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宣布马来西亚为伊斯兰教国，引起马来西亚国内外的诸多讨论。伊斯兰教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有多大？马来西亚这个世俗国家是否会成为真正含义的神权伊斯兰教国(神权伊斯兰教国实际是指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国。其主要特征是：伊斯兰教《古兰经》的法律地位高于国家宪法，宗教组织权力大于国会或与国会分享权力。由于马哈蒂尔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国后不久又特别宣称，马来西亚早就是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国。为了区别马哈蒂尔所称的“伊斯兰教国”和反对党伊斯兰教党力图建立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国，马来西亚国内将马哈蒂尔的“伊斯兰教国”称为“世俗伊斯兰教国”，而把伊斯兰教党争取建立的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国称为“神权伊斯兰教国”。)？这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一
马来西亚是一个尊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伊斯兰教是马来人信仰的传统宗教，占全国人口50%以上的马来人(根据2002年3月的数据，马来西亚有马来人1239万，占全马总人口2308万的53.7%。见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Malaysia，December 2002, p. 7. )从出生之日起就自然承传成为穆斯林。伊斯兰教的一整套教义和宗教制度深深植根于每个教徒的意识之中，并成为穆斯林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
不过，很长一段时期伊斯兰教更多的是被视为民族的文化遗产或精神的象征(［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2002年11月17日。)，对当地政治的影响不大。殖民统治时期，独揽大权的英国殖民者在极力维护马来苏丹皇族的经济和宗教地位的同时，实行“非伊斯兰教化”，培养出大批崇尚西方世俗政治模式的马来民族精英。二战后，这些马来人精英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加上争取民族独立必须与当地华人、印度人联盟，所以民族主义比宗教精神更有号召力。独立后，马来人的政党巫统牢牢控制着国家政权，在相对稳定的建国进程中也无须借助宗教力量。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勃发、1969年“五一三事件”(在1969年5月举行的第三次大选中，联盟党严重失利，而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席位明显增加，使马来人充满挫败感，情绪激昂。5月13日大选结果公布后，当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的华人支持者举行庆祝胜利游行时，与愤怒的马来人发生冲突，造成的混乱持续了近半个月，死伤数百人。这次种族冲突在马来西亚是史无前例的。)的冲击以及社会贫富悬殊和官员贪污腐化等弊端日趋突出等因素的影响，“穆斯林——无论是面向西方的世俗精英还是忠诚于伊斯兰教教义的——都充满了幻灭感和自我反省意识”，认为“穆斯林世界处于衰落状态。其原因是背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唯有个人与社会生活回归至伊斯兰教正途，才能恢复伊斯兰教的认同、价值和权力。”(［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2002年11月17日。)马来西亚伊斯兰教迅速复兴，并成为充满活力的社会政治现象，宣教、复古成为时尚，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机构、组织不断涌现。在这股伊斯兰教复兴浪潮中，马来西亚成立了众多的公开或秘密、和平或武装的伊斯兰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是1971年成立的伊斯兰教青年运动（简称伊青运动），该组织最初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后来倾向于通过宣教让伊斯兰教徒了解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实现宗教生活化，即以伊斯兰教教义指导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网络版）2001年7月7日。)。伊青运动在马来大专学生和年轻白领中颇有影响，成立不久便吸引了三四万马来青年加盟。2001年发展到约10万会员，影响相当广泛，且组织机构完善，拥有定期的机关刊物和宣传网络。另外，1968年创建的澳尔根组织也颇有影响。该组织主张回归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社会形态。到20世纪90年代初，该组织已在马来人聚居的东海岸各州设立了数十个“伊斯兰教圣村”，还积极向印尼、新加坡和文莱等国传教，影响不断扩大。
