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取得传教特权，迅速扩大在中国的活动范围。传教士为了使传播基督福音更为有效，调整了传教策略，开始开办教会学校，希望以学校教育影响代替直接的教堂活动，传播福音。中学教育是教会办学的组成部分，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探讨不多，本文力图补其阙，并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教会中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他们初来中国，开始只是热心于采取多种形式传播“福音”，但令传教士们沮丧不已的是，中国民众对洋教根本不感兴趣，中国官员也对传教士采取抵制态度。传教士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播“福音”，开始把目光转向办学校。一些传教士从街道上收容一些衣衫褴褛的穷孩子或乞丐，为他们供给食、住，教他们识字、读经。于是，最初的教会学校出现了。1840～1860年间，传教士主要在开放的通商口岸开办学校，层次比较低，形式也很不规范，或设在传教士的私宅中，或附设在教堂里。学校的课程设置随意性很大，也没有固定的办学经费。 
 
    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复杂多样、动态可变以及不对称性，近代中国教会教育的演变历程也是如此。诉诸历史，教会学校的发端还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新教传教士东来以后，为传播基督福音的需要，在中国南部沿海进行了文化教育及宗教神学的活动。一般来说，教会中学是继教会小学之后兴办、发展的，但由于教会学校办学模式整体来看均移植于欧洲，因此，两者也有交叉、并行的情形。 
 
    （一）初创时期（1840——1860） 
 
    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可称为教会中学的嚆矢。1818年，基督教英国伦敦布道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am Milne）创办英华书院于马来西亚马六甲，专门培养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首任校长英国传教士米怜。1840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任校长，1842年迁香港。1839年，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把所集资金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由美国传教士勃朗（Rev.Samuel R.Brown）任校长，首批学生6人，全部住校，免收一切费用。开设中文、英文、地理、教学等课程，属小学程度，1842年迁香港，发展为中学，课程除中文外，设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等、生理学、音乐、化学等。1846年勃朗返美，由麦士（William Macy）继任校长。1844年由爱尔德赛（Miss Aldersay）女士创办的宁波女塾为中国最早的女学。免收学费，供给衣服食品。课程有识字、基督故事、数学、地理及女红等。后来与美国长老会女校合并，一名为崇德女校，后来又改名甬江女子中学。1849年天主教在上海创办徐汇公学，首任校长为意大利人晁德莅（Angelo Zottoli），学制除普通的年级编制外，还实行分院制，小学程度编入下院，中学程度的教内学生入上院，其他学生入中院。每院又按年龄分甲乙班，课程以法文和宗教课为主，除中国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均采用法文教材，用法语教学。该校兼为震旦大学预科。186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上海创办清心书院，首任校长范约翰（J.M.W.Farnhan），初以宗教课程为主，兼授国文、天文、地理、格物、算术等，1918年添办实业科，更名清心实业学校，1920年改名为清心中学堂，1924年增设商业科，实行三三制，改清心两级中学校。这时期的教会中学的学生，皆来自贫寒的家庭，学校的目的是在培养布道人才以及引导青年信仰基督。 
 
    （二）发展阶段（1860——1915） 
 
    从1860年到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很快，“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约20 000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 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1]（P277）。这个阶段的教会学校仍以小学为主，占学校总数的93%。此后，教会学校发展迅速，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已不仅出现在五口通商口岸，而是扩展至全国各沿海、沿江商埠，及至内地。据报道，19世纪末期，教会学校遍及全中国，其中开办教会学校最多的是美国的基督会。自1875年至1900年的25年间，“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 000所，学生增至40 000人”[2](P700)。其中，中学占总数的10%左右。以下是主要教会中学的办学情况： 
 
    1871年10月，美国圣公会派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位主教文惠廉（Villiam Jones Boone），创立学校于武昌云华林，以这位大主教所用的中国之“文”姓，取中文“文章华国”的含义，定名为“文华书院”。这就是湖北的第一所教会中学。 
 
    1873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teer)于1864年在山东登州创办的蒙养学堂设置中学课程，1876年正式改名为文会馆，学制分备斋（小学程度）3年，正斋（中学程度）6年，以宗教教育为主，课程有圣经、天道溯源、天路历程、四书、五经、数学、格物、地石学、测绘、富国策、万国通鉴等等。1904年迁山东潍县，改名广文学堂，后扩展为齐鲁大学。 
 
    美国美以美布道会根据1844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的规定，派人来福州传教。在传教的基础上，传教士麦铿利（Macclay）倡议在福州开设学校。当时厦门人张鹤龄信奉基督，为教会捐了1万银元以购买地皮建立校舍，为了纪念他，便把校名称为鹤龄英华书院。鹤龄英华书院于1881年1月开始招生，布道部派来的武林吉（Fvanklin Ohliger）为第一任校长。其修业年限为8年多，属中学性质。1918年，福建协和学校（协和大学前身）成立，鹤龄英华书院的第七、第八年级的学生转到该院学习，从此便为六年制普通中学。这时的鹤龄英华中学由高中部、初中部、预科部组成（预科等于小学高年级，学制二年）。 
 
    1891年，北京崇实馆增设中学，定名崇实中学。1916年学校规模扩大，增设理化实验室。1917年设石印科、织毯科供清寒学生工读。1923年设高初中。 
 
    其他著名的教会中学还有北京汇文中学、圣芳经书院、中西书院等。这时的教会中学已逐渐由不收费向收费转化，特别是教授英语的中学，颇有吸引中等以上社会子弟来学的魅力。学生中虽以男生占多数，但各差会对于女子教育，也很注重，每个差会至少必创办女校一所。不过，当时风气未开，所以求学的女生，多从基督徒家庭来。毕业后有些是做女传道。女校之中，以广州真光女学、北京贝满女学、上海中西女学、苏州景海女学最为著称。 
 
