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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
发布时间: 2016/9/18日    【字体:
作者:和少英
内容提示: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方文化正以一种强势文化姿态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本文以滇南苗族村寨传统文化习俗在西方天主教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能动性嬗变为案例,揭示了地方文化也以强劲的自主性对西方文化进行着本土化改造;西方文化在地方文化搭建的舞台上进行着新的诠释与演绎,也因此被赋予了地方性意义。由之,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对目前流行的全球化话语进行了解构。
关键词:  天主教 滇南 苗族 传统文化 习俗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占据主导的西方文化对处于相对边缘的地方文化产生了广泛和强烈的影响。洛林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通过对澳大利亚土著野悠榕人(Yir Yoront)的研究,认为由西方传人野悠榕人社会的“钢斧”,仅仅由于替代了其传统“石斧”,便使得野悠榕人的整个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趋于崩溃的边缘。每个野悠榕男人至少有一个永久性的贸易伙伴,通过这个伙伴野悠榕男人们用鱼叉交换到石斧。这种交换在数以百计土著参加的大规模集会上进行。在这种集会上,还举行十分重要的入社仪式和图腾庆典。现代钢斧分别通过贸易和教会引入了野悠榕人社会。由于它效率高和耐用,很快被广泛采用。年轻人、妇女、儿童现已拥有斧头,不必通过传统渠道去借了;传统的贸易伙伴关系也被削弱;交换物品时曾经举行的土著庆典仪式也随之衰落。野悠榕人文化中的各个部分都有一个神话,以解释这个部分的存在和意义,并把它归属于特定的亲属系统中。因为没有人能给钢斧制造一个神话,钢斧也就不能整合到野悠榕传统文化模式之中。人们开始不相信原始神话,迷惑、怀疑、摇摆不定出现了。总之,野悠榕社会石斧所营造的社会结构、文化秩序与信仰体系陷入了无法调适的困境。由此,洛林斯顿·夏普指出,钢斧的传人最终导致了野悠榕人的消失。

  作为西方技术文化载体的“钢斧”进入野悠榕人社区,使当地文化出现了结构性崩溃。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均质化是不是将成为世界发展的普遍模式?地方性文化总是被动纳入到西方知识体系中吗?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于2007年暑期赴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的鲁都克地区一带,对滇南苗族最早信仰天主教的若干村寨进行了民族学田野调查,后又于2008年8月、2009年1月对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西山地区信仰天主教的苗族群众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访谈,来考察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在西方天主教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嬗变情况,试图对此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
  
  一、天主教与滇南苗族的邂逅及特点
  
  在世界体系舞台上,文化接触与传播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伴随着西方国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展,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先遣队角色。19世纪,随着英、法等国对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渗透与控制,云南逐渐成为当时英、法等国家战略中连接东南亚与中国长江之间的重要“链环”。英国试图修建滇缅铁路以链接印度与中华帝国腹地长江一带,法国则希望修筑滇越铁路,把云南作为其进一步深入长江流域的跳板。英法在中华边陲地区进行博弈的结果是法国人获得了胜利。1898年,法国人开始为他们的铁路修筑计划勘察路线。从1903年到1910年,法国人从越南的老街经河口、蒙自、开远、宜良到昆明,修筑了一条长约465公里的铁路,引发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随着铁路的修建,天主教从传统的滇西北、滇东北教区向滇中、滇南与滇东一带发展。滇越铁路沿线及其周边的民族地区。尤其是苗族、彝族地区教堂普遍设立,少数民族群众信教人数激增。从1886年至1908年,云南天主教新增加34座教堂,其中分布在滇越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县区的教堂有18座。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之后,传教士再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在滇南的大山里穿行,他们开始乘坐火车来回穿越在昆明与越南之间的都市和乡村。

  据开远市西山区份玉村天主教教会的马会长介绍,最早进入云南苗族地区传教的是1898-1899年间从弥勒县滥泥箐调来的法国传教士基舍尔。他先在原属阿迷州(现称开远市)、今属文山州砚山县的鲁都克一带传教。随着滇越铁路的通车,教会人员的流动愈加便利,鲁都克一带逐渐成为整个滇南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1910年,年仅18岁的法国传教士布格尔(J.B.Bougault,中文姓名为封长云)神父,从越南乘火车一路北上入滇,取道蒙自到鲁都克一带传教。他对原来基舍尔修建的“三格草房”进行了大规模重建,最后终于建成了一座典型的西式教堂。布格尔神父在鲁都克传教达33年之久,直到1943年辞世。有关他的传教情况在当地留下了许多传说。鲁都克一带的教会活动历来活跃,附近村寨的苗族和彝族老百姓多数成为天主教的虔诚信徒。近期笔者到鲁都克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这里有40余户苗族与3户彝族,共计200多人,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天主教信仰;那座由布格尔神父主持建造的天主教堂依旧保留完好。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今看守教堂的一位年逾古稀的当地苗族老大爷,竟能一边异常娴熟地弹奏教堂里那台已年深日久的老式脚踏风琴,一边用纯熟的法语高唱赞美诗。

  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人们按照既有的文化模式来规范共同体的行为,指导共同体的生产与生活。苗族群众对天主教这种外来文化的最初接纳,建立在与原有文化体系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并经历了一个逐步的适应性过程。调查中的一位报道人王先生告诉笔者,天主教开始在鲁都克一带传播的时候,家中只有兄弟二人的一户苗家,奉行了一个人信教而另一个人不信教的原则,以应付将来出现的各种难以预测的情况。当时人们信教后是可以自由退教的,不过要举行杀猪之类退教仪式。苗族基本上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类的传统婚姻。布格尔神父主持的教会针对这一现象,以教规教义教育群众一定要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婚,对适龄男女进行了婚姻自由之类的教育。对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强制”婚,可采取退还对方礼金、解除婚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女方确实无法退还男方礼金,教堂可以先垫付,待女方另外择偶出嫁时将所得礼金还付教堂即可。传人之初,当地天主教对于教徒婚配对象的选择,恪守了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禁止通婚的“规则”。由于滇南地处中国的边陲地带,当年土匪横行,鲁都克教会组织群众提高防范意识,保护出行道路,维护群众的出行安全。每逢灾荒年月,布格尔神父还组织苗族群众到蒙自芷村一带的滇越铁路站点,用马匹驮运回通过教会组织从越南发送过来的“东京米”,使得处于深山中的苗族群众免于饥荒之苦。同时,布格尔神父兴办教堂学校教人读书识字,培养苗族信众骨干和地方知识精英。在其主持下,教堂学校培养了陶炳金、陶文亮、熊宝斌、张文先等苗族神父。后来,从这个教堂学校走出去并成为县长级的人物有杨金堂、马成功等。这些举措,推动了教会发展。因此,天主教在苗族地区发展很快。
 
转自毕业论文网
http://www.slgz.cn/html/wenhualunwen/lishixuelei/2011/0104/5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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