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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经济的商业领导
发布时间: 2015/9/18日    【字体:
作者:罗埃尔斯
关键词:  全球化经济 商业领导 犹太教基督教圣约传统  
 
   
现在是中国、美国及西欧之间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时期。根据20005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并为此做出贡 献的步伐加快了。 不仅进出口贸易增加,而且在华的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如今中国允许在商业企业中让外资占49%的股份。在制造业、银行、保险、农业和服务业等领域,中西方商业伙伴间的新的联合经营也在发展。1这样的合作导致国家间资本的流动,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互相交换有关在公民社会中的商业前景、目标和角色的观念。
 
商界领导人对商业的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发展关于在全球经济中的商业领导的正确观念,对我们分享人类未来至关重要。我们将发现,西方人对有效的商业领导的理解是受到犹太基督教传统对契约和圣约的理解的影响。为了探索这个主题,本论文第一部分研究二个世纪来美国人领导观的变化。第二部分考察在21世纪出现的新的领导模式。
 
西方关于商业领导的思想简史
 
20世纪以前的美国和西欧,仅有少数领导人或理论家有意识地去思考商业领导的本性。他们仅仅随心所欲地完成手头的商业工作。19世纪的大部分商业企业是小企业,典型的形式是企业为家族拥有掌管,为各种当地小团体服务。很少有人去追问商业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因为那角色一般属于家族的父亲。更大型的公司、企业的成熟是在20世纪,随之商业领导的问题和家族结构的问题区分开来了。
 
20世纪早期,由于僱员在商业企业中没有所有权,缺乏伴随正规教育而来的高度发展的技艺和流动性,僱员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为强硬独断的僱主工作,大部分僱主实行开明专制的管理风格。这些领导人在公司内外行使巨大的经济权力,极不情愿与僱员分享。他们相信商界领导人拥有发展自己商业的个人权威,拥有僱佣和解僱工人的契约权,拥有制定他们认为合适的公司政策的自由。假如僱员履行契约性合约在工作,那么僱主有责任支付许诺过的薪水。这就是商业合约的本性。公司的所有权及管理的这种模式在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改变。更大的国有公司的出现,僱员工会的合法化,都促使经济领域的图景发生变换。那时合法工会为僱员提供保护,僱员开始希望在公司的契约性政策和实践上更具影响力。僱主和工会间的契约性谈判对美国经济变得极为重要。
 
现在,随着商业所有权和管理变得日益分离,商业僱主有意识地考虑到僱主、管理者和僱员的角色区别。僱主开始认识到留住和激励熟练僱员是项复杂的任务。他们开始寻找有能力指导他们的正在扩大的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六十年代受僱的商界领导人都需要知道一些个体心理学,公司内部的社会组织,商业的更大的政治背景。即便是那个时候,大部分僱主及其管理者依然使用契约性的框架,那框架主要着眼于僱主和僱员间狭隘的经济关系。
 
在六七十年代,部分领导人更多地了解僱员的动机。比如他们发现了海茨贝格(Herzberg)关于动机的两要素理论,麦克格兰格(McGregor)的《企业的人性维度》。2这些涉及商业领导的思想家都证明领导核心围绕的是僱员的动机。海茨贝格发现僱员受工作本身的性质和他们受到的监督的性质的正面推动。其研究表明,契约的补偿并没有推动行为中较高的层面。在麦克格兰格现在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的研究中,他发现僱员的动机也受领导人对人们为何工作的假定的影响。麦克格兰格认为X理论的管理者假定工作是非自然的负担。僱员必须被迫去工作,受到严密监视。然后他把这样的管理者与持Y理论的管理者对比,后者假定工作是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僱员受到信任并得到合适的支援,他们会感到是在享受。持Y理论的管理者经常获得僱员更佳的表现。在通往关于商业领导的契约思想的道路上,这些观点成了最先的几步。
 
