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社会科学研究者许久之前就发现宗教之于个体行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Smith，1776; Marshall，1890)。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张新教伦理鼓励资本积累和良好的职业操守，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兴起(Weber，1930)。放眼21世纪，尽管世界不断地趋向世俗化和科学主义，宗教却继续形塑着经济个体(economic individual)的价值观、信念以及观点。据调查，在2008年，62%美国人自称拥有宗教信仰(Joas，2008)，至于东亚，基督信仰正在蓬勃发展。同时，宗教信仰团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团体，在其内部以及各个信仰团体之间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欧美国家，随着伊斯兰移民的增加，伊斯兰信仰团体与基督信仰团体的政治冲突时常发生，极大地考验着各国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者。

 

　　宗教理念与教义构成了各种社会规范，指导着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而宗教信仰团体，显化了成员之间的身份识别(social identity)，从而影响了个体在社会交互活动中的决策模式，容易产生族群偏向效应，比如“同组偏爱”(ingroup favouritism)与“异组歧视”(outgroup discrimination)现象等。宗教价值观和宗教信仰团体影响着世俗社会的经济个体，从而影响了整个经济景气。

 

　　那么宗教如何影响整体经济呢？对于宗教价值理念，Barro和McCleary(2003，2006)跨国数据分析显示，对天堂和地狱的信念增加了GDP的增长率；而Putnam(1993)和La Porta等(1997)发现，天主教信仰负面地影响了GDP增长、政府效率和公共产品提供等；McCleary和Barro(2006)利用工具变量，却发现相反的因果关系，即较高的人均GDP降低了信徒的宗教虔诚度。基于1840-1920年间中国城镇层面数据，Bai和Kung(2011)巧妙地利用各地不同程度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基督信仰的传播对于各地经济总量的影响，研究显示，那些卫斯理派、浸会宗以及路德宗波及的城镇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城市化进程。各种相异实证结果的出现，引发了学术界对研究方法的深思。第一，宗教与总体经济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一方面，基督信仰鼓励良好的职业奋斗精神、彼此信任以及亲社会性等，从而促使双边交易的发展与成熟；另一方面，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状况约束了人们的信仰选择。第二，宗教与经济变量共同受限于其他隐含的变量，比如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信仰状况共同由其本身的历史、地缘政治所决定。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索宗教与经济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理解个体信仰价值和宗教团体身份如何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行为，从而影响整体的经济景气。

 

　　二、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传统路径

 

　　在对宗教的经济分析中，“宗教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religion)是微观理论方面的主要工具。该理论主张在消费领域，将宗教商品纳入消费者的选择集合中，理性消费者根据今生和来世总体效用最大化来合理地选择宗教商品；在生产领域，各种宗教机构为消费者生产各种宗教商品，彼此竞争形成宗教商品市场。因此在宗教市场中，各种宗教商品间存在替代关系，其对于一般商品也存在替代性，比如宗教提供类似社会保险功能，当经济危机动摇各种社会保险产品时，皈依宗教人数将大大上升(Chen，2010)。Iannaccone(1998)对宗教理性选择理论做了细致的文献梳理工作，同时坦承该理论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无法处理信徒来世的效用赋值问题。尽管宗教理性选择理论提供了一种解释宗教动机和信念如何影响个体选择的微观理论，但对现实世界的宗教信念和选择缺乏实证解释力。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之后，实验被作为核心方法来研究人们的决策行为(Camerer，2003)，为宗教的微观分析带来前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实验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通常采用抽象的决策情景，在控制其他干扰变量的情况下，来研究各个研究者所关心的变量对个体决策的影响(Roth，1995)。由于决策情景具有抽象、结构化的特点，因此实验结果具有可重复性以及各个实验结果具有可比性，比较适合跨文化研究。

 

