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印象就是有一个叫麦哲伦的航海家绕地球兜了一圈，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印记，毕竟和经济成就卓越的美国日本比起来，同为富裕国家的西班牙对中国人影响确实少了些，但是到了08年欧洲杯和C罗的转会之后，我对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却产生了由衷的敬佩，看看恢宏的伯纳乌和诺坎普足球场，看看皇马在C罗身上砸下的9300万欧元转会费产生的轰动效应，连新闻联播都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因为10亿人民币的交易足以挤进任何一个财经报道栏目，而它却是发生在足球世界里面。C罗的技术不值10亿，但是和它吸引眼球的效应加起来就远不止10亿，他们不仅卖了个广告，还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圈钱开始，就像几百年前在美洲大陆的圈地一样。这是一种冒险，商业上的冒险，伊比利亚人民血液里沉淀许久的冒险基因再次暴发。

 

　　在伊比利亚半岛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大事”，让我联想到同样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拉丁美洲，它们的国家都不富裕，有些甚至仍然动乱。

 

　　最近巴西获得了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电视上看到球王贝利和他们的总统相拥着哭了起来，这种哭看起来让人感觉就是悲情，似乎这种情绪已经压抑了好几个世纪，那天终于暴发，和桑巴舞的疯狂形成鲜明对比。

 

　　还有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阿根廷，毒贩猖獗的哥伦比亚，政局不稳的厄瓜多尔，和美国叫嚣的委内瑞拉....,他们大部分都有伊比利亚半岛的血统，却走着和“家乡”不一样的路子。

 

　　不发达，悲情，是我对这个广袤大地上各个美洲国家唯一的感觉。

 

　　以下为引用文章：

 

　　从大的范围来划分，美洲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一种是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另一种是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拉美的文化体系属于后者，这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征服美洲和殖民化过程中所留下的遗产。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西方文明的扩张给南北美洲带来了相同的命运;所不同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早于英国1个多世纪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随后逐步完成了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征服。西葡两国把伊比利亚的天主教传统移植到南美洲，英国却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传统带到了北美洲(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某些地区除外)。天主教和新教都属于基督教的范畴，但却具有不同的伦理观，这一根本区别成为南北美洲以后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新教伦理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发展迅速，与天主教伦理占据优势的拉美的落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本文通过对这两种伦理观的比较，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揭示拉丁美洲长期不发达的深层原因。

 

　　一　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

 