20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浪席卷美国,面对这样的挑战,上述领导观的关注点依然是太狭隘了。商业领导者发现当时发展的管理技术已不足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比如在八十年代,来自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汽车生产商间的竞争导致美国的汽车生产者实质上只分享很小的市场份额。这种及相类似的挑战引起众多西方工业的引人注目的重组。伴随这些挑战而来的是美国工人大量失业的痛苦,和在已改变的工作环境中留守岗位的僱员的不满。
 
结果美国的商界领导者不再确信他们的领导风格是否有效率。显然在经济的关键领域,其他国家的商界领导者在理解客户、发展生产和激励人们工作方面做的更好。公司如何提高质量和效率,同时又面对影响僱员未来的商业解僱的挑战,对此确实存在复杂的决策问题。美国的经济合同的长期意义受到人们的质疑。首先关注对商业结果直接补偿的领导模式已不足应对挑战。许多新的进步引入到美国的工业中,有些学自日本,不过这些学习经验也推动领导者去深深挖掘领导的本性。
 
第二种现象也推动美国人在八十年代去重新思考他们的领导观。在这变动的时代,许多家庭收入下降,妇女大量加入到劳动力中。随着妇女投入工作,发展出有价值的技艺,工作结构和领导的本质受到质疑。旧的领导方法无法引起妇女的共鸣,她们希望对她们的生活及其孩子的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进路。
 
来自妇女的重新设计工作的压力本身可能无法造成显著的改变。然而这种欲望与全球经济的改变交织在一起时,僱主想要不分性别留住高素质有知识的工人。众多商界领导者开始重新考虑工作如何组织,组织过程如何适应于把有天分的妇女包括在内或排斥在外。
 
整个八十年代,美国商界领导者和商界教育者最终认识到竞争的现实、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种种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僱员的动力。对这些复杂性的合宜的商业回应不再只是对所有商务决定保持管理控制。在那个十年中,关于商业本质的旧的契约前提已受到公开的质疑。商业领导人依然相信他们应该控制他们组织的最终成果。然而现在他们想知道其领导雇员的框架是否太简化了。契约的领导模式已被证明难以满足正在崭露头角的世界经济的要求。
 
圣约的商界领导人:商业领导的新范式
 
商界领导人开始寻找另外的领导理论。它们能够支援考虑更周详的商业目标,与工作人员的更全面的关系。其目的是发展更深层的关系,重塑雇员、消费者和股东的尊严。虽然他们没有把这种追求描述为寻找更具约的色彩的关系,它确实是这样的一种追求。
 
在九十年代早期,这种探求促使人们采纳「服务性领导」这样的概念。这概念是以美国贵格派教徒格林里夫(Greenleaf1977年的著作《服务性领导》3为基础的。该书集中关注组织外在指导者即公司管理委员会的责任。格林里夫证明,他们作为有组织的执行者,应该积极参与管理他们的组织,确保其可信度。
 
一段时间以来,对「服务性领导」的诠释与格林里夫的原先描述相当不同。起初这个术语为美国的基督教社群所吸纳。基督徒在讨论领导人(包括商界)应该以耶稣为榜样时,认为这术语是合适的。他们确信的基础是众所周知的新约故事。在那里,耶稣清洗了他的追随者的脏脚,教给他们重要的训导。洗完脚后,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4
 
在这个故事中,基督徒看到主仆关系中有重要的层面,他们把它与格林里夫的「服务性领导」的观念联系起来。这个训导使当代人看到了领导人和下属、僱主和僱员关系有重新的平衡。实际上众多基督徒相信领导人应该为其下属服务,为其洗脚;因为这样做,领导人的工作是有福的。作为基督徒的商界领导人发现这服务性领导的概念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与他们在教堂里所听到的相一致。这概念框架使他们的个人信仰和公共商业生活接上了轨。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思想在领导人中广泛传播,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很久以来,许多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商界领导人也发现该观念有吸引力。他们相信,在试图重构僱员工作、激发劳动力的动机、发展僱员的工作团队、理解工作中的僱员的复杂互动关系时,强调为僱员服务是很合时宜的。他们认为领导就是服务。在这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商业思想家拒斥早期的管理领导模式,那模式集中关注技术和近视的经济理性。在商业领导这方面,他们逐渐从契约的思想转向约的思想。
 
