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全球治理是指在不干涉宗教自由的前提下采取政治手段对宗教进行积极干预。它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传统的控制、管理型统治模式转向积极的治理。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发生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宗教全球复兴运动有密切联系。“世界的非世俗化”、“文明冲突论”、“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回归”、“第四波恐怖主义”等观点，都突出了宗教复兴对当前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相较而言，“宗教与国际政治”这一前沿领域尚未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重视，近年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教授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政治》（2011年1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跨学科研究专著。围绕“宗教与国际政治”这一主题，作者结合了两个领域的最新成果：宗教社会学中关于全球化的反思和国际关系中关于宗教命题的思考，由此对全球化背景下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的发生机制、发展逻辑、治理方法等进行剖析，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做出回应，具有一定开拓意义。

 

　　首先，该书参照罗伯逊和贝耶的理论，论述全球化作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这在中文世界可能是最早的。作者指出，经典社会学的解释范式主要是从“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分析问题，而这个“社会”主要是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宗教的变迁已逐渐超出民族国家的局限，在全球层面铺展开来，为此，宗教社会学研究也必将经历一个研究范式的转移，即从世俗化到全球化的转变。全球化范式是以“人类”而不是“社会”作为宗教分析的理论基础，因而研究者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与宗教相关的全球问题。从全球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并不是指宗教徒或宗教组织在绝对数量上的增长，而是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的凸显，尤其是政治参与问题，因而宗教政治是宗教与全球化问题的核心。

 

　　其次，集中讨论基要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问题，论述了全球宗教政治的命题。作者指出，全球宗教复兴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基要主义的发展。基要主义的本质在于一种积极行动的政治，即要以上帝的旨意来改造现实世界，实现上帝指导下的规范政治。恐怖主义与基要主义的关系在于，它是基要主义走向极端化的表现和后果。基要主义为其提供了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前提。基要主义的发展印证了著名宗教社会学家罗伯逊的著名论断“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宗教与政治的再度结合对近代民族国家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构成挑战和冲击。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一方面反映了宗教内部的变迁逻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全球宗教复兴与全球宗教政治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再次，用三对概念解释了全球宗教政治的发生逻辑，即宗教运动与认同政治、宗教冲突与权力政治、宗教恐怖与暴力政治。全球宗教政治的基础首先在于宗教的认同和意义功能。就群体而言，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社会秩序的合理化，或坚持旧秩序的合理性，或为新秩序做出论证。这种强大认同功能常常成为一种重要的动员力量，为不同政治势力所争夺和利用，使宗教陷入权力政治的漩涡之中。全球秩序变革所引发的认同危机又恰好为政治斗争提供了借口。在权势不对等的情况下，暴力手段成为一些被剥夺群体的首选，因为暴力是一种廉价又高效的政治手段。宗教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使暴力行为合法化。通过将现实行为与神圣使命相联系，暴力具有了“宇宙战争”的神圣意义。由此，认同、权力与暴力形成一个连续体，认同是基础，暴力是表现，权力则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中间逻辑。

 

　　此外，作者认为，亨廷顿的观点在洞察文化（尤其是宗教）和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方面极具启发性，但是，亨氏过于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忽略了文明内部的变化和冲突。不同宗教只是形成文明差异的基础，差异之所以会变成冲突，是由于基要主义的特征，即基要主义的二元绝对性使宗教或政治差别变成了直接的对抗和冲突。因此，当今宗教与政治冲突更多地反映了不同基要主义之间的冲突，而非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对于宗教暴力的政治属性，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理解。就其对抗民族国家的权威却不能建立起相应的政治权威和秩序而言，应被视为叛乱，是消极的；就其揭发并对抗民族国家统治的腐败和不公正，对抗国际秩序给地区政治造成的损害，及其所具有的开创精神、道德力量和群众支持而言，又是革命性的、积极的。但无论是叛乱还是革命，宗教运动实际体现的仍是政治的本质。权力比信仰更重要。 

　最后，把宗教全球治理作为一个新命题的倡导：从管理到治理、从抵抗到参与、从暴力到和平。从基要主义到恐怖主义，这是宗教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为防范或阻止这种逻辑变成现实，就要对宗教进行全球治理。相对于恐怖主义的暴力倾向，美国福音派的参与式政治可能代表了一种另外的选择，也为宗教全球治理提供了思路。宗教全球治理是指在不干涉宗教自由的前提下采取政治手段对宗教进行积极干预。它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传统的控制、管理型统治模式转向积极的治理。治理以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基础。治理的关键在于为宗教行为的合理化提供有效的制度基础，促进宗教政治从抵抗到参与的转变，从而实现从暴力到和平的治理目的。

 

　　在结论部分，作者通过对全球宗教复兴运动的考察，对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世俗化理论进行反驳，指出世俗化更确切地被证明是一个欧洲的例外，而不是全球的普遍现象，世俗化理论也更像知识分子的话语，而不是事实本身。

 

　　该书对于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启示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宗教热”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广阔的全球宗教复兴的背景。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学界需对世界宗教大势有更完整的把握与更深入的了解，如此方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宗教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