    1900年以后，教会中学逐渐受到资本家、富商、官僚新贵族、买办等阶层的欢迎，学校设备日渐完善，原有的教会中学得到稳固和发展，新建的教会中学不断出现。如天津中西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广州岭南大学附属中学、福州华南女子大学附属中学、杭州蕙兰中学、福建泉州培元学校、山西铭贤学校、武昌文学中学、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福州青年会中学、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校、上海麦伦书院、厦门碧澄中学和寻源中学等，皆先后成立。就策略而讲，大概美国差会注重中等与高等教育，英国差会注重中等教育。在1914年，国内共有教会中学184所，学生12699人。到了1915年，学校数目增至260所，学生13369人。[3]（P181）有的学者研究表明：20世纪前20年是教会中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据1920年的统计，教会中学已有40所，共容纳1489人，校均37人。[4](P253) 
 
    教会中学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中国社会呈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化的新式机关、企业大量涌现，对人才的选择提出了新的标准，通晓英语，略知自然科学的毕业生为其首选对象。于是，注重传授西学的教会中学，因其毕业生得入报酬丰厚的外国洋行或新式机关而身价倍增。其次，社会风气转变。士大夫和官宦富商一反以往对西方文化的敌视与冷漠，从切身利益出发，纷纷把西人所办之教会学校视作儿辈理想的求学场所。这一变化引起了教会学校办学方针的改变。此后，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上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对西学的追求，学生来源也于早期免费招收贫穷教徒子弟向以昂贵学费收录非教徒富家子弟趋进。以中西书院为例，中西书院于1881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创办于上海。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嬗变之中。林乐知抓住社会变化带来对教会学校态度转变的有利时机，跳出了以往教会学校办学的窠臼，把招生对象指向非教徒家庭的“上层社会”。中西书院初招学生200余人，据林乐知称，“除一人之外，所有学生皆来自上海最优秀的家庭，并且代表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阶层。”在林乐知看来，这些“优秀家庭”的子弟是“中国人中的影响之源”。[5](P89-91)因此，完成对他们的教育将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得以事半功倍。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门户洞开。从此，帝国主义列强抓住当时中国近代社会危机深重，工商业经济落后的弱点，利用清末“兴学”尚未走上轨道的时机，以教会学校学生毕业后有出路为诱饵，特别是随着殖民主义势力在华渗透扩张，这时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洋行、邮政、铁路、银行、厂矿以及领事馆等高级职员“非教会学校毕业生不收”，使教会学校“造就服从西方的知识干部的社会职能”逐步明显化，吸引学生入教会学校。为使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传教士放弃了在办学数量上与公立学校的竞争，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中高等教育和完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体系上来。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举办正规的教会中学和大学仅是少数传教士的痴心追求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后，努力发展教会的中高等教育，在办学质量上争取优势，便成了多数热心于教会教育事业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共识。1908年，美国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决定减免所得的部分庚子赔款，主要用于文教事业。英、法、化、荷诸国分纷仿效。“庚款兴学”的事件，开始了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教育文化渗透，进一步掀起了西方在华办学的热潮。这样，教会中学便更加蓬勃发展了。 
 
    （三）调整阶段(1915-1949)
20世纪最初的20年间，中国社会既经历了巨大的变动，如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新文化运动等，又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更大的人民革命风暴的到来。一向处在中国近代中外交涉以及政治斗争前沿的外国传教士当然敏感于时代的震荡。如何应付变化了的局面，使教会学校在新的形势下得以维持和发展，成为传教士教育工作者注意的中心。 
 
    191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最先提出建议，由中外教育专家共同对中国的教育情况进行考察。不久，中华续行委办会也参加进来，双方于1918年4月共同决定“尽快推行在中国安排一次基督教教育调查”。 
 
    1921年，调查团成立，由美国基督教教育家巴顿（E.D.Burton）任团长。该团认为，“中学是教育系统里的中坚。在全体教育组织之中，中学是最稳固最能自立的一部分，而入基督教专门学校的多数优良学生，也皆由中学里产出的。”[6](P183)该团所建议的是：今后教会中学应注重质的方面，应研究各项教育问题，应多聘用中国人为重要职员，应增加职业科目，应通力合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中学渐入调整的时期。尤其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爆发后，教会学校的发展势头受到抑制，虽有缓慢的增长，但由于中国自办的学校增长较快，它所占有的比重逐步下降。据有关材料的记载，截至1929年，教会中学共有172所[7] (P183)，可以分为六种类型：（1）高初两级的中学，所有科目皆系普通的。（2）高初两级中学，设有商科与师范科的。（3）中学校附设于大学的。（4）“英华式”的中学，其英文程度是很深的。（5）职业中学，如师范、农业等，此类学校为数很少。（6）初级中学并附设小学的。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中等教育也有所发展。所柏克曼在Die Katholische Missions Methode in China一书中统计，天主教办的中学教育在1920-1921年度主要有专科学校（实是中等程度）、师范学校两类，前者有61所，学生4503名，后者16所，学生612名。其中有名的中学有徐汇中学、圣芳济学校等等。一般的天主教教育设施优越，其宗教色彩和实用学科的特征甚浓。 
 
    总体来看，经历改革及努力，30年代初直到抗战以前，教会中学又呈递增态势。
以山东省烟台为例加以说明。1931年时，烟台有教会中学8所，学生1113人（校均140人）；教会小学19所，学生1972人（校均103人）。仅从校均人数看，这些教会学校已具备了相当的办学规模。教会中学的学生占烟台中学生总数的65.5%，教会小学的学生占烟台小学生总数的42%。一位省督学视察了烟台的教会学校后，评论说：“论经费，多半仰给外人与学生，虽不敢说怎么充裕，而来源可靠，基础稳定；论内容，办理者热心负责，教员肯努力研究，方法新颖，成绩切实，虽不能各校皆然，却也是多数的现象；论到精神，总不免笼罩着一层宗教的色彩。”[8] (P223)烟台教会中学的整体状况，代表着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教会学校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这种趋势概括起来就是：与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接轨，纳入统一的教育体系之中；利用财力优势，提高办学层次，创办一些有影响的学校；形成浓厚的宗教氛围，实施没有宗教课程的宗教教育。[9] (P263)下表是关于30年代初期全国教会中学发展状况。 
 
