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不同国家、地域、民族、肤色、语言、文化和宗教的人群往往混居在同一座城市或社区。缘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涉及宗教的敏感事务，正在考验城市管理者或国家执政者的智慧。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移民社会的宗教徒身份认同问题，特别是外来的宗教徒身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所具有的正面或**作用。
 
    2009年，笔者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曾提出，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民族融合功能。它超越了儒家社会的“夷夏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民族团结，在此基础上不断融会而成“汉族”。佛教的这种民族融合功能，在五胡十六国、北魏、宋元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尤其明显。在当时的中国很多地方，不同民族的外来人口很多，甚至是外来民族占统治地位。也就是说，佛教在历史上的移民社会里起到了民族融合功能，并使当时的一些外来民族最终自我认同为“汉族”，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群体。
 
    最近笔者完成一部新着《美国的佛教：西方社会与亚洲佛教的转型》，讨论到佛教徒在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里的身份认同。在中国传统社会，教权完全臣服于国家政权，佛教徒必须服从于占据执政地位的儒家意识形态，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教合一”体制。现在的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佛教徒的自我认同，并不需要首先认同美国的主流价值。佛教在美国，为了能有快速的传播，需要去主动适应，乃至迎合欧裔美国人的心理。然而，这种调适或迎合，并不是佛教在美国生存的前提条件；有时，正因为佛教是边缘宗教，才会引起欧裔美国人的关注，或被其他边缘族群（如非裔、拉美裔）视为同道，是联合的对象。因此，佛教的出现，其本身就在改变美国的文化构成，推动美国族群、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佛教徒的身份认同遂成为复杂的动态问题。 
 
    华裔佛教徒的文化认同 
 
    在美国，亚裔佛教徒既想维持自己的佛教信仰，保持对母国的文化认同，又想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对保持传统的佛教信仰更有兴趣，希望借此维系他们曾在亚洲习以为常的传统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佛教更多地保留着故国的宗教传统，属于典型的“族群佛教”。但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他们的佛教信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借此彰显自身在美国多元文化里的独特意义。这里以华人佛教为例，讨论他们的佛教信仰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大乘佛教，经过数代华人的努力，已在美国扎根，尽管还谈不上枝繁叶茂。佛教在当地的华人生活圈里，是重要的联系纽带，影响广泛，并有少量的西方人跟随华裔法师出家。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社会里，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时会说，基督教在中国应当摆脱“洋教”的称谓。这一说法背后，是想为基督教争取某种平等的地位。佛教在中国能有今天的“国学”地位，有其2000余年积极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历史背景。今天，华人佛教徒在美国，有没有遭遇类似中国基督徒的身份问题？佛教在美国华人社会里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华人佛教具有鲜明的族群特点，汉文化的内容随处可见：中国化的佛菩萨、传统的岁时节庆、形式多样的传统艺术。在佛教道场，不仅有汉文化风格的释迦佛像，还有中国佛教特别推崇的观音、地藏等菩萨；年复一年的岁时节庆，例如，佛诞日的浴佛法会，凑巧时还与母亲节合在一起，共同为天下众生祈福；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法会，斋僧供佛、孝亲报恩；观音、弥陀、地藏、药师等诸菩萨的圣诞日，大多会有专门的法会，宛如是在中国的寺庙；若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特别是些大的道场，会有敲钟祈福、游园会、联欢会等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有时还有燃灯法会。在佛教寺庙举办的节日庆典上，通常会有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像武术、太极拳、民乐、书法、绘画、猜谜等。这些佛寺在当地的华人社区，实际上还有联络社会关系、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
 
    以当前的华人社会来看，这种文化认同与他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并行不悖。而在19世纪后半叶，华人刚到美国之初，这种文化认同使他们在美国感觉自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既不认同美国政府，也不认同清廷，这种心态既是他们在美国受排挤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遭受排挤的结果。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描写纽约早期华人方汤姆一家的传奇生活。这些华人特别赞叹美国的“安宁”：“他们希望没人理他们，就没有人理他们。中国政府不管他，他也不管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不管他，他也不管美国政府。纽约警察和他无关，他也和警察无关。他爱中国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但是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人民社会而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共同的信仰习俗连接成的社会。”他们生活在美国，赞美当地的物质生活，却在心里维持着原有的信仰习俗，如同怀念他们的父母、祖宗。
 
    在传说满地是黄金的加州，19世纪末，华人的处境每况愈下。当地的白人忌恨华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和财富，而他们的最大理由则是，华人“虽然在加州的金矿中努力工作，挖掘到了很多金子，但是他们从来不想加入美国国籍，将来都是要把在美国获得的财富通通带回中国去，这样就伤害了美国的利益。”也就是说，华人对祖国的文化认同，直接被理解成对美国的不忠诚。这样的理解，导致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人被迫回国，还有不少人选择留下，躲进美国各地的“唐人街”，靠经营手工洗衣店、中餐馆等维持生计。宗教信仰，包括各式各样的民间信仰和祖宗祭祀，成为华人在美国的精神支柱，维系着华人的道德情操与人格尊严。
 
