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始，倪柝声陆续发表了《默想启示录》、《属灵人》等著作，在中国基督教界掀起了饱受争议的地方教会运动。“小群把我们的羊偷去了”的声音充斥了上个世纪30年代基督教各宗派的报刊杂志。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基督教《通问报》曾连篇累牍地攻击“在小群派，有人在各处教会中，挑拨离间，尤其内地教会，不明真情。凡小群派所到之处，即呈四分五裂之现象。对於教会前进，确为极大阻碍。我长老宗受其影响，为害已深”；“这类自命为属灵的人一到了那里的教会，那里就起了纷争、结党、不安的现象了。尤其是那些领了倪先生的使命而称‘做工’的人们，一知半解的来施行这种的手段，其毒素真不亚于吗啡、高根、海洛因呢”。

 

尽管遭受基督教各宗派的合力“围剿”，但由倪柝声这样一个既没有受过正规神学训练且没有西方差会雄厚财力支持的年轻人所领导的地方教会运动却在全世界“高歌猛进”。今天地方教会在全世界的信徒已超过300万，其中在中国大陆就超过270万（聚会处超过100万，召会超过170万），成为世界上信徒人数最多的一个基督教团体。不仅如此，倪柝声神学思想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地方教会范围之外，甚至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性格。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一些自诩为正统的华人“神学家”特别是归正宗“神学家”仍无视倪柝声神学对中国基督教的积极意义，将之斥为“异端邪说”。如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副主席唐崇荣视倪柝声神学为“华人的诺斯替主义者”；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则认为倪柝声神学的三元论带有强烈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国内所谓“归正宗教会”一自封传道人洪日峰甚至断言“目前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归正，最大的妨碍莫过于倪柝声神学的影响了，如果中国的改革宗信仰的同工没有对倪柝声神学产生什么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话，改革宗归正在中国的是艰难的”《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

 

近期，唐崇荣的得意门生、国际马来西亚神学院院长李建安博士发表了《倪柝声的神学严重问题》（刊于《微时代改革宗教会》网站），将批判的焦点对准倪柝声神学背后的两个基本原则：三元论人性观和“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李建安“志向高远”，试图一劳永逸地替华人教会肃清倪柝声思想的“流毒”，认为“当该体系背后的原则被证实与圣经不符时，整个体系就必须被唾弃”。

 

作为一名地方教会运动的研究者，本人无意卷入这场带有明显教派利益的“教义”之争，只是对上述华人基督教界这种严重违背圣经教训的“话语沙文主义”表示强烈不满，并从文化传统与历史处境出发，表达自己对倪柝声神学的几个基本观点。

 

 

上个世纪德国最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特尔慈（Ernst Troeltsch 1865--1923）指出：原始基督教的本质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即人人蒙召作神的儿女，并与神直接交通的属灵生命观。耶稣的教训是呼召信徒为上帝国的降临洁净自己、准备自己，像智慧的新妇迎接新郎一样。因此，原始基督教是一种绝对属灵的个人主义（特尔慈：《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第四版）。

 

原始基督教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与古希腊、罗马以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融合后，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神为本”的西方主流基督教价值体系。这种价值观在本质上是接受基督为救世主，认为基督“在祂的拯救工作中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赎罪”（《基督教社会思想史》）。

 

作为中国第三代基督徒，倪柝声对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神本神学”所存在的“忽略那对神圣的主观的需要”（《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宗教改革运动赐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称义）恩典的福音，此二者是信徒最大的产业”（《默想启示录》）。然而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基督、对于圣灵、对于教会的真理，却没有恢复。”（《默想启示录》）因此，基督教（新教）的性质是“名活实死”，即“一个基督徒可以在重生得着生命，而在行为上好像是没有生气的”（《默想启示录》）。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是救恩，乃是儆醒事奉主”（《默想启示录》）；他们“在神面前不完全—动机、能力、舍已、殷勤、纯一都不完全”（《默想启示录》）。在西方，人们“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神的教会，乃是一个基督化的世界”。在西方这个基督教化的世界里，“人可以披上一件基督教的大衣，而‘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忘恩负义、心不圣洁’”。（《默想启示录》）。

 

倪柝声深刻指出，西方基督教“神本神学”出现的“信”与“行”悖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接受基督为救主，却没有接受基督为主。为推翻西方基督教主流教派对基督教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倪柝声高举圣经旗帜，准确地把握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将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约翰卫斯理的“因信成圣”、弟兄会的“教会属天的呼召”、宾路易师母的“十字架之道”、史百克的“基督的复活”、英国威尔斯大复兴的“国度实际的恢复”等西方基督教伟人所探索的圣经真理融会贯通，建构起回归圣经、以人为本的系统神学体系。

