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忆与历史过程

 

 

 

宁夏海原县，是个干旱穷苦的地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在这里一代代栖息而居。伊斯兰教是入世的宗教，是需要奋斗和努力生活的精神信仰，作为穆斯林的回族为什么会执着地选择这里？年长的老人捋着胡须，欲言又止。在清晨的清真寺大殿里，习惯了通过高诵和低哀来倾诉历史的苦难，面对陌生人，他们却缄口不言。有一位老人说：“老一辈人已经受罪够多了，在他们‘光阴’(去世)的今天再去提及，是需要一些庄重和仪式的。”

 

 

 

Halbwachs认为：“社区生活中每个家庭都有其私下的记忆和秘密，只向自己的成员揭示。”[1](11)这种家庭记忆并不是个人记忆的组合，而是对集体记忆的重构。在重构记忆的过程中，因为苦难的历史过程，让这些人更多有了一些对记忆的庄重和保留，这不仅仅是对先辈的尊重，还有那些让他们难以释怀的牺牲。记忆难以泯灭，但是现实的表现，特别是语言方面的表现，总难以掩饰他们的过去。包括海原县在内西海固地区的回族，他们中很多人带着浓重的陕西关中腔调。

 

 

 

“集体记忆主要表现在该群体对过去的共享，通过口头传承、集体庆典。”[2](221-236)这种集体性的参演，在他们看来是再本真不过的，因为这都是他们对自我的主体呈现。当然，“个人的记忆也并不只是个体的记忆，这种记忆也是或部分或全部地从社群中传递，保留甚至再加工而形成，既是个体的，也是家庭、社区和所属文化中的一部分。”

 

 

 

在分析海原回族的历史来源及他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遭遇时，本文采用了口述访谈追溯记忆的方式。“作为个人，他们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记忆和表述，不过个人记忆总会部分地来源于群体。”[1](52)记忆还有另外一种类型，即有意的遗忘，不过这种遗忘并不能使记忆者彻底丢弃，反而会成为一种隐藏在心底的积淀。这与社会忘却(socialforgetting)有些不同。因为记忆者作为个体，“因不在现场或者从不同角度观察，对事件无法做出完整的记忆，而使记忆者认为这部分相当重要。”[3](115)受访人对于那些过去的记忆不愿提及，是因为这段记忆犹像残余内心深处的伤疤。记忆过去的现实意义在于，在遇到现实问题时，民众会拿出这些记忆作为现实力量的补充。

 

 

 

海原的历史过程，是陕甘宁青地区的一个缩影。但凡西北各地经历过的，海原都始终没有逃脱。除了自然环境如干旱少雨、土地沙漠化严重以外，还有农耕生活仅仅够百姓勉强度日的贫苦。这种来自环境的考验，与前人对这片土地的选择和被选择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从清朝统治的被迫迁入到官府的劳役兵役，再到民族冲突引起的民与官的对立，还有此起彼伏的战争冲突[4](285-316)。

 

 

 

海原回族的苦难记忆，往往是通过诉苦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在的满足。另外，记忆与诉苦，也成了他们寻求外界援助的话语资本。与学者研究的权力和被压迫的批判不同的是，底层记忆并没有多少政治意图在里面，而是为了现实的生存。国家的历史表述与民间的历史记忆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国家所建构的历史表述，是强调国家权力关系对于现实社会的贡献，意在让民众更加信服和归顺。底层记忆是一种应对国家政治管理的资源，也是一种自我赋权的途径。尽管底层民众的历史记忆有着反对主流话语的意图，但并非全部，比如还有忆苦思甜式的对儿孙后代的教育和鼓励，还有对现实社会满足的表达意图。

 

 

 

在历史表述中，听众和企图表达的记忆效果，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不同的内容，其意义形式也会受到地方社会政治形势的规范和限制[5](239)。历史行动者把一辈辈人传承下来的记忆图像通过再现的方式保留下来，这种图像经过再结构化的表述而逐渐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历史事件。

 

 

 

二、历史记忆下的地震、环境恶化与民众应对

 

 

 

海原县地处地震带，据《1920年海原大地震》一书记载，地震发生时，“状如车警马奔，轰声振耳，房倒墙塌，土雾弥天，屋物如人乱抛，桌动地旋，人晕难立。顷刻之际，何所为金汤巩固者，顿成秃垣缺隙，昔之亭、台、楼、阁变为瓦砾之场；畴之画栋雕梁，成为平坦秃垣”。这段文字性的记忆，其地震惨状，可见惨烈。大地震造成23万人死亡。地方档案有这样的记述：“1920年12月16日20时(农历十一月初七日傍晚)天灾忽至，8.5级的海固大地震爆发，风吼沙鸣，山崩地裂，屋倒窑塌，荡魂悸魄，人民死伤枕籍，达半数以上。全家、全村断绝炊烟者比比皆是，回汉人民被难至深。震中海原县死亡73604人，占人口总数59%；固原死亡39068人，占人口总数45%，隆德死亡21732人，占人口总数36%；泾源死亡4000余人。震后，人民无衣食住所，流离失所，苦人多倚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不为饿莩，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灾后景象，真是惨不忍睹。”[6]