                                  各省基督教中学及学生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7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省基督教中学及学生数量动态变化，各地发展不平衡。总的看来，沿海开风气之先、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比例较高，但内陆地区的四川（含重庆直辖市）学校数及学生都较为突出，这与该地区近代经济及教育发展较快有关。虽然图中有些省市资料缺乏，但能反映出抗战前教会中学的概貌。   
 
    抗战爆发后，受日本侵略者的炮轰及摧残教会中学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经历巨大挫折，逐渐地走向衰落。1949年夏秋季节，中国发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由于这时期在华办学的以美国传教士为主，而美国奉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兼之战争环境的影响，传教士办学发生分化，低迷的态势依旧，教会中学只能勉强维持，呈现暮冬气象、颓废之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二、教会中学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指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社会或团体需要的人的总要求，属于办教育的根本或灵魂，成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是确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检查和评价教育效果的依据。 
 
    教会中学旨在通过道德、宗教、知识、职业等方面的培养教育，使学生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直接的培养目标在于教师、初步的专业技术人才、传教士或升入大学。这可以从传教士自身的言论文字中得到证明。根据传教士所称，教会中学的教育目的有四方面：第一，使12岁或14岁基督教的男女能受一种教育，足以使其在社会上占一有用的独立的并超出寻常的位置。故此，每校当不仅供给职业上之训练，而亦必教授一般的处世之智识焉。第二，表现基督的宗教及其传道救世，改良社会以及为国家服务等之教义。第三，召集及训练对于基督教事业之成功最有关系之工作者，教员及传教者尤为重要。第四，使少数有特殊功能者得进受大学教育或职业上之训练。[10] 
 
    教会中学的教育目的在各校办学设计中有所反映。如福州私立格致中学的办学目的为：一是使中等学校学生未能升学者，得有基督化之训练。二是为教会造就人材，为社会预备基督教领袖及其他教会工作。三是预备机会，以施教育实验。四是预备学生升入高等专门及大学校。五是在经济与机会可能之下，当施以职业指导或其他职业教育，俾学生毕业后，能自食其力。[11] (P269-270)这一办学取向与上述教会中学教育质量规格精神一致，只是更突出了中学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的成分。 
 
    但教会中学的宗教性依然是十分浓厚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W.Matter）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通过这种途径（宗教教学）使学生的心灵和性格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使他掌握的学问圣洁化，确保它们为真理的利益而发挥作用。……随着学生古典著作知识的增长，要不断使他们把福音中的优秀的道德和精神教诲与所得知识相比较。数学教人思考，科学扩大人们对上帝、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在学生整个受教育期间，教师的灵性生活和认真工作的榜样，对陶冶学生的心灵，塑造学生的性格都是有作用的。私人教学和公开布道唤醒并引导着学生的良心，具有西方特征的活力与冒险精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国人的迟钝和保守主义。中国基督教会下一代的中坚人物无疑将由我们的教会中学来培养。”[12] (P14-15) 
 
    西方教会对于中学教育十分重视。美国教会教育家司徒雷登是以举办北京燕京大学而驰名的，但似乎对中学教育十分垂顾。在他看来，中学时期为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因为人格的养成，人生观的规定、宗教信仰的坚定，道德态度的发展，都是在中学期内实现的。因此，“中国教育上最大的需要，不是高等教育，乃是初等和中等教育。所以基督教会，应估量其经济能力所及，去改进它们的中等学校，提高它的教育效率。这样一来，对于国家贡献，较之学时髦，不量力而多办大学好得多了。”[13] (P185)另一份材料则对教会中学的作用及价值作了更透彻地说明，“在目前基督教事业中，基督教中学实为一最重要之部分。盖中学学生皆为一般青年男女，其一生重大之问题皆于斯时决定之；如职业之选择，个人习惯及处世态度之养成，以及其一生之师友、学校、教堂皆于此时选定，而其信徒或舍弃基督教亦于此时为解决之际也。中学教育之影响乃及于大部分的中等社会，此中等社会者，盖即目前教堂之所藉以发展得力者也。社会上超越之领袖虽非为中学中所能产出，但大部分基督教的社会之强健的维持者，乃端由此中学供给之地。”[14] (P90)均从中学学生的身心发展、信念习惯及职业取向等方面的特点，论述中学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得出了教会发展中等教育的必要性。这种论述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深度的，教会中学主要面向中等社会阶层开设，这个阶层的不少家庭或成员，都是教会的热心拥护和积极支持者，同时也可以从中选拔他们所需要的高级人才。因此，教会中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教会的青睐。 
 
    教会中学主要面向教徒子弟，但是，实际上许多中学也招教外富有家庭的学生。如中西书院就明确地把视野指向非教徒家庭的“上层社会”，因而深受沪上新兴资产阶级的关注，同时也使之得益非浅。按林乐知与监会所订之条款，差会承担购置校舍地皮，支付外籍教师薪水的费用，余者皆从当地筹措。自1881年夏起，林乐知向沪上中外人士筹集资金，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显宦富商纷纷解囊。迄1882年底，中西书院已获足够“支付两年的开办费用”。[15] (P90) 
 
