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外交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宗教是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宗教发展现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开展宗教公共外交还需要注意宗教的正反两面性、扩张性、虚实兼顾性以及“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

2014年底，我访问台湾时去高雄看望星云大师，谈到宗教和人生。星云大师特别提及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性，认为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沟通不畅造成隔阂有着密切关系。而宗教因其信众多，教义覆盖面广，可以成为人们沟通的重要资源。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突出，是社会思潮中十分活跃的文化力量，成为各国“软实力”博弈和文化相互渗透的重要平台。

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

近几十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趁势而上，迅速融入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通过改革开放发展自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中国国家利益向全球延伸，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全球目光聚焦中国，包括宗教在内的公共外交作用随之凸显。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至今被人传诵，并成为中印、中日关系强大的文化纽带。但现实看，宗教却依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认知薄弱、信任程度低、分歧严重的领域。

过去中国外交谈起宗教和人权往往“谈虎色变”，是中国与西方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上斗争特别尖锐的领域。地处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改为人权理事会）曾目睹中国与西方国家每年就涉华人权提案激烈较量，而宗教自由问题正是美西方用来攻击中国的主要武器。这些场面现已成记忆，但在国际舆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双边关系中，宗教问题依然突出。

如何卸除这种外交“负资产”包袱？如何利用中华文化包括中国宗教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正能量？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深入分析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和当前各种宗教互动态势，增强讲述中国宗教故事和设置相关议题的能力，以引导国际舆论，塑造中国宗教良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公共外交虽已囊括宗教因素，但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消除**影响，运用宗教资源开展正面的公共外交尚欠缺。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宗教领域的博弈和浸润无处不在，宗教所特有的“倾听”和“传播”能力已经突破国界。不少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其强大的信息传播系统，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将信息传遍各国信众。如总部在台湾的佛教组织慈济基金会，分会遍及五大洲，自1991年援助孟加拉水灾以来，已经援助了70余个国家。慈济不仅提供援助，还利用自己的电视台、出版物和网站广作宣传，其公共外交能力值得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理应包括宗教自信，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信仰、宗教和文化都是影响人们思想和感情的渠道。中国公共外交要以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能量强大的宗教为资源，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使中国公共外交更加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要重视宗教地缘政治作用

宗教是地缘政治中“貌不惊人”的软实力，在开展公共外交时要关注宗教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进入21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试图以西方民主来改造伊斯兰国家。但它忽视了伊斯兰教对中东和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和伊斯兰内部派别的世代纷争，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中东许多国家社会结构撕裂，国家治理能力丧失殆尽，极端宗教势力日益坐大。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复杂、严峻，而地缘宗教环境则相对温和：东亚地区日、韩受汉传佛教影响；东南亚国家以南传佛教为主要信仰；蒙古受藏传佛教影响；印度以印度教为主导，南亚伊斯兰教占主导地位；中亚、西亚、俄罗斯和中东欧主要是东正教。目前，世界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最广。基督教在西方占主流，并在拉美和黑非洲全面扩张，呈南北发展态势。伊斯兰教从西亚北非向东延伸至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形成东西方向“弧形圈”。这种“南北与东西”的描述形象道出了当前全球地缘宗教环境概貌。

中国与广大伊斯兰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总体置身国际宗教冲突之外，不是原教旨主义恐怖势力的主要目标。中国安全威胁部分来自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但中国周边地区并非其核心区域。而且，中国经略周边初见成效，上海合作组织就是通过跨国合作以应对区域极端势力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也有从文化融合和文明交流层面实现与邻国在宗教上和平共处、相互学习的深刻含义。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要兼顾周边国家地缘文化和宗教因素，连接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圈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阿拉伯及波斯文化圈。

