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引进西方法学方面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能很好地吸纳消化西方法学?

 

　　日本不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

 

      “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全盘西化。到日本去看才会发现它何等顽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内在的东西——和魂洋才。”日前，“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腾讯思享会独家报道。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内在的精神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以下为贺卫方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日文词大规模流行彻底改变了现代汉语风貌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套书是文化建设和法律史学方面的重要工程，首先有助于我们回顾和梳理我们现代这一套法律体系的家世背景和知识谱系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过去读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里面专门列举了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其中很多词汇都是政治法律词汇，如现在习以为常的“XX主义”“XX性”。比如“任性”“稳定性”“确定性”“可预期性”，加“性”的东西都是日语的表达。大规模日文词的流行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汉语的风貌，尤其是政治法律词汇，如果抽掉从日本来的概念表达，我们会有一种失语的感觉。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套知识体系从哪里来的。最初有一点个别原创，比如怎么把“Economics”翻译成“经济学”——经国致世之学应该是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另外有许多词汇的翻译是当时日本人做了许多探索。我发现读欧洲中世纪史书如果有一些词汇不明白，查日本的《英和大辞典》会做一种非常巧妙的汉字翻译，这是我翻译《法律与革命》的时候曾经有过的一个经验，手边放着《英和大辞典》。所以我觉得词汇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人对其的理解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中国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变异，这是知识社会学、谱系学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所以首先对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有这样的书提出背景。

 

　　日本在引进西方法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

 

　　第二点，日本这个国家在明治时代、大正时代由中国的学生变成中国的老师，这个变化并不是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中国学方面，那个时候日本还没有办法变成中国的老师，尽管已经慢慢开始有一些学者，比如内藤湖南那时候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但明治时代还没有。日本在汉学方面非常尊重我们，比如王国维到日本去掀起了一场“王国维旋风”，许多日本人对他特别尊重。但法律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我们完全变成了一个谦恭的学生，日本则变成一个很自负的老师。

 

　　这样的变化值得我们研究：为什么日本引进西方法学方面会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会很好地吸纳消化西方法学?我想起郭嵩焘在出使伦敦、巴黎的日记中讲到，他当时发现伍廷芳在伦敦学习法律，觉得很有意思，说伍廷芳的头发留了三丈长(这肯定是夸张，三尺长是有的)，留那么长的头发干嘛?准备回去编辫子方便。这时候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英国遇到，感觉亲切得不得了，大家像一家人一样。郭嵩焘问伍廷芳日本有多少人在这里学习法律，伍廷芳了解了一下说，至少有三十多个。那时候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都是各个藩国派出的一些人，光英国有三十多个，那么德国呢?还有其他地方的各个法政大学。

 

　　日本对外部知识具有强烈好奇心和迅速吸收的能力

 

　　关于大学，中国跟日本有一个区别，中国刚开始的大学是传教士创办的，日本最初的大学都是日本人创办的，比如庆应大学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说再战火纷飞，只要有庆应大学这样的现代大学存在，日本就是一个文明国家。他自己办了一个私立大学，还自己办教堂，自己到西方采购经济学、语言学教科书，回来鼓励日本的老师(尽管英语说得很差)试着用英语讲课。他们讲荷兰学的历史，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兰学”。有一些大名、藩国的国主都倡导西学，甚至德川家康时代的幕府就注意到了西洋歌剧，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在想为什么日本这个国家对外部知识的好奇心和迅速吸收的能力方面，跟中国有这么大的差别?

 

　　真正深入研究儒学的人反而对儒学有理性的态度

 

　　刚才苏亦工教授讲我们的主体性，即我们是一个原创的，日本是学习我们的，我们的东西对你们来说是外来的，你们穿这件衣服想换掉它很容易，但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皮肤、血肉，如果让我们换的话可能会死掉。这其实很有道理，具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如果我们意识到一种文化的确有助于改变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既能够保障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同时又能使这个国家国富民强，理性上来说，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我们为什么情感上要固守原始的东西。

 

　　现在有些倡导儒学的人特别怪，基本上都没有研究过儒学，天天说儒家好，然后拜孔，穿着莫名其妙的衣服，孔子其实根本不穿那种衣服的。所以这个时代很奇怪，真正对儒学有深入研究的人(如余英时)反而对儒学有一种非常理性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书，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一种好奇心，正如为什么在佩里黑船扣关的时候，日本能够说服大家妥协让步，我们不打，我们谈判，你让我们开放就开放两个口岸，没问题。最后这就避免了战争，也避免了战争所带来的许多屈辱和后来反西方的趋向。

 