    教会中学是实现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重要一环。“基督教教育对于在中国教堂全体事业贡献之最著者，乃在其以教育之方法，实现基督教教会之目的。教会之目的非他，盖即欲使各个人委身于耶酥基督，俾上帝之国祚复建于人世，并创造一适合于基督教教义之社会制度而已。其对于于全体教育事业上之贡献，则在设备一种教育，以基督教之精神贯彻于其学校生活之各方面，并以此种之内容及手续，适应中国学生之最深切的精神上的需求。是故基督教教育之特色，不在其监督之机关，亦不在其力理人员之宗教上的关系，并不专在其课程表之内容，而在其精神与目的也。”[16] (P42)可见，传播基督福音，培养委身于教会事业的人，是包括教会中学在内的各级各类教会学校的根本目的。以西南地区为例。西南各少数民族长期僻居深山，贫穷落后，一旦有了知识，人们难免产生一种过更好的生活的要求，这一方面可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也会觉得知识的有用。为此，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中学教育中就很重视为学校的毕业生找“就业”的门路。当然，教会的就业主要是担任传教士，这既可以鼓励学习好的学生，又可以为教会学校培养忠实教徒的办学宗旨服务，如当时云南滇北武定区的教会中学、神学院也“专门培养长老、执事、传道员等。”[17] (P2)川滇黔交界的石门坎地区，教会也在教会中学的毕业生中选拔布道员，所以当毕业生多了以后，“被选参加传教或当教师的人数很少时”，就出现了“教徒锐减，教会也日趋衰落”的局面。[18] (P56)由此可见，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中学教育最终是为传教服务的。他们将毕业生中的一部分人作为传教士、布道员，即为毕业生找到了“就业”门路，同时也达到了以教育助传教的目的。 
 
    三、教会中学的教学活动 
 
    对于教会中学的教学活动，我们从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考察。 
 
    （一）课程的设置 
 
    教会中学开创初期，各校开设的课程并不统一，但一般都开设宗教、经学课程、外语课程、自然科学课程。随着教会中学不断发展，其课程设置也日趋势规范，许多教会中学注重技能性课程。 
 
    1．宗教课程
    教会学校对宗教课程的重视，是毫不足怪的。无论是基督教教会中学，还是天主教教会中学都是如此。因为传教士办学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布道。但是这并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企图“使基督教文化战胜中国固有的文化”，“打破中国人的骄傲，和去掉中国人的惰性”，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明”。他们认为教会学校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和教师，并通过他们来控制未来中国的发展，“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导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19] (P63-63)正因为如此，外国教会在鼓浪屿创办的中学，其目的是为“传道作导线”，增进“学生家长与教会感情融洽”。这类学校制订以“读经为宗旨”的教育方针，规定“教会学校教师，每日授课，当以圣经为重”，“冀可引导儿童、青年，明道信主。”1876年，在鼓浪屿的美国女传教士万多伦向国外传道会写的报告也称：“每一种课程都是为了引导女孩子们信仰耶酥基督”。[20] (P369) 
 
    传教士还从宗教理论上对宗教课程进行维护。他们认为，人都是有灵魂的宗教动物，宗教又是不可少的要素，没有宗教教育就没有教育的根本，教育无根本也就无所谓教育。所以真正的教育，就是将造物主的形象刻印在受教育者的心中，按照造物主的神圣意志、宗教和方向，去发展人的天赋才能。并且说，别种学问若有亏缺是可以原宥的，而不知圣教的道理，那是教友的一种耻辱。[21] (P121)这种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庇护着教会中学宗教课程的设置。 
 
    到了20年代以后，受民族主义风暴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一时间，教会学校是否开设宗教必修课，或者说如何进行宗教教育，便出现了各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既为教会学校，就必须开设必修的宗教课和举行礼拜仪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课应实行选修课制，以排除学生们的逆反心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废弃旧有的“宗教教育”名词，代之以“人格教育”。教材取之于古今中外最高的理想，作为必修课来要求；另一种是特殊课程，属基督教化道德，教材仅限于圣经与宗教史类，仅作为选修课即可。下面是当时一位叫缪秋笙的人所谈的普通课的内容及原则。 
 
    课程：初中一、二年级，伟大的生活；初中三年级，学生个人问题；高中一年级，三民主义研究；高中二年级，社会问题；高中三年级，人生哲学。 
 
    原则：（1）本课程完全系道德性质，以中外古今最高的理想为标准；（2）本课程根据今日学生最大的需要；（3）本课程系适应中学生心理的发展；（4）本课程力求简单易行。 
 
    从表面上看，这种改革使宗教内容已经被大大的淡化，其可接受性也大多了。而实际上，内中也不乏“韬晦”之意，意在以退为进。对此，有一位叫谢雅夫的传教士这样独白：教育部的限制，只是挂在“必修”课上的宗教科目而已，并没有排除宗教科目的本身，更没有排除宗教生活。有许多宗教科目，可改头换面地进行渗透，如“宗教哲学”可列入哲学门，“宗教调查”可属于社会学门，“圣经学”可属于文学门等等。教会中学当局只要抓住“人格感化的大方针，用心物色基督徒人格的教职员并给予优惠待遇，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宗教活动的天地何愁不广大呢？由此可见，教会中学是绝不甘心把宗教科摒弃，甚至不甘心从首位降至稍次地位上来的。[22] (P193-194) 
 
    2．经学课程
    在教会学校，尤其是教会中学、大学中，开设经学课程，这是与传教士“孔子加耶酥”的文化教育战略休戚相关的。 
 
    到了19世纪7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认识到，如果企图在中国扩展教会势力，光靠在下层老百姓中吸收或收买教徒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对儒家思想作一些必要的妥协并加以利用，才能对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进行突破。于是出现了“授儒入教”的做法，从“孔子或耶酥”到“孔子加耶酥”的转变，其表现有三：一是用儒家经典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据；二是纂改儒学，来附会基督教教义；三是按照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心理要求来阐述基督教教义，以减弱士大夫对异教的反感。第一个把“孔子加耶酥”从“理论”上系统地在中国提出来的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主编的《教会新报》上，连续五期发表了题为《消变明教论》的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一部分教义同儒家的旧礼教、旧思想加以结合。自此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大多数都开始在传教和教育活动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并在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为多数传教士取得了认同。特别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进一步系统地鼓吹“孔子加耶酥”的一套理论，他编写了一部名叫《自西徂东》的书，提出了他所介绍的西学，就是要中国跟传教士“共往西国，真心求耶酥之理”，然后“自西徂东”，与中国“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自此以后，在华传教士利用各种宣传机器，一时间使“孔子加耶酥”的喧嚷甚嚣尘上，煞是热闹。 这种论调为经学进入教会学校课堂作了理论上的铺设。 
 
