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9月25日）早上，梵蒂冈黄白相间的旗帜首次在联合国升起。除了国旗，没有别的环节刻意标志教宗方济各将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事实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办公室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教宗的团队接受升旗这一礼遇。
升旗这个问题第一次浮现，是联合国另一个永久观察员国巴勒斯坦推动一项动议，该动议要求联合国允许两个非会员国梵蒂冈和巴勒斯坦的国旗与其他193个成员国国旗并列。梵蒂冈并不想升旗，于是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这个决议草案里删除。今年5月，教廷首次与巴勒斯坦签署了双边协议，而且自从教宗去年访问圣地后就对巴勒斯坦以国家相称。尽管如此，方济各认为这个动议是对以色列和美国的不必要挑战，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承认巴勒斯坦国。最后，巴勒斯坦把梵蒂冈从升旗动议草案里删除了，但草案仍然提出“升非成员观察国的国旗”，这个措辞包括了梵蒂冈。动议最后以119票赞成通过，投赞成票的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波兰，八个投反对票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和美国，4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包括奥地利、德国、英国和波罗的海国家。
这一幕以小见大地总结了方济各的外交风格——在不冒犯主要利益方的情况下推动和解，在避免挑战政治领袖的同时推动敌对者相遇。例如，上周在古巴，方济各呼吁一场“柔情的革命”，但他抵抗住了要求他与该岛国政治异见人士会面的压力。两个月前在厄瓜多尔，教宗同样避免了与总统拉斐尔·克莱阿的批评者合影的机会，这些批评者在教宗访问前举行了对总统的大规模街头抗议。
作为宗教领袖，方济各的责任是弘扬超越政治的价值观，这就是他努力避免玩政治游戏的原因。但同时，人类的尊严在被剥夺和被毁坏的环境中难以彰显，这就是他和他的团队不惧向当权者推动正义、和平、慈悲的原因。他以这种方式积极走进政治，比前几位教宗更为主动，但当他进入政治时，他的行动又极为谨慎。
在现代的教宗里，庇护十二世（1939-1958）在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面对了广泛的政治挑战，但那时，教宗并不造访世界各地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78-2005）在任期的前13年里应对了一个分裂成西方和苏联阵营的世界，之后又应对了一个强势的美国，他推动了改变，却遭遇了更为不妥协的世界格局。教宗本笃十六世（2005-2013）辞职，部分原因是教宗这个职位天然具有的复杂的政治要求。方济各在本笃辞职后被选为教宗，有一个原因就是他2013年他在枢机主教团的一次讲话，当时他批评天主教会过于以自身为参照系。他敦促把基督的讯息带给世界，这正是他现在做的。
方济各周四在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说，“追求共同的利益”是“所有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他继续说，“一切的政治活动必须服务并推动人类的利益，必须基于对个体尊严的尊重。”
基于这个思想，教宗在联合国强调了三个重点，有的是公开说，有的是敲边鼓：即对被边缘化人群的慈悲，其中特别提到难民；和平与安全；综合的环境保护计划——这反映了方济各的风格和教会源于耶稣的核心价值观。确实，一个受欢迎的天主教比喻认为，当代的三位教宗前后分别代表了天主教宣讲的三个超性之德：信、望、爱。方济各代表的是爱德，就是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混乱，也一定要与真实的世界展开接触。
尽管以谦卑出名，方济各在扮演先知这一角色时游刃有余。他离开罗马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是2013年去地中海的小岛兰佩杜萨，在那里他提及难民的苦难，这些难民主要是逃离战乱和失败国家的穆斯林。他登上一艘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船，向海里撒下一个花环，悼念那些因逃难而淹死的人。然后他会见了逃难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难民。
在那次充满感情的讲道中，教宗说他的到来是为了“唤醒良心”——要求人们驱赶心中面对苦难的淡漠，这种淡漠出于“一种舒适的文化，只想自己，让我们对他人的呼喊充耳不闻，让我们活在漂亮而空洞的肥皂泡中。”他的语言和比喻令人震惊，甚至他做弥撒的祭台也是用一艘老旧的渔船打造，圣爵和手杖是从海里捞出来的木头做的。这促使意大利当局开始行动，启动了代号为“我们的海”的搜救行动，在欧盟推出替代行动前，“我们的海”专项行动已经拯救了150800个难民，逮捕了330个蛇头。
迁徙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具有圣经意味：梅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穿越红海，这一事件在古兰经中也有记载。若瑟和玛利亚为避免屠杀带着婴儿耶稣逃往埃及。为难民发声是任何一任教宗的天然话题。这个话题对方济各而言更具有个人色彩，当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神父时，他就把生活在社会经济边缘的群体当作他工作的重心。他经常强调“对穷人的优先选择”，意思是像耶稣那样把穷人的需要作为重点考量、把贫穷视为一种不正义，而不是一种不幸，这来源于拉美教会的一种天主教社会思想。
