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族的起源问题。据典籍记载及考古材料所说，蒙古本是“东胡”的后裔室韦人的一支。[1]此外，蒙古人认为他们祖先的生命是由长生天赐予的，所以他们有称天为父、地为母（Echige tegri ehe gazar）的习惯。它暗示了人与天地的精神沟通关系，于是他们为了避免来自天地的惩罚即不遭受天灾，祈求获得天地的保佑和恩赐，向天地祭祀、祈祷、礼拜，甚至渴望用这样的形式来解救来自人类社会的一切痛苦与不幸。这种原始的崇拜流行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统治的蒙古人中，直到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并成为主流的信仰为止。[2]

 

蒙古人最初如何祭祀天地已不得而知，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论。但从古人留下的岩画资料和一些文献记载，如研究阴山岩画的盖山林先生在他的《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中写道：“山地岩画另一种题材是天体岩画，主要分布于阴山，贺兰山也有发现。天体岩画包括日月星辰和云朵，其中最多的是太阳的形象——当时对太阳崇拜的仪式是非常有趣的，在阴山山崖有一幅拜日图：其人身体直立，双臂上举，在头顶双掌相合，双腿开叉，两脚踏于大地，头顶有一太阳形，整个形象给人以肃穆之感，此人对太阳崇拜的虔诚之情，是不难从画面看出的。”这一岩画及描述与《蒙古秘史》中铁木真祭祀布而哈勒吞山的仪式很像，他“向日将系腰挂在项上，将帽子挂在手上，椎胸跪了九跪，将马鬃梳了几下”。[3]

 

由此来看，由最初的祈求者脱帽、解开腰带向天地敬礼叩拜的简单而纯朴的个人行为，慢慢变为具有丰富供品和复杂仪式的群体祭祀活动，而且后来逐步发展为由专职人员来主持这项活动。如前所说，人类崇敬、膜拜和祭祀天地以及自然界万神殿的活动被称之为原始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各自的叫法，满族称“萨满”（Saman）、蒙古族称“孛额”（Buge）、藏族称“苯波”（Bon pa）、突厥人称“喀木”（Mam）等等，这都是以其主持仪式的专职人员的男性称呼来命名的。他们皆被认为是沟通天界和人间之媒介，现在学界和社会笼统称之为“萨满”。

 

萨满教是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为认识基础的，祭祀、占卦、驱鬼、治病是各族萨满教神职人员所从事的基本活动，均以崇敬和安慰灵魂为最终目的。世界上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原始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并不相同。被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制度下产生的蒙古孛额信仰是以崇拜偶像——“翁衮”（Onggun，坟墓之意）为主要特征的。翁衮是亡者灵魂栖息之物，是以毡、皮、布、木头等材料制作的偶像。蒙古人把死去的人埋葬的地方也叫翁衮，在蒙古人的宗教意识里，野外的翁衮是安置死者躯体的地方，而家里制作的偶像是寄存死者灵魂的。根据死者社会地位的不同，翁衮内部构造以及设施也迥然不同，而且把设置翁衮的具体地方或明示后人或隐藏起来，如成吉思汗的翁衮迄今不被世人所知，显然与密藏有关。大凡一般死者的翁衮，在地面上总要留下明显的记号，多是以土石砖等材料堆积起来的鼓包。所以草原上有些“敖包”（Obog-a，主要以石头等堆积的鼓包）除了含自然生灵之外还容纳了人们的亡灵，了解了这一点对蒙古人为何非常崇敬和经常祭祀敖包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人们通过祭祀希望得到各种神灵的佑护和启迪。向翁衮和敖包祈祷或供奉，有时需要专职人员主持，有时则不然。专职人员即孛额、“依都干”（Idugan女性）的基本特征是手持半边鼓，身上挂很多小铃，胸前背后佩带铜镜。当他们主持仪式时嘴里念念有词，身发抖，手舞足蹈，进入癫狂（兴奋）状态。他们大都没有专门经典，也没有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场所，平时住在各自的家里，与常人并没有多少差别。

 

据载，历史上蒙古孛额的发展大约遭受过三次致命的打击。首次是曾经预言铁木真能够登上蒙古汗位并为此制造舆论的著名孛额帖卜腾格里，在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取得了显赫的位置，但因为胜利冲昏头脑，胆大妄为，蛊惑人心，制造和参与破坏统一、阴谋夺权的勾当，终于引火烧身，丧失了性命。其次是在明代，蒙古土默特阿拉坦汗与藏传佛教领袖三世**喇嘛会晤期间为弘扬佛法而制定的法典上明文限制了“孛额”和“伊都干”的活动。再次是清初，由咱雅班智达在西部蒙古，由纳济托因在东部蒙古为传布佛教，对于那些孛额、依都干的势力进行了打击。[4]

 

萨满教是蒙古草原的原始宗教。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存在着偶像崇拜，蒙古人认为太阳、月亮、火、水、土、山川、河流等都有神灵。神灵的偶像称之为“翁衮”，用毡制成，予以供奉。蒙古人认为四方都有神灵，神无处不在。最高神灵称之为“蒙哥腾格里”（长生天），蒙古人尊它为额赤格·腾格里（天父），“无一事不归之于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它是一切可见和不可见事物的创造者，能够赐予人真善美和假恶丑之说。腾格里和人之间的通话者为巫，男巫称“孛额”，女巫称“依都干”。据《出使蒙古记》所载：“正如蒙哥汗所承认的，他们的占卜者是他们的教士，占卜命令做的认何事情，必须立即执行，毫不迟延。”[5]据《出使蒙古记》所载，成吉思汗成功的根源是受命于天而降生的孛儿帖赤那，其始祖孛端察儿是感光而生的“天子”。成吉思汗的一言一行都受蒙哥腾格里的意志支配，他代天发令，代天行使职责。蒙古百姓对蒙哥腾格里的崇拜，突出地表现在对成吉思汗的无限忠诚上。忠实于成吉思汗也极力宣扬忠君思想，为此，在蒙古社会中，思想和行动忠实于成吉思汗即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它对巩固汗国的统一和维护汗权均起到了积极作用。[6]