    教会中学纷纷开设了相当比例的中学课程，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两年预科的课程中有国文、孟子、左传、史论正鹄等。林乐知在中西书院中设置了尺牍、写作和五经等课程，要求学生每天用半天时间学习中学。徐汇公学创办后的起初40年，主要课程是中文，中文教学的内容包括有“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在科举制度未废除前，学生参加科学考试。岭南大学中学部中文一科的范围更广，有文学（古文、诗词）、作文（每星期一次）、国语、历史、地理、理学等，“学生毕业后，得有普通国学基础”。[23] (P540)当然，各地教会中学中经学课程设置的比例、份量有差异，“有些地方，全部‘四书’、‘五经’列为中学课程，要求学生熟记，并练习写文章，准备参加政府考试，而另一些地方只教‘四书’，有些学校给学生一半的时间或更多的时间学习经书，而一些学校只给学生很少的一部分时间”。[24] (P126) 
 
    3．外语课程
    对于外语课程的开设，传教士之间存在着分歧。狄考文、谢卫楼认为教会学校，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宜开英语课。另一些传教士如福勒、施若瑟、李承恩等人主张开设英语，并主张用英语教学。1899年6月3日的《格致益闻汇报》发表了一篇《论学英法文》的文章，从学西学与外语的关系加以论述，有一定的代表性。该文称：“今之识时务策治者，莫不曰行西法究西学，为自强之根本，斯固然矣。特是欲行西法，欲究西学，以通西方为上策。欲通西文，非设学校以教之不可。”西文中以英法文字最为通行，“公英法二国文字，通行天下，其讲西学诸书，最为详备，最觉畅晓，故聪明好学之子弟，欲通中外实学，除读中文外，贵读英法文字。”总的来看，主张教会学校开设外语课程的意见占多数，居上锋。 
 
    教会中学纷纷设置了外语课程，当然在时间、比例、要求等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如，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和外资的大量涌入，社会对于懂英文、通西学的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学校在课程上有所调整，增设了英文课程。1887年1月29日博习书院总教习、美国传教士潘慎文（A.P.Parker）在《申报》上刊登广告，准备开设“英文书院”，招生25名学生。1888年元月22日至3月9日又连续一个月在《申报》上刊登广告：“苏城葑门内现设英文书塾，兼教算学、儒学、格致诸学，束  每年英洋十二元，半年一付，须洋八元，零付每月二元，底细章程可到院详问。博习书院美国教士潘慎文谨具。”根据后来的情况，可能专门的英文班没有开成，但在院学生愿意者可兼习英文，到1891年时已有16名学生学习英文。19世纪末，徐汇公学开始将法文列入正式课程。1904年，“课程及管理均有更动。除中文外，学生得于英法文任择一种学习。其程度较高者，即以法语或英语教授算学、物理、地理、历史等科。”1874年，由天主教耶酥会主办的圣芳济学堂正式开学，五年后发展为一所中学，学生近百人。该校所设课程有英文、法文、拉丁文、数学等科。[25] (P235-236)上海天主教学生要读外语，就进这所学校，非教徒学生也慕名而入这所学校，目的是为了可以在洋行、海关、巡捕房谋取高薪职位。 
 
    4．自然科学课程
    传教士认为，仅靠中国古籍经典教学来为教会人士谋取地位和发挥影响还不够，应该大力推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授。在这些人看来，虽然西方的科学知识到目前为止还很少为中国人所了解，但他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应该让教会学校的学生最先获得西方的优秀科学知识和教育，通过他们把知识传播给中国的民众。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1877年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上说：“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国。不仅如此，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使得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26] (P10) 1896年，狄考文又在“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大会上作了关于“什么是中国教会学校最好的课程”的报告，把课程列为六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他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列举了三大理由：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27] (P295) 
 
    从各校的教学计划来看，自然科学课程在教会中学中占了较大比重。除去一般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外，还开设有航海测量、天文测量、地学、金石学及动、植物等实用性、专业性强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课程。这与中国以圣人之说、以经学为主的传统课程相比，可以说是一种突破性的变革。以上海中西书院课程设置为例。据文献材料所载各分年课程为：“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是获西学之益固浅也。第二年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是获西学之益犹浅也。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则获西学之益渐深矣。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等，则获西学之益尤深矣。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乃于西学之益又进一层矣。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乃于西学之益，更上一层矣。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译作文，至此则大被西学之益，而可望大成矣。第八年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至此则大得西学之益，可期大用矣。……然吾人之心思固愈用而愈妙，而吾人之学业，亦弥推而弥宏，苟欲极精而深造，当更敏勉以力求，由成法而通其变化，即末艺而溯其渊源，使诱掖奖劝之效，造精微奥妙之区，窥天下万国之奇，萃中外一家之盛，则上或以求名，下即以实就。”[28] (P281) 
 
    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才。当然，出现这一客观效果，实非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举办教育的本意。“向中国介绍科学”，只不过是教会学校的一块招牌而已，只是一种途径或方式，因为他们要求传授科学知识的教学活动，必须纳入宗教神学的轨道。基于这种观念，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中，就难免会蒙上一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何况来华传教士大都无多大专长，这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不高，有时只是略胜于无而已。 
 
    5．技能性课程
    教会中学注重技能培养。教会中学为了宗教的需要，应培养青年相当的职业能力。但职业训练，不宜趋于偏狭，“或设施职业教育，或普通学科注重实用价值。”[29] (P95)学校中不宜排斥工艺类课程，这是“上帝所用藉以消灭罪恶之效果的方法”，教师须藉着他们的榜样和教训，表示工艺真实的高贵，使一切学生有机会去做，且作为每日应做的事，“使与劳心的事平均，而得到高尚知识和教训，以及实用的益处。”[30] (P48) 
 