因此，方济各鼓励教会在为难民和移民发声时更加积极主动，这自然就使得政治参与更加主动。
方济各对难民危机的回应是很独特的。在飞往古巴前，他会见了一个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家庭，这个家庭现在住在梵蒂冈所有的一个公寓。这个四口之家属于麦尔基希腊礼天主教，教宗呼吁欧洲每个天主教团体接纳至少一个难民家庭的当天，这家人到达了意大利。天主教会应对危机的标准行动是人道主义服务，而不是政治行动。方济各认为，教会应该扮演一个主动的地缘政治角色。特别是当前，基督宗教的诞生地中东地区灾祸不断，神父、修女、宗教领袖被绑架、杀害，众多的信徒不得不逃走，梵蒂冈除了介入别无选择。
因此，方济各要求教会更加积极地代表难民和移民，这样的倡议导向了政治斡旋。例如在美国，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把移民改革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游说修正移民立法。主教们事实上并不需要被劝说，因为美国绝大多数的移民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当然，方济各不愿这种政治介入变成教会政治化的借口。例如，他最近批评乌克兰的主教们与基辅的政权走得太近以至于看上去像是在挺基辅政府。他意识到教会应该保持纯洁，应该小心翼翼守护自己的独立。尽管如此，受难者的需求——在这个语境下是难民的需求——对于方济各和教会格外重要，因此他们不得不介入政治游说、进行政治表态。
战争一无是处
与难民危机紧密联系的是叙利亚的战争。梵蒂冈介入了数不清的和平努力，从中非共和国到委内瑞拉，但是没有一个能和叙利亚相比。在2013年8月，美国政府谴责巴沙尔政府用化学武器杀害平民后，方济各迅速规劝美国不要将危机升级。教宗2013年9月致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京，信中他向正在圣彼得堡开会的G20呼吁，寻找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非军事方案。为此方济各呼吁在2013年9月7日守斋祈祷。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美国进攻伊拉克前夕发出过同样的呼吁，当时梵蒂冈极力反对美国动手。美国2003年没有理会教廷的反对。但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撤回了对叙利亚的轰炸计划。
在联合国，方济各称战争是“对一切权益的否定和对环境的攻击”，他再次呼吁停止中东的冲突。不过，比这些发言更重要的是教廷的行动，这些行动通常在幕后进行。根据梵蒂冈的信息源，方济各正在利用近些年积累的资源推动伊朗、美国和俄罗斯参与有关叙利亚的谈判。
天主教会自1954年之后就与伊朗保持着正式且未中断的外交关系。教宗与波斯国王之间友好的信件交往可以追溯至16世纪。教廷与全球180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其中伊朗的使团规模是最大的之一，每月都与梵蒂冈的顾问进行沟通。依靠这种联系，美国的三位主教2014年3月会见了伊朗四位居领导地位的阿亚图拉。他们受到了伊朗最高精神中心——库姆神学导师最高委员会的款待。这次活动事实上得到了教廷和美国国务院的支持，与会者花了四天时间就核武器问题建立了对话，并确立了宗教领袖在伊朗外交接触方面的角色。
最终，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供政治谈判破裂后备用的沟通渠道建立了起来，这是西奥多·麦克卡里克枢机主教——退休的华盛顿大主教所提议的，他是与会者之一，他公开提议这一沟通渠道，并且以前就这么做过。2011年，他与伊朗神职界谈判后，伊朗神职人员又和当时的总统内贾德沟通，最终释放了两名被捕的美国徒步旅行者。
现在伊朗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天主教于费城举办的世界家庭大会，这个大会是教宗方济各访问美国的主要原因。伊朗负责妇女和家庭事务的副总统莫拉维尔迪去年2月访问罗马会见梵蒂冈高级官员时要求教廷把伊朗代表团纳入这次大会。默拉维尔迪后来说她“感谢教宗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上为解决中东危机所做的一切努力”，称“教宗能有把各国拉近的能力，也许正是通过这样做，他能影响各个政府。”很显然，方济各的目的就是这样。
参与伊朗宗教和核武器对话的主教之一麦克卡里克在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教宗访问古巴的第一台弥撒上，他就坐在教宗身旁。梵蒂冈对古巴和伊朗的介入令教宗和奥巴马发展出一种私人关系，同时也在华盛顿集结了政治资源。方济各被邀请前往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发表讲话，这是在美国国会讲话的第一位教宗。这非常了不得，特别是考虑到34年前当美国总统里根决定与教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国会中还充满了争议，由各种宗教组织组成的一个联盟甚至就此进行了法律上的挑战，惊动了最高法院。最后白宫获胜。如今，梵蒂冈对美国在中东的各种活动不胜其烦，但它希望与美国建立的良好关系能起到更多的作用，也许包括在叙利亚问题上。
