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宗教学，现在我来讲宗教话题，标题是《宗教：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分三点讲。

　　 一、正能量与负能量不能一概而论

　　 正能量、负能量是一个设问，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宗教与文明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它是文明的精神、灵魂、核心。因此，东亚文明叫“儒家文明”（其实不准确，即使只讲中华文明也还有别的学派影响很大，如法家、道家），南亚文明叫“印度教文明”，中东文明叫“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叫“基督教文明”等等。所以宗教确实有很大的能量。但所谓“正能量”、“负能量”，应该是指它们对社会发挥的功能是正还是负，即是好还是坏。这就要看是针对什么事情。比如说宗教对科学、政治、哲学等等发挥什么作用，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些宗教有阻碍作用，有些宗教有促进作用；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西方而不是在印度和中国兴起，科学史专家发现，这件事同这些地区的宗教有关系。

 

　　 就我们的话题而言，我想，所谓正负功能或作用，是说对国际和平或社会稳定有帮助，就是正的，反之则是负的。那么，就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康而言，宗教是起正面还是反面作用呢？这又不能一概而论。

 

　　 大家对这话题有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中东的乱局，大家天天看见，触目惊心。很多人认为，那是宗教所致。这种看法很普遍，对此我想讲两点。

 

　　 第一点，不要夸大宗教的作用。宗教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能忽略，但也不宜夸大。如果夸大，就陷入了一个大大的误区，中国许多学者和官员都陷入了这个误区，表现为对“文明冲突论”的矛盾态度。

 

　　 1990年代末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提出来，中国学者群起而攻之：文明之间一定冲突吗？中国文明就不搞冲突嘛，因为我们同你们不一样，我们讲的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你亨廷顿是个鹰派、好战分子吧？

 

　　 这里面有个矛盾：亨廷顿说各文明可能会冲突，因为它们不一样。中国学者强调说，我们同你们不一样！这实际上是给他增添论据，帮他论证。因为他恰恰是在强调文明之间的不同，也在夸大宗教的作用。

 

　　 第二，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亨廷顿是想避免文明冲突，他那本书结论写得清清楚楚：冷战以后，要警惕、要避免、要防止新的冲突即文明冲突，为此，美国应该收缩，少干涉、少管别人的事。看来，许多中国学者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把别人的白说成黑，然后群起而攻之。

 

　　 更奇怪、也更严重的是，9·11事件一发生，更多中国学者马上跳到了相反的立场上，几乎众口一词说：这就是文明冲突，是伊斯兰文明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这种说法太普遍，以至于一般的学生和官员也都人云亦云。实际上，这种说法会为恐怖主义提供一个宏大的根据：本来是少数仇恨病态者和野心家，对一些年轻人片面灌输从《古兰经》里断章取义的话，把他们塑造成不会别的只会杀人的人，为进“天国”而自杀，为自己的目的而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如果把这说成是文明冲突，他们就似乎成了为伟大事业、为历史必然而奋斗而牺牲了——文明是人类生活最大的单位，比国家还大的单位；为这么伟大的东西献身，不是很伟大吗？把恐怖主义称为文明冲突，不但会严重误导，而且也不合事实——不要忘记：全世界恐怖主义杀死的人当中，伊斯兰教徒占大多数。

 

　　 9·11发生第二天，小布什总统就到清真寺里去说，这不是伊斯兰的问题。当时很多美国人拿起枪，“保卫”自己的社区，不让穆斯林进来，结果更多的美国人站出来谴责他们，说这样做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也说，这不是伊斯兰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我们还该看看德国总理默克尔。叙利亚难民涌入德国的时候，她为德国民众在街上举标语欢迎那些穆斯林而感到自豪——70年前大部分德国人是为自己比别的民族“优秀”而感到自豪！默克尔的政策是张开双臂欢迎信仰伊斯兰教的难民进入德国。不过，刚过去的新年前夜，就在世界文化遗产科隆大教堂的门口，发生了上千名男人对近百名妇女大规模抢劫和性侵事件。犯罪者大部分是中东人或北非人的长相（现在已经查明一些是难民）。默克尔说要依法追查，但是还说不要把这事同跟伊斯兰教相联系。

 

　　 二、不要把政治问题化为神学问题

 

　　 我想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有些话颇有道理，他们说，不要把政治问题化为神学问题，对天国的批判应该转向对尘世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应该转向对政治的批判。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但很多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

 