　　在实证方面，传统的问卷调查研究主要依靠信仰个体的自我报告的有偏数据，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变量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实验经济学采用控制其他干扰变量，对非可控的变量实施随机化的方法，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具体而言，实验经济学对传统问卷调查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进。

 

　　第一，传统问卷调查的受访者往往猜想研究目的而向研究者提供迎合研究结果需要的数据，或者由于问卷针对过往历史的决策数据，需要受访者回忆追溯历史决策数据，从而致使回忆数据出于自我想象或者有偏向性，总体而言数据不够干净，不具可靠性(Betrand & Mullainathan，2001)。而实验经济学一般根据决策结果提供相应的金钱激励①，使决策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即实验被试受金钱激励的驱使通过决策真实地揭示自己的偏好，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信度。

 

　　第二，宗教信仰给社会成员提供某种社会规范，而这些社会规范往往与其他规范或者文化变量相混合，为了研究宗教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问卷调查往往无法剥离诸如此类干扰变量的影响；若研究宗教价值或者宗教身份识别对个体决策的影响，问卷调查往往无法识别个体间的异质性以及自选择问题，例如研究某一宗教团体的利他性行为，问卷调查无法识别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某种类型的个体具有利他倾向才选择加入这一宗教团体，而实验经济学采取随机化方式，将被试随机分成控制组与处理组，总而消除了异质性对研究结果的干扰，也化解了实验被试的自我选择问题。

 

　　第三，问卷调查往往根据研究目的设置形形色色的问卷表格，针对的是琐碎的实际决策事项，同样的研究人群与数据，根据不同的指数化后形成不同的研究结果；而实验经济学提供标准的抽象博弈结构，不依赖实验被试特殊化的当地知识来作出决策，这类博弈结构向研究者提供简便的方式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如何影响个体诸如信任、利他和互惠等亲社会性行为，从而使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适合跨文化跨学科研究。

 

　　传统的实验室实验采用随机化与控制等方法，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一般被称其内部效度。能否将其实验结果一般化，拟合实验室外现实世界人们的决策模式，即实验结果的外部效度存在某种争议。幸运的是，实地实验悄然兴起，成功地解决了实验的外部效度问题。在实地实验中，被试自然地参与某种社会交互活动，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参与实验，从而避免了实验室实验的需求效应，即实验被试猜想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而作出满足研究目的的决策。实地实验方法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数据，具有清晰的因果关系推断，被广泛用来研究诸如政治冲突、教育、卫生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

 

　　三、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新进展

 

　　对于宗教的实验研究，心理学家很早就涉足此领域，以“宗教心理学”或者“宗教和心理学”命名的各类著作比比皆是(Argyle，2000; Spilka et al.，2003)，各类实验论文也散见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和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等期刊。一般而言，宗教的心理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四个方面：第一，宗教信仰个体的精神(病理)分析，诸如神秘体验，灵异交流等；第二，比较宗教心理，研究宗教信仰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政治态度、个性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等，一般往往与宗教社会学相联系；第三，神经神学，主要探究宗教体验的神经生理基础；第四，宗教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宗教信仰价值、理念对个体行为、态度的影响。

 

　　宗教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与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相类似，然而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在于，一是社会心理学缺乏一个标准的抽象化博弈结构，二是社会心理学研究主要侧重行为倾向，而非真实的个体行为。例如，对于宗教虔诚度与个体的亲社会性关系，Blogowska和Saroglou(2011)利用宗教基要真理作为宗教虔诚的测度指标，而用问卷的方式测度亲社会态度，研究发现宗教亲社会性受限于个体的宗教身份识别，即个体对相同信仰的人群具有亲社会性，而这种亲社会性无法扩展到相异信仰的人群或者非信仰的人群(Saroglou et al.，2005)；Ruffle和Sosis(2010)通过Facebook在以色列招募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研究在虚拟的世俗情景和宗教情景下，即宗教敬拜场所与健身课堂这两个不同的场景，询问实验被试是否愿意出借陌生人手机作为人际信任指标，来研究宗教情景对信任的影响，实验发现在想象的世俗情景下，对于虔诚皈依者，其亲社会性能够扩展到世俗领域；而在想象的宗教情景下，宗教能提高非信徒的信任比例。

