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怎样源起石门坎项目的？

 

我大概从2002年以后就离开了资本市场，开始关注农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问题。当时我主要在研究晏阳初，梁漱溟所做的农村改造。对这些项目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探寻社会改造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那时我阅读了很多关于社会改造和农村建设的书籍，并且关注晏阳初和梁漱溟这些历史人物。这算是我心中的一个情结。

 

另外，我是长期做经济研究的。我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使我发现，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或者说社会通过经济方面体现出来的问题，大多和人文精神有关，和人的道德，精神信仰有关。比如环境的严重破坏，污染，比如社会分配的公平等等。这些问题把我从经济学领域逐步引导到人文精神领域，我开始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方面的课题。这是我心中的又一个情结。

 

后来在一次去深圳出差的活动中，我遇到深圳商报的几位记者。在吃饭时，他们谈到贵州石门坎的项目，谈到伯格理。因为正好他们都是贵州人，所以对这个项目非常熟悉。当时他们的所谈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石门坎和伯格理的故事，触动了我心中的情结。我当时就认为，他们所说到的石门坎和伯格理，正是乡村建设的另外一个典范。他们不是像晏阳初和梁漱溟那样，在一个既定的伦理框架之下，通过输出财富和资源来改造农村的计划，而是通过提供信仰和精神价值，通过文化层面的改造来改变社区。

 

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新范式，很有意义的探索。所以我就找他们要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方面的介绍。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当时深圳商报的那位记者，就把这些书籍和文章的索引写在了那天吃饭的餐厅的点菜单上，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份点菜单，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之后不久，2011年我在贵州参加当年联合国生态大会的时，我就借此机会去了石门坎。

 

在石门坎现场的调查和观察，特别是我接触到了在当地支教的一些志愿者和基督徒。在与他们的交流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们完全契合我对文化和信仰方面的关注。同时，我看到这样一个非常典范的事例，也就是石门坎的确是一个通过精神信仰和文化来改变社区的典范，我就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我看到那个地方惊人的贫穷落后，和当地非常困难的交通条件和教学条件，于是我开始想，自己能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

 

要说缘起，恐怕大体就是这个背景。

 

记者：伯格理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的，当地人对伯格理的接受经过了怎样的过程？

 

伯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受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召唤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的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云南昭通，在那里呆了17年，并已经成为昭通地区的主教。由于他开始在传教的过程中，主要是针对汉人，尤其是汉族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所以成效不大。我们知道，儒家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视野下，认为文明是有文野之分的，历史上中国人的看法是认为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西方和其他地方都是蛮夷。所以他们有一种中华文化中心论，有一种中华文化的高贵感和优越感，而对西方的文明采取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观，伯格理在昭通的传教并不顺利。据历史记载，伯格理在昭通传教17年，接受洗礼的教徒不到30人，而且这些人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状态。

 

其实伯格理在昭通传教的过程中，他根本不了解石门坎，他并不知道花苗人、也不知道石门坎，尽管这两个地方并不遥远。但是当时的苗人属于社会的最底层，属于奴隶，他们没有任何财产或权利。由于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也不可能走进或引起伯格理的关注。

 

真正引起伯格理对花苗人的关注源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贵州的安顺，也就是今天的黄果树这一带，当时也有另外一个传教士，叫党居仁。他和伯格理不属于同一个教会，而是另一个差会的派遣者。但是党居仁有天突然发现走在路上的四个人，他们的服饰与在安顺看到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不一样的。他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当地人了解。当地人告诉他，这些人是花苗，是居住在威宁和乌撒的少数民族。当时党居仁便非常友好地接待了这几个花苗人，并且拿了饼干给他们吃。这些苗人从来没有受到别人如此和善的对待，何况这是个洋人。他们非常高兴，并且觉得饼干非常好吃。党居仁就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食物。这四个花苗人于是对党居仁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当时党居仁就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他，他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后来这几个人真的遇到了一件事。他们在打猎中，打到一个野猪，但是野猪被当地的土目彝族人抢走。彝族人是花苗人的统治者，是土司土目阶层。他们认为花苗人没有土地，没有森林，没有河流和财产，花苗人打的野猪是在他们的森林中打的，因而这个东西本来就属于彝族人，于是他们把野猪抢走。如果在平时花苗人也就忍气吞声，没有办法。但是他们想到当时给他们饼干的洋人说能够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就去找党居仁。党居仁便给当地的官府写了一封信，后来官府判定把这头野猪还给了花苗人。这件事情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花苗人，把党居仁称作“眼镜有鸡蛋那么大的洋人”，因为党居仁带着眼镜儿。他们对党居仁非常有好感，所以后来经常来找他。党居仁了解到他们从威宁走到这边太远，大概要走15天左右非常辛苦。因此党居仁就对他们说，你们住的地方离昭通很近，那边也有一个牧师叫伯格理，他同样可以帮助你们。于是党居仁就写信给伯格理，让花苗人去找他。