　　留学日本和留学西方的人知识结构的差异

 

　　第三点，留学日本的人和后来留学西方国家的人，这些留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和回到国内为国家做的贡献的差异。上海有一位学者王伟，对留学英美的法学博士们做了很详细的考证。他其实不是研究法律史的，但是这个工作做得很重要。我觉得可以在人物研究方面，去看看这里面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比如程树德、汪兆铭。此外我看到了商衍鎏，才知道他居然也是留学日本搞法政的。他是潘汉典的舅舅，是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探花，写过《清代科举考试录》。

 

     那么日本人的学习方法及对法律的理解方面和用英语学习法律的这些人，或者用德语思考法律问题的法律人有多少差别?现在仔细看看近代以来留学生的历史，会发现太多人其实都消失了。那天我到北京鹫峰山庄，原来那是林行规当年的庄园，他曾留学英国，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学生，拥有林肯会馆barrister(注：指在英国有资格出席高等法院辩护的大律师)头衔。他得了律师职称以后回到国内，一边做律师，一边担任北京大学法科主任。胡适曾鼓捣他打了一个官司，即梁宗岱教授离婚案。最近我正在考证这些琐碎的事情，那天看到林行规的塑像、房子都在那儿，于是大感兴趣，想着林行规到底做了什么贡献。我想那些留学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有没有某种相似的风貌?回到国内以后他的表现跟他留学国家的背景是否有点关联?这也是蛮有趣的研究。

 

     日本顽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内在的东西

 

　　最后，我认为日本也没有全盘西化。到日本去看才会发现它何等顽固地保持了自己真正内在的东西——和魂洋才。佩里叩关150周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的题目就叫“叩关150年，日本仍然是和魂洋才”。它内在的精神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日本是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一个西方国家，很难全盘西化，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必担忧。

 

      许章润：中日韩三国应当成为命运共同体

 

      “历史而言，至少在文明论意义上，整个东亚，中日韩三国，同文同种，而且，一度同教，终亦必同教。知识分子需尽到提醒的责任，既不忘民族苦难与文明浩劫，另一方面，展现原谅道义与和合心肠，不因历史而牺牲未来。”日前，“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腾讯思享会独家报道。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认为整个东亚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且应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东亚法律共同体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固有一环。以下为许章润教授发言实录：

 

　　“法政速成科”，一个百多年前的教育设置，今日借此史料刊行，再度复活于眼前。考其源流，为时不过五载，前后受教约莫千人，本为一临时体制。然而，当年东瀛的这一教育举措，生发于中日国力逆转，而华夏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则因缘际会，生聚作息，又非一临时体制所能道尽，或者，非其所能预料。今日回瞰，其间转折，情由因果，真可谓“情非得已，势所必然”。故而，此时此际，对于吾辈华夏后人而言，一卷在手，沧海桑田，不禁浮想联翩，言有尽，意无尽。

 

　　一

 

　　历史和历史研究为人世奠基，为人生立法

 

　　如刚才两位前辈，杨一凡先生和李贵连先生所言，历史研究的要义不仅在于保存人类记忆，陶冶历史意识，涵养鉴往知来的判断力与慎终追远的健全理智，从而慎重当下，尊重人生，首先是对亿兆苍生，其生计，其悲辛，多所体贴与同情。而且，在于经此作业，砥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善好的漫漫进程这一光明心态，于丰盈人性中造福人生。从而，历史和历史研究，既是在为人世奠基，更是在为人生立法。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其所陶养之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其于一般学术研究和学人，无论是个人的学养意识，还是整体的民族文明的成熟，均具有基本意义，先于一切知识和理念形态。如果说华夏邦国历来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中国文明是一种于历史脉络中含蕴温情与敬意的生存论，则史家与史义，构成了我民族与文明之魂灵也。

 

　　舶来的部门法学知识体系缺乏思想建设意义

 

　　远观近看，晚近百多年，若以制度建设论，则最直接而实用者，为各种部门法知识。在此层面，其之贡献最大，成效彰著，不言自明。但是，一整套法律体系不仅架设于具体部门法制及其法理之上，同时，还含蕴着特定价值理念，导源于特定的思想体系，由此成就既有法制之身心。正是在此，部门法学概为一种知识体系，本身学术含量较低，思想含量更低，因而，难以提供此种思想理念。同时，就百年中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舶来意义上移植的法学知识体系，一时间不遑中国文明语境下的更新创造，只能照搬，力争吸收，因此，它只具有制度建设意义和知识传播意义，而无思想建设意义，也不可能有多少学术与思想创新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何置身中国法律文明语境，百多年里，包括晚近三十多年来，具有思想意义、学术意义的，多半是法治史研究，以及少量的比较法治、比较法律哲学以及法理学意义上的著述。我这样说，可能部门法学的同行不一定同意，但这是事实，真心感受，不得不说。不过，纵便言及法制史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史料整理。早年张伟仁先生整理的清代司法档案资料，稍后杨一凡教授整理刊行的中国法律古籍珍稀资料，以及李贵连教授师徒整理的诸多材料，包括今天刊行的这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等，足以撑得起这几十年大中华地区关于法律文明建设的史料要求，厥功至伟。