 

　　出现于《宗教研究》期刊(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的第一个实验经济学研究是Ali M. Ahmed(2009)。该文研究印度农村社区宗教学校学生与非宗教学校学生的亲社会差异，检验“宗教虔诚是否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这一假说。本在此以Ali M. Ahmed的三篇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论文为线索，并穿插相关的实验论文，来展开介绍宗教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版本。

 

　　(一)宗教身份自我报告

 

　　为了检验“宗教虔诚是否促进个体的亲社会性”这一假说，首先必须测度个体宗教虔诚程度。一般而言“宗教虔诚”可分为五个层面(Glock & Stark，1965)：第一，宗教知识，主要是对宗教教义的熟悉与掌握程度；第二，宗教信念，对所信宗教的归属感以及对教义的信心程度；第三，宗教实践，主要包括参与团契服侍、祷告、查经、实物奉献以及日常圣礼参与程度等；第四，宗教神秘体验；第五，宗教果效，即信心与行为的相关程度。

 

　　第一代的宗教实验经济学研究，对于宗教虔诚的测度，主要依赖实验被试自我报告的宗教身份归类与日常宗教活动参与程度这两个指标。Ahmed和Salas(2009)首先让实验被试自我报告宗教身份归类，区分为信仰人群与非信仰人群，然后让他们参加一个标准的公共产品提供实验，②研究发现自我报告的虔诚与公共产品的自愿提供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Eckel和Grossman(2004)考察自我识别的宗教与非宗教两个人群，检验他们在世俗的募捐活动中的捐献模式与数额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宗教身份识别并未对两个人群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Anderson和Mellor(2009)以及Anderson等(2010)通过自我宗教身份识别，细化了新教基督徒、天主教徒以及其他人群，依旧未曾发现宗教信仰与亲社会性的显著关系。除了公共产品博弈，研究者们也考察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囚徒困境以及信任博弈(trust game)等情景下，宗教虔诚如何影响亲社会性(Tan，2006；Chuah et al.，2011；Johansson-Stenman et al.，2008；Tan & Vogel，2008)。

 

　　这类研究发现，当实验被试无法获知博弈对方宗教身份时，自身的宗教身份并不影响决策，而当获知对方宗教身份时，对归属同种宗教的博弈对方表现较强的合作性，即宗教身份诱发了“同组偏爱”与“异组歧视”现象。

 

　　(二)人为创设的组群身份识别

 

　　宗教身份属于一种特殊的身份识别，而身份识别具有多个维度，一般需要显化某个维度的身份识别，从而使其对个体决策发挥作用。在实验室实验与实地实验中，一般采用两种方式诱导或者显化某个维度的身份识别：第一，“最小组群方法”，即在正式实验进行之前，将实验被试随机地分成若干个小组，允许各个小组成员在组内进行交互行为，使随机形成的小组内部成员形成小组归属感与身份识别(Tajel，1978；Tajel & Turner，1979)。这种方法是社会学研究中惯行的。Chen和Li(2006)研究发现这种人为诱导形成的社会身份显著地影响实验被试的决策，使其对于组内成员的利他性行为明显高于针对组外成员。第二，自然生发的身份识别。Lorenz等(2006)利用瑞士军队中自然形成的各个阶层军官的身份识别，研究发现同组军官表现较强的组内合作性。

 

