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当地时间1月11日下午，法国举行了有史以来最为浩荡的游行，为的是悼念《查理周刊》及其后续事件中的死难同胞。上百万人**，多国领导人手挽手并肩走在游行队伍前列，表达对恐怖主义的同仇敌忾，重申对言论自由的基本立场：绝不容忍以武器的批判来对付批判的武器！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和多重宗教信仰的世界，以恐怖主义的方式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施以暴力和杀戮，是无耻和怯懦的行径，必须予以谴责！

 

毋庸置疑，自“9·11”事件以来，反恐已然成为西方乃至全球最大的政治正确。每遇恐怖袭击，西方世界便把矛头指向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袭击者，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却也在不知不觉中笼统地指向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这显然是不对的。

 

实际上，《查理周刊》作为法国传统的左派杂志，既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亦非有意针对伊斯兰世界。如果简单地将此次事件定性为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论”，是不负责任的。

 

所谓“言论自由高于宗教信仰”的观念，非但穆斯林世界无法认同，其他一些非主流文明也不认同。但是，这样一种“己所欲，亦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有些人是不屑体悟的。

 

法国自启蒙运动以来打倒自己的神圣源头、打倒一切的非理性传统，是此次事件深层次原因。《查理周刊》以及发行量更大的《被拴住的鸭子》，代表的不仅仅是法国反宗教控制的社会世俗力量对一切宗教的批判，更代表了法国人重估一切价值、谩骂一切价值的自由传统。这种自由的滥觞，越来越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

 

然而，任何事物都像硬币一样有着两面。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得最为深刻的，也正是来自法国理性主义的传统。毫无疑问，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现实带有流放色彩的批判，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这就给法国人带来了迷思，如何收敛自己理性主义传统，又不失自身的批判文化传统。

 

当然，最为重要的，也是被法国政府刻意回避的，是如何让穆斯林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如何让那些满身荷尔蒙的穆斯林青年远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现他们的“法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所有欧洲国家都亟须直面的。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过度反思西方的言论自由和法国的民族性，不但不合时宜，也是对此次恐怖袭击中的无辜遇难者不敬。愿逝者安息！

 

 

 

刘军宁：自由自有神圣处

 

关于《查理周刊》事件，首先必须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予以谴责。滥用暴力，其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滥用言论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前提。同样，在谴责一方滥用暴力的同时，也不能无视另一方对言论自由的滥用。在我看来，就《查理周刊》自身而言，此次暴力事件所反映的不是欧陆传统的言论自由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而是法兰西传统中的言论自由本身与其神圣源头之间的紧张。

 

在欧美，自由主义有两种传统，一种是基于信仰的、传统的自由主义，即英国老辉格党的传统；另一种是反宗教的、世俗的和建构理性主义的传统，即法兰西启蒙所奠定的传统。

 

法国的自由主义，源自于启蒙运动的传统，浸透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无视造物主，而对人的理性能力又十分自信。这种启蒙传统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一直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人的理性能力来对抗上帝。

 

我们知道，现代的自由观念有其信仰的神圣源头。但是法国的自由主义，只要自由而不要其神圣源头。其结果，这样的自由必然是断了线的风筝，无拘无束，随风飘荡。《查理周刊》不仅仅只是诋毁伊斯兰教的先知，而且也毫无顾忌地诋毁自己的神。一切神圣的都是被它嘲讽谩骂的。

 

这种言论自由认为，我自由地谩骂我的神我的祖宗，因而我也有谩骂你的神和你祖宗的自由。谁要是认为这种言论自由观是正确的，那不妨在会饮时来检验一下。你先骂你自己祖宗，再去举着酒杯骂你朋友的祖宗。其后果可想而知。一个人可以因为骂了自己的祖宗就自动获得了骂别人祖宗的权利吗？在酒桌上被人扇耳光是果，骂人祖宗在前是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跟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们否定言论自由及一切自由的神圣源头才是关键。失去神圣源头是因，滥用言论自由是果。

 

我们承认，言论自由的确非常重要，但信仰自由是另一种同样重要的自由。不能拿自己的言论自由去诋毁别人的信仰。因此，《查理周刊》事件折射的是法国人对待这两个自由的平衡问题，而不是法兰西人和穆斯林的问题。缺少神圣源头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失去树根与树干的枝头。法兰西启蒙这种放纵性的伪自由传统毒害了许多国家：从法国到红色高棉。

