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认为，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导致其“花果飘零”。其实，儒家走出庙堂，下到社会和学院，自此仅扮演道德、心性层面和学术领域多个角色中的一个，是时代使然。儒家不等于中国文明本身。对于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大历史共同体来说，文明精神的传承不仅靠儒家，也有佛、道、回和民间宗教的功劳。更何况，一个文明除了有精神、文化的维度，还有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政治力、军事力等维度。

 

◤鸦片战争以降，民族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结构性整体性的改革势在必行。正是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传统儒家被不可逆转地边缘化了。

 

◤历史上儒家的功能相当于欧美的基督教、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相较而言，儒家气质更温和，表现得也更开明、开放。但无论如何，儒家不等于中国文明本身。

 

◤儒家既然塑造了从古到今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反传统论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无论乐意与否，都是儒家的传人。故此，只要不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仍然存在，仍在发展，甚至在迅速复兴。认清这一事实，便不必悲情主义地认定儒家“花果飘零”。

 

无论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算起，还是从1911年清朝覆灭算起，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与政治权力分离，都有一百多年时间了。期间，经过历次革命、战争和改革，中国文明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之前，儒家作为华夏世界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至清末已长达两千多年，只是在西方势力和西方话语的入侵下，两者间天撮地合的共生关系才土崩瓦解于一旦。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如此规模超大的国家迅速而强势地崛起，以至于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不仅是西方媒体的老生常谈，从孔子学院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也可见一斑），而且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问题便愈发凸显了。因此，未来几十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在不断崛起中重新自我定位，逐渐学会并习惯于扮演一个受人尊敬、不使人感到威胁的强者。很明显，天安门区域孔子像之立而后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对不明智举动的即时纠正。从宏观历史层面看，这昭示着再次崛起的中国文明——从古到今以儒家价值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的深厚自信。

 

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

 

如果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定义，可以说儒家既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非严格意义的哲学；如果采用一种包容性较强的定义，则可以说儒家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如果把是否信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作为判定宗教的一个根本条件，则儒家可能显得不那么宗教，至多只能说在西周或更早时代，才算严格意义的宗教；如果把是否有“基于智识手段和自我道德约束的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作为判定哲学的一个核心标准，那么儒家从孔子甚至周公时代起，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哲学。

 

尽管在认识论方面，儒学（以及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或其他精神样式）弱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它完全有自成一体的本体论、宇宙论、自然观和价值论，融合了佛道思想之后的宋明理学更达到了精致的程度。事实上，即便采用“基于逻辑推理而非经验方法的对实在、知识或价值的本质、原因或原理的探究”这种严格的“哲学”定义，则精英层面的儒学——非简单的大众层面的祖先崇拜等——仍是一种哲学。难道对天、天道、无极、太极、天理、理、性、性理等的终极探究不属于通常所谓的哲学？如果以“人们藉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作为“哲学”的定义，提倡仁、义、礼、智、信，忠、恕、恭、宽、敏，惠、勇、孝、悌、友等意义上的道德约束和自我修养的儒家学说，难道不比任何一种西方哲学更像是哲学？

 

可另一方面，儒家也具有通常所谓宗教的诸多精神要素或特点，“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表现的精神气质使它难以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区分开来，而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圣人更是典型的宗教特征。事实上，在前现代中国，天、地、君、亲、师对于儒家精英乃至一般大众来说，都至为神圣。在先秦儒家文献中，作为人格的神“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上帝”）的使用频度虽不如先前，但仍然很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上儒家与国家异常紧密的结合。如所周知，在前现代儒家社会，君主被等同于终极意义上的天，就是说政治共同体的最高领导人被神圣化了。采取这一视角，说历史上儒家所维系的官僚制大帝国是一种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政教合一政体，并无不可。

 

如此看来，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什么“儒教”概念今天虽不常用，但晚清以来一直都受到论者的青睐甚至激烈捍卫。考虑到儒家不仅从一开始就信奉“上帝”、“神”、“天”，而且一直有祭天地山川、祖宗圣人的传统，甚至在停止举行国家祭仪之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中国人仍然在祭祖、祭黄帝、祭孔子，似乎就更有理由把它视之为宗教，称之为“儒教”了。从历史上看，儒家在整个东亚世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长达两千年之久，如此优异的表现，或许只有近代之前的基督教勉强可比，古希腊罗马称之为“哲学”的精神体系——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等——任何一种现代哲学都望尘莫及。

 

儒家与政治权力分离对于中国文明而言是一件大好事

 

鸦片战争以降，民族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结构性整体性的改革势在必行，1905年之废科举只是巨大压力所至的必然选择。“共和”之后，救亡图存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有减轻，故之后激进主义思潮波诡云谲，风雷激荡，变法与革命此起彼伏，方兴方衰，中国由此翻江倒海折腾了大半个世纪。正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文明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传统儒家被不可逆转地边缘化了，即便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热”也无法终结这种局面。

 