 

 

 

据经历过地震的人回忆，那时候稍有地震消息，满村的人都会早早搬出来，在院子里打地铺而睡。每每听到别处有地震消息，经历过地震并受过惊吓的人们都会彻夜不眠，生怕再来个突然袭击。有位老人说：“我是在大地震之后出生的，我的长辈们都已过世。那时候人都住在窑洞里，根本没有什么房子，村里唯一有房间住的就是堡子里面的富人马家和李家。他们两家人在高高筑起的堡子里生活，四面都是房子，大地震来时，也没有逃脱。听我的前辈们说，那天先是牛羊鸡鸭疯了一样嚎叫，不肯进圈上架，人们没有意识到会来地震。那时候还没有电，有点星星月亮，人们都会赶着时间劳动。不过那天是寒冬腊月(1920年12月16日，笔者注)的夜晚，农村人吃饭入睡比较早。很多人家都在屋里。门口的场上也有正在碾小麦的。在场上劳作的人看到碾子突然自己开始跳动，人都站不住了，天摇地转，村子里的窑洞好像有人专门推一样，黄风土雾遮天，接着就是牲口和人的嚎叫声。等场上的人反应过来，已经迟了，不一会儿整个村子都摇平了，下午还好好的村舍，傍晚就已经不成样子。人们都疯了一样往各自家里跑，那时候没什么工具，全凭手刨，能救出几个人？在外面劳动的人算是留下了性命，在窑洞里面的，没几个人幸免。100多号人的村子，第二天剩下不到30个人，这些人连挖坟坑埋人的人手都不够。活着的人都感觉没有活头了，那种绝望，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有些村，无一幸免。海原就在那么几分钟，变成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地方。”

 

 

 

灾难已经过去近90年了，在海原县很多地方还有地震留下的遗迹，如地震留下的滑坡、裂口、震湖、山洞等。每一年的这一天，遇难者的后代们宰上几只鸡或者一只羊，请来阿訇和满拉诵读《古兰经》，纪念那些在灾难中殁去的人。地震后，海原县人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曾经是牧场的清秀景色没有了影踪，唯有每年春季刮起的沙尘暴使当地人怀念过去的青山绿水。一位长者，戴着茶色石头镜，蜷缩在向阳的土崖边，看着他的几只羊啃着收过粮食的土地，讲述老人们留下的那段优美的故事：“听我的老人们说，古时候，我们这个地方都能看到草原呢，你想想，草原啊，那是个什么样子，羊放开了吃，能吃多少？到处都是水，一年雨水不断，人能吃多少？种多少庄稼就成多少，三年都吃不完。羊一群一群的，还有马。”

 

 

 

海原大部分地区曾是草场，《嘉靖固原州志》记载的海原仍有野生动物，如虎豹狼狐鹿獐等数十种。清朝末期，西海固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因此大规模垦荒种地，大片森林草原遭到破坏。自然环境逐渐恶化，连年干旱，再加上1920年大地震和1929年的大灾荒，还有民国时期的匪患，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搂发菜”，致使水土流失，海原的生态雪上加霜。

 

 

 

20世纪90年代，海原县基本上出现旱地不长的干枯境地，唯有低平的地方和打井灌溉的地方还勉强种些小麦。农民不能依靠土地生存，四处寻找打工机会。为了这个地方摆脱贫困，国家推行移民搬迁，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退耕还林，控制广种薄收等政策。

 

 

 

三、人口迁移的记忆、国家管理与民众应对

 

 

 

海原县回族的来历，与不同年代的历史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先从姓氏上看，海原回族主要有马、田、李、张、杨等姓氏，另外还有虎、黑、白、兰、妥、刘、余、柳等姓。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先以田家姓氏为例。问到田家人的来历，有一个近乎标准的答案，“我们田家人户没有乱，不管在哪个乡，哪个村，只要是回民，我们都是一家子，田家人不能互相通婚结亲戚”。这种姓氏方面的认同，让一个县城的田家人都有着彼此的联络。相互见面，总会寻根问底，互相有个称呼。使人与人之间，即便第一次见面，也会分出一个辈分。李家人虽然没有严格地说他们的辈分有没有乱，但是他们时常会拿马姓做比较，他们没有马家那么乱户。平常说得“乱户”，其实就指同姓人之间的婚姻。