    因鉴于当时一些大学毕业生，到外国留了几年洋，回来后，什么博士硕士，但“连帐也不会记”，因此意识到教会中学“要注意技术训练”，[31] (P69-70)以便于学生在必要时“可藉以谋生”。[32] (P118) 
 
    有的教会中学，为实现其教育目的，或使贫寒家庭出身的学生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或弥补教会学校办学经费之匮乏并有所赢利，实行了半工半读制度，“至于工读的目的，一方面是要顾全教育原理；一方面却要免除经济上的困难。使学生在工作时，养成勤俭自立之习惯。他们由所工作而获得的报酬，差不多可全得学膳费的半数。在目今这种学校经济时感困难，差会补助日渐减少的时候，教会非亟谋自立不可！这个工读制度实在是一个帮助自立的方法。”[33] (P118)据1910年《中国教会年鉴》记载，教会学校的男校中，有40%的学生是工读生，女校有50%是工读生。各教会中学提倡工读制是20世纪20年代内教会中等教育一大“显著特点”。[34] (P181)著名的如基督教的中华三育神学（“三育”，为身体、智慧、道德三者平均发展），就特别注意农事实习。学校有工厂、农场，工厂生产铁器制品，农场种植蔬菜、草莓，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按时取得报酬，所得基本可以解决学费和膳食费用的一半。[35] (P327) 
 
    到了30年代，教会深感，办在一般中小城市，吸收普通人家子弟，而又不可能完全以升大学为目的的教会中学，继续维持其“文艺式”的教育是不符合中国国情、不适合教育对象的需要，是没有前途的普通中等教育。因此，有人试图更彻底地改变教会中学的教育模式和课程结构，使普通中学的大部分都向职业化过渡。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此作了有一定深度的说明。他说：“通过这种途径（宗教教学）使学生的心灵和性格留下深刻、持久的印象，使他掌握的学问圣洁化，确保它们为真理的利益而发挥作用。……随着学生古典著作知识的增长，要不断使他们把福音中的优秀的道德和精神教诲与所得知识相比较。数学教人思考，科学扩大人们对上帝、自然和人类的认识。在学生整个受教育期间，教师的灵性生活和认真工作的榜样，对陶冶学生的心灵，塑造学生的性格都是有作用的。私人教学和公开布道唤醒并引导着学生的良心，具有西方特征的活力与冒险精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中国人的迟钝和保守主义。中国基督教会下一代的中坚人物无疑将由我们的教会中学来培养。”[36] (P10) 
 
    （二）教材的编译 
 
    教材是学校进行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教育内容的物质载体，教材的内容最集中地反映了学校的教学内容。所以，传教士在办学中便十分注意教学用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以适应教会中学教学之需。 
 
    1．传教士自行编译教科书。
    传教士在从事办学活动过程中，由于缺乏适用的教科书，便自行编译，“材料自然是以西籍为根据，或是逐字翻译，或是加以改编”。[37] (P267) 
 
    1839年，在广州的“益智会”出版了中文选辑，包括中国文选、地理、数学、建筑、博物、商务等，成为马礼逊学堂的教科书。[38] (P98)188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设立山东登州文会馆后，因迫切需要教科用图书，编译了初等数学读本。同年，狄考文与邹立文共同编译《形学备旨》10卷，1891年译《代数备旨》13卷，1892年译《笔算数学》3册。格致书院于1885年附设学塾1所，教授英语、算学、地理及文艺，采用英国图书馆出版的课本。这些教材大概都是由传教士翻译的。1893年，苏州博习书院教士潘慎文（A.P.Parker）与谢洪赉合译《代形合参》3卷，次年又译《八线备旨》4卷。 
 
    上述教材大多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创办的墨海书馆、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美化书馆出版发行，不仅作为传教士所在学校的课本，而且为其他教会学校采用为教学用书。其中有些教科书的质量比较高，受到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898年以后，全国各地设立新学堂，也采用了一些上述的数学教科书，其中《笔算数学》重印了30次，《代数备旨》、《形学备旨》也各重印了十余次。[39] (P757)
此外，传教士还编译了自然知识、体育、卫生、生物以及中外历史等许多学科的教本。 
 
    2．“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出版教科书。
    1877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全体大会上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该委员会总部设在上海，以通讯的形式与各地传教士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委员会成立伊始，便决定编辑初、高级两套中文教材，以“应当前教会学校的需要”。初级教材由傅兰雅（John Fryer）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 
 
    两套教材须包括下列科目：1．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2．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3．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4．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5．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6．西方工业;7．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8．声乐、器乐和绘画;9．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10．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为使教科书的编译出版工作规范化，该委员会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要求教科书中使用的术语统一，并尽可能地与当时出版物中的术语相一致。第二，要求所编译的教科书应通俗易懂，不仅可以用来阅读，而且还可以用来教学和研究；应在认真地消化吸收相当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编辑，而不是将几门学科知识拼凑在一起；所编的教科书应提供重点及原理，附有问题及答案；编译教科书要侧重于编，且结合中国实际，编译者对这门学科应相当熟悉，本身应当是教师，要以外国本学科最好的一本书为基础，结合中国文字、民族格言及风俗习惯，“编写出将对中华民族产生强大影响的书籍”[40] (P10)。 
 
    在确定了基本的编译原则后，该委员会与各地传教士中的编译者联系，通报选题和有关的动态，促使这项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1878年7月，第一批教科书便投入使用。1890年，傅兰雅报告历年来的成就，计出版书籍57种、74册，图表40幅。按内容列表如下：[41] (P105)  

     
    传教士以宣扬基督教作为编写教科书“最重要”的原则，要求“具有严格的科学性的同时，抓住这一切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孽和灵魂拯救的全部事实。”[42] (P88)因此，“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相当大一部分不是什么学校教科书，而只不过是宗教传单。”[43] (P239)据说，也有的传教士建议，宗教性的书籍与世俗性的书籍应分开，以便反对宗教的中国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此项建议，未被接受。[44] (P103) 
 