　　在神职人员看来，基督教伦理是神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教徒在追求终极目标过程中所遵循的基在理念与原则，它来源于基督教经典《圣经》，在规定信徒绝对服从上帝的信仰体系下表现出把非基督教世界从“恶魔”统治下拯救出来的“理想”色彩。其实，基督教伦理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通常指在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教徒们在世俗活动中所遵循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规范，这套规范尽管同样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本源，但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现实意义都非常明显，主要服务于人们对现实目的的追求，反映了基督教神学在对世俗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回应。因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基督教与现实社会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基督教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与世界上一些宗教相比较，基督教的这一特性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佛教或道教强调“出世”，希望善男信女能够摆脱人世间的一切欲望，通过自身的修身养性来求得死后在另一个世界的升华。所以，不管是佛教的寺庙，还是道教的道观，都建在远离尘世生活的高山之上或人烟稀少的僻静之处，尽可能地不与世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基督教注重“入世”，从其产生到发展一直与世俗社会联系在一起，西方社会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变革，往往都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因此，基督教会的教堂总是建立在熙熙攘攘的闹市之中，除了便于与世俗生活发生直接联系外，还在于吸引更多的教徒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任何宗教都是希望信徒越多越好，但佛教或道教并不是主动积极地要求他人成为正式的信徒，反而会设置一些烦琐的礼规来约束生活在寺庙中的信徒的扩大。实际上，千篇一律和清淡寡欲的宗教生活自然使世俗之人望而生畏，人们的价值观念可以受到宗教教义的强烈影响，但要人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虔诚信徒却很困难。基督教只是教导人们信仰上帝，丝毫不影响人们的世俗活动以及对财富、功名等欲望的追求，就连《圣经》也是以大众化的语言向人们灌输所谓的“真理”。因此，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全民宗教”并非偶然，而是反映出它不仅不会成为人们追求现实利益的障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些利益的实现。这一前提造成了基督教伦理与世俗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基督教伦理中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在欧洲国家的政治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罗马天主教教皇凌驾于皇权之上，甚至在世俗事务中都享有最高权力。这种在当时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不管贫富贵贱，几乎人人至少在名义上都是教徒。如果有人稍越雷池一步，便被教会视为背离上帝，大逆不道，重者甚至要处以极刑。十字军东征之后，罗马天主教尽管处于衰微状态，但它在很长时期内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举止和处世方式等自然会带有这种文化的明显痕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将之称为“基督教文化”①。道森所指主要是中世纪前后天主教对西方社会伦理观念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讲，天主教伦理观尽管存在着许多合理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具有在“正统”观念下维护传统制度的倾向，蕴涵在天主教伦理中的传统性常常表现得非常明显。从总的趋势来看，天主教尽管也在努力适应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但以它为核心的伦理观在根本上有敌视或蔑视新生事物的传统，至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时，这种注定给人类社会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生产方式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然而，按照天主教的正统观念，这种反传统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精神却是“离经叛道”的。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以及最终替代封建制度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天主教尽管无法阻止这一趋势，但对传统的维护势必使它从一开始就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因此，受中世纪封建制度长期潜移默化形成的天主教伦理，在许多方面不符合体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阿明托雷·范范尼长期是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出任意大利首相。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统治期间，范范尼被流放了近12年。在此期间，范范尼完成了一本名为《天主教、新教和资本主义》的书，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在学术界一举成名。范范尼的基本命题是，天主教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他指出：“任何试图准确地理解天主教和资本主义主张的人，不可能不惊奇地发现，两种思想是相互对立的，一种思想的阐释者与另一种思想的阐释者竭力争夺对社会的支配地位。我们这里只是再次强调，天主教的精神气质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一直反对资本主义的建立。”②199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诺瓦克出版了一本名为《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专著，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反资本主义的天主教徒”③。在西方学术界，探讨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尽管学者们对天主教伦理的评判褒贬不一，但天主教伦理观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长期不合拍显然是其中很多人的共识。

 

　　从基督教发展史来看，新教的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突破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一统天下的局面，从与传统对立的角度反映出基督教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拉美著名学者马里亚特吉指出的：“西方的经验非常具体地表明资本主义与新教思想的一致。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都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④显然，新教所体现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应，从本质上讲是为这个脱胎于中世纪的新兴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因素综合的产物，但新教伦理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后，围绕这个命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提出质疑者也大有人在。韦伯的命题是经典的，但韦伯的分析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学者们可以对韦伯的理论构架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很难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他的这一基本命题，这也就是韦伯至今依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南北美洲的比较时，基督教中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二　天主教伦理与拉美的文化传统

 

　　历史发展到15世纪末的时候，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大变动状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赋予西方文明新的活力，预示着一种更具外延性的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将很快来临。民族国家的兴起造成了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恋，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它们把目光转向海外，试图通过在海外寻找殖民地来延伸民族国家所统辖领土的主权范围，寻找新的财富来源。这样，欧洲之外的地区迟早都难逃被西方文明征服或入侵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位于大西洋彼岸的南北美洲被欧洲国家殖民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被哪一类型的欧洲国家殖民却是偶然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与英国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前者天主教居于支配地位，封建制度基础牢固;后者尽管也实行君主制，不赞成更激进的宗教改革，但本质上属于反传统的新教国家，具有一定的自由主义氛围，尤其是商业气氛浓厚，商人力量强大。这两类宗教伦理不同的国家对美洲的殖民前后相差1个多世纪，但却植入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北美洲与伊比利亚传统的拉丁美洲以后的发展道路却出现巨大差异。拉美诺贝尔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指出：“一个是讲英语的美洲，继承的是奠定现代世界的传统，即宗教改革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民主及资本主义;另一个是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继承的是普世天主教君主制和反宗教改革。”⑤他从不同宗教伦理的角度对两个美洲的解释尽管非常具有挑战性，但的确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重大理论问题。