随着21世纪的来临,关于商业领导的更为深刻的约的框架正受到接纳。它关注商业的使命、价值和献身。来自众多信仰传统的商界领导人相信商业中的关系必须有道德和灵性的基础。研究领导问题的学者舍奇瓦聂(Sergiovanni)把这些转变描述为手的领导、头脑领导和心的领导的平衡的重组。他认为从20世纪初到七十年代,讨论领导问题的理论家首先注技术 —— 理性的手,和商业如何能够最大效率地「管理」其劳动力。他相信从那时起,领导中的头脑和心的地位大大地受到强调。正在出现的框架对美国人关于商界领导人的选择、培养和评估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它们更少关注领导人已知的技术,更强调它们精神的准则和道德承诺。5
 
过去十年发生的一切是否在鼓励对领导理论作更强的约的解释呢?九十年代起的经济情况与以前截然不同,随着传输动画、电子邮件和因特网信息的数位通讯基础结构的持续发展,这世界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在「新经济」中许多商业交易是虚拟的。典型的情况是买卖双方从不见面,而是仅仅借助技术。在新经济中,酬金既依赖知识,也在于掌握时机。具有信息系统的知识和技术的人无疑有丰厚的报酬。这种经济推崇对掌握时机高度敏感的人,知道存货、股票、商品及其他东西的买卖的时机。在全球战略性位置中重新安排制造、配给和零售设施有很多益处,与母公司的办公室相邻不再必要。相反,新的通讯技术允许设备和人员布处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能容易获得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或一群有知识的工人、或是初冒出来的消费市场。主要由于信息技术,九十年代的经济成了真正全球化的经济。
 
在这变化的经济中,领导观也需要随之改变。真正的全球化经济更加地独立于具体的国家及其商业策略,更加地独立于具体的宗教的或哲学伦理,其联系更多样化,其意义更含糊不清。商业资源和成果的边界更模糊了,在全球经济工作的人们与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联系更少了。他们与由家庭、本地社团、其他种族的亚文化、国家或民族提供的意义、伦理道德、信任和延续性脱离了。确实,初露端倪的新经济每天在跨越主要的文化交叉口。这完全超越任何特殊的执行官、道德文化或国家文化的控制。
 
众多事实表明,我们对经济领导的理解更多地是从价值和意义的传统资源中吸收过来的。这使相关思想家强调商业领导的中心目的在事实上是约的。目标是共享僱员的意义、目标和希望。Service Master公司总裁波勒(Pollard)写道:
 
「说今天的领导人必须学习主动发起飞速和持续的发展,那是说了一句大白话。这样的变化已是生活的事实。问是,这些组织的奠基人并不适应持续飞速的发展。超越变化的有意义的使命和目标的缺乏,包括对人的关爱和培养的缺乏,使快速变化导致断裂、紊乱和非道德化。人们需要超越变化的意义。他们需要锚,为其生活和工作提供意义的不变的目标。……我们在定义我们组织的使命时是否包括把目标和意义带给实现我们使命的人呢?……我们的使命能是一项组织原则吗?领导人的首要工作是问这样的问题,然后试图回答它。不过我们最终的工作是要实现公司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活出这样的使来。……除非我们把人们的价值与公司的使命联合起来,在过程中继续发展和关心人们,否则我们必败无疑。」6
 
波勒认为作为约的商界领导人,他的责任包括关心整体的人格和每一个僱员生活中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他理解人类的渴望,也理解21世纪僱员十分典型的紊乱。事实上他建议,随着全球经济的继续发展,商业领导人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的是帮助其僱员发现有意义的目标,找到他们应该据此生活的伦理学。波勒论证说,构成商业领导的核心并非是管理的技术、结构或过程,或是商业的「手」。而是较少受传统团体的意义和价值控制的经济,这位执行官相信,公司必须创造具本身群体的道德核心的意义。这是对约这定义的深刻而持久的关系。
 