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则相当秘密，直到2000年7月军械被劫事件(2000年7月2日， 约15名匪徒身穿军服驱车前往马来西亚宜力304军营军火库劫走大批军械。之后，在逃避警方追捕过程中，匪帮开枪击毙4名人质中的2人。后来警方共抓获40多名军火劫匪和涉案的邪教组织成员。这个邪教组织据称为“澳玛乌那内功兄弟会”。该事件在马来西亚引起震动，并引起政府对极端伊斯兰教组织的严密监控和一系列的搜捕行动。)后才逐渐为人所知。据马来西亚内政部透露，已确认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有12个，分别是沙比鲁拉军士（1967年）、罗哈尼亚组织（1971年）、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改革队伍合作社（1974年）、CRYPTO（1977年）、莫哈末纳希尔伊斯迈组织（1980年）、依布拉欣玛慕（也称依布拉欣利比亚）伊斯兰教改革组织（1985年）、Jundullah（1987年）、吉打伊斯兰教圣战组织（1988年）、霹雳伊斯兰教斗争组织（1988年）、澳玛乌那组织（2000年）、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圣战组织（2001年）以及伊斯兰教祈祷团（2001年）。这些极端组织的目的都是要通过武力或宪法外的途径推翻现政府以建立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2003年9月26日。)。它们的成员不多，从数十人到上千人不等，但势力渗透到各个阶层，危险性很大，且其中不少与国际极端组织有联系。如澳玛乌那的1000多名成员除来自马来西亚外，还来自文莱、新加坡、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圣战组织还派遣成员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受军事训练，图谋推翻政府，另建由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三国组成的“马来群岛伊斯兰教国”。一般认为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祈祷团是东南亚伊斯兰教祈祷团的分支。
不过，由于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上述各派非政党非政府的伊斯兰组织对马来西亚政治的直接影响有限。
一方面，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为伊斯兰极端分子实现理想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间。马来西亚是实行议会选举历史最长的少数发展中国家之一，自1955年至今已举行了十届全国大选，要实现伊斯兰价值观或建立伊斯兰教国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完全可以通过加入和影响朝野政党甚至政府来实现自己的诉求。伊青运动就曾被认为是马来政治领袖的摇篮，它培育过的马来政治领袖包括前副总理安瓦尔、前伊斯兰教党主席法兹诺、现伊斯兰教党代主席哈迪阿旺、公正党总秘书安华达希等。伊青运动首任主席拉萨里教授回忆说：“1９８２年之前，我们曾针对安瓦尔加入执政党热烈讨论过。安瓦尔告诉我这是一场斗争，而大马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面还有很多个小战场，就好像伊斯兰教党和巫统。” 安瓦尔选择巫统的最大意愿是淡化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味道，并以普世伊斯兰教色彩取而代之(［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网络版）2001年7月8日。)。 伊青运动早期曾以示威游行等激烈方式与政府对抗，其第二任主席安瓦尔还在内安法令下被判入狱。1982年安瓦尔加入巫统是巫统收编伊青运动这股伊斯兰势力的最大成功。该组织随着安瓦尔进入政府而逐渐从政治斗争转向宣讲传教，从反政府转向与政府合作，并因此被一些激进伊斯兰教分子指责为“亲政府”。1998年安瓦尔被罢黜，特别是政府旋即又逮捕四位伊青运动领袖后，伊青运动与政府已日渐疏离。但如何延续自己的使命与斗争，加入政党特别是加入伊斯兰教党或公正党等反对党，仍然是伊青分子的主要选择；坚持留在伊青运动的则继续以传教为己任。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强势政府的有效镇压使宪政外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独立以来，以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可以有力地打击任何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活动。据统计，在20世纪60～9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曾先后取缔了六个伊斯兰教极端组织，包括1994年被取缔的澳尔根组织。2000年7月军械抢劫案发生后，马来西亚又连续破获了“澳玛乌那”和“马来西亚圣战组织”两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毫不留情地将部分首脑骨干处以极刑。因抢劫军械被审判的29名澳玛乌那成员中，3名被判死刑、16名被判无期徒刑、10名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后来政府又以“内安法令”扣留了两百多名伊斯兰教祈祷团团员，并严密监视着十多个伊斯兰极端组织。在政府的有效监控下，这些伊斯兰教极端组织除了发动一些零星的刑事恐怖活动外，对马来西亚政治基本没能造成什么影响。
二
真正对马来西亚政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马来人最大反对党——伊斯兰教党。伊斯兰教党主张建立以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及圣训为治国基础的伊斯兰教国(［马来西亚］张文光：《三角关系——大马宗教自由法律浅析》，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0年版，第193页。)。该党成立于1951年, 党员多是不满巫统世俗主义倾向而分裂出来的前巫统党员，骨干以伊斯兰教宗教师为主,支持者主要是农村马来人穆斯林。该党于1974年曾一度加入国阵成为执政党，后于1977年退出国阵再度成为反对党。
从马来西亚独立到70年代伊斯兰教复兴期间，由于巫统强调世俗主义，伊斯兰教党在东海岸马来人聚居地有一定影响。在1959年、1964年、1969年和1974年大选中分别获得13个、9个、12个和13个席位，分别占总席位104席、144席、144席和154席的12.5%、6.3%、8.3%和8.4%， 并曾执掌吉兰丹和丁加奴两州政权。