 

　　自1492年哥伦布远航到美洲后，西班牙就开始了对美洲的殖民过程。刺激欧洲人不畏艰险远航到美洲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狂热的宗教情绪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征服者除了对土地和财富的贪恋之外，还希望把基督教的信仰扩展到欧洲之外的地区，最终实现基督教的一统天下。尽管专司传道的天主教修道士几乎同时与所谓探险的殖民者一道登上美洲大陆，但很难把两者肩负的使命截然分开。所有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都是天主教徒，狂热的宗教情绪和对财富的贪恋欲望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圣经》和枪炮实际成为对美洲征服的两种手段，前者主要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对土著人的征服。随着西班牙对美洲广大地区的征服、殖民和开发，天主教伦理观被包括一大批传教士在内的殖民者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大西洋的彼岸，作为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意识形态在殖民地政治和公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天主教会“为形形色色的复杂人口提供了精神生活，是西班牙美洲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的主要支柱之一。通过与宗教历法有联系的公众庆典，教会在殖民地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使印第安人和黑人皈依为天主教徒，教会扩展了欧洲文化价值观。教会在教育和公共慈善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加强了其在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⑥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也被教会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美洲，教会试图以高压手段维护天主教信仰的纯洁性，防止新教在殖民地的传播。如果那些已经皈依天主教的当地人不放弃原来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有权对这些人予以严惩。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和殖民化与西班牙人的活动类似。总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长达数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天主教作为殖民地唯一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

 

　　宗教本来就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形成，根子就在于宗教。只要是宗教，都会在教义中向尘世之人描绘一幅虚无缥缈的“理想”境界，而这种境界从来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人们也无法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其存在，因此宗教从本质上讲无一例外都是超验的。宗教指精神世界的追求，经济活动指现实生存与享乐的需要，两者从表面上看各具独立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割裂开来。客观上讲，并不是所有的宗教与人们追逐的现实利益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基督教的确对人们的世俗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宗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显表现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必然会有意或无意地对人们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同样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影响的长期作用，在天主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在新教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明显的差异。美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阿瑟·刘易斯是西方经济学界探讨文化观念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首批经济学家之一，他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把文化影响与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的企业精神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对工作、财富、节俭、抚养子女、发明和冒险等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是来自人类心灵的深刻动机。”⑦刘易斯进而把宗教看作是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不同的宗教教义反映和决定了人们对经济活动所持的不同态度，宗教如果能够促进诚实、积蓄、冒险与合理性，就会产生积极影响，否则就会相反。刘易斯的研究对探讨天主教伦理和新教伦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深有启迪。

 

　　从制度层面上讲，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出现，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旧的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构成了障碍。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旧制度的否定，更重要的是为经济不受或少受阻碍地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尽管已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仍处在原始社会或原始部落制状态。即使比较发达的几个印第安帝国，其制度所能保证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不能与欧洲国家相提并论。因此，在欧洲殖民者的眼中，这是一片未被开垦的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块大陆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欧洲国家把什么类型的制度移植到被殖民的土地之上。当时的欧洲正处在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时期，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初露端倪，而旧的生产方式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一般来讲，在天主教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基础比较牢固，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新生事物的力量居于统治地位。西班牙和葡萄牙便是这类国家的典型，当它们开始在海外殖民时，自然会把本国的制度移植到美洲。所以，在欧洲日趋衰落的封建制度伴随着伊比利亚殖民者的枪炮声来到了新世界，殖民者实际上把天主教伦理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悖的价值观也带到了这块将要被“重新绘制”发展蓝图的大陆。经过数世纪的殖民化和殖民统治，母国的落后制度在这一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给拉丁美洲留下了很难磨灭的文化遗产。玻利维亚社会学家阿图罗·乌尔基迪认为，西班牙殖民者把本国的封建制度复制到拉美，使之根深蒂固于拉美文化之中。他的结论是，西班牙的封建主义在拉丁美洲不折不扣地再现，“由于其具有遗传特性，这种再现提供了一种差不多一样的生物类似性，既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境界发生了影响，也对制度组织发生了影响”。⑧卡洛斯·兰赫尔是委内瑞拉的著名新闻记者，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美洲状况的书，题目为《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爱和恨的关系》。他在与新教美国“成功”的对比中把拉丁美洲的“失败”主要归因于西班牙的天主教文化：“被一个国家殖民化是拉丁美洲的命运，这个国家尽管在许多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正在出现的现代化精神，设置了抵制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围墙，也就是说，设置了抵制现代工业、自由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围墙。”⑨兰赫尔的观点在拉美知识界很有争议，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表明了拉美一些知识分子从文化上对这一地区落后根源的深刻反思。从天主教伦理抵制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讲，伊比利亚殖民者的第一条船远航到新大陆就基本注定了拉美历史的发展命运，从文化上埋下了拉丁美洲经济长期不发达的根源.

