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化五策

 

秋风

 

人类有史以来治理最为成功者，非华夏-中国莫属。只有中国，在过去四五千年间，作为政治共同体，生命连续不绝，且持续成长，而今成为规模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其秘密何在？

 

中国治道起步于帝颛顼、帝尧之屈神而敬天，人“敬鬼神而远之”，神无以扰乱、撕裂人间秩序，由此而有完整秩序可言。人敬天而天不言，故任何人无从借神力支配人，人间只能由人治，故治理者之权威惟立基于人之为人所可有之德，治理只能以万民之普遍有德、自觉约束为基础；故为政之要务，在教化；但教化不是传播神所启示之真理，也不是现代宣传，而是启发人人禀之于天之仁，人由此而自觉、并扩充之。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不论封建、郡县，无分汉唐、宋明，“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至于教化之道，“一个文教，多种神教”是也。“一个文教”者，在三代为礼乐之文教，在汉武帝崇经尊儒之后，为孔子之教，儒家之学，“学文”之教。此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而是兼容之、驯化之，与之形成复合的教化体系。中国固有之各种神教，与后世自中国以西传入之神教，包括一神教，均在此复合的教化体系中，各得其所，美美与共。中国传统的复合的教化体系无古代一神教之偏执，无现代世俗主义之放纵，洵为治理之中道也。

 

惜乎此一教化体系，于二十世纪崩坏，尤以今日为甚。其结果，或者教化沦丧，大多数民众缺乏必要的教化，一路下行；或者有极端倾向之神教趁虚兴起，信众有极端心态。由此，社会虽富而人心不安，国家虽强而秩序不良，如董仲舒所谓“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为今之计，不能不行更化，“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至于更化之大端，在重归中国治道，兴起教化。

 

近日各地两会正在、或即将召开，笔者提出兴教化之策五条，供立法者、决策者参酌。

 

第一，更化学校教育，学校全面承担传承中国文化、养成士君子、化成风俗之责任。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以学校、而非以教堂为教化之根本，此为中国文明最为伟大之处，由此避免神、人之间的冲突、紧张。只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学校放弃教化职能，今当努力恢复之。

 

教育部已于2014年3月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肯定学校传承中国文化之功能，确立立德树人、也即养成士君子之责任。此纲要虽不完善，但已是很好起点。现在需要各级政府、各类学校将其中所提出的原则、措施，落于实处，这包括：重构课程体系，重编各科教学大纲，重编各科教材，尤其是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课教材，培养师资等。若这一纲要全面实施，则可立定教化之大本。

 

第二，政府主导，民间襄助，在城乡社区广泛兴建社学或乡校。

 

学校打基础，教化伴终身，故在学校之外，应建立广泛的教化机制。其中最为重要者，仍以学为本，曰“乡校”，或曰“社学”。由《左传》所记子产不毁乡校故事，可知三代有“乡校”。史载，元明清代乡村遍设“社学”，除教育子弟外，又承担成人教化之责任。

 

今或可复此制。今日城市有所谓“社区”，然无“社”可言，所谓社者，精神生活之公共场所也。社学，或可承担这一角色。按法律，目前各社区均有公共场所，政府本有基层文化建设经费，可拨付其中一部分，改建此公共场所为社学。可安排热心文化传承之基层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在社学中担当老师，又鼓励居民中热心文化事业者出面引领。民众可于此读书，以文会友，表演文艺节目，开展集体体育活动，举办婚丧嫁娶之礼。社学可发展为社区之精神文化活动中心。

 

在乡村，浙江等地已建“文化礼堂”，可予以推广。近些年来，乡村学校大规模撤并，校舍闲置，可改造为乡校，以供乡民开展各种教育、文化活动，也可举办婚丧嫁娶之礼仪。

 

第三，政府鼓励，民众自主恢复祠堂。

 

家齐然后国治，家是社会治理之基本单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中国，家在时间维度向上、向下延伸，在空间维度向左、向右扩展，这样规模扩展、而内部关系紧致的家，正存身于祠堂之中。故在中国，至少从宋代以来，祠堂是最为重要的教化场所，曾子曰：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

 

二十世纪中期，大量祠堂遭受破坏。八十年代以来，东南地区有所恢复，北方、西部多未恢复。两地的社会治理效果，形成鲜明对比：凡有祠堂的南方，其经济比没有祠堂的北方更为发达，财富分配更为均平，社会秩序更为优良、稳定，人心更为安宁。

 

由此可见，今日社会建设之关键，仍在齐家；欲齐家，不能不复祠堂。当然，兴建祠堂，需面对过去三十年来社会结构织之巨变：人口大规模流动，半数以上人口入住城镇，聚族而居的结构已破，如何兴建祠堂？需学界、民众自行探索，而政府对此探索，当提供政策上的便利，如拨予土地。在潮州等地，因应城市化变化，相比于传统，祠堂的建制、功能，已有较大调整。

 

第四，政府鼓励，民间社会自主重建城隍庙、土地庙、关帝庙、妈祖庙等庙宇。

 

中国式教化虽以学校为根本，但学，毕竟有一定难度，故圣人“神道设教”，肯定各种神灵崇拜之教化功能，而正之以礼乐。城隍、土地老爷等民间神灵崇拜，有悠久历史，当为三代之社神崇拜之变形。关帝、妈祖等崇拜，则以人为神，以德为教。这些崇拜教庶民、美风俗，相当有效。

 

“文化大革命”之前，城必有城隍庙，村必有土地庙，关帝庙也随处可见，南方遍设妈祖庙。“文革”中，这些宗教活动场所普遍被拆毁，今日可徐图恢复，以安顿民心。

 

第五，政府鼓励，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正教多设寺庙、道观。

 

中国文明向来开放包容，正体现在教化体系之复合、开放，所谓“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两者关系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在文教涵容下，中国土生神教广泛传播，中国以西之各种神教也传入并广泛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则有“中国化”，即接受文教之熏染。佛教之中国化最为成功，实已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长期以来，民众普遍信仰，与学校、社学等文教体系并行不悖。尤其是二十世纪兴起、成熟于台湾之人间佛教，已脱去神教色彩，而近于文教矣。

 

今日中国面临外部较为极端的神教之极大压力，政府的宗教管制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非意图后果：有极端倾向之神教，得以在灰色状态下快速传播，并日趋极端，衍生出头绪繁多的邪教；本来温和的本土宗教，反被捆住手脚，扩展艰难。

 

 

面对极端神教之冲击，政府当徐图改变宗教政策：一方面，兴起文教，以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给本土神教以更大发展空间，使其在宗教市场上公平地与极端神教竞争。以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人的心智，本土宗教必定取得支配地位。果如此，那些较为极端的神教必定寻求自我变革，完成其中国化过程，而兼容于文教。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已有一轮高速经济增长，今当“富而好礼”，以文化建设社会。重建教化体系，正当其时。此教化体系以文教为中心，而包容各种神教。既可避免中国以西一神教独断之害，也可避免当代欧洲文化相对主义之弊。重建这一文教中心的复合教化体系，维系中国文明一元而包容开放之大局，正是中国可贡献于人类之优良治理新典范。

 

载于思想市场 ，转自凤凰国学，原标题：“儒家学者秋风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 鼓励本土宗教”，2016年01月15日。

http://guoxue.ifeng.com/a/20160115/47085528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