 

倪柝声的“人本神学”将“得救”与“得胜”、“基督为救主”与 “基督为主”、“信”与“行”、“天堂”与“国度”、“救恩”和“赏赐”有机衔接，强调人不但要因信得救，更重要的是要因行为得赏。他认为得救是一种“救恩”，就是上帝白白赐给人的礼物。罪人只要凭信心接受基督为救主便可得救，人得救就能进天堂得永生；得胜则是人在接受救恩以后，接受基督为主，为主舍已背十字架，才能得到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赏赐。他说：“当我们作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得救。当我们得救之后，作了信徒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赏赐。救恩是为罪人预备的；赏赐是为信徒预备的。人们应当先得着救恩，然后追求赏赐。沉沦的人，应当得救；得救的人，应当得赏。人的得救，乃是因着基督的功劳；人的得赏，乃是因着自己的功绩”（《救恩与赏赐》）。倪柝声甚至断言“神肯拯救无功劳的罪人，神不肯赏赐无功绩的信徒”。（《救恩与赏赐》）。

 

倪柝声神学的重点并不在“得救”问题上，因为“因信称义”这个著名的论断在1517年宗教改革运动时已经由马丁路德提出并被基督教各宗派普遍接受，倪柝声也将“因信称义”作为圣经的基本教训加以接受。他所关注的是基督教各宗派只强调“信”忽略“行”所带来的“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圣经《启示录》）的严重问题（圣经《启示录》）。倪柝声认为“信”只是基督徒生活的起点。基督徒若只接受基督为救主而不接受基督为主，那么他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一个已经重生，已经得了神的生命，而又无力胜过他的肉体，反被他的肉体所胜过”并“随从他的魂和体去犯罪，去行事为人的基督徒”（《属灵人》）。因此，倪柝声神学突出强调“信行合一”，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也就是“人应该怎么做人”成为倪柝声神学的中心。而三元论人性观则是其“人本神学”的基础。

 

三元论（Trichotomism）顾名思义，就是对人的构造进行“三分法”解释，认为人不是肉体与灵魂的二元复合，而是由灵（Spirit）、魂（Soul）、体（Body）三元构成。倪柝声消化吸收了达秘、宾路易、史百克等西方“小派”神学家的神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三元论神学体系。按照倪柝声的三元论人性观，构成人的灵、魂、体三元素中，身体与物质世界接触，是“世界的知觉”；魂是人格的生命，反映人的独特性，是“自己的知觉”；灵是人与神产生关系的部分，是“神的知觉”，三者功用不同。倪柝声认为由于堕落后人的灵魂体正常次序被彻底地改变了，“灵死了，魂管理全人，照着身体的私欲”（《属灵人》）行出各种罪恶。肉体的罪恶招致神公义的审判，结局就是死。 这个死“就是属灵的死，就是远离神的死”（《属灵人》）。但由于耶稣基督以祂圣洁的人性，代表所有罪恶的人性受死，罪人灵、魂、体所有的罪，都受过了审判。罪人只要以信心‘信入’耶稣基督，“与祂的死联合，才能与祂的复活联合，才能盼望得着永生，就是属灵的生命，（约十七3，）得着重生” （《属灵人》）。有了重生为起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就有长大的可能。倪柝声强调：“自从信徒重生之后，圣灵都是住在他里面，要带领他进入属灵的地步，要显现基督在他的生命里，要教导他，要叫他成圣的”（《属灵人》）。他认为“属灵的基督徒”就是“一位让圣灵在他的灵里运行的基督徒。他接受有人位的圣灵，居在他自己的灵里。他让圣灵所赐的生命供给他以一切行事为人的能力。他乃是支取圣灵的能力，以生活在世上的。他生活在地上，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乃是寻求他主的意思；他在事奉神的事上，不凭着自己的聪明，而有什么打算、计划、和布置；同时，他所有生活的原则，不再受情感的支配和影响，乃是冷静的在灵中活着。”（《属灵人》）

 

对倪柝声人本神学的意义，西方倪柝声神学研究者 Robert Kingston Wetmore 从批判西方基督教神学只注重冷冰冰的教义出发，指出，“有教义没有圣洁比愚昧无知更要不得 -- 这是一种罪。因此，基督徒实际生活在倪氏神学里占了一席重要位置，而教义的讨论只在能够激发敬虔时才有价值。”（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