 

所以，历史的事实是，伯格理在没有去石门坎之前，是花苗人主动找到了他。这些花苗人怀着信任的心情来昭通找到了伯格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后来上百个人一起走到了昭通，这才使伯格理了解到花苗人非常需要他。所以这时，伯格理才决定将他在昭通传教的重点，从对读书人的传教，转为对花苗的传教。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苗疆部。这个苗疆部就是专门开拓对花苗人传教的领域。

 

伯格理到了石门坎以后，对花苗人非常尊重，他可以和苗人同甘共苦，努力学习花苗的语言，尽量多与花苗人沟通。他还穿上花苗人的服饰，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与花苗人住在一起同吃同住，赢得了花苗人极度的好感。并且他帮助花苗人治病，为其提供卫生知识，教他们认字。从最初来讲，伯格理和花苗人的联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后来他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花苗人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大家知道，苗族人是蚩尤的后代，他们在与黄帝炎帝争夺中原战争失败后，被炎黄的部队从中原赶杀到了西南绝境。在苗族的传说中，苗族是有文字的，但是在他们逃难路经大江大河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字和书籍都被河水冲走了。那么伯格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发明了花苗文字，花苗文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苗族人受教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用花苗文翻译出了《圣经》，用花苗文版的圣经在整个乌蒙山区，在西南苗族人的聚居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信仰。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使苗族人接触到现代文明和现代的知识。

 

后来伯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用花苗文编写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整个乌蒙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扫盲的活动，使整个大花苗族开始努力识字，掌握新的知识。他对社会的改变从这两点开始：第一，带来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第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这两种东西被根深蒂固在苗族的社区当中，就使这个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前面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花苗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上层是土司和土目，再上层有汉人和官府。几千年来，包括儒家在内的教育和文明都没有对苗人产生过影响，因为汉人的中央政府和儒家的文明，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过花苗族。他们认为苗人乃化外之民，没有对其进行过教化和文化的影响。2000多年来，实际上伯格理和他带去的基督教文明，是第一种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苗人，这点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记者：一百多年过去了，伯格理牧师现在还被熟知吗？

 

当然被熟知。

 

伯格理可以说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影响虽说已经过去了100年，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其清晰的痕迹所在。首先，伯格理所发明的花苗文字依然在使用。用花苗文字印的圣经等宗教经典和其他用苗文印刷的出版物，至今仍在乌蒙山区的石门坎文化区内使用和交流。

 

第二、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创办了100多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包括博士、大学生、高中生的苗族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苗族的建设和苗族自身文化的研究和探寻做出了贡献。直到今天，仍延续着石门坎文化和苗族文化培养出的知识分子的足迹。

 

第三，基督教的精神信仰一直在这里传承，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教堂和教徒，在山区也有很多会讲英语的老人，有大量丰富的基督教痕迹遗留在这里。

 

打个比方，石门坎的意义，在今天，就是整个云贵高原信徒心中的耶路撒冷，是圣地。而石门坎整个文化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总共22个县，他们都在使用花苗文。可以看出这些人对伯格理有一种深深的尊敬，这种情感是一种匍匐在神圣的领袖面前发自内心的尊崇。因为伯格理改变了苗族人的命运，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精神信仰，所以他们认为伯格理就是他们的苗王。

 

