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之开创　　

 

　　寺院经济，可谓是佛教存续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然而在其作为一个学科问题被提出和关注，则仅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陶希圣先生为首的一批社会经济史学者在整理古代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寺院及其寺院经济已经成为能与国家力量相抗衡的势力，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个发现让陶希圣及其弟子进行了相关探索，1934年至1937年之间在其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上共发表了10篇左右的论文，并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过程中辑成了《寺院经济》一书，作为《唐代经济史料丛编》之一出版，隐隐有将寺院经济作为经济史一部分进行研究之势。　　

 

　　1934-1937这短短三年间的相关成果开寺院经济研究之先河，虽略嫌简陋粗糙，却也致力颇深，不仅在对史料的爬梳中整理出南北朝、唐、元时期寺院的土地、人口、财产等基本的经济状况；更广泛涉及到寺院的财产与僧尼关系、施舍财产的人与寺院的关系、寺院财产的构成与经营方式、戒律与法律对于寺院财产与僧尼财产的规定、教权与政权的经济财政冲突等多种资料与问题，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明了佛教及其寺产的发达是不可单用宗教信仰来解释的[1]。陶希圣指出其同时期的佛教史的研究多限于教理的流派及演变，对教会的历史、尤其是寺院经济研究很少，隔行如隔山，因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佛教学者怕是少有人关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导致《食货》停刊，相关研究人员东零西散，寺院经济在中国大陆的研究昙花一现，未能更深入持续进行。唯有曾受陶希圣等影响之杨联陞，赴美国后于1956年发表《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四种募钱制度》一文，作为开创时代的余音犹有绕梁之感。　　

 

　　寺院经济作为一个学科问题被提出并非偶然，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寺院经济本身对佛教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使得相当数量的记载见诸史料；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在思想、文化、宗教等诸方面深受西方影响，西方学者对宗教的重视亦感染着中国学者对本土宗教进行重新审视，才有了寺院经济相关史料被发现的契机。由于从事研究者为社会经济史学者，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多半还只是经济史学的方法，难以考察到宗教信仰、教义、教团本身对寺院经济的影响等诸因素，寺院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佛教思想文化对社会的影响研究之间也是脱节的。　　

 

　　二、上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　　

 

　　来自日本与欧美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寺院经济的研究亦肇端于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不同的是，其相关成果多是出自佛教学者而非社会经济史研究人员，如镰田茂雄、常盘大定、牧田谛亮、塚本善隆、道端良秀等佛教研究大家都写有相关的论文或专著。在日本，寺院经济已然成为佛教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何兹全先生的统计，截至1980年，日本的研究文献就已不下百余篇。除此之外，驹泽大学还设有专门的佛教经济研究所，创办了《佛教经济研究》杂志，这是至今唯一一本专门探讨佛教经济的期刊。日本佛教研究的发达造就了寺院经济研究的兴盛，而由佛教学者从事的研究工作更能注意到佛教戒律、教义、信仰本身对寺院经济的作用与影响，寺院经济被视为佛教发展之重要物质基础，更成为佛教史学者必须涉及的领域。这概因日本学术界亦受到西方的社会经济史观影响，部分学者便采取这种方法对寺院经济作社会史的观照整理。　　

 

　　欧美学界鲜少有关注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学者，然谢和耐可谓其中的例外。谢和耐先生1956年出版的《中国五至十世纪寺院经济》一书，堪称寺院经济研究中份量最重的一部专著，在资料的翔实、涉及到问题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至今无出其右者。该书充分利用了敦煌文献中丰富的史料，并结合佛教自身的因素详细讨论了南北朝直至北宋时期的寺院经济的各个层面，如印度佛教对中国寺院经济的影响，佛教戒律、教义、僧团与寺院经济发展之关联，寺院土地与工商业的形成发展等，并在结论中深入分析了中国佛教寺院经济的历史基础，将其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考察：经济与宗教的基础、民间信仰团体与阶层、富裕的信徒、统治阶层。另外，法国的童丕《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一书也是利用敦煌文书的研究成果，专就其中的借贷部分做了详细的梳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了佛教寺院经济中的借贷问题。　　

 

　　20世纪60年代，维尔慈被誉为研究近代中国佛教的三部曲名著《近世中国佛教制度》、《中国佛教的复兴》、《毛泽东执政时代的中国佛教》出版，书中对作为佛教存续发展物质基础的寺院经济进行了相当多的考察。尤其在第一部著作中，专辟一节以金山、栖霞、天宁三寺为例，为世人揭示出近代佛教寺院经济的实际操作情形。维尔慈先生的研究以大量的访谈、实地调查作为基础，将社会学的许多方法融入到寺院经济的研究之中；并且将寺院经济放置于整个中国佛教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讨论，是为数极少的探索近代寺院经济的成果。　　