 

有趣的是，当西方基督教研究者充分肯定倪柝声人本神学的现实意义时，李建安等华人“神学家”却以西方主流基督教神学（加尔文神学）的卫道士自居，以二元论人性观和神本神学为依据，不约而同地指责倪柝声以三元论为基础的人本神学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界的“小派”思想，并与圣经原则“相左”，以此判定其为“旁门左道”，“华人的诺斯替主义者”，企图推翻倪柝声神学存在的合理性。

 

 

的确，基督教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三种典型，即大教会、小派、神秘主义。特尔慈指出：大教会是“一种为行赎罪工作起见而具有救恩的机关。它能接纳群众，使自己与俗世适应，因为在某种限度内，它为了那客观的救恩的宝藏的原故，就可以忽略那对神圣的主观的需要”（《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小派则是由“严格信仰基督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全都经验过‘重生’，这些信徒与俗世脱离，组成小群，不重恩典而重律法，在自己人中间组成以爱为根据的基督教秩序。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期望和准备上帝国到来”（《基督教社会思想史》）。特尔慈认为：“小派的基督是主，是具有神圣权威的榜样与颁赐律法者，祂让祂的选民们在尘世的旅途上受轻视和苦难，但在它再来时，建立上帝国时，它要完成它的赎罪工作。”（《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按照这个定义，倪柝声神学确属“小派”。但特尔慈还指出：“福音中的主要因素，往往是在这些所谓的‘小派’之中，才有着充分的发挥”（《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因为“小派既然比较上不倚赖着世界，且能始终重视基督教的原始理想，所以它们往往特别明显地代表着基督教的基本性质”（《基督教社会思想史》）。对倪柝声神学倍受争议的三元论人性观，美国达拉斯神学院首任院长薛尔（Lewis S. Chafer, 1871-1952）指出：尽管《圣经》中确有不少经文可被灵肉二元论者所引证，但是很多其他经文中的“灵”和“魂”却并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名词”，所以从整体上看，灵肉二元论并不比灵魂体三元论更加符合《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徐弢等：《灵、魂、体三元论及其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04期））

 

倪柝声人本神学的本质在于强调“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圣经》）。李建安之流缺乏最起码的人文素养，却擅长于拿着神本神学作为“照妖镜”去审视别人，只要发现与神本神学不符，便认为是“妖”，塾不知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偏离了圣经的基本立场。

 

 

李建安很“正确”地指出倪柝声神学的另一个原则是“华族伦理实用主义”。他指出：“在华人历史上，没有一位基督徒有倪柝声如此辉煌的成就，或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倘若孔子和正统儒学思想塑造了华人的思想模式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我们可以说倪柝声塑造了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模式。他的神学教导和他独创的那一套属灵词汇几乎成了所有中外华人基督徒的思想方式”（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但遗憾的是，由于李建安所持神本神学观的先天偏见及其人文素养的缺失，根本无法系统把握倪柝声神学中的中国文化传统基因，因此也就无法论述倪柝声神学如何塑造中国基督徒的性格。

 

著名文化学者庞朴指出：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因为“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庞朴《一分为三》海天出版社95年六月第一版）。法国大众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也指出：“只有世代相传的观念才能对孤立的个人产生足够的影响，变成他的行为动机”（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儒学作为一种两千年来对中国甚至东亚文化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文化沉淀，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本土基督徒信仰模式与精神质素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李竞恒 ：《耶儒之间：以儒学背景信仰基督教的蒋中正》，刊于《共识网》）。从基督教由唐代至今的漫漫东渐过程看，中国人在接受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时，不可避免地以中国儒学传统为基点来认识和理解基督教。因此，当我们与倪柝声神学相遇时，必须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去审视，否则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误读。

 

中国儒学本质上是“人学”，是以“生命”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学说。它从人的“道德主体性”出发，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倪柝声少时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论语》、《孟子》、《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具备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对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他曾指出“儒家的修身是一直用涵养的工夫，用克制的工夫，涵养、克制成功，才是圣人” （《得胜的生命》）。倪柝声正是循着儒家“修身养性”之道来演绎其基督教“成圣”追求。综观倪柝声神学，一言以蔽之，“以儒释耶”，即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基督教，以基督教的语言来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

 