    3．“中华教育会”编译出版教科书
    1890年，经在华基督教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决定，将1877年设立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The Educatiion Assocition of China，又译作中国教育会）。该会目标为“探求及研究中国教育事业，加强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教授上的互助”，推选狄考文为首任会长，会员均系从事学校工作的英、美传教士。该会的事务包括三方面，编辑适用的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谋教授上的互助，探求及解决中国的一般教育问题。由此可知，中华教育会并不像学校教科书委员会那样的专门的编译出版机构，但从成立到1915年改组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贡献最显著的略有以下数项：（一）首次在1900年编辑《教育指南》，并在1905年修正。（二）审定科学和史地名词。（三）继续编译各种教科用书。”[45] (P52)可见教科书的编译仍是其重要任务。 
 
    中华教育会成立不久，首先致力于教科书编译出版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委员会对其成员分头收集编制教科书的技术术语，作了初步分工：狄考文负责编制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测量、航海、解析几何、微积分、水、空气、光、热、电、蒸汽、天文、印刷、机械工具等方面的技术术语；傅兰雅负责编制化学、矿物学、气象、平板印刷术、电镀、化学仪器、哲学注解、铸造模型、射击、造船、采矿、工程学等方面的技术术语；李安德负责编制物质媒介、解剖学、手术、疾病、地学、官员头衔、国际法、神学等方面的技术术语；潘慎文负责编制生理学、植物学、动物学、音乐（器乐与声乐）、蒸汽机等方面的技术术语。其次，加强与作者之间的沟通：“决定要求凡对中国教育感兴趣的人，不论他是否与本会有联系，请其用各种方法通知出版委员会秘书，告知他们已经完成或正在准备何种中文书籍，以避免已经发生过的两个互不认识的作者交上同一题目的书稿”[46] (P52)。 
 
    从1890年至1893年，中华教育会出版了动力学、水力学、光学、热学等方面的教科书共12种。1892年就有9种教科书“正在完成”，分别是：H·金曼和李安德的《蔡平先生的政治地理学》、J·惠志德的《自然神学》、谢卫楼的《精神哲学》、潘慎文的《三角》、狄考文的《道德哲学》、李安德的《政治地理学入门》、《物理地理学》、《心算》、潘慎文夫人的《动物学和自然历史》。[47] (P42)1894年至1896年，共出版各种教科书18种。与此同时，还重印一批原先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译的教科书。从这些教科书的种类及内容来看，有许多当属于教会中学试用的教科书。 
 
    传教士通过中学教科书的编译出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经学教材体系，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教科书的编译和传授，介绍了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对当时近代“新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在编译方法上，传教士编译出版的相当一部分中学教科书的内容简洁，线索明晰，有一定逻辑联系，所介绍的知识内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又辅以插图和各种练习题，使用的术语较为一致，易于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对此，我们均应予以客观的评价。 
 
    （三）教学管理与教学方法 
 
    教会中学的管理大权操纵在传教士手中，学校的校长，都系外籍教士。教会中学平日不许升中国国旗，校内人员的任用，条件是十分苛刻的。如天主教方面，主要任用天主教修士，包括神父和相公。其次是外籍教师，再次是中国教师，主要是同一教会所办的高一级学校的毕业生。 
 
    1921年4月，教育部发布训令，对教会中等教育学校请求立案规定了6条办法，要求教会中学必须遵照《中学校会》和《中学校会实施规则》办学。[48] (P184)1929年8月，政府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后，教会中学成为中国之私立学校，接受中国政府上监督指导。在课程设置和修业年限上，基本按1922年学制规定的三、三制，课程标准也据此。但大部分教会学校仍以各种形式进行宗教宣传。从此，教会中学作为中国私立学校的一种类型向政府登记立案，接受监督以后，并规定以中国人为校长，但学校的大权仍掌握在外国教会的手中。 
 
    教会中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突出的，教会教育家谆谆告诫称：“我人希望各位中学有充分的经费，使能聘请良好教师，购置完全设备，限制学生人数，在体育、群育和德育方面，力谋学生的幸福，发展他们整个的人格”。[49] (P4)司徒雷登的这段话表明教会对中学教学设备的高度重视。据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的报告：“在华南和华北的大城市中，基督教中学校大概是像美国的私立学校。它们有优美的校舍，所收的喾一，大率是富家的子女。……他们所过的生活是快乐的寻常寄宿学校的生活，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具，所玩的游戏，往往是欧美化的；所住的房屋和花园都是异常使人赏心悦目的。”[50] (P1017) 
 
    这段材料有溢美之处，但部分地反映了教会中学贵族化的教学条件。如，博习书院的建筑，有读书间、藏书间、礼拜堂、机器房，而机器房内所有器具，价值甚巨，又有天文台、观象台。到19世纪末，登州文会馆已拥有300多种教学仪器以及实验室、电机房、天文台和印刷厂。狄考文认为，这些器材设备与美国的学校相比毫不逊色。徐汇公学的建筑群和设备，在旧上海中学是屈指可数的。教会中学贵族化的教学设施是有其用意的，是出于吸引中国学生，培养出教会所需要的人。 
 
    传教士们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并不满意，“这种中国的老式教学法太不理想，太限制约束了学生们的智力”，[51] (P231)他们试图加以改进，作了一些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为了满足西学教学的需要。一些教学中学注重实验等手段，以使教学为直观形象。岭南大学中学部注意教学方法的改革，凡各自然科学，于课本外，皆有实验，极为注重。教学中还穿插进行室外实习，旅行研究（由教师领学生到各处工厂或特殊地点参观）、演说或辩论。[52] (P22)狱考文一面自己动手制造实验仪器，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外购买和捐募设备。北京汇文书院在1907年以前即设有电灯室、机器修理室，还收藏了相当可观的动植物矿石等各类标本。北京崇实中学理化实验室，光线明暗适宜，凡应有之理化仪器药品，无不悉备，足供中学理化实验之用。[53] (P195)杭州育英书院自传教士裘德生主持院务后，便注意添置理化仪器，用于实验。如1904年裘德生主持院务后，便注意添置理化仪器，用于实验。如1904年裘德生夫妇返美休假，翌年返杭州带来大批仪器，包括X光机、无线电器材、发动机、气温计、显微镜，以及其它小仪器，拥有这些仪器设备是教会中学的优势，有利于教学活动，并以此布道传教。 
 