 

　　在经历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些国家，封建君主制尽管依然存在，但在新的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封建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到英国向北美移民之时，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薄西山，新的制度呼之欲出。在前往北美地区的英国移民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早已告别了中世纪的封建传统，商业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所以，他们在“绘制”北美大陆的未来发展“蓝图”时，自然会把先进的生产方式注入其中。这就决定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道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指出，“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批船只来到了北美”⑩，美国“生来是自由的、富裕的和现代的”(11)。德格勒的这一观点成为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很多学者的共识之一。北美许多地区的经济长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与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结果固然与母国的殖民政策、北美的资源优势、移民的整体素质等因素有关，但构成以后美国文化“灵魂”的新教伦理或清教徒价值观无疑在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新教伦理给美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精神，使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令人观止的“经济奇迹”;而天主教伦理却使拉丁美洲长期走不出封建传统的阴影，在漫长的现代化道路上艰难地跋涉。制度的不同，自然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巨大的差异。即使采取类似的制度，如果不改变根深蒂固的落后的文化观念，这种差异不仅不会缩小，还会加大。北南美洲不同的发展经历证明了这一事实。墨西哥学者卡洛斯·富恩特斯指出：“你们(美国)从零开始，是一个处女般的社会，完全等同于现代，没有任何封建的因素。相反，我们是作为中世纪没落的封建秩序的附庸建立的。”他还断言，自由企业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说在拉丁美洲缺乏发展的机会，“但(历史)证明它不能消灭封建主义”。(12)从不同的伦理观念产生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个层面上来讲，富恩特斯这番话的确值得深思。

 

　　三　天主教伦理对拉美发展的影响

 

　　拉美地区独立后，许多国家的人民在自由派的领导下，与当时对社会进步构成很大障碍的天主教会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长期复杂的斗争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在拉美得到广泛传播，天主教会逐渐与国家政治相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也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证。20世纪60年代末在拉美兴起的“解放神学”运动强调对传统的深刻反思，不仅大大促进了天主教会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开放性，而且也使新教徒的数量在拉美地区猛增。然而，天主教伦理并不等于天主教会，人们可以不去天主教堂做礼拜，也可以不是天主教信徒，还可以改信新教，但却难以摆脱早已成为其文化核心的天主教伦理观的影响。因此，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天主教伦理在拉美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并没有由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这套伦理观依然构成了这一地区文化的主体，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兰赫尔在批评天主教伦理对拉美地区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像天主教教会那样有助于决定拉丁美洲的发展方向。“西班牙是在基督教和服务于基督教的名义下完成征服的。征服和殖民化就是天主教的征服和殖民化。直到19世纪，在这350年期间，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基本确立。天主教既是拉美社会的思想意识，也是拉美社会的支柱。”(13)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拉美人，兰赫尔的批评尽管有些尖刻，但却是来自对现实的感受和体验。

 