 

 

 

从海原县户籍部门的资料查看，海原县的每个乡镇基本上都有田姓李姓马姓等。田姓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都是从海原县关桥乡脱长堡村出来的，那么，脱长堡村的田姓从哪里来？走访几位年长者，他们很坚定地说：“他们是陕西回回。”李姓回回则说他们一部分是蒙古人的后裔，过了几百年，习惯了当回回。如果说他们是蒙古人，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就好似把一个回族说成了汉族，那是绝对不答应的。不过，在他们情愿的时候，他们会承认“老一辈人说是蒙古人的后裔，谁知道呢。看我们哪儿像蒙古人啊，我们是地地道道的老回回”。

 

 

 

不管是考古学家，还是史学家，通过文献，把变动不居的人当作固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研究，当地人即使不接受，他们还是“有理有据”地去挖掘那些当地人不愿提及的历史。当地一位李姓方志工作者，长期坚持海原县为蒙古人的故地和成吉思汗去世之地。他说：“我们是脱长堡李家回民，从陕西董志塬来，原本就是回民。李旺堡的李家人和我们不是一家，虽然都是李姓。”他的说法多少为他的研究在寻找依据。跨过几个朝代，如果这样计算，那么海原的回族究竟是皈依而来的汉人，还是从中亚而来的外夷，都无从可考。

 

 

 

那么海原回族同一姓氏的人怎么又会四散各处呢？有位老人给我讲述了这样的情景：“那时候(究竟啥时候？他也不记得了)，人少得很，一个庄子上就几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靠着崖边上，用铁锹挖几个窑洞就能安家。人都比较稀罕人，外面再来一个，也都是热情欢迎的。地面广的是，只要勤劳，随便开垦，种上粮食，能过活就可以了。家里惹点是非，不想一起过了，出去找个能挖窑洞的地方，另立门户。有点沾亲带故的，从外面来，说明来意，留下一起过。从根上找，都能说出个原本来，但是日子都是自己过，吃口饭，找个婆姨，生上一堆娃娃，一代代就传下来了。”

 

 

 

对于过去的事情，按受访人说的“都是两眼一抹黑，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老人们口头传承的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传越少。但是，究竟老一辈怎么到了海原，还是有着一些不愿诉说的记忆。历史研究和记忆显示西海固的回族很大一部分是从陕西、甘肃两地迁入的。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上，回族绝对不会主动迁移而来，而是有一些原委在里面。清朝中后期地方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使本为和睦邻里的回汉两族出现矛盾冲突。地方执政者对于中央的汇报是“回汉互相仇杀”。回汉原本都是华夏大地上依附在土地上的边民，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建立了牢固的团结关系，特别是那些贫苦农民、牧民、脚夫、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他们虽然民族不同，宗教信仰有别，饮食习惯迥异，但是彼此之间并没有利害冲突，反而有无相通，患难相助，和平共处，感情融洽[7]。

 

 

 

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跟清王朝地方政府有莫大关系。凡遇回汉摩擦，地方官府不论是非曲直，一味偏袒汉族，“回民即得直，而犹以为屈”，“任意出入其法，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偿敛葬银二十四两”，“凡遇回汉纠纷，无知官吏不肯详细体察，但系回民，皆目为贼”[7]。汉族地主团练与清政府地方统治者串通，对回族采取“杀回灭教”和“见回不留”的手段[7]。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窥探出，当时的战乱并非回汉冲突，皆是统治者暴虐所致。战争使陕西关中平原百万回民或被屠杀，或死于饥疫，除西安城内留居的二三万人之外，关中无回回。

 

 

 

左宗棠安插孑遗陕西回族的奏稿显示，在起义被镇压后的善后处理过程中，进入甘肃的数万孑遗关中回民被安置于包括西海固在内的陇东各地垦荒谋生，其中平凉大岔沟“约数千人”[8](405)，化平川(今宁夏泾源)“男女共九千四百余名口”[9](17)。宁夏平原灵州金积堡一万两千多回族也被押解赴固原山地垦荒生产。劫后余生的陕甘各地回族为了躲避清政府的屠杀，逃到西海固谋生落居者比比皆是。

 

 

 