　　 不要夸大宗教因素，那么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政治，另外还有经济、历史原因、民族关系等等，统治者的个人因素也很重要。冲突来自宗教之说，常常拿来做例证的，就是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的冲突。其实，那原因主要不是宗教，而是因为大约两千年前，以色列人被赶出了家园，二战遭到屠杀后，犹太人按照联合国决议建国，又占了后来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所以，这一切最早的根源，是罗马帝国统治者的野心：征服弱小的民族，建立庞大的帝国；人家反抗，就把人家赶出家园。现在的中东乱局，政治家的野心也是重要因素。卡扎菲不到30岁就靠政变上台，马上派20多岁的伙伴（贾卢德总理）跑到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来要买原子弹！萨达姆也靠军事政变上台，之后马上就同伊朗打了八年的仗，没打下来，转身又侵略科威特，挑起第一次海湾战争。这样的野心家统治，怎能不乱？叙利亚这个总统，继承他老爹的专制统治，年轻人涂鸦被抓，老爹们游行抗议，就派兵开枪杀人，由此引发内战。这些都有统治者个人的因素。宗教因素即使有，顶多算助因，很次要。

 

　　 说这些战争是伊斯兰同基督教冲突，不符合基本事实；说美国参战是代表基督教，离事实更远。事实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打的是萨达姆，救的是科威特，科威特是伊斯兰国家，萨达姆在国内国外杀的人都是穆斯林；在波黑和科索沃，美国（和北约）参战，阻止了对穆斯林的屠杀，打击了塞尔维亚军队，塞尔维亚人信的是基督教！

 

　　 许多中国人以为，伊斯兰教同基督教、犹太教一定会冲突，不同宗教之间一定会冲突，这是一个大误区：在耶路撒冷一平方公里大的旧城里，市民信三大宗教，巨大的清真寺同古老的基督教堂、耶稣的墓，还有犹太教圣殿遗址“哭墙”挤在一起！（一些“当代新儒家”教授说：曲阜孔圣地怎么能建高的教堂？难道耶路撒冷能让不同的宗教建筑并存吗？一些官员马上采纳此说。似乎都忘了常识——儒家不是宗教，而且耶路撒冷还有不同的宗教大建筑！）按许多中国人的想法，挤在一起，耶路撒冷应该打得没一天安宁吧？事实是：那里没一天没有千千万万的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观光、朝圣、购物。（以色列现在统治着耶路撒冷，却没有按一些中国人的思路，禁止修建非犹太教的宗教建筑，相反，在这座被他们视为圣城首都的城里，到处是他们不相信的另外两个宗教的标志性建筑）。

 

　　 还有，伊斯兰教在美国是第二大宗教。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几十年前美国就有一个组织叫“伊斯兰国”（Islamic Nation)，其中一些人主张武力斗争，还常常搞一些“向华盛顿大进军”之类的活动。美国人绝大多数信仰纷繁多样的宗教，不同宗教应该打得一塌糊涂吧？事实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政府不管宗教事务，宗教方面的“问题”同别的社会问题一样，全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三、怎么让宗教的能量发挥正功能？

 

　　 在伊斯兰教统治的中世纪的帝国里，对不同宗教也是宽容的，基督徒要交人头税，但是同穆斯林长期和平共处，享有宗教权利。20世纪中期，二次大战以后，不少新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信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搞现代化改革，趋向于政教分离（一次大战后就政教分离的国家土耳其，国内一直非常安宁）。那段时期这些国家都比较安宁。但在刚才提到的那些军事专制和政治腐败激起反对之后，反对者利用已经存在的原教旨主义，加上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的抵抗导致的宗教极端主义，都引起了回潮，从政教分离倒退回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导致残酷的镇压甚至流血的冲突。东方西方都有历史教训：中世纪的欧洲有对“异端”基督徒的迫害，中世纪的中国也有消灭佛教的“法难”。但是，从洛克论证“宗教宽容”，到英国发布“宽容法案”，直到美国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现代国家逐步走向了“政教分离”，建立了避免宗教产生负功能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都说要把“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写在党的旗帜上。他们坚决反对政教不分和宗教不自由。马克思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上帝最好的效劳，就是宣布无神论是唯一的信仰。马克思还说，向宗教宣战是愚蠢的举动。

 

　　 一个**的例子是：中国从明朝到清朝，同白莲教有关的起义，几百年连绵不断，但白莲教本来是和平的佛教派别，正是政府干预导致官逼民反。相反的例子，是美国的摩门教：起初大部分美国人都反对它，到现在，美国还有一个州是摩门教的天下，而且美国人都觉得它不错了，它也的确为社会发挥着十分突出的正功能；原因在于，它只要不违法，政府就不管它，它逐渐同全社会磨合了。在政教分离的美国，好些可能酿成大动乱的“邪教”，都同社会磨合，在政教双方守法的基础上，为社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总之，要让宗教发挥正功能，就必须依宪治国、政教分离。

 

　　 最后补充一点：“政教分离”在中国，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指政治和宗教分离，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政治和宗教不可能没有关系、不可能分离，因为政治人物有宗教观点，宗教徒也有政治权利。严格来讲，“政教分离”是State-Church Separation的错误翻译，正确的译文是“国家与教会分离”，在多宗教的国家，即指“国家与宗教组织”分离，在双方守法的前提下，互不干涉，和平共处。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丹麦奥胡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以及国内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担任客座教授、访问研究员及学术委员。本文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发表时略有修改。）

转自爱思想网，2016-01-19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