于是有论者认为，是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导致其“花果飘零”，甚至有儒家已成“孤魂野鬼”的悲叹。如果采取宏观历史的视角，不难看出，所谓“花果飘零”论、“孤魂野鬼”论，其实都是晚清以来受害者心态的反映。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文明的复兴，国家的不断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主导性力量，受害者心态定然已经过时，继续沉湎其中只会有百害而无一益。认清了这一大局，就不会认识不到，儒家走出庙堂，下到社会和学院，自此仅扮演道德、心性层面和学术领域多个角色中的一个，且远不如从前重要的一个（除其他宗教外，又增添了现代意识形态的竞争），是一种必得付出的代价。考虑到先发国家无一不经历了一个宗教与政治权力脱钩的过程，就更是如此了。

 

事实是，历史上儒家的功能相当于欧美的基督教、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相较而言，儒家气质更温和，表现得也更开明、开放。但无论如何，儒家不等于中国文明本身。对于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大历史共同体来说，文明精神的传承不仅靠儒家（甚至主要靠儒家），也有佛、道、回和民间宗教的功劳。更何况，一个文明除了有精神、文化的维度，还有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政治力、军事力等维度。

 

也应看到，在欧美，宗教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状态之被打破即政教分离，是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长达三四百年，故所造成的社会震荡明显不如现代中国那么剧烈。相比之下，由于儒家与政治权力的脱钩非常突然，再加激进思潮的冲击和驱逐列强、国内革命战争、尽快实现现代化之巨大压力，结果造成长时间的政治震荡、社会失治、价值失范、人心不古。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仍未结束，并成为执政者、学界乃至普通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尽管问题很多，甚至乱象丛生，但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之外第一个整体性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中国是第一个能与西方超级大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展开博弈的国家，且在可见的未来，全球权力天平必将越来越多地朝中国倾斜。因而很清楚，儒家与政治权力分离，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最终说来对于中国文明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悲情主义地认为从此儒家便“花果飘零”，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的位置怎么摆？考虑到近代以来各大宗教无不经历一个与权力分离，被现代世俗价值观边缘化的过程，这一点就更清楚了。欧美固然有诸多现代性问题，但欧美知识人会哀叹基督教“花果飘零”吗？

 

至于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一类说法，实在不值一驳。只要尊重常识，只要对国际学界的主流立场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继续沉湎于激进主义思维，对儒家作这种庸人主义的否定了。儒家社会固然没能率先形成现代民主，但早早就形成了为其他文明所艳羡的经济自由主义，早早就废除了以出身来分配权力、占有资源的贵族制度，早早就形成了科举这种使社会阶层得以上下自由流动的社会政治体制，从而为华夏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更为形成现代形态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打下深厚的基础。在当今发达国家，现代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可能，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前提、是关键。凡是尚未形成稳定秩序的国家便搞了欧美式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

 

健康的文明必须有一种遗忘或“删除”机制

 

如所周知，儒家是一种重精神的生命形态，儒家教诲的传承历来重心传而非形传。既如此，就没有必要在敏感场所立孔子像以高调宣示儒家精神，更何况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比它所容涵的某种宗教或哲学更加宏大，而任何一个精进健动、生生不息的文明，都应是一个不断扬弃旧我，重构新我，“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

 

晚清至今，中国文明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剧烈变局。从短期看，这种变局对中国人来说虽意味着屈辱、失落、痛苦，更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急剧转型、社会政治格局的激烈动荡，但从长期看，这种大变局是宏观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中国文明在一种缺乏刺激的地理——文化环境中自主演进已实在太久；任何一个文明要保持健康活力，都得有足够强的精神刺激，都得不断扬弃旧我，创造新我。任何一个文明就其本质来讲，都应是一个既能守持其同一性又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文化体系，一个开放包容，不断吐故纳新的精神有机体。唯其如此，文明才可能长久地生存并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健康的文明必须有一种遗忘或“删除”机制。只有不断摈弃那些在新形势下已丧失了原有相关性的旧质素，才可能进行一种“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重构。正是因了这种“删除”旧信息、“输入”新信息或吐故纳新的机制，一个文明才可能长久保持其青春活力。换句话说，一个文明的同一性并非静止不动，而总是处在演进生长的过程之中。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明的同一性的重大变化恰恰肇始于外来要素的结构性注入。

 

印度文明藉着佛教传入华夏世界后，与儒家、道家经过上千年的碰撞磨合，最后与本土要素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明显提升了中国文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晚清以降中国文明一直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创造性地吸纳利用西方文明要素；这是一个仅持续了一百多年，比佛教融入中土速度快得多的过程，华夏要素与外来文化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文明复兴便由此发生。从此，中国文明的品性不同于以往，而打上现代精神的烙印；它由此成为人类现代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它仍是中国文明。

 

晚清以降儒家固然已不同于以往，但以儒家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文明却仍是中国文明。尽管不能说中国知识人仍是其先前所是的“儒家”，但中国文明无疑仍是一个儒家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儒家精神的文明，正如西方文明仍是一个基督教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基督教精神的文明那样。

 

儒家既然塑造了从古到今每一个中国人，那么包括反传统论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无论乐意与否，都是儒家的传人。故此，只要不否认自己仍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仍然存在，仍在发展，甚至在迅速复兴。认清这一事实，便不必悲情主义地认定儒家“花果飘零”。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授）

 

载于《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8日；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