历史上回族的多次起义，在实现自我生存环境的保护过程中，的确体现出权力关系过程中的正面冲突，也是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这与Scott分析的这种有组织公开的抗议，尽管给统治者带来一些威胁，不过这种反抗并非历史过程中的主要动向，是历史过程中不具代表性的反抗。而且反抗的结果往往是以被屠戮被遣散，以失败而告终[10](29)。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才是作为底层民众的主要表现。底层农民的抵抗，是与威权博弈而缓和，或者防御眼下的不利，而不是正面以行动的方式进行直接的斗争。即使真的有斗争，其结果往往也不是他们所期待或者预料到的。这种斗争就有些像Weller在研究中国社会时提出的“通过宗教仪式过程中的‘乱’而脱离现实社会一段时间，而为的是趋于更好的生活的一种反抗”[13](ii)。

 

 

 

不识文字的海原回回老人们只是在记忆深处知道他们的根在陕西或甘肃，但不知道他们的先辈们为什么不在关中平原和水资源充足的黄河两岸生活，偏偏选择西海固，尤其海原这样一个山大沟深的地方。他们更不知道，为什么回回同姓者虽然在一个小小的海原县也是散居各处。自清朝中后期以来，因为回族“不听话爱闹事”的历史事件，任何占据这一带的治理者都会用防备和严管的手段来治理。在《海固1938-1941的回民三次起义》一文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回民先是在命名上被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者做了污名化的处理，在“回”字前面加上具有动物性标志的比如猪狗的“犬”旁，还利用保甲制度进行严管。每次来袭，知道回回禁忌，故意在清真寺门口挂上猪肉。

 

 

 

在蒙受苦难的几代人之后，他们把能够活下来看得比什么都金贵。苦难的记忆，始终是他们悠长的故事。开头一句是旧社会那时候……接着就是缺衣少食的苦难历程。一位受访人记忆说：“有时候人没有吃的了，就喝凉水灌肚子。一家人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人都不敢出门。一家人挤在一个炕头上，就一床被子。那时候连个吃饭的碗都没有，在炕沿边上做几个像碗一样的坑，爬在炕沿上吃饭。说是饭，也就是个面糊糊，能喝几口就不错了。人完全依靠信仰活着，要是没有胡大(真主)的恩典支撑着，真是没有活头了。娃娃辛辛苦苦养大，抓壮丁的就来了，明明知道出去就会送命，又有什么办法呢。给自己宽心说，娃娃出去应该有个饱肚子吧，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抓人的时候谁敢反抗。一旦走了，为人父母啊，就是没日没夜地盼望，盼望娃娃早点能回来。在每天五次礼拜的时候，高高举起双手，向胡大乞讨，一起礼拜的人，都怀着心事，胡大呀真主呀此起彼伏地呼喊着，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完全是靠这个信仰的支撑，不然人都急疯了。”

 

 

 

在干旱而物资匮乏的环境里，人更多生活在一种精神世界里。精神的寄托是海原回族对于现实艰苦环境和物质匮乏的一种转向。

 

 

 

四、结语

 

 

 

前文通过回族“选择”海原这一事实，以记忆为主线，结合地理环境和国家的影响，通过口述史结合地方文献，分析了海原回族的历史记忆。另外，结合相关文献，用受访人的口述记忆，分析了海原县回族的历史来源，回答了回族被迫选择该地居住的历史过程。宁夏海原虽然偏处西北一隅，但并没有逃离国家权力的政治影响。在时代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回族民众用自己的身体、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的经历来应对来自自然环境的挑战。需要反思的是，宁夏海原县今天仍然处在贫困状态，与历史上遭遇的苦难有着紧密的联系。

 

 

 

说明：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主题下的国家治理与民众应对研究”(11CSH033)；北方民族大学校级科研一般项目“国家整合与宗教、民族之建构”(2013XYS02)。

 

 

 

参考文献：

 

 

 

[1]Halbwachs，Maurice．On Collective Memory[M]．Trans．Lewis Coser，1990．

 

[2]Connerton，Paul．How Societies Rememb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3]Wona Irwin-Zarecka．Frames of Remembrance：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M]．New Brunswick：Transaction，1994．

 

[4]Lipman，Jonathan．The Border World of Gansu，1895-1935[D]．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1984．

 

[5]Steedly，Mary M．Hanging Without a Rope：Narrative Experience in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Karland[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6]丁万录：《民国时期的西海固回族社会状况》[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1)．

 

[7]刘俊生：《谈同治年间宁夏回族起义的原因》[J]．《宁夏大学学报》1987(2)．

 

[8]《左宗棠全集·奏稿四》[M]．长沙：岳麓书社，1990。

 

[9]《左宗棠全集·奏稿五》[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0]Scott，James．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s Resistance[M]．Yale：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11]Weller，Robert．Resistance，Chaos，and Control in China：Taiping Rebels，Taiwanese Ghosts，and Tiananmen[M]．Washington：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回族与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博士）

 

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2015年2月12日。 

http://iwr.cass.cn/zjymz/201502/t20150212_183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