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刹林立，名僧辈出，是中国佛教的圣地。在众多的寺宇之中，白马寺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堪称襄阳第一古刹。

 

 

襄阳白马寺为襄阳佛教名刹，其始建时代未有定说，然而可以肯定是襄阳最早的寺院。

 

据《高僧传》卷五：

 

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曰檀溪。

 

道安在襄阳十五年，僧传明确记载与其相关的寺院只有两座，一是其旧居白马寺，二是新创的檀溪寺。

 

据《高僧传》卷五：

 

承应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训兼照，道俗齐荫。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虽蕃王居士时有奉者，而真丹宿训先行上世，道运时迁，俗未佥悟。自顷道业之隆，咸无以匹，所谓月光将出，灵钵应降。法师任当洪范，化洽深幽，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一蹑七宝之座，暂现明哲之灯，雨甘露于丰草，植栴檀于江湄，则**之教复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荡于一代矣。

 

这是习凿齿在道安到达之前代表襄阳众僧邀请其前来弘法的书信，其中强调此方诸僧思慕道安、请其至江湄传法，表明襄阳佛教传播甚早，而且位于汉江之湄、习家池边的白马寺是当时襄阳最为重要的寺院。

白马寺不知何时创建，其命名显然与洛阳白马寺有关。

 

据《高僧传》卷一：

 

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这是白马寺由来之一说，而据《魏书•释老志》，称“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

 

又据《洛阳伽蓝记》卷四：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人长大（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人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而来，因以为名。

 

这一说法在后世更加很流行，据《历代三宝纪》卷四：

 

（汉明帝）诏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一十四人，往适天竺，于月支国遇摄摩腾，写得佛经四十二章并获画像，载以白马，还达雒阳，因起伽蓝，名白马寺。诸州竞立，报白马恩。

 

此后法琳《破邪论》、道宣《釋迦方志》、智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等皆持此说。

 

值得注意的是，《历代三宝纪》称洛阳白马寺建成之后，诸州竞立寺院，以报白马之恩，其寺名当然都是白马寺。襄阳白马寺有可能属于第一批建立的白马寺，其时间不会太晚。如今知名的白马寺，除洛阳白马寺外，如金陵、长安、河阴等地的白马寺都很早，可为一证。

 

据《高僧传》卷一《安世高传》：

 

又庾仲雍《荆州记》云：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䢼亭庙神，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

 

这是有关安世高的神话传说之一，然而其中也包含着真实的史料，即安世高与荆州白马寺的建立有关。

 

据《广东佛教与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故事表明，安世高可能在江南行化甚广，故各地皆有其传说。根据这些传说，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安世高在华行化的路线，即始经海道到南海交广，再东行到会稽，或于此结识门人陈慧，再由会稽北上至丹阳，从丹阳溯江西上，经九江到荆州，在荆州建白马寺，自荆州北上到京城洛阳。

 

需要补充的是，在安世高自荆州北上洛阳时，襄阳是必经之路，襄阳白马寺的建立也有可能与安世高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道安在襄阳期间，曾经一度应邀前往荆州弘法，他在荆州住持的寺院很可能就是白马寺，因此两地的白马寺是很有因缘的。

 

据《续高僧传》卷八：

 

昔齐武平末，邺古城中白马寺，此是石赵时浮图澄所造，本为木塔，年增朽坏。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

又据《广弘明集》卷十：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对卫元嵩

 

前僧王明广。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王明广答卫元嵩上破佛法事。

 

邺城故赵武帝白马寺佛图澄孙弟子王明广，诚惶诚恐死罪上书。

 

这是佛图澄的法孙白马寺住持明广给周元帝上书，驳斥卫元嵩，请求恢复佛教。如此佛图澄曾经在邺城建过白马寺，作为其门人，道安肯定也在这里住持过。道安在邺城、襄阳、荆州三地都住持过白马寺，一生与白马寺有缘，也是一件奇事。

 

襄阳岘山中还有岘石寺，明周政《重修岘石寺记》称其始创于“晋之咸宁（275-280）”，然而此说较为晚出，并且有专家指出“岘石寺比较可信的创建历史，应始于唐代，创建人为神定禅师”，神定为慧可门下三世，乃慧可门人僧那禅师法嗣相州慧满之弟子，其时代属于唐朝，这一考证是可信的。

 

总之，白马寺是襄阳寺院中最为古老的一座，可谓襄阳第一古刹。

 

 

白马寺是道安在襄阳住持时间最长的寺院，其注诸经、作经序、编定《众经目录》都是在白马寺完成的，其统一沙门姓氏、统称为释也完成于住持白马寺时，这就奠定了白马寺的历史地位。

 

道安之后，白马寺代出高僧。梁朝时有期法师，识生死之深趣、达精神之妙旨，其门人秘书郎张缅曾应梁武帝及法云法师之请，答范缜神灭论。五代末期，有行霭禅师为白兆山志圆门人，他开创了德山派白马寺支系，下传白马智伦，智伦又传白马令岳，三世皆为大师，在当时影响很大。

 

据《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卷一：

 

北抵襄沔，止白马山。郡牧刘公昌言躳诣顶谒，延住兰若，前后八请，皆不之诺。淳化四年，西河缁素千余人，协心削牍，遣沙门契聪诣白马山，迎至其郡。

 

临济宗的一代宗师汾阳善昭在正法开法之前，曾于淳化之初在白马山住止数年，得到郡守刘昌言的崇敬。直到淳化四年（993），他才应请到汾阳传法。

 

曹洞宗的白马归喜为一代宗师大阳警玄门人，于宋仁宗时期在白马寺弘法。北宋之末，又有鹿门法灯门人熙禅师住持。复有安心上人，慧洪游白马寺，与之相遇，题诗于壁，他也可能是鹿门法灯的门人。

 

云门宗的白马辩禅师为五祖师戒门人，继归喜之后住持白马，使白马寺继续兴盛。又有五祖师戒曾孙大梅法英于北宋末期住持白马，他学兼内外，所著《道德经解》得到徽宗称赏，赐入道藏流通。

 

襄阳寺院众多，然而象白马寺这样代有高僧、长期兴盛、融合多家宗派的并不多见，足以体现其突出的历史地位。

 

 

习家池建于东汉之初，由襄阳侯习郁创建。白马寺的建立肯定比习家池晚，最早也是在东汉之末。二者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关系密切。从习凿齿给道安的书信中可知，他认为佛法东传已经四百余年，这比后世流行的两汉之际说早了几十年，又称蕃王居士时有奉者，可能是指以楚王英为代表的早期贵族信徒，也应当包括习家的先辈。白马寺的建立肯定会与习家有某种关联，习凿齿不会是习家第一位居士，或许是由其前的某位先祖协助建立了白马寺，而习家成为这一寺院的大檀越。

 

如果这些可能属于推断与猜测，那么习凿齿与释道安的关系则是确定无疑的。习凿齿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积极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充满正气的大儒，更是精通佛法的大居士。释道安是中国佛教早期的领袖，精通佛法自不必论，而且遍睹内外群书、通晓阴阳算数，是当时难得的博学多识的大学者。习凿齿以儒通释，释道安以释明儒，二人相互推崇，相互尊敬，都是天下第一等的人物。符坚自称以十万大军攻襄阳，只得二人，实非虚言。

 

弥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山下白马寺，江湄习家池，乐山乐水，得仁得智。这不仅是两座园林，也不仅是两个人物，而是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融合、在吸收学习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坚持本位、不断创新的精神。

 

转自凤凰佛教

http://fo.ifeng.com/a/20160901/44445515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