首先，在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倪柝声关于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构成的人性三元论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认为人有欲、情、性三性，所谓“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卒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篇上》“广土众民章”）“欲是逐外驰的，性是循理内含的，情则介乎二者之间，是欲之据理收敛，性之感物而动”（庞朴《一分为三》P310）。其次，倪柝声的重生得救观体现了儒家文化“天命下贯而为性”的思想。《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在天为命，在人为性”（《程氏遗书》卷十八）。天命内在于人心，因此“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体即是性”（王阳明《传习录》）。而倪柝声着重强调“重生”是得到神的新生命，“神以祂自己非受造的生命，赐给罪人，叫他（罪人）的灵再活过来”（《属灵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得着新灵时，我们也得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作一个人的主的，乃是灵，但并不是灵单独作主，乃是圣灵住在里面一同作主”（《属灵人》）。这种“人有神性”的观点实质就是“天命下贯而为性”。第三，倪柝声所主张的“灵命”与儒家文化的“天命”同样具有群体道德价值取向。儒家文化的 “天命”集中体现在“仁义礼智信”的传统道德规范与伦理关系中，旨在处理人与人、个体与群体、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而倪柝声将 “属灵生命”具体化为 “脱离众罪”和“有行善能力”等，实际上是扬弃了西方基督教神秘派追求“灵命”的神秘性而体现了儒家的道德性，并且倪柝声要求基督徒不仅追求“基督里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追求“基督身体的生命”，本质是儒家传统的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第四，在成圣追求上，倪柝声强调否认已，“背十字架”与儒家文化 “克已复礼”、“存天理灭人欲”如出一辙。在追求成圣的工夫上，倪柝声所主张的“随从灵而行”与明代大儒王阳明的“致良知”更为接近。王阳明指出“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传习录），“圣人之心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倪柝声要求“信徒应当在诸事上寻求随从灵而行” （《属灵人》），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随感而应”。第五，倪柝声追求的“属灵人”理想境界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天人合一”就是儒学经典《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孔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合流”等所主张的天道与人道一体。而倪柝声关于随从灵而行，“乃是明白这最里面的灵的活动，随着它而行”的境界本质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倪柝声神学以基督教的语言诠释中国传统的生命观，赋予中国儒家生命价值追求中含混不清的“天命”、“天命之谓性”、“明心见性”、“天人合一”等以明晰的价值意义，实现了“耶儒互补”，满足了广大中国教徒的信仰需求，为广大中国基督徒所接受，塑造了中国基督徒的信仰特性，这是地方教会在中国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

 

李建安虽然无力对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本神学进行论证，但他却仍然以神本神学为准则断言倪柝声的人本神学对“伦理实用主义的过份强调和应用却也带来了不理想的结果。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平衡的强调使原本是以神为中心的神学变成以人为中心的神学。在这种神学中，人成了焦点。以人为中心的神学之合法性和危险是我们必须特别予以关注的”。李建安认为：“人本神学(正如倪氏一样)把焦点放在人身上。这可能导致属灵骄傲或非常自卑的消极的自我形像...人本神学里对神学中伦理道德层面的过份强调经常发展成一种使人只从圣经里找出伦理教导的观点。这引致主观主义。”（李建安《倪柝声的神学神学问题》）

 

对倪柝声人本神学的这种无理指责，似乎并不仅仅代表李建安个人观点，而是许多华人“神学家”的基本思维。基督教自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后，多数西方传教士带着种族与文化优越感进入中国，他们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愚昧、野蛮、粗野”，将“改造”中国文化，抢救中国人“可怜的灵魂”作为他们的“神圣使命”，根本不屑与中国文明进行对话。这种傲慢与蔑视中华文明的行为遭到了中国人的强烈抵制，这是西方基督教在中国难以传播的根本原因。

 

自1949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已实现“自传、自养、自治”，并赢得了西方基督教人士的尊重。一些西方基督教人士开始认真审视倪柝声等本土神学，探讨其对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但一些华人“神学家”却仍然死抱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基督教文化优越感，妄图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文化，这是他们害怕并强烈反对倪柝声这种完全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原因。这种做法对今天中国基督教本色神学思想建设是极其有害的。从基督教神学研究的视野看，无论是“神本神学”或“人本神学”，只有符合圣经真理，并且能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满足本土基督徒的信仰需求才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西化的“神本神学”与中国化的“人本神学”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对李建安等人的言论，我认为耶稣的教训就是最好的回应：“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七1--5）

 

 