70年代伊斯兰教复兴本应给伊斯兰教党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政府牢牢掌握着当地伊斯兰教复兴的主导权，因此伊斯兰教党的影响和支持大大减少。当时，政府在国内推行各种“伊斯兰教化”政策，提出“伊斯兰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成分”(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编：《董总三十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年版，中册第421页。)，要求“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注入国家行政”(［马来西亚］张文光：《三角关系——大马宗教自由法律浅析》，第194页。)，修改宪法提高伊斯兰教法庭的地位；并先后设立国际伊斯兰教大学、伊斯兰教银行、伊斯兰教化保险，资助建立众多伊斯兰教学校，在各级学校推行伊斯兰教课程等。在国外，马来西亚先后参加了一系列的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会议组织、亚太清真寺委员会、世界穆斯林青年联盟等，加强了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凡此等等无疑使广大马来人穆斯林认同了巫统正统宗教代表的地位。马哈蒂尔主政后收编安瓦尔的成功，还使不少原来支持伊斯兰教党的伊青成员转而纷纷加入巫统，成为打击伊斯兰教党的力量。结果，伊斯兰教党在1978年、1982年和1986年的大选中每况愈下，仅分别获5个、5个和1个国会议席，分别占三届大选总席位154席、154席和177席的3.2%、3.2%、0.56%，对巫统的挑战微不足道。1990年大选中，伊斯兰教党与1988年从巫统分裂出来的四六精神党联合对抗国阵,夺回了吉兰丹州政权，其国会议席也提高到7席，占总席位180席的3.8%,1995年大选继续维持7席，占总席位192席的3.6%，但对巫统依然不能构成威胁。
1998年的“安瓦尔事件”终于为伊斯兰教党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说1982年收编安瓦尔意味着政府成功地收编了大股伊斯兰势力的话，那么1998年9月政府罢黜和逮捕前副总理暨巫统署理主席的“安瓦尔事件”，则使大批伊斯兰分子重新走进反政府阵营，并激发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政改运动”。在人们对巫统处置安瓦尔的方式不认同甚至抵触时，在没有其他更强大的马来人反对党出现前，伊斯兰教党自然而然地成为马来人穆斯林的另一个选择。伊斯兰教党在“ 安瓦尔事件”后迅速发展，支持率飚升，最终在1999 年大选时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战绩,不仅成功地保住吉兰丹州,而且再度夺回丁加奴州, 即使在马哈蒂尔的故乡——吉打州也获得1/3的州议席。据统计, 伊斯兰教党获得的国会议席从1995年的7席提升到27席，州议席也从33 席提升到98席，与巫统议席大幅减少16席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于本届国会议席超过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 伊斯兰教党还一跃成为国会最大的反对党。从此，巫统的首要对手不再是华人的民主行动党, 而是同属马来人但伊斯兰教色彩更为浓厚的伊斯兰教党。伊斯兰教党的影响已从乡村扩大到城市，从东海岸扩至全国，支持者从传统的马来人农民扩大到马来人专业人士和大专学生，党员人数也从45万增至近百万。该党声言要夺取马来人聚居的吉打、玻璃市与彭亨等州政权，对巫统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
伊斯兰教党取代民主行动党成为最大反对党，对巫统造成严重威胁的现实，对马来西亚政治意味着什么？
伊斯兰教党孜孜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伊斯兰教国和实行伊斯兰教法，并以其宗教正统性作为抨击世俗政府弊端和吸引马来人穆斯林的有力武器。旅美学者王碧君博士于1999年和2000年对马来西亚的新生代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政党倾向方面，马来人受访者约半数支持伊斯兰教党，只有约1/3支持国阵；在问及如何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时，马来人受访者把伊斯兰教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才是社会公正、诚信以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网络版）2002年8月1日。)。 70年代伊斯兰教复兴时，国阵政府曾通过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化”而有效遏止了伊斯兰教党的发展，在1999年大选遭受伊斯兰教党严峻挑战，在“巫统面对成立以来最糟糕的公信力下降局面，它的伊斯兰教形象也受到严重摧毁”之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网络版）2001年12月31日。)，为了争取马来人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取得伊斯兰教教义诠释权，巫统转向伊斯兰教化几乎不可避免。1999年大选刚结束，时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林吉祥就担心巫统为了重新争取马来人的支持和欢心将不得不投马来人所好，被迫走向伊斯兰教化(［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网络版）1999年12月1日。)。果如其言，1999年大选后，伊斯兰教化迅速成为朝野政党论战的主要政治议题。在伊斯兰教党的连续挑战下，在九一一事件后宗教分野和“文明冲突”更加凸显之际，“为了反击伊斯兰教党利用极端宗教思想，逐渐侵蚀巫统的政治地盘，尤其是反击伊斯兰教党关于巫统无意建立伊斯兰教国的抨击，以挽回更多乡区马来人的支持”(［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网络版）2002年1月2日。)，马哈蒂尔总理于2001年9月29日宣布马来西亚已经是一个伊斯兰教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网络版）2001年12月31日。)。言下之意是没必要另建一个伊斯兰教国，伊斯兰教党关于建立伊斯兰教国的目标已毫无意义。
