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狗狭路相逢，咆哮的一定不是大狗，而是小狗。与人们惯常的思维不同，具有强烈攻击性的往往不是强势的一方。若生命受到威胁，就会激发全力的反击；从而，危机感孕育著攻击性。“穷寇末掩”的古理就是悟透了这种关係。弱势的一方时常下意识地感到生存危机，於是便会比强势的一方具有更爲强烈的攻击性。

 

小狗的咆哮是爲了让大狗保持距离。混杂（小距离或零距离）对於弱势的一方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在强弱两方的混杂中，处於弱势的一方可能会忽然或者不知不觉地被强势一方剷除或吞併。以先行的攻击性保持与强势一方的距离，是弱势一方自保的策略。

 

在社会中，弱势一方以攻击姿态保持与强势一方的距离，表现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对外划清与强势一方的界线，人爲地製造反差强烈的识别标记以分别敌我（抹黑对方并塗白自我），等等。另一个方向是对内清洗以保持与强势一方清晰的差别。自我纯洁也是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任何模糊的状态都包含著与他人混杂的可能性。比如，使用以下的方法：以攻击姿态吓退对方，从而强行创造出空间上的距离；将自己清洗成爲一个毫无杂质的纯我，别人也就无法混杂进来，於是，与他人的区别也就分明了。

 

不过，这种自保的策略若做过了头，也会造成自损的结果。爲了保持与他人的距离而强化区别了，难免会走极端。原本是爲了区别而抹黑对手，最後，自己也被自己的塗抹迷惑，眼前縂是晃著这个被自己抹成全黑的妖魔，便完全看不清对手的真实面貌。面对这个妖魔化的对手，除了激烈的“打倒”以外，别无选择。这种黑白分明的绝对划界，使得自身的策略丧失弹性，只会一条路走到黑地强攻硬打。这种鲜明反差的识别标誌，还造成了自我孤立。“朋友”意味著有同一，又有差异。一有差异，就变成敌人，也就不会有朋友了。从“不敌对我的就是我的朋友”到“与我不同的就是我的敌人”，其间有天壤之别。爲了区别他人而过度自我纯化，同样会走到极端。动态的事物纔是活的事物，而事物的动态发展必须依赖与外界的能量交换。一个绝对纯化的事物弃绝了与外界相通的公共平臺，从而，毁灭了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绝对纯化”就是“到顶”了；都到了顶，还有甚麽发展馀地呢？一个绝对纯化的事物肯定不再具有活力。

 

中国以往的“极左”路綫就是一个例證。与那些狂信者自我认定的相反，“极左”并不是强大与自信的结果，反倒显示了自我的弱势以及对自我弱势的过度警觉。“解放全人类”的激烈世界革命策略，并不能證明中国领导人（十几嵗的红卫兵另论）真得相信自己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而恰恰反映了对敌对一方“亡我之心”的惊惧。通过反复的内部清洗而达到绝对理念化的共产主义，更是因爲害怕别人运用修正主义而不知不觉地从内部颠覆了自己。今天，“极左”路綫在中国的衰退，恰恰是中国已经开始强大并自我意识到强大的表现。

 

中国家庭教会常年处於被逼迫的社会边缘地带，自然会产生对生存威胁的警觉。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已经身在主流社会，心却还在边缘。在过去一年关於政教关係的讨论中，笔者清楚地感到，儘管中国家庭教会正在极力摆脱上述的边缘意识，脑际裏却不由自主地残留著边缘意识的馀波。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教会裏面“狼来了”的喊声叫了许多遍，但传言的大规模逼迫却没人看见。原因在於我们除了把中国政府看作逼迫基督教的“狼”以外，已经不会另作判断了；中国政府的任何动向（甚至根本不是针对教会的）都成了“要吃我们”的信号。在此次讨论中，这种立场仍然可见。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国政府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是一个专门迫害基督教的机关。一旦把中国政府放在这个妖魔的地位，政教关係也就无从谈起了；与这样一个全然黑暗的妖魔，所馀的唯一关係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鬥争”。难怪一有教会提出应当登记，立即被批评爲“向政府投降”或“出卖教会”。这不禁使人想起“文革”中许多类似的事情。中国与美国建交时，党内国内出现了巨大的困惑。多年阶级鬥争理论的熏陶，使人们只能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事务，於是，“与美国建交”被等同於“与帝国主义联合”。“极左”思潮使人无视一个简单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一个主权国家与另一个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係，并不会影响他们各自的“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爲国家的存在具有多种层次，“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外交关係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文革”中，甚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活动或学术交流都批为“投降”或“卖国”，以至於除了打仗或批判，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其它交往方式了。此次讨论中，反对登记的人，一方面认爲教会是信仰团体或圣徒团契，不是社会团体，所以，用不着向世界上的政府登记；另一方面，认爲中国的执政当权者是无神论者，由此，不能登记接受无神论者的领导。可是，基督徒也是公民，基督徒组成的信仰团体同时也是社会团体；无神论者执政的政府依然是政府。教会作爲社会团体登记，无神论者作爲政府管理，涉及的是法律管辖的外在行爲领域，与信仰不是一个层次。