　　客观上讲，以天主教伦理为核心的拉美文化不乏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方面，这是这套伦理观能在这一地区绵延下来的主要因素，也是历史上许多拉美知识分子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之一。墨西哥政治家何塞·德巴斯孔塞洛斯在其1925年出版的《宇宙之种族》一书中认为，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原因在于这个大陆比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有三个决定性的优势：一是拉美的社会基础是“混血种族的融合和团结”，而不是一个种族对其他种族造成不合的统治;二是拉美具有热带气候的优势，“伟大的文明开始于热带的周围地区，最后的文明将回到热带地区”;三是拉美拥有一个富有精神资源的“宇宙种族”，这个种族“将指导和完成发现新的精神地带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业”。(14)德巴斯孔塞洛斯的观点有些极端，但在拉美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反映出了一种强烈地抵制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情绪。在这方面，拉美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首推乌拉圭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罗多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在190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埃利厄尔》的书。埃利厄尔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两个主角之一，以潇洒精明著称;另一个主角名叫卡利班，面目丑陋，斤斤计较。前者代表拉美文化，后者代表美国文化。罗多警告拉美人不要“让自己被丑恶而凶残的美国人的物质力量所诱惑”。他认为，美国是半开化的、缺乏精神的和文化低劣的帝国。拉美人应该加强他们的拉丁主义—古希腊主义，致力于诸如艺术、科学、道义、宗教等精神建设。(15)这本书以理想化的语言高扬了处于一种精神境界的拉美文化，旨在与美国人肆无忌惮地追求物质利益的“低劣”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罗多的描述充满着对美国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见得符合美国的实际状况，也不见得有益于拉美的发展与进步，但却在当时的拉美知识界很有市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罗多生活的时代，美国打着“门罗主义”的旗号对拉美地区事务的干涉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稍有一点民族正义感的拉美知识分子无不对其北方强邻的干涉行径痛心疾首，所以他们对美国新教文化的谴责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显然缺乏对自身传统的深刻反思，一味的批判美国文化只会加大拉美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距离。因此，我们在读一些拉美学者写的书和文章时，总是感到有点“君子言义不言利”或“重义轻利”的味道。如在拉丁美洲文化界很有影响的智利学者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曾对西班牙留给拉美的文化遗产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一种黑暗、迷信、封建主义和不思进取的遗产，只有通过一场大的社会和心理革命才能彻底消除。他呼吁西班牙美洲国家进行政治改革，希望以美国作为改革的模式。后来当美国开始宣称兼并得克萨斯时，毕尔巴鄂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开始赞赏拉美文化的独特性。他写道：“我们地区多少拥有一种古代神圣的好客精神，在我们的胸怀，有着对人类热爱的空间。我们并没有失去决定人类命运的精神的传统。我们热爱和相信可以联合起来的一切。我们宁愿个人高于社会，美丽高于财富，正义高于权力，艺术高于商业，诗歌高于工业，哲学高于教科书，纯洁的精神高于精打细算，义务高于私利。我们是信仰艺术的人，对美充满着热情，至于能够产生什么结果全不在乎。”(16)从毕尔巴鄂这番话中可以体会出，在他们那一代社会精英中，很多人特别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陶醉于自我满足的欣赏，而对与人们实际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物质文化常常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他们的思想反映出天主教教义轻视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伦理观。天主教对人们从事世俗活动设置了种种规定，不能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意志提出任何挑战，试图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来压抑人们许多生活需要的本能，在一种宗教炫耀中以精神的安慰来弥补物质上的匮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获得拯救，死后才能进入基督徒在尘世梦寐以求的“天堂”。用范范尼的话来说，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因为天主教压抑了人们对物质财富追求的冲动，试图把人们的尘世生活引入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17)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范范尼长期生活在天主教伦理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氛围之内，他的这番话应该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直接体验。

 