当今西方关心商业领导的不少作家赞同波勒的观点。类似的书有:《领导和对整体的追求》,《用灵魂来领导》,《领导中的信仰》,《作为天命的商业》和《没有权力的领导》。7这些题目本身就表明这些思想家现在相信领导不仅是契约的权威和控制,更是清晰的伦理学,同情的心,有思想的信仰和持续的献身。
 
新流行的变革的领导理论支援商业预言家对领导的新理解。这框架强调领导人和下属在领导中都是重要的。没有一方能够控制组织的目标和方向,只有通过共享的期望,联合交织在一起的献身,商业才能创造前景和价值。结果既不属于领导人的看法,也不属于下属的看法,而是从双方互动中产生的新的共享的范式。领导人和下属都不再保持原样。他们在开发的公司的双边的目标压倒了其更为个体化的利益。选择是否对公司的使命和道德网络有贡献。交待问责,为他们联合所作的选择负责,搞清楚这些领导人和下属彼此。8
 
不像仆人领导的思想,已变革的领导理论认为,因为领导人有远见、知识、才能和商业全部工作的能力,领导人有能力带给僱员在商业上更广泛的含义,当然也不排斥这一个基本的服务含义。在这更新的框架中,商业领导人不能完全是自律的或仅仅对自己负责。不过领导人的特殊才能也不应忽视。变革的理论更强调通过领导人和公司下属的才能、天份的互动,商界领导人将得到改变,其下属也是如此。
 
变革的模式也再次肯定商界领导人应该把自己及下属在商业中的工作视为天职,这天职与宇宙的超越的目的联系在一起。既然这理论鼓励把工作视为生活的部份的道德实践,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工作应该涉及道德的善的问题。因此商业公司追问经济要求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选择去满足经济的要求,以及如何满足它。有些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比其他的更有道德的价值。在决定是否提供及如何提供特殊的商品或服务时,道德的价值必须与经济的价值一起衡量。比如,一个公司在决定生产像香烟这样造成严重呼吸道疾病的消费品时,它应该衡量在此决定中的道德因素。尽管需求是存在,公司可以选择生产对消费者有利的产品。举个例子,假如农业生产者在几个食物批发商之间有选择,那这选择应该包括涉及批发商为零售商定食品价格的伦理这样的问题。对商界领导人和下属而言,假如商业是天命、天职,那么商业工作及其工作方式应该与商业与交易的神圣目的联系起来。如果有偿僱佣是灵性天职的一部分,那么对人们的经济决定如何与超越的目标及道德的善相联系的答案,在商业领导的差误上是可以不同的。
 
在基督教传统中的人们逐渐发现这改变了的进路按照圣经来说是完善的,是对好的商业领导更为理智上和诚实的想法。来自这些信仰传统的商界领导人发现,变革的领导框架有助于他们对领导的实际经验及与其信仰的联系作更深刻的思考。对他们而言,它反映出基督的完整的模式,他是人们的仆人,不过他来也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观念,挑战他们的心的选择。
 
变革的领导观念与美国国内不同宗教信仰的商界领导者非常一致。尽管领导人可能对生活的终极目标及价值伦理的基础看法有差异,他们都理解僱员希望过具有比经济交易的总和有更大目标的生活。工作的人们想把他们的日常努力与更大的价值资源联系起来。另外,尽管有道德相对主义的主张,商界领导者依然发现其僱员需要以此做出正确决定,而非错误决定的结实基础。他们在寻找可以做出负责的道德选择的标准。僱员确实在寻找针对同时是灵性和约束性的商业关系的更具约的色彩的构架。
 