相对有利的地缘宗教环境促进了双边关系发展。2009年，中国成为中东最大商品出口国和沙特石油最大买家。中东每年来中国义乌的人就逾20万。中国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在中东大规模售股，卡塔尔、科威特等国主权基金趋之若鹜。中国市场成为伊斯兰金融投资优先选择。“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来不仅有四通八达的石油管道和基础设施，还有涓涓流水的宗教往来。相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定会拉紧儒家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传统友好纽带，为公共外交开辟新资源。“新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韩、日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因汉传佛教形成的文化纽带，如在公共外交中善加利用，可对增进了解、化解矛盾、防止冲突起到“托底”作用。汉传佛教公元4世纪后期传到朝鲜、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中日民间交流最早始于佛教界。冷战期间，中日宗教“血缘”关系为化解两国对抗发挥了作用。佛教交流有可能成为中韩日民间公共外交新的平台。

中国公共外交需要推动藏传佛教有效促进中蒙关系，并利用南传佛教在东南亚有广泛信仰基础，更好服务于中国东南亚战略，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筑牢周边战略依托。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边境线长4060多公里，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东南亚傣族、泰族群体历史上都是从中国云南、广西迁移到东南亚半岛，与中国境内傣族有天然族缘和宗教缘。

中国目前进行资源合作的区域，无论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还是索马里，往往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风险大，其共性是国家治理能力弱，宗教势力强。中国外交既要重视与其政府打交道，还要研究其社会、文化结构，特别是宗教的作用，通过宗教资源开展公共外交，为拓展双边关系创造条件。“官办民办”相辅相成，经济与宗教同步推进。

侨务公共外交要充分运用宗教资源

一个国家地理版图会发生变化，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渊源难以完全分割。

中国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与华侨华人同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侨务工作运用宗教资源和中华民族多民族、多宗教优势，是重要课题。侨务公共外交可利用中国丰富的宗教资源，针对海外侨胞宗教信仰各异、信众颇多的侨情，开展与信仰有关的工作。侨务公共外交需要进入宗教场所，与信众接触。如华人庙宇，除了祭祀功能，通常是文化教育、中药医疗、调解纠纷、信息交流场所。我去年访问南美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地从事华文教育的是佛教组织，华文学校设在宗教场所旁，由佛教组织资助。我去看望了主持兼校长和学校教师，对他们给予热情鼓励，收效良好。

在东南亚庙宇往往是华人社区重要活动中心，“神缘”与“亲缘”紧密结合。当然要处理好中华传统宗教与侨胞所在国其他宗教的关系，共生和谐。我曾在京接待来自印尼的穆斯林社团联合会代表团，介绍中国侨务和宗教政策，鼓励他们与在印尼华裔社团和睦相处，减少了他们从宗教出发对印尼华人的疑虑。据当地华人反映，这样的交流对于他们融入当地社会颇有助益。

中国是传统意义宗教大国，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和思想，海外侨胞宗教信徒不计其数。中国又有“多元通和”的宗教传统与“和风西送”的对外宗教交流。发挥宗教的“亲缘”作用，展现中国儿女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增强祖（籍）国的文化吸引力和精神号召力，是中国营造“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周边环境的重要推力。

开展宗教公共外交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一是宗教正反两面性。2011年以来中东出现的“阿拉伯革命”以及随后中东社会支离破碎、“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势力蔓延，说明外部势力干预是重要原因，但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动乱的内因之一。

同时，宗教组织在世界各地扶贫济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用宗教弥合分歧，其贡献不容小觑，成功案例也不少。

二是宗教扩张性。宗教本质上有传教诉求和扩张性。无论是早年欧洲人口对外大迁移，还是上世纪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反向大迁移，世界移民历史与宗教扩张和传教有密切联系。由人口迁移造成信仰版图变化，引发地区冲突，与宗教冲突也有关系。中东问题久拖不决，这是原因之一。

三是宗教虚实兼顾性。宗教信仰对信众思想和行为影响很大，而且宗教严密组织性具有较强动员能力。有的宗教组织机构网络遍布全球，在环保、发展、救援等领域是全球治理重要力量。

四是宗教“放大器”与“导火线”作用。宗教在各类冲突中既作为“放大器”推波助澜，也时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如伊斯兰“弧形带”、中东“什叶派新月地带”，都是地缘政治、宗教盘根错节的地区，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

何亚非：本刊编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载于《公共外交季刊》。转自中国网，2015-03-06。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5-03/06/content_34977610_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