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Kelly指出：人类最层次的问题乃是关乎生命的目的与意义，宗教的真正意义在于满足人类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求。一个教会能使信徒为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而动员到什么程度，它就能增长到那个程度（Dean.M.Kelly<<Why Conservative Churches Are Growing>>Mercer University Press,ROSE edition copy1986）。地方教会运动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显然，关键在于倪柝声的中国化人本神学，为中国基督徒提供了“天人合一”，也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最深刻的答案，使他们为了“分享千禧年的荣耀”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尽管“天国之路”的追求充满艰辛，必须一辈子舍已，“背十字架”，但他们明了“生命并不是自私的获得什么，保留什么，而是为一个目标，为自己所相信的，为意义付出自己的生命与力量。这种自愿为一个目标奉献与全力参与生活所产生的力量”，“使他们成为一支以见证和勇气将福音传向全世界的队伍”，这“是世上最大的力量，这是耶稣所知道的秘密，在独立教会（地方教会）中特别明显”。（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史文森（Allen Swanson）：<<台湾的独立教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中国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结构的宗教生态。一是制度性宗教。制度性宗教“有自己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目前中国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典型的制度性宗教。二是分散性宗教。分散性宗教的“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如家庭、宗族、社会团体）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简而言之，除五大宗教以外的家庭祭祀、各种鬼神、英雄崇拜等所谓民间宗教均属于分散性宗教。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高于教权，历代封建王朝对各种宗教均采取控制加利用的策略，即使是儒学也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庸。为防范各种宗教组织坐大成势与皇权抗衡，历代统治者绝不允许各种宗教成立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组织。为加强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自宋代以来，封建王朝通过对民间宗教的神灵赐额封爵，由地方乡绅与宗族为主负责祭祀活动，使民间宗教与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紧密结合。由于得到官方的支持，民间宗教在中国传统的宗教生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中国宗教呈现出分散性宗教强势、制度性宗教弱势的格局。

 

这种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具体表现为：一是无论制度性宗教或民间宗教均以场所为界、互不隶属、各自为政；二是民间宗教活动渗透到社会每个家庭、宗族，家、祠堂成为活动的主要场所，活动由家长或族长组织管理；三是宗教教职人员没有固定受薪，只依靠信众捐赠或提供宗教服务获得报酬来维生。倪柝声关于“教会是地方的”，各地方教会行政独立、责任独立、裁判独立；各地方教会由本地长老负责管理以及信徒自行组织家庭聚会；教会“工人”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或“依靠福音养生”等教会制度设计与中国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完全一致，是典型的中国化教会观，与西方差会在华传教组织制度迥然不同。

 

鸦片战争后，西方差会来华传教的工作模式是派遣传教士进入中国租房，通过行医或办学传教，发展教徒，而后建立教堂组织聚会，并雇佣中国传道人协助传教、处理教务，这一基本工作模式的背后是庞大的人力与资金的支持。上个世纪20年代，当势单力薄的倪柝声鼓吹脱离宗派时，显然不可能沿用西差会的工作模式来推动地方教会运动。但西方学者史文森指出：“一个运动的最大资源并不是它的预算在或机构数目众多，而是它能在会友心中激发的决心与奉献的强度”（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史文森（Allen Swanson）：<<台湾的独立教会>>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倪柝声通过这一套完全中国化的教会制度设计，激发起中国信徒的宗教热情，实现地方教会运动的自我发展、自我壮大。首先，“教会的性质是地方的”赋予信徒更多的权利与责任，满足他们当家作主的愿望，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教会由地方“有名声的平常信徒”担任长老管理教会，有利于协调处理教会内部、教会与社会的有关问题，确保教会在当地顺利发展。其次，家庭聚会是达到教会快速增长最有效的手段。家庭聚会无需耗费巨资建盖教堂，使教会可以无限扩张而不受场地限制；家庭聚会使基督徒的见证很自然地影响到邻里乡亲，使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播；家庭聚会由信徒负责聚会活动，可以更加有效地造就信徒。第三，教会“工人”恢复“使徒”称号和“工人”必须“凭信心过日子”有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按照中国传统，宗教职业人员社会地位低下，普遍被人轻视，倪柝声将教会专职人员称为“使徒”，本质上是将教会“工人”的职业“神圣化”。同时强调“凭信心过日子”，有利于遴选出一批有恩赐、有能力、有信徒群众基础、有奉献精神的优秀人才从事传道工作，有效地杜绝了各公会中普遍存在的庸碌之辈混入教会靠宗教职业为生的现象。

 

基督教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并且基督教也成为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平等对话以及基督教的中国化正在成为学术界与宗教界热议的话题。当我们关注基督教中国化这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倪柝声神学与地方教会现象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意义。某些自恃为正统的“神学家”如果不放弃西方中心主义与基督教文化优越感，仍然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过时思维在中国传教，必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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