 

法国的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是相生相伴的，在世界各地制造了一代代的进步青年。正是这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重估一切价值、谩骂一切价值的自由传统，给当下的法国造成了很大的困境。

 

法国人的这种世俗的、目空一切的自由是对自由的滥用，也就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假个人主义。他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放纵。《查理周刊》的悲剧正是这种要自由却不要宗教信仰所导致的结果。在坚决谴责恐怖主义滥用暴力的同时，滥用言论自由、否定自由的神圣源头的人自身也应该反省！

 

 

郑亮：欧洲也需要“主流文化”

 

有舆论认为，导致《查理周刊》事件发生的，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我认为这种观点言过其实，但两种文化的差异确实是重要因素。

 

最新一期《查理周刊》封面是一个口中念着“我是查理”的穆罕默德，这在穆斯林眼里完全是对他们的先知的亵渎或者侮辱，而法国人则认为这是他们必须捍卫的言论自由。这反映出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有着本质差异。这个时候不同文化之间需要的是更多的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强调一种价值观的优势和不可侵犯性。

 

“我既然嘲笑耶稣了，也一定可以嘲笑穆罕默德”，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西方在文化上的一种傲慢，但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的傲慢。在他们看来，言论自由是无法妥协、无法谈判的，是其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观。但是，身处中东，同为西方国家的以色列的做法却有所不同。以色列不允许对包括耶稣、穆罕默德等先知形象进行辛辣的嘲讽，因为以色列的地缘和周边政治环境决定其文化敏感性要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

 

即便如此，绝大部分穆斯林也不会做出极端行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少数人代表不了整个穆斯林群体，很难有说服力，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当前更应关注的是这个量上的少数，如何在质上给整体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群体带来的伤害。极少数打着伊斯兰旗号的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主义行径，不仅是反人类的，而且也伤害了伊斯兰教，伤害了绝大多数穆斯林的形象。

 

事实上，此次《查理周刊》事件表面上起因于言论自由，深层次上却回避了当代西方社会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如何让中东、北非等穆斯林移民进入主流社会，如何为这些移民的二代、三代提供就业机会。像法国这样的非移民国家，穆斯林已占了总人口的10%，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欧洲大部分国家，主流舆论实际上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反观美国，它给穆斯林移民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穆斯林团体或文化组织以及游说国会的政治团体，能够帮助年轻的穆斯林去实现自己的诉求。也就是说，美国穆斯林的诉求可以得到有效的关注，同时美国主流文化也成功地引导了穆斯林群体分享了“美国梦”。美国强大的主流文化是欧洲没有的。正是因为欧洲缺乏将穆斯林群体吸纳进去的主流文化和相应的倾听穆斯林群体诉求的合理制度安排，便出现了一些被蛊惑或者被极端化的年轻穆斯林，将旺盛的荷尔蒙发泄于颠覆所在国家的传统，甚至参加恐怖主义组织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日渐式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缺失的欧洲国家，穆斯林群体的边缘化，乃至与国家为敌就不可避免。而英国、德国等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已经失败。或者说，在一个缺乏主流文化提纲挈领的国家，多元文化主义前景暗淡。而欧洲的左翼自由主义对《查理周刊》事件是要负间接责任的。

 

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移民对社会多元文化带来的贡献，但是对于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关注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种族主义和所谓歧视挂钩，这是不正确的。欧洲正是被左派这种高大上的政治正确话语所裹挟，造成了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而深入的讨论和关注。

 

如此看来，他们极力捍卫的欧洲多样性已彻底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同齐泽克对此次事件的评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猖獗暴露西方自由主义内部的缺憾，自由主义自身内部没有强大到对抗原教旨主义的攻击，因为原教旨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真正缺点的反动。

 

 

展江：应珍视法国的批判传统

 

在法国，《查理周刊》发行量大约6万份，与发行过百万的《被拴住的鸭子》相比，体量虽小，但也有其自身的影响力。《查理周刊》是一份左翼杂志，假如它是右翼杂志（人们的理解中右翼一般都是排外的），遭受的攻击可能会猛烈得多。

 