关于商业领导的新观念的发展,对处在领导位置上的人而言有这样一些涵义。
 
第一,商界领导者受教育去广泛思考人类生活的根本目的及这些目的如何在商业中得到实现,这是极其重要的。他们必须与公司的僱员一起仔细思考商业职责感如何构成、如何明确。领导人必须帮助雇员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工作是重要的?」在全球经济中,工人可以从众多公司中寻找受僱,商界领导人必须回答有关目的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答案,僱员将去别的地方。使僱员献身、留住他们的熟练技艺的能力将依赖于僱员自己对公司的重要的前景的掌握。商界领导人必须有能力且以培养和阐明这些基本的目的为首务。
 
第二,由于道德文化差异巨大,商界领导人必须有能力发展针对商业公司的特殊的道德伦理。有些人向宗教寻找他们的道德律,其他人在全球政治教义中、经济的欲望或娱乐的享乐主义中寻找它。商界领导人不能再依赖统一的社会来提供共同的道德法则,以期他们的僱员会依此指导自己。不能再基于文化背景来行事,商业现在必须组建和阐明它们自己的伦理法则。粗造这样的法则,把法则教给僱员们,并确保这些法则受到尊重,商界领导人对此负有有首要的责任。要塑造这样一种公司的伦理法则,商界领导就必须理解僱员所来自的各种文化、哲学与超越的旨趣。
 
第三,假如21世纪的商界领导人确实也是道德的领导,那么领导人本身的道德生活必须是道德生活的榜样。个人的道德榜样或榜样的缺乏是有影响力的。在建设商业的使命和道德时,过着模范的个人生活的商界领导人比个人生活有问题的领导人更可信。僱员会受公司领导制定的标准的影响。当领导人本身过道德的生活时,他们在21世纪的公司中培养意义和价值就容易得多。
 
全球经济有可能快速且任意地把其参与者与传统社会的目的、伦理价值与道德榜样分离开来,商界领导人必须准备去填补由此出现的鸿沟。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理解为与他们的僱员的约,在他们所领导的组织中为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创造共同的意义、商业伦理与道德实践。
 
结论
 
这篇论文描述了在商业领导上种种变化了的观点。显然,并不是所有西方商业行为都与本文所表达的这种观点相一致。不过许多企业与商学院在教育他们的领导人的时候都持这种更新的领导观。
 
随着全球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必须欣赏它在提高人类生活标准上的巨大好处;不过同时我们也必须防范它贪婪地吞噬那些超越直接的经济利益的灵性意义和价值。商业领导乃是超越的商业使命、深入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意义的重要的策动者,对于这一点的强调在这个经济迅猛变化的世界中乃是受欢迎的一股潮流。这是对于商业领导的一种圣约式理解。
 
注释:
 
1、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5, 2000, 「开放:国会投票支援美国大公司扩大对华投资」, p. 1
 
2、McGregor, Douglas, 《企业的人性维度》,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0)
 
3、Greenleaf, Robert, 《服务性领导》,(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77)
 
4、《约翰福音》131416节。
 
5、Sergiovanni, Thomas J., 《道德的领导》,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2)
 
6、C. William Pollard, 《作为组织原则的使命》, Leader to Lead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pring 2000), pp. 17-18
 
7、下面是一些关于领导的著作资源: Badaracco, Joseph, Jr., and Ellsworth, Richard R., 《领导和对整体的追求》,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89); Bolman, L.G., and Deal, T.E. 《用灵魂来领导:精神的不同寻常的旅程》,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5); Banks, Robert and Powell, Kimberly, eds. ,《领导中的信仰》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0); Novak, Michael, 《作为天命的商业》
(New York: Templeton Press, 1996); and DePree, Max,《没有权力的领导》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with Holland, MI: Shepherd Foundation:1997)
 
8、发展最初的变革的领导观的理论家还包括: Burns, James McGregor, 《领导》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and Bass, Bernard M., 
《领导和超越预期的行为》,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自那时起,其他很多作者也加入了讨论。
 
 
 
 
  翻译:宗慧,转自维真学刊,200301期。
 http://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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