　　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蔑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等。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拉丁美洲缺乏“探索或创新，只是被动的适应。它的一切创造，包括它的自我，都是西班牙的折射”(18)。其结果必然是拉美的实用科学技术水平无法与英美世界相提并论，也很难出现像富兰克林、爱迪生、瓦特那样的大发明家。在伊比利亚文化圈内，许多人安于现状，顺从贫穷，把贫穷作为通向天堂的一种奖励，把发财作为受到地狱的惩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来获得永恒拯救的首要前提。在这样一种思维范式下，人们从事工作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既不积极主动地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也很难从工作中得到太大的乐趣或满足。所以他们“厌恶体力劳动、赚钱、技术技能和非人文主义知识”(19)。拉美学者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谈到拉美人的工作观时指出：“所有我们从事的必要工作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它们给生活增加了负担，使生活痛苦不堪，支离破碎。……工作者在工作时总是希望，工作将导致他获得解放，某一天，他将停止工作，开始真正的生活。”(20)乔治·福斯特也指出，在拉丁美洲，“不像居支配地位的清教社会的传统态度，劳作不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它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是人们为生计而必须做的一些事情。”(21)把劳作视为痛苦的“体验”造成了天主教文化圈的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不愿意当机立断，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戏称为“明日文化”。1908年，哈夫洛克·埃利斯在谈到西班牙时写道，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今天对当地人和来访者都很熟悉的特征，即拖延每件事到明天的倾向。对每一个要求，西班牙人总是回答以快乐的明天”。(22)这在历史上以“臭名昭著的拖延”而著称。拉美人的时间观念基本上就是西班牙的复制。即使在今天，拉美人在这方面依然残留着明显的历史印痕，表现出了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时间观。

 

　　此外，这样一种不思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使很多拉美人不大重视教育。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后，与美国相比，拉丁美洲仍然是世界上文盲率较高的地区之一。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初，拉美地区的文盲人数为4300万，占人口总数的26.3%。美国人口普查局1969年年底公布的数字表明，该年度美国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不到15万，而且主要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口。客观上讲，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全球文盲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拉美地区的形势仍不容乐观，2000年其文盲人数为3900万，占总人口的11.1%。(23)拉美地区文盲率相对较高固然存在着多种原因，但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不重视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昂内尔·索萨对移居在美国的拉美人进行了调查，列举了一系列拉丁美洲典型的价值观和态度，其中一点就是忽视教育。“女孩并不真正需要教育，她们只要结婚即可。那么男孩呢?他们最好去工作，帮助养活家庭。”(24)所以即使在入学率非常高的美国，拉美裔中学生的辍学率达30%，大大高于白人和黑人。在拉美地区，儿童辍学打工的比重依然很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文件表明，2000年，拉美地区的童工数量占5～14岁儿童总数的17%。(25)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不利于拉美与现代社会接轨的价值观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但依然在拉美文化中根深蒂固，反映了天主教伦理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拉美地区迈向现代化时在人们心灵深处难以突破的障碍。

 

　　与天主教伦理相比，新教的许多伦理观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如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教导信徒通过苦身修行来使灵魂得到拯救，引导人们脱离世俗的生活;新教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主张信徒必须在尘世生活中恪尽职守，以证明自己是上帝救赎的对象。这样一种宗教意识使信徒们富有进取心，工作主动努力，把在尘世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看作是被“上帝选择”的证明。这种伦理观使工作—赚钱—拯救这种在罗马天主教中受到谴责或不屑一顾的过程逐渐地合法化。总的来说，新教伦理的确把人们得到拯救的途径从修道院的苦行生活或虚无缥缈的“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来。新教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他们的尘世活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得正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折不扣的遵循，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牧师英里克斯·马瑟在一次布道中宣称，人们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与勤奋劳动直接相关，“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26)所以，来到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把在尘世的成功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贫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即使是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商业资本主义在北美殖民地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伴随着清教的外在形式在殖民地的衰落。这一过程尽管给一些信守清教传统的教徒留下无尽的遗憾，但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科顿·马瑟曾这样说过：“宗教带来繁荣，女儿毁掉了母亲。”(27)马瑟可以说是目睹和亲身体验了这一过程，因此他的这句话耐人寻味，含义深刻。清教最终没有在殖民地实现复兴，但却给这块大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清教徒身上所体现出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致使新英格兰等殖民地经济不断走向繁荣，为以后美国大踏步进入工业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新教伦理在北美殖民地植入的商业精神成为正在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蕴涵着丰富内容的历史文化积淀不仅影响了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成为美国以后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有力保障之一。

 

　　四　走出文化精神的不发达状态

 