左翼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现实进行批判有着悠久的传统。如果不批判，左翼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大部分西方左派都尊奉作为批判者的马克思，就是所谓的广义的批判学派，其来源也是马克思。马克思说，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包括对一切宗教，他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还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查理周刊》嘲讽伊斯兰教，一定不是针对穆斯林群体或者别的特定宗教，而是对宗教整体持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

 

但是，就此否定法兰西的这种带有强烈批判主义色彩的言论自由是不合适的。首先，17人罹难，法国人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之中。这个时候进行批判，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合时宜。其次，事后诸葛亮式的批判，是否构成了对言论自由的事后审查，也是需要警惕的。应该把言论自由是否高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讨论放在平时。

 

因此，指责《查理周刊》对外民族或者外来宗教缺乏善意是可以的，但指责其为极端主义周刊，就太过偏激了。如果因为此次事件而彻底否定法兰西的这种带有强烈讽刺与批判色彩的民族性格，就是否定法兰西的传统，法兰西的文学也不会有未来。法国人的讽刺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没有讽刺，就没有法兰西文学。回想《费加罗的婚礼》，借主人公之口对审查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批判。因此，在文学、艺术、电影等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讽刺与批判是法国人永远的主题。其尖锐程度，就连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也不太能接受，更别说把先知穆罕默德看得高于一切的伊斯兰世界了。

 

而且，在言论自由这件事情上，美国在西方还不是主流。《纽约时报》没有刊登《查理周刊》的图片，奥巴马也没有去参加游行。事实上，像法国、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他们的言论自由程度高于美国、英国等基督教国家。前者对他人的讽刺更为尖刻，而后者更多的是自嘲，对他者文化的批判还是比较收敛的。

 

抛开《查理周刊》事件，法国人的批判传统是好东西，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的这种带有流放色彩的批判是好东西。就像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说的，“是说，如果被当下某种繁荣、安定的局面所迷惑，人就会在一种娱乐的状态中走向自我毁灭。”因此，我赞同在学术层面对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言论自由进行反思，但在大众传媒上，我反对对法国的批判传统进行过于无情的鞭挞。

 

 

朱大可：“文明冲突论”的陷阱

 

最近，巴黎发生的一切，提醒我们再次反思曾风靡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关于“三大文明冲突”的说法，令无数中国学人掉进了陷阱。

 

西方学界从来不重视“文明”和“文化”的表述差异，布罗代尔试图对此加以区分，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文明”主要跟物质、器物、技术、科学相关，而“文化”则主要跟精神、伦理、符号和信仰相关，这种混淆在20世纪还没有太大问题，但在21世纪却形成严重语病，并且直接引发认知障碍。

 

伊斯兰极端分子针对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血腥事件已经证明，这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典型的文化冲突，它就爆发在文化符号的层面，并且直接由符号冲突转换成了屠杀。许多阿拉伯国家高度克隆西方文明，但却高度排斥西方文化，由此造成“文明”和“文化”的严重分裂。中国当下的状况，与此颇为相似，而且有越来越相似的趋势。

 

巴黎事件表明，如何对待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如何学会尊重不同的信仰，又如何学会尊重各种批评，这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在此次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我拿自己的宗教开涮，亦可拿你的宗教开涮”的言论自由是很成问题的。在痛彻悼念死者并谴责血腥暴力的同时，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些过去看起来已经解决的问题，突然再次横陈在我们面前。如何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又不妨碍他人的信仰自由，这个边界或平衡点究竟在哪里？对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为尖锐。

 

欧洲的排外主义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许多法国人不仅排斥亚非文化，而且也鄙视英语文化。法国的移民政策基本只对殖民地居民开放。在我跟法国人接触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对英语的排斥。最近一些年来，法国的种族文化冲突日益严重，导致多元主义有被否决的态势。

 

我个人比较缅怀加缪时代，这位阿尔及利亚移民，为法国文化做出了罕有的贡献。对于欧洲国家的决策者而言，如何捍卫加缪所象征的文化价值，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文化的包容性，是考量一个国家自信力或“软实力”的重要尺度。当然，百万法国人温柔的广场抗议，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样板。如何用非暴力和人性化的方式化解冲突，寻求广泛的社会和解，同样也是我们所面对的难题。

 

 转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4期总第5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