 

　　历史学家于中国文明厥功至伟

 

　　是的，百多年来，汉语学术以历史研究，包括中国法制史研究，厥功至伟。遭临危急存亡之秋，以唤醒历史意识和文明自觉为职志，而对中国历史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概予梳理，而展现出中国文明的顽强生命力的，概莫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就中国文明之经磨历劫、贞下起元而言，历史学家厥功至伟，厥功最伟。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汉语学术，真正因其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而存留至今，并将成为中国文明一步一个脚印之基础者，恐怕也以史学最为显著。

 

　　实际上，比较而言，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法律学术，迄而至今，真正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知识价值，同时还具有思想价值的，多半也是法制史法律思想史著述。这就是为何今天我们翻阅蔡枢衡先生的著述，其有关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的这些个儿部门法论述，充其量只在提供学术史样本的资料意义上，享有史料价值，但却不再具有知识价值，更无思想价值。毋宁，蔡先生有关中西交汇之际，清末变法修律的法制史理述和法哲学论述，依然并且仍将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一条不仅是学科分际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分工所担负的不同思想使命和知识担当这一固有本性使然。

 

　　汉语法学缺乏时代所需的理论性思维

 

　　刚才两位教授都讲到法制史学与理论法学和历史学的关联与交流，印证于我个人在法学院做学徒的履历，深有同感。在下硕士读刑法专业，毕业留校讲授犯罪学，至今还在主编一部犯罪学教科书，而渐及于法理学，读法制史的书，一晃三十六年。法学院的学徒，无论天资如何，其以理论思考为职志，却无法律史修养和历史意识，则落于不着边际，所谓“空头理论”，便在所难免。说是“空头理论”，其实难言理论。既无形上支撑，亦无爬梳资料功夫以资说明，更无内在理路，特别是问题意识阙如，不过东拉西扯，怎会有所谓理论呢?

 

　　而理论和理论性思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之需，为汉语法学所缺。再说，即便奠立于某种形上学理之上，但就法学而言，不能通过历史之眼检验，也只是沙上筑塔，一击隳矣。所以，百多年来，华夏法意积劳积慧，虽说历经五代，第六代法学共同体亦且浮出水面，但于法哲学方面尚无特别卓越之体系性原创贡献，此为原因之一。

 

　　养成法学家最为重要的素质是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

 

　　想当年，遭临“东西文化冲突”与古今之变，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部历史法学的奠基之作中，就曾喟言，对于法学家来说，有两种最为主要的禀赋，也是养成法学家最为重要的素质：一是历史意识，一是政治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或者历史素养以及历史方法，概为基于法律史和文明史而涵养的文明自觉，一种瞻前顾后的文化判断力，落实于法学，表现为关于法的历史品性的法学认识，一种表现为历史理性的法律理性。毕竟，如笔者曾所论述，历史意识是人类的基本心智，也是一种普遍人性，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甚至于是惟一的人性。所谓“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感”与“系统眼光”，其实讲的是关于文明自觉与家国天下，特别是对于它们一体关联之内在逻辑的切身体认和清醒意识。经此理论武装，用萨维尼的原话来说，知识和思想获得了“在一个国族范围内前瞻未来中评估时代的能力”。凡此两端，非古非今，恒古恒今，对于一切法学从业者，包括今天的中国法学家，永具警示意义。

 

　　“现代秩序”正是“双元革命”的结果

 

　　我个人的学习研究也可以为此作证，相信在座列位均有同感。这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千头万绪，不外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历史进程。不管身役教书匠，还是心雄万夫的先贤志士搬弄大经大法，均绕此打转。所谓“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所奋斗，不外乎此。其间，“双元革命”，即建设“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建设“民主国家-政治立国”，堪为重中之重，颠覆不破。所谓“现代秩序”，实际上，正是“双元革命”的结果。它们二元一体，双峰并立，造成现代秩序，蔚为晚近三数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换言之，通俗所谓建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新中国，其义理结构，概莫如此。

 