    后来，有的教会中学认为应从广义上探讨教学方法的改革，如教室布置要生动，注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生的思考与理解，减少记忆的教材，教学要适合学生的性情，得到学生的合作，教材应妥善分配等。[54] (P275-276) 
 
    此外，教会中学在组织形式上，初期由于学生较少，组织机构单一，一般采取单级教学。随着规模的扩大，逐渐采用班级教学组织。教学管理上严格、专制，盛行体罚，以约束、控制学生的言行。有个别学校为了泯灭学生对西方殖民主义渗透的抵制心理，强调感情交流、精神陶冶。相对而言，基督教新教的宗教统治不如天主教严密，学校中个人主义色彩较浓，校长与教员之间，个人感情受到关注；学校校风生动活泼而浮华，学校被称为“乐园”。所以，他们常以“自由”、“民主”、“进步”来吹嘘、标榜。 
 
    四、历史的反思与评价 
 
    综上，我们探讨了教会中学教育几个主要方面问题。教会中学是教会学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教会小学既互相联系，又有自身特点。教会中学有自己的办学宗旨，从根本上说是服从于教会及所属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的。 
 
    由于社会舆论对教会和西学的排斥，起初教会中学是很有压力的，市井子第入学。多为负费食宿计。但随着外国在华贸易的开展，需要通晓外语及西方科学文化的本地人才，教会学校学生捷足先登，士绅的态度逐渐松动，上教会学校逐渐成为一种谋生求职的选择。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后，西方国家采取了“以华制华”的对华策略，企图培养一批具有基督教精神和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高等华人”，来取代崇奉儒学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从而掌握和控制中国政府的领导权，于是，又加强了教会中高等教育的办学力度，给予更多的重视及关注，以吸引大批中国学生入学，直接促进了教会中学的发展。教会举办高质量学校的目的是明确的，恰如主持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情况大型调查的罗炳生（E.C.Lobemstine）所言：“教会应同时兴办大、中、小学校系统，其教育质量不应亚于国家学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教会有好的领导人才，这是与教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55] (P10)把举办学校的终极目的与教会的命运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是教会学校的重要特征。 
 
    许多传教士在办学方面怀有一定热情，但他们碰到的却是中国士伸和民众的冷面孔。这一冷一热各有其缘由。传教士办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宗教目的，为了培植适宜于这种西方宗教在中国生长的土壤。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在西方接触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传教士也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在办学过程中，许多虔诚的传教士确实在认认真真地做着向中国传播属于西方文化、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果的工作。当然，他们是把西方的自然科学用宗教的形式包装起来带到学校课堂上来，以使学生在学习这些科学成就的同时接受基督教的熏陶。尽管传教士把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作为谋取基督教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教会学校毕竟开启了一扇让不离乡土的中国士人、学生，甚至是民众，了解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学校对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腐败的政府无心、无力兴办教育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无疑起了较大作用。同样教会中学中传授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促进了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代替腐朽没落的封建传统文化的进程，并极大地增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与中国的私塾或官学不同，教会中学设置了如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外语等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有些学校还开设了学生日后谋生所需的纺织、园艺、烹调等职业性课程，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在教学中运用观察、实验教学等方法，并比较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如鼓励学生提问、讨论，让学生参与班级事务管理等，这些都促成了传统封建教育向近代新教育的有效转型。 
 
    教会教育作为西方列强文化侵略政策的一部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对落后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有奴化和欺诈作用，甚至毒害了一小部分知识青年的心灵，使之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丧失了民族自尊、民族自救的精神，甘于塑落为外国侵略者势力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较于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又毕竟是新兴的进步的东西，尤其是作为西方文化精髓的自然科学知识，更为中国传统教育所缺乏，它的广泛传播正有利于把中国人民从封建教育中解放出来。由于科学在本质上是反迷信、反宗教的，所以教会教育以科学为传教工具，在一定条件下转而成为反迷信的工具，它同样也可以成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56] (P394)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教会中学有一定的地位。星罗棋布的教会中学虽然是在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在充满屈辱与危机的氛围中，由传教士开办的，但从教会中学出来的许许多多学生，并不全为列强服务。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用于自己的国家，这种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该抹煞的。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主旋律。如何解救日削月割的民族危机，教会学校根据所谓基督原则宣扬的诸如“国际性”、“世界公民”的说教以及为殖民侵略的辨护，在以利害为原则、强权即公理的国际关系格局里，自然成了奴化学生们的鸦片。当然，诚如上文所言，投入帝国主义列强的怀抱沦为洋奴的人与全体毕业生相较在人数上仍是少数，大多数有匡世救弊抱负的毕业生成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化救国”论的信奉者，在各自的领域里执着地耕耘着。面对千疮百孔、积重难返的局面。一些热血青年从平静的校园里走了出来，背叛了教会中学灌输的教义及精神。在二十世纪20-3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由于爱国的中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得西方差会当局焦头烂额，胆战心惊，不得不改变策略，退居幕后，让国人担任校长，并向中国政府立案，尽管立案后的教会中学在各方面仍受差会控制，但中国人民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毕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宗教教育的恶性发展，促进了教会中学的世俗化。广大爱国学生不仅在收回教育权斗争中迫使学校当局将宗教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而且通过各种手段同教会组织机构及团体争夺群众，削弱其影响，使得教会中学内信教的学生越来越少，宗教欺骗的效果降到了最低点。[57] (P4)在学生爱国运动中，各教会中学纷纷组织了学生会和各种进步团体，增强了自身的自治化、民主化制度，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锻炼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从而在中国近现代青年革命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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