 

　　涉足寺院经济领域的日本与欧美学者既有史学、社会学的基础，又对佛教有相当的认知与了解，这样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为寺院经济的研究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及更高的理论深度，也在学界引起了更多的重视。随后虽少有学者就专门的寺院经济问题进行探索，但寺院经济却已然成为相关研究人员必须纳入考虑范围的重要因素，不得不在论述中给予其一定的篇幅。　　

 

　　三、台湾地区的研究　　

 

　　台湾地区的寺院经济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央研究院的黄敏枝大量借鉴了日人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了《唐代寺院经济的研究》、《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等专著与论文，遥承大陆30年代的《食货》之风。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她更加深入细致通过史料梳理考察了唐宋之际的寺院经济情形，但其大致的研究依然限制在历史学方面，未能在方法与问题上有所突破。而陶希圣先生于1974年重版了30年代编订的《唐代的寺院经济》一书，重现开创三年的研究辉煌，也让人感慨40余年的华语学界竟再无寺院经济的研究精品问世！1975年出版的吴永猛先生《中国佛教经济发展之发展》一书比较引人瞩目，虽然只为一篇幅不大的通论，却集中讨论了中国佛教的福田观及其福利思想、无尽藏及其金融事业、慈悲观及其慈善事业、丛林财经制度诸问题，将寺院经济纳入到整个佛教教理教制体系中考察，实属中国学界将寺院经济问题与佛教结合起来探讨的首次尝试。张曼涛先生在编辑现代佛教学术丛刊论丛时，将寺院经济研究纳入到其中的第9本，于1977年出版了《佛教经济研究论集》，可谓对这一时期台湾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一大总结。　　

 

　　解严以来的台湾佛教发展突飞猛进，各大佛教山头的崛起所带来的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力引人瞩目。佛教的繁荣亦引起了佛教研究的兴盛，其中，各大山头所采取的财团法人、基金会等新形式迥异于古代的寺院经济形态，对台湾现代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成为目前台湾佛教研究和现代寺院经济研究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不论是港台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越来越重视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其实,台湾地区寺院经济研究的魅力之处还是在于其现代部分，其寺院经济可谓是民国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延续到现在的一种发展方式，相关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秘近现代社会中佛教转型的轨迹，又可为大陆佛教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之处。　　

 

　　四、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大陆地区的寺院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寺院经济研究全面开花，仅1980-1984年4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就已有20多篇，其中的精华部分及发表于30年代的3篇文章被何兹全先生收录入《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一书，引起了大陆学界对寺院经济问题的重视。随后的研究成果已由白文固先生于1998年发表的《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寺院经济研究述评》一文进行梳理，在此就不赘述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文中将寺院经济的研究界定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秉承的依然是《食货》之遗风。笔者认为，寺院经济离不开佛教自身，对其研究不仅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更是佛教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考80年代至今已发表的百余篇文献，可以将寺院经济的研究梳理为如下三类：其一是关于寺院经济史的文献，主要是由历史领域的相关学者完成的。其二是关于民族地区的寺院经济状况的研究，主要由民族学者在关注。由于少数民族与宗教的密切关联，学者们在民族学的研究中以相当的篇幅论及了民族地区的宗教经济情况，尤以云南与西藏寺院经济的研究为突出。其三才是寺院经济本身的研究文献，由佛教学者与社会学、宗教学学者共同涉及，在西方宗教社会学诸理论的影响下议题范围极广，为寺院经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域与思路。　　

 

　　在研究专著方面，已经出版有《宋代寺院经济史稿》（2003年），《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2003年），《寺庙经济论》（2004年），《中国佛道教寺观经济形态研究》（2007年）等书，既有从历史层面的考察，亦有从理论层面的论述，成果颇丰。　　

 

　　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寺院经济研究的兴盛，一方面深受开创时代的思路与方法的影响，多聚焦于古代寺院经济史；另一方面也与大陆佛教本身的发展有关，自1978年宗教政策落实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佛教恢复发展势头正健，宗教的特殊性质所造成的特殊影响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佛教及其寺院经济的研究，佛教发展的现状将会为寺院经济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及可资思索的问题。　　

 

　　[1] 阮兴：《〈食货〉与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135页。　　

 

载于《法音》 ，转自中国佛教制度研究中心，201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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