　　此一进程始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继之以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02年的变法修律，迄“1911”，终于初成善果。虽说歧路漫漫，今天依然人在途中，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一大方向，却百折不回。就此而言，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让我们了然于自家的身世背景，教会我们“以文明立国”和“以政治立国”这一双元革命的文化正当性与政治的文明担当，正得益于历史。

 

　　二

 

　　北洋水师甲午战败唤醒四万万

 

　　《法政速成科纪事》收录的若干原始资料，饶有趣味。例如，1904年(日本明治37年)法政学校校长梅谦次郎在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即为一则。其中几段话，今日读来，感受尤深。在他看来，“迩来清国深感输入新知识之必要”，而且，“频繁引入新知”，盖因“情非得已”。各位，当时的东洋人对于大清，对于衰败的清国，1904年风雨飘摇的清国，看得很透嘛。因而，两年后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才有教员代表志田博士致辞中所谓“清国长夜梦觉，现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飞跃”这句话，也才有其时学监乾学士告别辞中“获取新知，明确清国居于世界何种地位”之告诫。

 

　　此梦并非当日才醒，否则，哪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清醒自觉。其实，早此十载，大清北洋水师葬身鱼腹，而且，为蕞尔小国所灭，即已唤醒四万万。要不，也不致于到速成科来混。苟非如此，生存堪忧，今天我们就不会在此刊行史料，并且集会研讨了。只不过，彼时彼刻，世艰势蹇，愈见其迫而已。而日人目睹情势，以过来人自居，以身作则，亦非始自当日。早在1895年1月20日(日本明治28年)，侵华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致北洋水师丁军门汝昌的劝降书中，就已作此陈述。大意谓，三十年前，日本如此，为洋人所欺，被迫取法西洋;今日清国重蹈日本之覆辙，惟有引入新知，埋头苦干，忍辱负重，才能有将来抬头做人、比肩并立之日。“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由此，“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学习西方和效法东洋是“情非得已”?

 

　　职是之故，今天读到梅谦次郎的这句话，反复掂量“情非得已”四字，实在是百感交集。所谓“情非得已”，并非只因施行新政，人手不够，以至行政无法展开，立法不得完善，故尔才需培养新政施行之才。其为原因，但属表浅原因。更主要的缘由在于，整个亚洲，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面临西方强势之际，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那个武装到牙齿打过来的侵略者学习，强令转变生活方式和理念价值，这才是“情非得已”之所在。所以，学习西方也好，效法东洋也好，在大历史看，势所必然，例属文明传播的常态。但于当事人而言，则在在“情非得已”，是以羞辱来洗刷羞辱。情非得已，事到临头，只好如此，朋友，不在其间，不知其难嘛!对此进程，以及更为广大之现代转型，在下曾以“法意阑珊，不得不然”概述，同样有感于此而发，其意在此。时过境迁，从普世主义眼光来看，说实在话，有什么你的我的，但凡有利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有助于亿兆云云过好生活，不讲你我，不讲东西，不讲古今，拿来便好。

 

　　日本由旧日古典中国文明的学徒转变为老师

 

　　梅谦次郎并且以同文同种同教立论，概述留日习法的便利与“正当性”。如其所言，“清、韩自我邦取获文明，比诸取自语言全异之欧美，利便实甚”。尤有甚者，在他看来：

 

　　况风俗、人情相似，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故道德标准多所相同。其他风俗人情一致者，亦所在多有。且考诸地理，比邻之国，一衣带水。故从距离、风俗、历史、人情任何一点观之，从迥异之欧美获取新知，皆不如从我邦获取便利，固无待鄙人多言也。

 

　　不宁唯是。可能，同样在他看来，更为主要的是，此刻的日本文化原就是由“日本固有文明”与汉文明相融而成，又经输入欧美文明，裁长补短，几经调和实行，至于今日，方始适于生聚，而得正果。换言之，这是一个更新之后的新文明，也是一个足以自立之强悍文明。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至此，旧日古典中国文明的学徒，今日涣然而为先生，时代在此节骨眼上变幻莫测，恍兮煌兮。

 

　　日本的崛起源于举国上下用功及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的蛮横

 

　　这一点，当年日本人并非自吹自擂。不仅这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延聘法兰西学人东瀛授课的做法之如法炮制，而且，更在于经此努力，终于一战而灭北洋水师，也就是挫大清，二战而溃沙俄，也就是拼列强，所以才这般自信。是的，若非举国上下用功，加上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的蛮横，混不到这个份上的。

 