　一般而言，身份识别的显化依存于组内的同质性，组群规模以及外部参考组群等因素。第一代的宗教实验经济学研究，通过实验被试自我报告的宗教身份，其身份识别显化程度不够强烈，从而削弱了宗教虔诚对亲社会性的解释力。为了显化宗教身份识别的强度，Ahmed(2009)利用标准的公共产品博弈和独裁者博弈③，考察了印度农村地区Madrasah学校(穆斯林宗教学校)学生与普通学校学生的亲社会性。为了方面起见，Ahmed将前者视为宗教信仰团体，后者视为非宗教信仰团体。该研究发现，宗教学校的学生自愿提供公共产品的捐献数额以及作为独裁者分配给对方的金钱数额明显高于世俗学校的学生，从而证实宗教虔诚确实提高了信仰皈依者的亲社会性。

 

　　不过，这个实验本身设计的缺陷，无法区分其他解释。第一，对于宗教学校的学生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正是那种具有强烈亲社会性类型的学生才选择宗教学校，并预期自己毕业后参与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第二，世俗学校的教育，特别是经济学教育使学生相对自私(Ahmed，2008；Frank et al.，1993)；第三，可能存在“同类效应”(peer effects)，宗教学校的学生整天与乐善好施的同学在一起，而世俗学校的学生整天却与自私自利的学生在一起，从而影响了各自的亲社会性。

 

　　与Ahmed(2009)研究相类似，Orbell等(1992)利用囚徒困境博弈来研究宗教虔诚如何影响人际间的合作，他们选取了相对虔诚的城镇人群与相对非虔诚城镇的人群，研究发现教堂的出席率与人际间的合作呈现正向关系，不过宗教虔诚城镇无法与宗教学校相比，其显化宗教身份识别的功能相对较弱。

 

　　(三)宗教暗示下的实验分组

 

　　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研究中的自选择问题，使因果关系更加明朗，最理想的实验处理是，招募无“信仰污染”的实验被试，随机地分成控制组与处理组，保持控制组不变，对处理组的实验被试进行宗教“灌输”，进而检验接受宗教“灌输”的处理组成员是否表现出更显著的亲社会性。为了达到这一设计目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人为“暗示”(priming)或者“催眠”来显化潜意识中的身份识别(Shariff & Norenzayan，2007)。

 

　　为了悄然无声地影响实验被试的宗教意识，Ahmed和Salas(2011)在开始独裁者博弈和囚徒困境实验操作之前，将不同宗教背景的实验被试随机指派两种“抓词造句工作”，控制组的被试参加的造句是中性意义的句子，而处理组的被试参加的造句一半为宗教信仰方面的句子，实现对处理组被试的宗教信仰暗示。实验发现，在控制组不同信仰背景的实验被试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行为差异，即被试的初始信仰状况不影响个体的亲社会性；然而，在处理组，被试接受宗教暗示之后，与控制组相比，宗教信仰皈依者与非宗教信仰皈依者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宗教暗示促进了被试的利他性和合作倾向，而这一行为的改变并不依赖博弈对方的宗教身份识别。Benjamin等(2010)同样利用宗教暗示来显化被试的身份识别，考察了康奈尔大学新教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以及其他非信仰学生在接受宗教暗示后，其亲社会性偏好、风险态度、时间偏好以及职业道德是否发生改变。总体而言，宗教暗示促使新教基督徒对他人的信任，天主教徒的风险偏爱以及犹太教徒工作中的互惠性。

 

　　那么宗教暗示对人们亲社会性的显著影响，其微观机理又是如何呢？Shariff和Norenzayan(2007)对此提供了两种解释。第一，宗教暗示促发个体意识到自我行为正在被超自然的主宰者所注视，这位主宰者将惩罚行为失范的个体(Bering & Johnson，2005；Johnson，2005；Johnson & Bering，2006)，或者单单行为被注视本身也将诱导个体的亲社会性(Haley & Fessler，2005；Rigdon et al.，2009)。第二，宗教暗示显化文化规范，而这种文化规范恰恰倡导亲社会性行为，宗教信仰群体和非宗教信仰群体为了迎合这种社会规范而提高了各自的亲社会性行为(Randolph-Seng & Nielsen，2008)。不过这两种解释并非相互排斥，需要研究者进行更巧妙的实验设计来识别宗教暗示的内在机理。其实，即使Chen和Li(2006)简单的人为创设的组群身份识别都能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而宗教信仰团体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的社会组织。对宗教价值与组群身份识别的交互影响的研究，能够有助于更好理解宗教的社会后果。