罗马的消息源称，教宗认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最近把叙利亚谈判形容为一个“进程”是一个良好的迹象。在与英国外相上周进行会谈后，克里称“我们需要进行谈判，这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希望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其他拥有影响力的国家提供帮助。”他继续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说阿萨德必须下台，但是需要多久，以什么形式下台呢？这有一个进程，各方必须一起坐下来就此事如何最好地实现达成理解。”
“进程”是方济各的一个关键词。2013年与耶稣会士记者进行了长篇访谈中，他解释说：“我们不能纠结于抢占施行权力的空间，而是要开始长期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启动进程，而不是抢占空间。天主在时间中彰显自己，祂存在于所有的历史进程中。我要求我们重视那些导向新历史动力的行动。这需要耐心和等待。”
在方济各充满耐心地培育的关系中，有一个是与普京的关系。梵蒂冈在乌克兰问题中保持了克制，这赢得了普京的诚意。由于曾经受到苏联的迫害，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有着强烈的反俄倾向，但教宗没有为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站台，而是教导乌克兰天主教会避免把教会政治化。梵蒂冈最近把驻基辅的出生在美国的大使多默·古利克森调往瑞士，据猜测可能是莫斯科方面抱怨这位大使对俄罗斯抱有偏见。值得注意的是，在教宗方济各的心里，为了服从更大进程的利益，不仅异议人士可以抛开，教会成员和雇员也可以放在一边。
方济各既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反战分子，也不是一个玩弄权谋的马基雅维利分子。他是一个无畏的耶稣会士，敢于跳进社会的沟壑，面对冲突也从容不迫。方济各2013年曾形象地把教会比作一个收治伤员的战地医院，这意味着他和他的神职军官们必须对政治的战场充满信心。
气候战士
教宗既不是一个爱好户外活动的人也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但成为教宗后，他本人花力气写的通谕论述了很多对地球健康的迫在眼前的威胁。通谕《赞美主》于5月发布，是对联合国12月将要举办的气候大会说话。方济各当选教宗后选用方济各这个名号是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做他的精神源头。圣方济各就是一个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圣人，以能与动物、植物交流闻名，被封为生态学的主保圣人。在13世纪早期，他写下了《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颂歌》，认为凡是受造之物都彰显了天主的美。
其实《赞美主》通谕中的一些要点可以在2007年的阿帕雷西达（巴西）文件中找到原型，那是方济各作为大主教为第五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撰写的。那份文件提到拉丁美洲“正在遭受地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影响，这主要是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所导致。”在《赞美主》中，教宗的批评更加严厉，他指出，毁坏环境的根源是当代社会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倾向，是一种消费主义的邪教，是因为技术领航的范例主导了所有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同时，他提醒人们一个基督教原则，即所有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这与“如果对自身近期利益没有好处那就无关紧要”的“相对主义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
通谕《赞美主》里有两点是明确的，首先，教宗方济各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他反对的是对钱财的变态崇拜以及对人的价值的物化、利用的功利主义。第二，对改变造成障碍的不光是金钱上的利益，教宗称之为为了维持现状的“全球性的冷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方济各敦促在环境决策的各个层面进行透明的对话。他认为不平等和贫穷与环境破坏有内在联系，所以他呼吁出台政策消除贫困，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可更新能源等。在更广的层面，他要求更大的社会团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教宗生动的语言和讲话以及他先知式的信心，认为生态危机迫在眉睫——这是他想要让联合国接受的态度。确实，在《赞美主》通谕中，方济各谈及的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天主教徒甚至基督徒。
本文英文原文刊载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5年第5期，载于微信：人间旅行笔记。
转自光与爱之家的新浪博客，2015-10-0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04237e0102w4q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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