　　今年三月间访日，邀请方安排去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看了几则材料。一是《马关条约》原件，有李鸿章的签字画押，二是甲午前后遍布于京津沪等地的日本外交官、商人和记者，不少怕是间谍，发回日本的各种报告原件。他们身居华夏，不避陋巷，每天收集、抄录中国各地报纸要闻与所获信息，包括某地新办一所学校、某官与某官儿女联姻等等，当日写完，毛笔、宣纸、文言、竖排，然后专递回国。

 

　　以此观之，则日人情治，密如蛛网，几十年里，用“蓄谋已久”来形容不为过矣。记得其中一位写道：今日清国战败，必将重蹈当年黑船来日之后，日本举国悲切而急起直追之情势，值此之际，日本应该敞开大门，利用同种同文之便利，积极培养清国人才，以便将来中国的立法和政治尽为吾国所掌握等。大概这个意思，这里引述，从正反两面，以佐证上引梅谦校长之言。

 

　　三

 

　　种族意识、东亚意识和世界意识深刻影响二十世纪的东亚和世界

 

　　展卷抚读，其中一篇致辞耐人寻味。特此拈出，同赏而共商。此即1905年第一届学生毕业，速成科教师代表治田博士的“祝辞”。其间心情、语次和顿挫，与一年前梅谦次郎校长的开学致辞，不乏呼应，似又转进一层。

 

　　治田博士申言“东亚团结”，告谓黄种人当携手并进，以对抗西洋诸国白色人种的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起承于“政治冰人”与“学术冰人”之分别，而转合以人种始、大同终的憧憬，仿佛策驽砺钝，似乎砺世磨钝，但激于世变，总有来由，亦称恳切。

 

　　原文不长，综理要点，意莫如此：

 

　　抑人种与人种之关系，为今日世界大问题也。日清两国国民应相互提携，以对抗西洋诸国人种压迫。遥远将来，此人种对人种问题必一扫而光。世界万民，同一交际，所谓同胞，于斯可见。吾等日本人，与占黄色人种大部制清国，携手并进，堪以对抗西洋诸国所谓白色人种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将来诸君建设祖国，自小处言，乃为东洋各国民之利益，自大处言，即为世界人民之福祉也。

 

　　此间转折，不仅以近世东西冲突为背景，而且，含蕴三种意识，其之深刻影响二十世纪的东亚和世界，绕不开，必须直面回应。虽客愁千里，而剪不断，终究要理清，终究要回应。此即种族意识、东亚意识和世界意识，以及基于全人类规模的大同理想。

 

　　日本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犹有过之

 

　　种族意识适应于并推动着近世帝国主义的成长，在1884年欧洲做出瓜分非洲的决定后，更且甚嚣尘上，最终蜕变为种族主义，一定意义上，并且构成了欧洲语境下现代极权政治的主要理念源头。其势骁骁，横扫世界，涂炭东亚，逐渐发酵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扩张主义国家政治的背后，可见其影响之一斑。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以还，急起直追，以西洋帝国主义为效法样板，犹有过之，有以然哉，所以然哉，却不能减免其罪其孽。今日省视，其为人类思想中最为阴暗的恶质，当年竟然堂而皇之，并有所谓科学张本，实在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与此同时，基于地缘概念和文明意识的亚洲意识，特别是东亚意识，也同样是情理之中，事属自然，理所当然，直到今天，依然是一种构建文明叙事和政治叙事的有效概念，不妨于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中，用其利，避其害。因而，志田君以种族、民族、国族和文明竞争为务，却期期于世界大同，而首先是东西方之“比肩而立”，既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宣示，同时意味着普世主义压过了种族意识，超越了自我中心的国族观。当此之际，可见儒学义理搜启导的人道理想，吉光片羽，山止川行，山高水长。后来一发不可收摄，令人浩叹。

 

　　中日韩三国若蜂目豺声相则为历史之大不幸

 

　　就历史而言，至少在文明论意义上，整个东亚，中日韩三国，同文同种，而且，一度同教，终亦必同教。若蜂目豺声相对，是历史之大不幸。曾经的加害方，政客们居心叵测，无廉耻。居高位者，心胸狭隘，囿限于草根式民粹，难以超脱国族格局，不识大体。网上傥论，砍砍杀杀，尽皆不堪。当此之际，知识分子需尽到提醒的责任，既不忘民族苦难与文明浩劫，另一方面，展现原谅道义与和合心肠，不因历史而牺牲未来。

 