　　拉丁美洲经济的长期不发达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历史事实。即使是现在，尽管拉美少数国家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但就整个地区而言，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仅无法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许多社会问题，仅每日生活费用在2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就高达1.59亿。许多学者曾对拉美不发达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影响很大的解释理论，如中心—外围论、依附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化理论等。不可否认，他们所开的“药方”的确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有的理论甚至成为拉美国家确定发展战略时的指导依据，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这些“药方”最终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医治”作为一个整体的拉美地区的不发达“症状”。

 

　　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人们通常用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衡量，不过这些指标不是恒定的，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是历史的长期积淀，往往无法转化成可见的具体指标，但却是很难改变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文化精神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拉丁美洲长期难以走出不发达的状态，显然并不在于这一地区缺乏如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物质上的必需保障，而在于从独立以来很长时期没有突破天主教伦理的传统，没能形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文化精神。拉美国家可以拥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外在形式，但西班牙留给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却很难产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马里亚特吉指出，西班牙的文化遗产不会使拉美人“清楚地体会和懂得资本主义和封建制之间的所有差别。资本主义的道德、政治和心理因素似乎没有在这里找到适当的气候。资本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土生白人地主，只有利润观念，而没有生产观念。冒险精神、创业的劲头和组织能力，这样一些真正的资本家的特征，几乎都是我们所没有的”。(28)拉美不发达的外在形式表现在经济发展上的落伍，但根子却在“不发达”的文化精神上。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瓦利亚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再压迫我们，但她的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拉丁美洲的社会解放只有通过放弃西班牙遗留的传统才能实现。”(29)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地区走出不发达的状态首先在于走出文化精神上的“不发达”。

 

　　诺瓦克在写《天主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时曾到拉美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一些拉美人问他，“如果马克斯·韦伯是对的，那么拉美是由天主教国家构成，我们自然就没有机会”。(30)言下之意，在天主教伦理居支配地位的拉美国家，永远不存在着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如果不改变天主教伦理中与时代精神相悖的观念，至少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诺瓦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毋庸置疑，如果拉美普遍盛行的工作伦理观依然继续，“如果不改变拉美国家政府、寡头政治以及教会牧师的反商业风气，未来的确看起来相当渺茫”。(31)不过，想要改变拉美文化中与现代社会发展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许多拉美学者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大声疾呼改变拉美落后于时代的文化观念。如研究中美洲历史的尼加拉瓜著名学者萨尔瓦多·门迭塔于1912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中美洲的病态》，对中美洲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文化分析。在第三卷中，他提出要进行文化革命，把重点放到培养孩子的身上，并希望社会科学家阐明在青年人中培养对工作和成就态度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消除中美洲经济失败的根源，我们应该向孩子们“解释时间与事业之间的必然关系，尤其是在某些需要依靠科学、经验、坚持不懈等工作上;向他们解释万事开头难;一个人干事如果虎头蛇尾，就会浪费时间、精力和经历;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就有必要在研究打算从事的项目上要慎重，不要分心，要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到我们的喜好和厌恶、我们的才能、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激情以及我们打算从事的计划的社会需要”。(32)拉美一些知名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致力于向社会提倡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如奥克塔维奥·马维拉1990年在秘鲁首都利马成立了“人力发展研究所”，倡导“发展十诫”，即秩序、整洁、准时、负责、成就、诚实、尊重他人的劳动权利、遵纪守法、职业道德以及节俭。(33)变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需要时日，对儿童从小就灌输进步的价值观不失为一种转变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然而这样一种尝试并没有在拉美地区大规模展开，所以至少在目前收效还不是很大。不过只要长此以往，坚持不懈，最终通过整个社会自身的反思来实现对传统的天主教伦理的扬弃，使其合理的成分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文化促进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很难封闭地发展自身的单一文化体系。天主教伦理对传统的维护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在拉美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天主教也在不断地变革以适应世界潮流的发展，这一点已在许多拉美人的身上充分体现出来。再加上与外部世界不同文化体系交流的加强，尤其是与美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拉美国家势必会吸取其他文化体系中有益自身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结果之一是有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观念。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好在这一进程已经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美国家必将走出天主教伦理的束缚或者在天主教伦理中注入新的观念。到那个时候，拉美地区实现真正的全面现代化也就为期不远了。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8月，转自共识网，2015-0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