    种族主义的思想，在当时的欧裔美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相应地，华人的文化认同，不断强化他们原先的民族记忆。生活在美国的这个族群，被凝固成“唐人”、华人的族群认同，被等同于政治认同。“二战”期间，中国和美国成了反法西斯的盟友，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把华人的族群认同等同于政治认同：认同中国文化，同样可以忠诚于美国。“二战”以后，民权运动兴起，种族主义逐渐不得人心；与此同时，宗教多元化的格局浮出水面，基督教新教独大的状况渐成历史陈迹，“政教分离”的原则受到空前的重视。华人的文化认同，成为宗教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都在想办法突出华人传统文化的特色，既是吸引信徒的策略，更是突出自身价值的方式。在多元一体的美国文化体系里，华人文化自有独特之处，也能让不少西方人心醉神迷。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白人的种族意识逐渐淡化，华人的文化认同开始与族群认同剥离，以各种形式的同乡会为纽带的华人社区，逐步转向以宗教场所为纽带，尤其是佛教和民间宗教（主要是关公、妈祖等）的庙宇，在华人中间深有影响，尽管好些庙宇有同乡会或宗亲会的资金背景。有些原已破败的寺庙，开始香火兴旺。以佛教、民间宗教为代表的华人宗教认同，一方面淡化华人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强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能体面地集体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华人佛教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竟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以其十方善财在美国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美国的华人佛寺，主动承担这样的文化功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宣化上人（1918～1995年）的弘法经历。宣化在旧金山万佛城自己开办的“育良小学”、“培德中学”里常说，小学生应先学习孝顺父母、尊重师长，中学生要尽忠为国，大学则以仁义道德为宗旨。这样的教育，明显是在贯彻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在这样的佛教团体受教育，认同儒家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宣化有一句名言，“最彻底、最根本的国防，就是教育！”形象地道出了美国华人佛教的这种传统教育，能凝聚华人世界的文化认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体系里，佛教与道教，只能辅助配合儒家社会的伦理规范。而现在，佛寺里的传统文化活动或教育，有助于华裔佛教徒作为“华人”的自我定位，能直接表现华人佛教所包含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同时，他们的这种佛教徒身份，还能帮助他们自己超越族群的界限。
 
    钱德勒（Stuart Chandler）是研究美国华人佛教的专家，他概括美国的华人佛教徒有6种身份认同：“佛化华裔美国人”（Buddhist Chinese American）、“美籍华裔佛教徒”（American Chinese Buddhist）、“佛化美籍华人”（Buddhist American Chinese）、“美籍信佛华人”（American Buddhist Chinese）、“华裔信佛美国人”（Chinese Buddhist American）和“华裔美籍佛教徒”（Chinese American Buddhist）。这样的分类固然有些令人眼花，但其潜台词非常清晰：佛教徒、华裔、美国人，这3种身份错杂其间，孰轻孰重，考验华裔移民的自我认同，涉及华人的宗教认同、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
 
    这些不同身份的划分，可以加深我们对宗教的族群融合功能的认识。普通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素来含糊不清，儒释道的因素多少都有一些。一代移民的华人佛教徒，约有一半是在移民美国以后才去皈依受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有些华人移民并不愿意突出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对其“中国祖宗”的优先地位，而是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佛教徒，从而让这个普世的宗教超越所有的文化或种族的二元论。这些华人被钱德勒称为“美籍华裔佛教徒”或“华裔美籍佛教徒”，因为他们最看重佛教，既来自中国又生活在美国。其他的华裔佛教徒，之所以参加佛教活动，主要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身世来源，只在重大的佛教节日或中国传统节日才去美国的华人佛庙。这些华人被称为“佛化华裔美国人”，他们首先认同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其次是在佛教活动里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佛教徒的身份，帮助这些华人在心理上拉近传统文化与美国社会的距离。他们所信仰的佛教，既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美国的边缘宗教，起到沟通与桥梁的作用。
 
    自称是“华人”的佛教徒是族群认同优先，“佛化美籍华人”和“美籍信佛华人”属于一代移民的自我认同，保留对祖国的记忆往往是他们毕生的信念。自称是“美国人”的“佛化华裔美国人”、“华裔信佛美国人”是政治认同优先，这在后代移民里很常见，他们与欧裔美国人的信佛方式并没有太多的实质差别。自称为“华人”或“美国人”的佛教教徒，去佛寺的目的主要是体验富有佛教色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种时候，最能体现华人佛教道场的文化功能，除了提供佛教活动，寺庙还要提供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和民俗活动。这些地方，既是他们的宗教场所，也是他们的交际场所。在很多时候，这里还是他们养育子女、让孩子们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现在的华人佛教，譬如台湾佛光山系统在美国的道场，一般都有“童军团”和“佛学夏令营”，把小朋友聚集到庙里，跟他们一起玩游戏、讲故事，中间穿插着佛学知识，诵读儒家、道家等传统经典。这些道场开办的人文学校或文化学校，除了教汉字，还专门传授书法、民乐、太极、茶道等传统艺术。这些文化活动，能使华裔佛教徒的交流更通畅，互相形成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宗教的力量实行普世的人文关怀，而不去刻意强化华人的族群意识。
 
