时起，近1300个新增的圣人出现了。几乎俄罗斯每个教区和修道院都认定了他们的新殉道者。教会为他们绘制圣像，创作圣乐和对他们的祷告，出版他们生命故事的官方版本，崇敬他们的圣物（如果留下了什么的话）。在殉道者或迫害中坚持信仰的教徒去世的日子，教会会将他或她的名字纳入敬拜的祷告之中。  

    另外一种对历史诠释的维护体现在教会的纪念地点。布托沃曾经是一个莫斯科教区的刑场。与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一起，数千信徒在这里为他们的信仰而死。共产主义时期结束时，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此地移交给教会。研究者如今已经记录下受害者的名字及他们死亡的时间。有一年，主教在这里举行了一次露天礼拜。修筑在附近的一个大教堂展示着受难者的照片、此处巨大的坟墓中发现的少量个人物品（如鞋子和眼睛），以及被封圣者的圣像。索罗维茨基则是一个更为有力的例子。这个白海中的小岛，在北极圈南仅100公里。那里曾有俄罗斯最大也最有名的修道院。1924年苏维埃将其变为第一集中营，那里专门关押基督教信徒。一些受害者被绑在树上任由蚊子叮食致死。其他一些人死于伤寒或无法在严冬中存活。如今，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每年到岛上重建的修道院里敬拜，崇敬这受苦的地方。  

    第三个主要的朝圣地点尊崇了王室。叶卡捷琳堡的宝血之上教会位于监禁和处决王室的建筑中。几英里之外，布尔什维克党抛入沙皇以及他妻子儿女尸体的矿井旁，修建了一个修道院和纪念教堂。大批东正教信徒每年在这些事件的纪念日聚集到这里。
 
    有许多其他同样有力的对历史的陈述，在今日俄罗斯与教会的纪念方式相争。普京强调了反法西斯德国中国家的牺牲。红场的列宁坟墓和他在全国无处不在的雕像仍肯定着共产主义的成绩。历史的健忘症也在发挥作用。教会的苦难神学对一个越来越追求“欧洲”标准生活质量的社会毫无意义。  

    毋庸置疑，对教会化进程最大的障碍是难以形成本应是东正教生活重心的圣餐群体。像莫斯科或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成百上千的人们生活在苏维埃时期建造的住宅区，因此没有教会在那里。为此，主教宣布了一项计划，与市政当局一起合作，在莫斯科建立200所新的教会。然而到如今，对那些住得离教堂很远的人们，仍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参加礼拜。  

    另外一个障碍源自俄罗斯人对圣餐的不同态度。传统上，俄罗斯东正教信徒一年只联系3到4次，有时只在圣周的大星期四。对个人认罪、神父的赦免、禁食、修复破损的关系、朗读长祷告的要求，优先于对圣餐的参与，并不鼓励频繁的接受。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们趋向于将圣餐视为极个人主义的事情。神圣的元素已经被理解为保障个人的福祉，甚至只是身体的健康。  

    今日许多主教，尤其是在大型城市教会中的，正试图改变圣餐的操练。经常甚至每周的聚会变得越来越常见。预备工作不再那么繁重。我在莫斯科参加的教区里，人们可以在神圣礼拜的仪式中认罪。有时，教区的牧首给予一个大众的赦免，一位朗读者代表大家高声朗读预备的祷告。然而，许多俄罗斯人仍不明白领受圣餐是进入教会的丰盛（fullness）。他们可能在圣餐仪式的最后一分钟才来到，随后匆匆离去。他们不过是为了个人的益处得到饼和酒而已。  

    教区中关系的质量也很重要。弗拉基米尔·沃罗比约夫，圣吉洪大学校长，认为“社群”是放在当今俄罗斯东正教会面前最紧迫的任务。社会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没有寻求或期待在教会里得到相互的关心和照顾。他们更愿意只是偶尔拜访一下，去点燃蜡烛或当面对个人需要时订购一份祷告。他们对教会“生活在一起”的邀请并不感兴趣。
 