　　说到底，整个东亚，太平洋西岸，蔚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且应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其间，借由盛唐以还古典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播，其实曾经同时还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此而言，晚清西法东移进程中之“法政速成科”，不其然间，为此续添一笔，共同见证了那个东亚转型时代的风雨沧桑。因而，东亚法律共同体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固有一环。李贵连教授暨李门弟子，积劳积慧，用心用意，优柔餍饫，远溯博索，将这段历史呈现目前，使我们得以反观回视一百年前，曾经惯为老师的“大中华”子民，如今沦为甲午战败一方，如何忍辱负重，东渡沧海，力取真经，以为图强之策这段先辈故事。此时此刻，悬想世事，遥体人情，当日学子，包括已经取得探花功名者，居然去做学生，从头学起，则心慕手追，万缕千丝，其实还是希望百年奋斗，“以期携手并进”，再造中华，并造福于世界大同。

 

　　法政速成科初衷与效果的差距事出无奈

 

　　凡事初衷与效果，常有差距。逮至1905年科举遽废，举子功名无着，青黄不接，因而，纷渡东瀛，一时间，法政速成科来源嘈杂，法政学堂遍地开花。一年之期，徒有皮毛，虽说留学，实则多半唯《新民丛报》马首是瞻，拿个结业证书，换身铠甲而已。一旦回国，口口声声民主自由，而行止不堪，乃至新旧失守，自在意料之中。杨国强先生缕叙清末地方咨议巨细，阐说“新学生社会相”，即曾多所诟訾。所谓“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其实既无新知识，亦无旧道德，则摧枯拉朽之下，“斯文一脉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而个中缘由，无可收拾，同样又是一个“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也。今日叙及晚晴，婆娑讲义，联想至此，顺带说出，以为补充，遥念此间之万般无奈，而为此大转型时代之难上加难，竟至于最终之血流成河，仰天一叹!

 

　　至于将留学生贬得一钱不值，甚至以汪兆民之投日叛国为例影射近代中国大规模留学运动之窳劣，说明对此“情非得已，势所必然”缺乏体认与同情，表明一旦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阙如，结果不堪。至于如此陈词，其心态是否不免狭隘，或者，过于阴暗，则又当别论。

 

　　中国学习西方法学不够谦虚

 

     “法治要大规模地搞工程，民法典要上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没有知识准备，如萨维尼讲的，你这个时代是没有能力的。”日前，“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舒国滢认为速成方式舶来的法科知识有很多缺陷，中国法学界已经到了应该进行整体反思和选择未来道路的时期。以下为舒国滢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速成方式舶来的法科知识缺陷

 

　　舒国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日本作为一个西学的中转站，对于中国的法科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李老师提供的很多素材和纪事昭示着我们中国法学的法律知识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李贵连老师所讲的“快餐”，实际上就是速成。中国清末1904—1906年预备立宪之前，在法科知识上是没有准备的，不像西方历史中知识生成有一个准备时间。比如德国，1814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民法典》要不要制订这一问题这一年在德国引起巨大的论战，包括黑格尔、马克思、甘斯(马克思的老师)都参与了萨维尼的论辩。论辩涉及的问题很多，萨维尼的三个观点对我们今天中国仍然有效。

 

　　中国没能很好地以谦谨的心态继受西方法学知识体系

 

　　第一，在1814年的德国，没有哪一个法学家可以制订一部德意志《民法典》，而中国现在其实还是面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速成有关，我们没有很好地把知识体系用一种谦谨的心态继受过来。所以在自然历史生成的过程中，法律知识人没有这个条件把知识谱系接过来。“速成科”的这些知识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又被切断，我们又重新开始。萨维尼在1814年说德国人没有能力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其实讲到了德国整个法学界的知识状况。萨维尼很牛，他24岁写《占有权》的时候，是五百年来在占有问题上解决了罗马法上的基础理论的第一人。后来凡是写占有权的人，包括狄保这样的人都不敢写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人说自己没有能力，实际上是很谦谨地或者是很客观地看待历史。

 

　　第二，我们的德语不是法律语言。这是什么意思?德国当时的语言是从拉丁文、法文翻译过来的，很多语言不对接，需要一个把德意志法律语言逐渐丰富起来的过程。

 

　　德国选择罗马法而非日耳曼法作为民法体系的基础

 

　　第三个观点，讲法典的制订需要讨论法学的演进史。这一点在萨维尼的时代是非常清晰的。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德国在19世纪的中后期才会出现帕累托学派。这个学派是干什么的?主要致力于将民法的体系建立起来。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他们选择建在罗马法的基础上，而没有选择建立在德意志普通法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日耳曼法没有作为他们法学知识的直接来源，他们选择了他们认为在当时已经构成德意志普通法的一部分的罗马法。到1873年，德国要开始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它那套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成熟了，它的标志就是三卷本的《学说汇纂》教科书。