    事实上，早期的华人移民到了美国，基本是以同乡会为纽带进行联系，结果不光是白人欺负华人，华人之间还有斗殴残杀的事情。这种状况，让孙中山先生当年在夏威夷说出了那句名言：“中国人就像一盘散沙。”现在，华人佛教在美国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至少能在同乡会之外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种社会整合的资源。很多新移民的佛教信仰并不明确，但为了融入美国、谋求发展，他们主动前往佛教寺庙。华人道场的文化活动，这张社会关系网络，能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提供大量的人脉资源，提供许多实际的生活帮助。譬如，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从台湾去的华人移民很多到了南加州，他们在台湾时还认为佛教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但到美国后，佛教给了他们许多传统文化的记忆，竟把佛教看成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理性的教育。这些新移民在美国信佛，既能帮助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尤其是当地的华人社会），获取谋生的社会资源，成为一个美国人，还能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那些台湾妇女，她们到了美国以后，信教或信佛，能使她们重新确立自我的定位，建立相对稳妥的社交网络。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在美国华人社会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佛教，像美国华人“精神上的唐人街”，凝聚着他们的文化认同，但又不是趋于保守与封闭，而是以开放的心胸去融入美国。
 
    “民族宗教”：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博弈 
 
    在美国，随处可见族群差异，不同族群的美国人彼此都是邻居，因此族群矛盾并不严重。相对而言，宗教之间的分歧比较严重，但这在美国又有较好的缓解途径。这种状况，与我国对民族或宗教问题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公民的身份认同，通常来自政治或国家的认同，但在移民社会里，这种认同又会掺杂文化的、民族的或宗教的认同。从佛教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民族融合功能来看，文化认同始终伴随着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甚至优先于他们的政治认同。这种特点，随着全球化意识的强化，在现代移民社会表现得益发显着。
 
    美国社会从一开始就由移民组成，移民的宗教信仰也就构成美国的宗教。如何协调不同民族或族群的宗教信仰，这是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即使信奉同一种宗教，亦因族群的不同而导致许多的差异。宗教事务常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常被概括为“民族宗教”关系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社会侧重于考察宗教徒的民族认同。但在像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基于种族血缘关系的族群认同并不被放在首位，重要的是宗教与政治的认同。而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宗教认同和政治认同不被等同，宗教徒身份具体表现为一种文化认同，促成一种多文化、多宗教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
 
    在我们的民族学研究里，长期尊奉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能很好地阐释民族的起源或形成。然而，到了移民社会，以及混血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全球化时代，如何定义“民族”，以便更好地适应人口的流动与社会的变迁，这确需理论工作者认真反思。在西方传统社会，宗教认同超越于民族、政治之上。到了近现代社会，西方各国陆续推行“政教分离”政策，罗马天主教逐渐失去国教的地位，形成“教随国定”的多元宗教格局。“民族”的涵义，其更多的因素是政治，被认为是成立国家政权的理由与依据。英文的nation，既可被译成“民族”，也可被理解成“国家”。“民族国家”理论的出现，使民族认同不再服从于或等同于宗教认同，突出了“民族”的政治内涵。但是，这种理论适用于单一民族或民族关系比较稳定的社会，而未必能运用到多民族或移民活跃的社会。
 
    若就移民的来源而言，依据他们的种族血缘、语言文化等特征，美国境内有为数众多的不同“民族”。美国  学者在研究这些移民的宗教信仰、文化认同时，采用“族群”（ethnicity）这个概念，一个间于民族（nation）、种族（race）之间的概念。这种做法有利于不同族群的移民归化美国以后能有相对一致的政治认同。同时，这种做法，还有利于避免种族主义的歧视性描述。虽然各族群存在主流与边缘的差别，存在人口、教育、财富等多方面的差异，种族分离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在法律上，种族主义不受保护，各族群的平等交往属于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因此，淡化“民族”的政治因素、尊重“族群”的文化与地域特色，这是美国社会维护多宗教、多文化的成功经验，也是亚洲佛教能在美国社会找到容身之地、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
 
    美国人以“宗教自由”的旗号，欢迎所有的宗教信仰到美国去。他们说，“从犹太教到印度教，从巴哈依教到佛教，这些宗教信仰的到来，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族群最多样化的国家之一。”这样的表述，虽然有炫耀美国是宗教天堂的成份，却也表达了他们以宗教认同融合不同族群的构想，以多元的宗教信仰化解、淡化族群之间的矛盾。
 
    以宗教认同淡化族群意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的地方。我国宗教徒的身份认同，主要涉及宗教、族群与文化的三者互动关系。以史为鉴，宗教徒身份，并不一定加剧不同族群之间的社会离散，在很多时候能加强彼此之间的社会凝聚，即我们平常所讲的民族团结。若能彰显宗教的“文化性”和“地域性”，这种民族融合功能就容易受到激发，宗教身份也能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本文原载：佛缘网站。http://www.foyuan.net/article-88340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