    当基里尔在五年前成为主教，教会化进程的前景看上去一片光明。作为俄罗斯最具魅力的公共演说家，他喜欢教会中或其他大众的支持。然而在过去几年中，教会面对了极大的阻力。正如俄罗斯人所说，一个新的反教权主义已经出现。俄罗斯媒体经常把教会描绘成受金钱和特权束缚却没有好行为的样子。基里尔也因自己的奢侈受指责：价值3万美金的瑞士手表，莫斯科河畔的专属公寓，瑞士的滑雪度假。教会在性和堕胎上保守的立场，对俄罗斯与乌克兰民主运动的反对，激怒了一些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俄罗斯人，东正教基要派攻击基里尔没有促使普京禁止**书刊，或认定公开贬低东正教道德价值观非法。  

    整体上，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远不是将俄罗斯社会教会化，而是将教会融入俄罗斯社会的每个维度。国家积极支持教“社会化”进程。普京亲自归还了共产党没收的重要建筑和著名圣像，参加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复活节礼拜，肯定了教会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他征求教会对健康和流产相关社会立法的意见，承诺国家会保护教会免受诽谤和中伤。对“暴动小猫”的起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外，普京经常赞扬教会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上的独特地位。在去年庆祝莫斯科建立825周年庆典上，红场上方的检阅台上，主教就坐在总统的旁边。  

    努力使国家身份而不是灵魂的再基督教化，不一定意味着教会会变成一个国家教会。东正教领袖们经常肯定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知道向国家利益妥协会毁坏教会属灵上的自由，就像彼得大帝废除主教制，成功地使教会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还有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那样。此外，再基督教化不是要求每一个俄罗斯人成为东正教徒。教会意识到俄罗斯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团体组成，而且个人在宗教上应享有自由。一个强迫的信仰已不再是信仰。  

    取而代之，教会更多进入社会反映了一种信念，就是东正教对俄罗斯人的思想有着一种持久又有力的影响。今日的教会带着极大的自信，提升自己的角色成为国家身份的主要诠释者。教会要求在俄罗斯社会中拥有特权，因为它相信东正教会最好地保护了俄罗斯人民的历史身份和价值观念。教会及其标志、礼仪、教导不再退居边缘地带，而是相信它宣告着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 
 
    圣三一-圣赛尔吉乌斯大修道院（俄罗斯只有四所修道院有“大修道院”的称号），在莫斯科北部，是俄罗斯最富盛名的朝圣地。世世代代，俄罗斯人从全国各处前来崇敬修道院的圣物、圣像，和圣水。杰出的政治界与知识界领袖都向修道院长寻求属灵和政治上的指导。从许多角度看，这里都是基督教理想与俄罗斯身份融合的焦点。
 
    今日的俄罗斯不同于彼得大帝、托尔斯泰和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不过，我每年都加入数以千计俄罗斯人到大修道院朝圣的阵营。他们与他们的祖先走的是同样的路径。在他们的目的地，他们看到的是几代人寻找并看见的：神圣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圣之美和真理的眼光短暂地触动着他们。他们立刻从世俗之爱的琐屑中脱离，对神圣超然存在的感受提升了他们，使他们不只与基督联合，也与俄罗斯文化的最高成就联合在一起。  

    我们不应贬低这样的经历。俄罗斯是一个几十年来深受共产主义统治伤害的国家。但俄罗斯人视他们为伟大的国家和文明，而不只是正在从失败的政治实验中恢复的二流欧洲势力。东正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对自己文化的价值感和身份感，如何作为西方一员又不同于西方。这是俄罗斯最深处的力量来源。
这种力量也带来了巨大的试探。俄罗斯东正教会希望它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力会帮助人们相信福音，但很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北美的经验已经教训我们，如此基督信仰与公民宗教极易混淆，从而腐蚀了教会对基督国度的忠诚。  

    一些评论家称证据已经确凿。他们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已经与魔鬼达成协议，这魔鬼如今借着普京之名。我没有预言的能力。不过我了解到俄罗斯教会拥有许多的恩赐和优势。如今，俄罗斯对纯正信仰的危害不是来自沙皇专制或是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吸引人追求物质和消费的新兴全球文化。在这样的时期，呼吁俄罗斯民族属灵上的伟大，而不是投降于权利，是对福音的重要见证。
 
 
作者约翰·P.伯吉斯是匹兹堡神学院的系统神学的杰姆斯·亨利·斯诺登教授。
 
 
（翻译：马冰珂
英文网址：http://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14/05/in-churching-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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