 

　　梅谦次郎制订日本《民法典》，最早是学法国的，后来修订之后，就学萨维尼体系为基础的德国《民法典》。所以，日本在学西方的过程中是很快速的，它在学习这一点上是值得中国人借鉴的。一个是把他们的知识转换成日本的知识的时间很短，他们也是在压缩时间，时间不等人，都有时间压力。(中国人也有时间压力，到现在也是。)他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把西方的民法体系、罗马法体系搞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到一百年还没完成这个过程。

 

　　清末培养政法人才的主要目的是储备法科干部

 

　　法学是一门很古老的学问，罗马法里面讲了，中世纪是以法科起家，中世纪的辩证法、修辞学和语法学都是跟法学同时成长。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民法和刑法学者在速成这一点上，更多地采用了简单的拿来主义或者速成主义。比如在萨维尼体系的引进上，我们是学台湾那一套东西。大陆的学者没有很好地把这套知识吸纳进去，特别是这套体系背后的东西，我们没有学习。比如现在民法学的大佬，真正研究萨维尼、叶尼的人几乎没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李老师所说的要接通一个时间节点。1904年以后的速成科可以作为一个点。1904年是一个什么时间点?清末要预备立宪，要搞修律，在制度上有大量的法科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采取了快餐式的方式，培养一大批政法人才。其目的主要不是培养教授，而是预备立宪以后的法科干部。

 

　　没有知识准备的时代是没有能力的

 

　　这种历史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影响?这种速成使我们舶来的知识有很多重大缺陷，很多东西是不实的。我在搞德国法的研究，很多概念，比如法学行为的概念，现在还没有统一起来，在法学界还有不同的用法。现在法理学界还有参与其间，说我们法律学界还有自己的行为概念，这些都是不懂或者不知道法学概念的知识生成而自己臆想出来的。我觉得中国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走，历史学界、法史学界要提供一个素材或者背景。

 

　　许章润要搞汉语法学，我理解他也是基于现在我们知识生成的混乱，还有知识产量的或者原创性的不足提出来的。中国现在要选择我们的道路，该到这个时期了。法治要大规模地搞工程，民法典要上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什么样的知识准备。没有知识准备，如萨维尼讲的，你这个时代是没有能力的。我们需要整体上进行反思。

 

　　中国学习西方法律以日本为师

 

        “晚清一直到民国以后我们走的道路，基本都是以日为师。虽然最终是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但只能算是西方法学的‘二传弟子’，我们直接以日为师，间接以西方为师。”日前，“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腾讯思享会独家报道。清华大学法学院苏亦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是东亚文化的原创性国家，如果完全学习西方，像日本那样完全废止自己的传统文化，转学外来的一套，能否获得成功是个问题……就晚清以来一百多年法律变革的效果来看，我们对西方和日本的学习得失参半，失大于得。我们学习的方法彻底背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从而导致了现阶段的社会分立和认同危机。以下为苏亦工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学习至今都是直接以日为师

 

　　苏亦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这套书是研究日本的法政速成科，也就是清末以来的法学教育——最初很多人被派到日本去学习法律。这些年我也做了一些法律史人物的研究，有两个人都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学，一个是程树德，一个是董必武。这套书的出版对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启发，也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因为晚清留日的法科学生后来对中国都发挥了很大影响：一个在学术上，一个在实务上甚至革命中。这些影响后人都有很多评价，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但这两个人物值得我们做全新的研究。所以这部书的出版对我个人来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也是第一手资料，这是两部书出版的重要意义。

 

　　再有一个，刚才李贵连老师在会上做了一个开场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李老师说日本为中国近代法学的成长提供了“快餐”，快餐可以吃饱，但营养不大充分，所以我们应该做些反思。杨一凡老师刚才发言中也说我们现在的法制史、法制事业到了重要的转折时期。确实像李老师说的，中国的法学教育甚至整个法律现代化的事业是紧步日本后尘，以日本为榜样建设发展起来的。记得当年沈家本和伍廷芳联名写的晚清法制变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删除律例内重法折》，里面写到日本跟中国同文同种，中国要想学西方走法律现代化的道路，最快捷、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学习日本，日本能够成功，我们也能够成功。所以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以后，甚至今天我们走的道路，基本都是以日为师。虽然最终是学习西方的法律体系，但只能算是西方法学的二传弟子，我们直接以日为师，间接以西方为师。这条道路使我们现在的法学有这样的规模。

 

　　中国学习西方和日本的方法背弃了自身文化传统

 