在石门坎伯格理的墓地周围可以看到大大小小几百座苗人的墓地被埋葬在伯格理身边，他们的心愿就是，活着没能与伯牧师在一起，死后也要世世代代为他守灵。这是一种对伯格理深深的尊崇，他们把伯格理看作圣人，看作伟大的先知，为其带来现代文明和希望的圣人和苗王。

 

记者：石门坎这个文化标本有几重意义？

 

石门坎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鲜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石门坎是一个标本，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改变社区的历史标本，石门坎在伯格理没有去之前的落后和非文明状态，无论是从生产力的标准或是文明和价值的标准来看，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我之前说过，因为几千年的统治者和儒家的文明没有对其产生影响所以他们被称为“生藩”，  属于化外之民，没有受过教育。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伯格理去之前，一个苗寨能够从1数到10的不超过2个人，他们连最简单的运算都不能进行。据说这里的苗民如果要赶集，要卖鸡蛋，买食盐，进行简单的换算，必须带上能计算的老人，即使这个老人生病，也要将其抬到市场上去。可以想像当时他们的整个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处于非常落后和边缘的状态。是伯格理通过教育，把这里建立成了西南地区的文化高地。1905年他们建立起了第一座小学，明年正好就是这个学校建立的110周年纪念，在这里最早实现了男女同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的同时，他把精神信仰带到这里，这种基督教的的文明深刻影响了苗族的精神状态，他们整个生活的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也就意味着他们成为非常有信仰和有价值追求的人，他们不仅仅在世俗层面上生活水准，生产力水准和教育水准在提高，而且在精神信念上苗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整个部落对基督教的皈依，使苗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变化，由此成为了有信仰的民族。所以这两点都对我们当今社会有深刻启示。我们当今社会有许多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道德价值危机。从石门坎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精神、教育、信仰可以改变社会。所以我们今天来发掘和整理石门坎这个典型和范例，就是为了挖掘他现实的救赎意义。

 

记者：你们在石门坎的活动使通过什么方式进行的？

 

我们在石门坎的公益活动，主要针对苗族儿童的教育。

 

伯格理当年去石门坎一方面是传教，一方面就是普及教育。首先解决的是文化和文明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从教育入手。2011年，我们建立了“石门坎后援团”，主要是发动我几十年来一起工作的同事和这些年累积起来的亲近的朋友。大家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观，希望能够做一些公益，希望实现教育公平，能够为石门坎山区的儿童提供一些教育资源的理念。所以后援团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在大学中招募志愿者，去石门坎支教。我们作为后援部队，为志愿者们提供后台支持。开始我们只打算招募30名后援团成员。随着这件事业逐渐地更深入人心，发展的越来越大，参与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达到了150人左右。而且我们的后援团还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合肥、武汉、贵阳都建立了我们的分站，我们称之为“石门坎后援团xx站”。比如“石门坎后援团上海站”，“石门坎后援团贵阳站”等等。现在正在筹建“石门坎后援团昆明站”，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加入石门坎后援团为石门坎做一些公益的事业。

 

成为石门坎后援团也是有一些条件的，首先要认同石门坎的理念和精神价值，大家要认同和支持这个理念，同意为实践这个理念做公益事业。第二就是后援团的成员要去到石门坎，尽可能去参与石门坎后援团的公益活动，要亲身实践。第三，我们石门坎后援团每年都要为石门坎的儿童捐赠一定的资金和物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收入的一部分来切身去做这样一分事业。

 

后援团发展了2-3年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申报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在今年5月份被正式批准了，在深圳注册，所以全称是“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目标也是针对苗族的儿童教育，还是在贯彻和推崇公平教育的理念。那么这个基金会成立后，我们正在尝试运用现代的通讯技术比如网络，来推动“募课”这个活动。我们现在和北京的友成基金会在进行战略合作，把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的课程，通过在线教育传送到威宁地区和石门坎地区，让当地的苗族儿童能享受到和北京一样的课程，这是利用现代技术来推动教育公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目前我们还处在起点，正在进行中。另外我们和上海的百特基金会也在进行战略合作，即我们针对石门坎威宁地区的教师进行大规模长期的正式训练。今年夏季，我们已经和百特基金联手在威宁地区做了一次50人左右的教师培训，其中包括中小学教师。

 

转自作者的新浪博客，2014-12-01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9f7f540102v2t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