关于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国的宣示，仅仅是政党斗争的实际需要，还是施政理念的根本转移，现在还不得而知，但马来西亚政治的明显伊斯兰教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马来西亚的政治与宗教学者法立诺博士认为，九一一事件的确使马来西亚政治伊斯兰教化，巫统及伊斯兰教党都在突出自己的伊斯兰教观，而且试图比对方更加伊斯兰教化。 它们在政治上玩弄宗教课题，使宗教介入政治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并将宗教价值纳入政治常规，这样就导致非宗教政治（世俗化）更加没有立足之地(［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网络版）2001年12月31日。
宗教对政治影响的明显加强无疑使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极端政治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世俗治国面对的压力随之加大。伊斯兰教党从不讳言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将建立伊斯兰教国。那么近期伊斯兰教党是否有夺取全国政权的可能？ 九一一事件爆发后，受国际政治氛围剧变的影响，1998年后一直非常活跃的在野阵营的活动已大大减少，多场补选也因失去多数选民支持而失败，但选民对伊斯兰教党的支持率却一直保持上升态势。在2002年7月吉打州两个议席的补选中，巫统和伊斯兰教党平分秋色，伊斯兰教党保住州议席，巫统则仅以２８３张多数票险胜，夺回国会议席。支持伊斯兰教党的马来人选民显然没有因九一一事件后的局势变化而回归巫统。此外，马来西亚存在的城乡贫富不均和众多的本地和中东宗教学校毕业生以及政府停止对宗教学校资助以及马来人小学要用英语教数理科目等问题又为伊斯兰教党赢得了不少政治筹码和支持。然而马来西亚毕竟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 2002年3月马来西亚全国人口2308万人中，马来人1239万，占53.7%；土著民族270万，占11.6%；华人594万，占25.7%；印度人174万,占7.5%，其他外来民族31万，占1.3%。见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onthly Statistical Bulletin Malaysia，December 2002,p.7.)，占人口26%的华人始终无法接受伊斯兰教党建立伊斯兰教国和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政治纲领。尽管华人在不少教育和经济问题上与政府存在激烈的冲突，但“作为华社一分子，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认可主张世俗主义的领袖，除了支持比较温和的政治力量，我们别无选择。”(［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网络版），2002年7月13日。) 得不到占人口1/4的华人的支持，别说是夺取全国政权，就算在马华印三族混合选区取胜也并非易事。所以，伊斯兰教党即使得到马来人的支持，近期充其量也只能再赢得一两个州，还谈不上建立伊斯兰教国。
以巫统为首的执政党是否会因推崇伊斯兰教而使马来西亚变成一个神权伊斯兰教国？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暂时不大。首先，马哈蒂尔总理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国时，特别强调马来西亚“早已经”是伊斯兰教国，这个“伊斯兰教国”将一如既往按宪法所规定的现存政治架构继续运行。其次，政府根本不可能改变其长期实施的世俗治国政策,不仅因为这些政策被证明有利于马来西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还因为这些政策是国阵获得非马来人支持的重要因素，在马来人还没有完全回归之前，国阵尤其需要华人选民的支持。再次，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穆斯林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易于接受“世俗伊斯兰教国”的理念。根据马来西亚宗教学者埃斯伯西徒的解释，这个“世俗伊斯兰教国”是以西方的政治、立法和社会发展模式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最主要部分。 同时亦接受了部分伊斯兰教的立法内容，如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国家领袖必须是穆斯林以及伊斯兰教事务由国家机关宣导和控制等，伊斯兰教法只是作为其中一种法律根据，并非主要的法源(［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网络版）2001年7月10日。)。 所以，巫统如能强化伊斯兰教地位和推行一些伊斯兰教化政策，特别是妥善解决马来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权益分配不均的各种矛盾，再度赢得大部分马来人穆斯林的认同也是可能的，并非一定要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
综上所述，尽管伊斯兰教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与日俱增，但近期马来西亚不会出现神权伊斯兰教国，政治伊斯兰教化的直接结果是：宗教议题仍将是政治的主要议题；朝野马来人政党仍将想方设法突出自己的伊斯兰教色彩；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在维持现存世俗政治制度的同时，有可能推出更多的伊斯兰教化政策；伊斯兰教党则在掌权的州属继续推行伊斯兰教刑事法。
载于《当代亚太》，2003年第12期；转自“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网。
http://ny.xm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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