　　但正如刚才李贵连老师说的，这个快餐本身存在很多营养上的问题，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我对日本的研究可能不足)。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同教——其实“同文同种”本身就有争议，这个“同教”争议更大——所以我们走日本道路有它的可取之处：简便易行，速成速效，这是它的关键。但问题在于中国这个国家是东亚文化的原创性国家，如果完全学习西方，像日本那样完全废止自己的传统文化，转学外来的一套，能不能获得日本的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晚清以来这一百多年法律变革的效果来看，我个人认为得失参半，失大于得。我们丧失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只能紧跟在外来文化传统、外来法律制度、外来价值观念的背后照搬学样，但总是学不像，因此导致了中国现在道德崩溃、伦理崩溃，整个社会呈现了严重的分立，甚至出现了中国认同的危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学习西方、学习日本的方法彻底背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法律的道路是否可行?

 

　　李老师和(孙)家红整理出版的这一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和《法政速成科纪事》，可以说是回过头重新审视一下过去一百年来我们走的这条路——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法律的道路是否可行，应该在哪些地方改弦易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召开这次会议，讨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料性的问题，而且是更富有前瞻性的学术意义甚至实践意义的问题，希望我们学界特别是法学界、法律史学界对此能够有一个认真的反思。

 

　　历史往往是舞台边缘人写出来的

 

     “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历史舞台中央的人物、聚光灯下的人物，舞台边缘的人物甚至幕后的人物就不太关注了，但真正的历史往往是这些边缘人甚至幕后人物写出来的。”日前，“法政速成科与中国”研讨会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在北京大学举行。腾讯思享会独家报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小明认为研究历史无非是研究人，研究“什么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时的法政速成科学生名录里就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但为我们所了解和研究的却并不多。以下为尚小明教授在会上的发言实录：

 

　　能够沉下心来系统地研读和利用史料的人越来越少了

 

　　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刚才几位教授都是研究法律、法学或者法律史的，我是外行，所以就讲点外行的。

 

　　一是这个资料的出版非常有意义。二十多年前我曾经用过“纪事”，但是当时找到这个资料非常不容易，是我的导师从日本复印回来才看到。现在出版了，我非常高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近些年各种各样的资料的出版确实很多，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出版以后，真正能够去充分利用的人，我感觉是越来越少，尤其是不能够沉下心来系统地研读史料、利用史料，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往往是做什么题目，这里找一点，那里找一点，差不多就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不是花很多时间去系统地做。所以我希望这套资料出版以后，能够为大家充分地去利用，不要辜负了整理者和翻译者的努力。

 

　　法政速成科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法律史

 

　　第二，我想说的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题目是“法政速成科与中国”，我觉得“法政”不等于“法律”，从这个资料也可以看出来，不论是课程设置也好，还是考试也好，当时的法政包括法律、政治、经济、财政、历史等很多内容，所以研究法政速成科与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史。要做好这个研究应该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至少是对清代以来特别是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应该有深入的理解，这是一个前提。当然“法政速成科与中国”反过来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历史的理解。

 

　　最后一届科举状元、榜眼、探花都是法政速成科

 

　　第三是怎么去深化、细化的问题。研究历史无非是研究人，研究“什么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历史舞台中央的人物、聚光灯下的人物，舞台边缘的人物甚至幕后的人物就不太关注了，但真正的历史往往是这些边缘人甚至幕后人物写出来的。所以研究《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是一样的，当时的学生名录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但真正为我们所了解的并不多，为我们所研究的更少。刚才有老师说到商衍鎏，其实不只是商衍鎏，清代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法政速成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状元、榜眼、探花都是，还有很多人。如果我们想细化的话，这些工作都要做。

 

　　法政速成科研究还需要史料补充或者续编的工作

 

　　第四，史料的补充或者续编等工作都可以去做，比如这个名单大概有一千多人，但实际上在法政速成科读书的人不止这些，因为当时的留学生同时在几所大学就读的很多，在这儿读书，但是不一定从这儿毕业。所以我想进一步去做工作，比如看留学生出的官报，这个已经出版了，可以作为补充。另外，这后面附的很多人物履历都太简单了，而且是1928年的东西。好多人还活着，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比如胡俊、罗杰等人都有著作，而且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类似这种人物很多。总的来说，我希望这些资料的出版能够为大家充分利用，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

 

　　结语

 

      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历史舞台中央的人物、聚光灯下的人物，但真正的历史往往是边缘人甚至幕后人物写出来的。研究《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也是一样，当时的学生名录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但真正为我们所了解的并不多，为我们所研究的更少。

 

来源:腾讯思享会，转自共识网，2015-10-31。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1031130144_al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