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不同于世俗生活，在个体层面上有戒律的要求（佛陀临终前要求僧众“以戒为师”），而在群体层面上，又有寺院自成一体的组织制度，在中国佛教史上通常被称为“清规”（唐代出现《百丈清规》以后，陆续还有《禅苑清规》《教苑清规》等，具有鲜明的中国寺院管理特色）。现在所讲的“教规”，应该同时包括个体层面上的戒律与群体层面上的清规。

 

    从总体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宗教，都没有逾越世俗权力的传统，教权历来都是从属于王权。譬如，儒家负责祭祀的各级官吏，都是王权体制的组成部分，只有皇帝才有祭天的资格，具体承办的儒家官员，仅仅负责祭祀的仪式与相关准备。民间层次上的祭祀对象在古代也有严格的规定，有所谓的“祀典”。祭祀那些不在祀典的神灵，则被贬为“淫祀”。从中不难看到，儒家制度框架下的宗教活动，始终处在王权的范围内。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东晋时期的道安早已洞察到了这层关系，说出了一句产生深远历史影响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很多学者已经发现，道安在讲这句话时，有一个前提是“今遭凶年”，也就是弘法之事，若在动荡的岁月里必须要“依”统治者。但实际上，即使是在承平之际，佛教的整体命运也很难脱离朝廷的支持。佛教的传播、寺院的形成，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一群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僧人聚居在一起，这种组织形式，在主张“大一统”的儒家社会里显得十分的另类，甚至会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与恐慌。至于这些僧人辞亲出家，更与儒家的孝道原则相悖。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到东晋末年能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无论是在世界佛教史上，还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荷兰汉学家许理和说，这是“佛教征服中国”，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生存规则：教权必须适应王权的体制。

 

    从东晋末年到南北朝，中国佛教在佛学思想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社会精英学佛。与此同时，佛教界与政府部门都在尝试制度建设。当时发生了“沙门应不应该礼敬王者”的争论，表面上看只是沙门要不要礼拜帝王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涉及到教权与王权的关系问题。庐山慧远在当时是一方高僧，他给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沙门不敬王者，理由是“求宗不顺化”，出家是为了求宗达道；在家的佛弟子则要遵守世间的教化，需要“奉亲而敬君”。但是，这个方案只是搁置了一时的争议，社会上的质疑者，其矛头并不针对那些在家信徒，而是聚居在寺院里的僧人。到了唐朝，僧人就被规定“见天子必拜”“兼拜父母”。其实，在慧远的时代，僧团里的精英已经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上对僧团、寺院的不满态度。因此，道安、慧远这对著名的师徒，开始着手僧团内部的制度建设。譬如，道安制定“僧尼轨范”，慧远制定“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当时还有一批戒律译成汉语流传。可以说，面对迅速增长的僧团规模，佛教界有很清醒的自我约束意识，希望以严谨的戒律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借用现在的说法，僧团在努力加强“道风建设”，庐山慧远显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当时南方的统治者对他敬畏有加。在政府淘汰一部分不合格的僧人时，庐山慧远的僧团丝毫没有受到牵连。

 

    在南方僧团加强自我约束的同时，北方的统治者直接加强了对僧团的管理力度。僧团内部以自律为特点的努力，可以说是“僧制”建设。而在北方，面对几乎是迅速膨胀的僧团，率先在中国设立“僧官”，把那些原本出家了的僧人再度纳入国家的管理体制。依据现有的材料，公元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拓跋魏设立“道人统”。仅仅在几年之内，当时的东晋、北方的姚秦也都设立类似的官职。而在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里，僧官的地位变得较为显赫，对僧人的管理也相对严格。《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一位最高级别的僧官沙门统惠深向朝廷提交的一份建议。在这份文献里，特别指出了一些应在当时僧团比较突出的“道风问题”：私蓄财产、世间礼仪、随意游走、私自造寺、外国僧尼认定等现象。总体而言，这位僧官的建议属于“僧制”建设的范围。

 

    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份建议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在此之前的16年，也就是北魏太和十七年（493），朝廷颁布《僧制》四十七条；东魏时还有僧制十八条。而在南方，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文宣王撰《僧制》一卷；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光宅寺法云以大僧正身份也曾制定僧制。而在惠深提建议的前一年，北魏永平元年（508）秋天，朝廷诏书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这份文件规定了僧团内部处置与政府依法处罚的界限。对比这份诏书与惠深的建议，差别十分明显：诏书要明确政府具备直接处理犯有重罪的僧人的权力，惠深则希望一切都按“内律”（内禁）处理，他很含蓄地表示，即使不守戒律的僧人，如果实属严重违规，应当“脱服还民”。也就是说，在作为佛教徒的僧官惠深眼里，内律、教规是优先的，僧人有“教籍”，若有重罪，先革“教籍”，后依世俗法律治罪。而在诏书里，“教籍”的问题被淡化了，仅是关注罪过的严重程度。

 

    从后来的佛教史来看，惠深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佛教界的基本看法。譬如，唐代高僧、律宗大德道宣认为，佛教的僧制及处罚制度的建设原则，必须以“一方行化，立法须通；处众断量，必凭律教”为基础。所以，综合来看，佛教界应以“教规”为主，他们的职权范围是“必凭律教”，要严格道风建设，特别是那些国家法律允许但在教规不允许的事情，必须依据教规执行；而对政府而言，应该尊重教规，在其执法过程中，最好能有“教籍”或“僧籍”的观念，僧人若有重罪，应当先依教律，革除僧籍，后依国家法律治罪。这里所讲的尊重“教籍”问题，实际上是尊重宗教团体的自治权。历史上的僧官，主要还是由僧人担当，这就体现了对宗教自治权的尊重，尽管这种自治权最终从属于王权。

 

    当然，现在的佛教界与社会生活都有很多变化，我们应该调研实际发生的各种事情，明了在现实中究竟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国法与教规的冲突或张力。这些问题或许在历史上已有类似的表现，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处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问题，一要坚持教权从属于国家行政权力的原则，二要尊重宗教团体的自治权。

 

在此，应该明确国法与教规各自的适用范围。对佛教界来说，特别是要进一步明确与规范“僧籍”的神圣性，还俗与革除僧籍并不能等同，但都要有严格的程序，对于出家僧人的资格也要有相应的审核程序。就目前而言，出家与还俗的程序或身份转换有些随意，在社会上，僧装或袈裟的使用无序。这些现象不利于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整肃这些现象应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转自中国宗教杂志微信公众号，2016-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