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至今百年有余，中国宪政改良功败垂成，在某些关键的历史点功亏一篑，以至和宪政失之交臂。要成功转型，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与政治条件。

 

    中国宪政失败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有利于宪政转型的社会基础原本相当薄弱，1949年后的极权体制更是消灭了转型基础。极权和一般意义的威权不一样，但两者还是有共性，前者范围更大，可以包容后者。威权统治可以有不同版本。1949年后，前三十年实行的极权体制可被视为威权3.0版，主要从思想、经济和人身三个层次上对民众进行管制。人身管制是“硬暴力”，国家直接动用警察和军队管制人民。这个层次的管制在所有形态的威权国家都存在，构成威权1.0版。只有1.0版的威权国家才可能发生宪政转型。

 

    思想和经济层面的管制则属于“软暴力”，也是极权有别于一般威权的特征。思想管制通过洗脑控制人民的思维，使之根本不用实施硬暴力就衷心拥戴政权。这是威权统治的最高境界。经济管制则是通过公有制造成对政权的经济依附，如果思想或言论出现偏差就要承担失业等经济后果，譬如说出版了一本禁书就要关闭出版社，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得丢饭碗。威权统治版本越高，社会控制越全面，专制越深重。威权3.0版的极权国家热衷于各种“专政”、“斗争”，根本不会去想什么转型。只有逐步摆脱思想管制和经济依附，从威权3.0变成1.0，才可能发生宪政转型。

 

    改革30年，中国首先从经济上取得突破，带来思想与信息的多元化。以前是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治国，加上经济控制实际上是“三杆子”，但是现在国家调配经济资源的能力越来越有限，而笔杆子基本上已全面失灵。

 

    我曾将1949年后的中国意识形态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的“全民洗脑”阶段，第二个是以1978年真理标准辩论为标志的“精英反思”阶段，现在则已进入“全民觉醒”阶段。主要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以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为标志，每个网民都有条件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极大加大了对制度合法性的反思和批判力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演着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争，官媒先后出现了夺回意识形态上的“上甘岭”、对宪政民主思想进行“亮剑”等极左话语，教育部重新强调高校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措施可能会有点一时之效，但长远来看肯定是无用功。

 

    因此，现在基本上是靠警察这“一杆子”治国，通过公安等维稳力量来管制思想言论。这是为什么目前中国大致处于威权1.5版，也许正在向2.0版演变，但不可能回到以前的3.0版。当然，极权这套体制还在，互联网也呈现出它的双面性，局势比较复杂。民间可以通过网络信息进行反思，官方也可以利用网络来进行新的洗脑，例如刺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除非发生突发事件，思想倒退的可能性不大。中国转型自1978年即已启动，中间虽然会出现波折，却不可能长期停滞。

 

    已故哈佛大学教授、《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作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过三种转型模式：第一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改良，第三种是两者结合、上下互动的变革。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较大，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先例。像罗马尼亚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街头革命只是一个转型的例外，而且本身也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军队转向或至少保持中立。这些条件在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有人认为，极权国家不可能成功改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苏联、东欧等绝大多数极权国家都是和平改良的先例。当然，前提是逐步丢弃极权特征，变成一般意义的威权国家。

 

    上下互动的变革是多数人希望看到的中国发展方向，但是变革或改良需要符合一定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如果体制内可大体分为强硬的保守派和开明的改良派，体制外大体分为愿意与改良派合作的温和派与革命激进派，那么改良派必须在体制内战胜保守派，温和派则在体制外压倒激进派。另外，军队要保持中立，拒绝与体制内的保守派合作。在转型成功的国家，这四者的关系呈现良性循环。体制内外的改良派和温和派联合起来，通过渐进改良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样能让执政党得分，增强改良派的话语权。体制外有强大的温和派存在，与体制内的改良派互动，相得益彰。转型失败的国家则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激进派占上风，而执政党显然不能接受他们的主张；保守派向改良派摊牌，直接动用军队镇压，改良派也失去全部阵地，体制内外的对立越来越严重。

 

    和体制外相比，体制内的条件更难满足。体制内的条件也分为不同阶段。首先，要有改良派的公开存在。然后，改良派的力量还得超过保守派。但是现在，中国体制内的“改良派”是谁？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胡温时代，还有温家宝公开主张普世价值，不管是否作秀，现在连这样的人也没有了。即便党内有派也不公开活动，至少外界缺乏信息。这种封闭状态的派系斗争对于国家良性转型是没有作用和动力的。

 

    既然党内没有公开的改良派，体制外力量也会逐步激进化。温和派的建设性主张对牛弹琴，甚至在外人看来是热脸贴冷屁股，徒然让激进派嘲笑，甚至被指责为“变相维稳”。总体上讲，中国现状是强硬派压倒改良派，还掌握军队的绝对忠诚。八九风波导致改革派悉数出局，保守派全面执政。此后，体制内强硬派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体制外激进情绪和势力不断上升。温和派则遭遇两面夹击，“左右不是人。”

 

    整体上说，中国当下仍然处于强政府——弱社会状态。威权体制的一大特征是中央通常集中了所有权力，下放给地方的权力较少。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对维持政权有利，可以调动优势资源来对付地方危机；国家规模越大，抗争成功的机会就越小。在国家管制下，中国民间力量仍然很弱，一盘散沙，欠缺行动能力。

 

    改革三十年，中国社会力量虽然壮大了许多，但总体上仍未走出无信仰、无组织、无共识的“三无”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宗教因素，儒家伦理主要限于士大夫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影响有限。道德资源缺失让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消极被动的“围观者”，给中国已很困难的转型雪上加霜。民众对不幸的忍受度比其它国家都高。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其它国家可能早就引发激烈的社会对抗，如2011年突尼斯因小贩自焚而发生革命、总统下台，但是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屡屡发生，却没有激发什么民众反应。

 

    当然，伦理危机并非当今中国最严重的问题。由于国家已逐步失去了控制思想和信仰的能力，宗教管制逐步放开是大势所趋，中国信教的人数迅速增加，传统道德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复兴。道德伦理在本质上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只要有一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社会修复伦理的能力是不用担心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未来的走向主要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集权与社会危机长期并存，不要低估这种可能性。中国确实是一个危机频仍的国家，经济、人口、伦理、环境危机越来越频发，但是如果执政党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大的闪失，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危机一定会导致翻盘。第二种是危机大爆发，社会失序、政权坍塌。这种前景令人担忧，因为恶性土壤长不出良性的果子，危机下产生的政权一般会比原来的更糟糕。第三种可能是威权局部失灵，体制内开明派主动考虑政治改革，体制内外形成新一轮良性互动。这种可能的前景最为光明，但目前还不见端倪。

 

    如何规避前两种可能性、让第三种可能变成现实，是中国朝野的温和改良派共同面临的严峻课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转自北大法律信息网，2015/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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