 

　　四、结论与展望

 

　　实验经济学在国外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成熟的研究方法。实验经济学不仅被用于研究宗教与个体的亲社会性行为，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宗教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面向，比如研究宗教族群冲突、宗教群体的反社会性偏好(anti-social preferences)等。这样可以通过实验方法将宗教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研究结合一起，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不过，实验经济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随着大量海外经济学博士的归国，特别是有志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归来，国内部分重点大学的经济系已经开设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实验室也纷纷建立。

 

　　国内关于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尚属空白，不过对于宗教的经济学分析最近引起了部分经济学家的兴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郑风田教授团队(郑风田、阮荣平、刘力，2010；阮荣平、郑风田，2011)将国内的“新农村”政策的推行视作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来考察政府提高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是否减少了农村基督信仰人数。因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人们在选择宗教信仰时，权衡收益与成本，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宗教信仰体系都给人以保障功能，当政府提供社会保障产品时，自然削弱了宗教信仰体系提供的保障产品。他们利用河南省嵩县的村级和农户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不过，该研究采用了传统的调查问卷数据，数据质量可能有缺陷。若是能够进一步尝试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将使因果关系更为明显，结论也将更加稳定可靠。

 

　　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现象层出不穷，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信任，人与人之间关系趋于冷漠。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宗教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部分关于中国的宗教研究，依旧关注农村地区的信仰状况，恰恰忽视了城市中日益兴起的基督信仰群体。同时，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不同信仰族群之间接触增多，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文化矛盾和冲突，可能影响社会经济建设的稳定环境。宗教的经济学研究正好回应了中国宗教发展问题的需要，具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这就要求采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视角。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实地，进行设计精良的实地实验，分析宗教信仰对中国民众的亲社会性效益。同时，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除亲社会性研究之外其他更加复杂的博弈结构还有待深入研究。所以，宗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必将是非常具有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

 

　　在此感谢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教授的指导意见。

 

　　注释：

 

　　①向实验被试提供金钱激励，这是经济学实验与心理学实验重要区别。一般来说，经济学实验主要关注被试的行为层面，而心理学实验除了关注个体的行为，同时也关注个体的信念、态度、性情等，往往无法与金钱激励相挂钩。同时，实验经济学一般杜绝欺骗实验被试，而心理学实验为了实验目的，有时往往欺骗被试，或者向被试隐瞒部分真实信息。

 

　　②公共产品博弈(PGG)是实验经济学中是一个标准博弈(Kagel & Roth，1995)，用以研究人际间的合作程度，即亲社会性。其结构如下：首先给予每个实验参与者相同数量的实验货币，允许参与者匿名地选择向公共账户捐献的捐献数额，加总每个参与者的捐献数额并乘以一个正数即为总公共产品，以此模拟一个联合生产过程，然后将总公共产品平均分配给每个实验参与者，不论其是否捐献，每个参与者最终得到的实验货币为初始禀赋减去捐献数额，再加上公共产品均分后所得，最后，参与者将实验货币以固定汇率兑换成真实货币。

 

　　③独裁者博弈是一个标准的双人博弈。其结构如下：实验初始给予第一个参与者，即独裁者，固定数额的初始禀赋，允许独裁者匿名自主地分配这一禀赋给予自己和对方，即第二个参与者，对方必须无条件接受独裁者的分配方案。

 

　

　【作者简介】孙火军，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学系；熊金武，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徐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杭州，)2014年25期；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07月18日。

http://www.cssn.cn/zjx/zjx_zjyj/zjx_zjxll/201407/t20140718_12602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