 

自我绝对化是此次讨论中反映出的另一个趋向。对於笔者的文章，一些人认爲只有法学理论，缺少圣经依据；激烈点的更认爲文章使用了政法学者的语言，而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语言。圣经的精神就不能用法学的语言表述吗？如果只有背诵圣经文字纔算基督徒的语言，那末，韩德尔所谱的是基督徒的语言吗？托斯托也夫斯基所写的是基督徒的语言吗？米开朗基罗所画的是基督徒的语言吗？林肯所宣佈的是基督徒的语言吗？“文革”中，甚至电工学教科书的每一章前面都有毛语录，但那就把电工学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电工学吗？1966年冬天，日本围棋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棋手下棋。他们注意到每一位棋手（无论中日）面前都放有一本红色小书，而且中国棋手每下一步棋就翻开小书念念有词。当然，那本红色小书就是毛语录。可是，每下一步棋之前都念毛语录，就能下出革命围棋吗？实际上，就因爲没有自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纔会拘泥於那些形式化的革命八股。基督信仰是活生生的生命。如果基督死守著“道”而不肯成爲“肉身”，世间也就根本无基督信仰可言了。基督是以“肉身”来表现“道”。若基督徒除了直接的圣经文字以外已经不会说别的话了，那只表明他们还不是“道成肉身”的基督的门徒。

 

除了文字形式的划一以外，还有观点的划一。讨论原本表明思路的丰富和思考的活跃，这表现了基督信仰的活力与宽阔。若有人硬要以自己划界，在讨论中定属灵与否，真正的讨论也就没法进行了。叁句话还没完，“异端”“新派”“叁自代理”“政府内奸”这一类的帽子已经扣上来了，讨论还怎麽进行呢？信仰的唯一恰恰是在信徒的丰富中表现出来的。信仰的统一就是因爲对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包容。非要把自己有限的表现形式定为信仰的唯一，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有限的自我硬要占据上帝的位置，只会使信仰狭窄化。这种不容不同意见的“唯我独信”的态度，必然导致在教会内部开展“阶级鬥争”或“路綫鬥争”（也可以冠以“属灵争战”）。我是信仰的唯一正确代表，於是与我不同的都是信仰的敌人。如果讲理不能證明自己正确别人错误，於是就查出身，以“血统”确保自己的正确地位。此次讨论中，有人不管别人讲得有理无理，一再纠缠於别人以前是否参加过官方教会。笔者也被人“查”出出身於新派神学院，所属的宗派在历史上与官方教会有勾结。似乎理论是否合理不在於理论本身，而取决於提出理论者的出身。

 

上述这种“极灵”（套用“极左”）倾向形成於两种历史环境。一是家庭教会长期处於被逼迫的社会边缘，不自觉地形成以极端化的鲜明区别而自保的策略。二是国内的执政者在世界範围又是居於弱势的边缘地位，所以在整个社会裏面也盛行著“极左”思潮。极端属灵者并不象他们自己以爲得那样属灵，因爲他们的做法不过是不自觉地照抄了世界裏面的“极左”思潮。若要拔别人身上的世界之刺，恐怕要先动动自己眼中的世界梁木。另外，极端的策略是在极端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是，历史环境也在改变。在边缘时代正确的策略，在进入主流社会的时代就不一定正确。极端化的分离主义，在强力逼迫的时代，确实成爲教会生存下来的正确方式；但今天却使教会闭关自守，不能承担在主流社会裏面广传福音的历史使命。

 

没有人能够成爲基督，从而，没有人可能以一己之见穷尽了信仰的全部真谛。多样化的信仰追求，恰恰是信仰彰显全部自我的唯一路径。不要以自己有限的一取代基督无限的一。硬要用有限的自己划一丰富多样的信仰追求，反倒是限制了基督信仰的自我表现。持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不是阶级敌人。有不同意见并不是分裂教会；瞅著谁都象阶级敌人，纔真正会分裂教会。头几天还家人一样亲热地问长问短，只要意见不同，立即将别人作爲“反耶稣分子”或“反教会分子”（套用“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分子”）批倒批臭。使用这样的“极左”方式，教会想不分裂都不可能。中国教会的前景远大，在主流社会中拓展，会涉及许多新的领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果自己的内在生命幅度还限制在极端化的狭窄区域，教会便无法在新的历史环境裏面正常发展。

 

转自作者的个人主页，後记：边缘意识与极左思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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