 

“萨满”一词源于通古斯语。通古斯诸民族由于部落、民族不同，所处地域各异，因而“萨满”一词的发音也有所差异，如“Saman”“Samang”等，但差别不是很大。“萨满”一词在19世纪经俄国传入西欧，以后逐渐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学术术语。“萨满”一词在各种汉文史籍中有多种译音写法，如“珊蛮”“撒卯”“撒牟”“萨玛”“萨麻”“萨吗”“萨摩”等，民间又称之“叉玛”，现在学术界统称为“萨满”。“萨满”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对此，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萨满”一词有“狂欢”“激动”“不安”的意思，又有人认为“萨满”是“激奋者”“癫狂者”“因兴奋而狂舞的人”等等。杜·道尔基先生认为，“萨满”一词同“不安”“激动”“兴奋而狂跳”“狂”“疯”“癫”等词语毫不相干。再则，通古斯人把“萨满”当作天神的使者，当作民族的保护人、代表者，把他们视为往返于人神之间的代神行使各种职能，为民服务，以祛灾祛魔、繁衍人类、祈求天下太平为职责的智者、圣人。可见，通古斯人用“狂”“疯”“癫”之类多少带有贬义的词来解释自己心目中的伟人、智者、圣人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萨满”一词是由通古斯语的“Samang”演变，主要有以下含义：无所不知的、先知先觉的、多谋善断的、神明的、非凡的、明智的、明哲的、贤明的、英明的、智者、圣者、圣贤、圣人之意。只是“萨满”一词成为表示萨满教神职人员的专用名词之后，在讲话中出现的频率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Samang”一词第一音节的长元音逐渐脱落，变成了短元音。在通古斯人的宗教意识之中，“萨满”是往返于人神之间，知晓神意和人事的圣者，又是祭祀仪礼的主持、人和神之间的媒介。他们不仅是氏族精神、智慧和力量的综合代表，同时也是氏族社会中最富有渊博学识的人。因此，将他们称之为萨满，即智者、圣者、圣贤、圣人等。

 

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一定阶段，发展繁荣于父系氏族社会，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信仰。说古老，究竟古老在哪里？到底古老到何种程度？人世间第一位萨满又是何人？对此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有人说“萨满先于世界几大宗教，当萨满教产生并发展时，世界几大宗教还没有出现。可是萨满教几乎是与人类同步发展起来的。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过的那样，万物有灵观为萨满教的诞生创立了环境，也为萨满教特有的灵魂体系提供了基础。因此万物有灵观可说是萨满教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7]

 

萨满的神衣有着独自的特色。作为神之化身、神之使者的萨满在被神灵附体之后，凶猛异常，能飞檐走壁，几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都抓不住他。所以，神衣必须是紧身的。神衣的袖子细窄，只能伸进胳膊。内衣单褂等上身衣服紧贴身体，两条腿也绑得紧紧的。即使如此，人们也无法控制住他。

 

萨满的神衣具双重特点，它既有武士服装的特征，又有女士服装的特点。鄂温克人认为萨满就是天兵天将，或者是天兵天将的使者、化身。为了人类的幸福，萨满经常要承担消灾驱魔的工作。因此，萨满首先是一个武士。萨满的神衣与武士的盔甲很相似。在神衣的关键部位上都缀有铜镜，如前胸缀有护心镜，容易被人暗算的后背也缀有大小五面铜镜。这些铜镜将整个腰背及肾脏等要害部位都严严实实地遮盖住了。神衣前身腰带以下，顺着两条腿还挂着四排24面铜镜，以此来保护生殖器、腿关节等部位。神衣一般用鹿皮或犴皮制成，这一方面是为了护身，可以箭射不透，刀插不进；另一方面也因为铜镜有10-20斤重，悬挂在一点上，别的皮子是承受不住的。另外，萨满的神帽和披肩也都具有武士盔胄的特征。

 

萨满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原先的萨满大多为女性，因此萨满神帽、神裙上五颜六色的布条和飘带、前额的丝锦垂缨、神衣袖上的镶边，以及神衣下摆的数排铃铛、装饰铃等都与女性服装上的装饰品相似。但是，神衣神帽上的这些东西不仅仅只是装饰品，而且还有深刻的含义。例如，萨满神衣除了前胸后背缀有多面铜镜之外，衣上还绘有各类禽兽的彩色图案，并镶嵌着各类兽骨、鸟羽、彩色飘带等。据说，萨满要依靠这些神灵的帮助，获得神力，上天入地，到达神灵世界。下面依次对萨满神服上装饰的含义进行阐释：

 

神镜：通古斯各民族称萨满神衣上的铜镜为“Toli”（托利）。神镜和神衣帽上的一切发光体、闪烁物象征着日月星辰的神光，代表着光明。神镜明亮发光，能照映万物，极有神力和威严。人们还认为神镜本身就是神灵，可自行其事，通达四面八方。因此，萨满要与天神沟通，就必须依赖神镜的力量。装饰在萨满神帽、神衣上的这些神镜不仅可以照亮萨满上天入地的征途，而且还是驱邪的武器，安全的卫士，它们可以帮助萨满打败恶魔，使萨满能够顺利地到达光明的神界。

 

神裙：萨满神服的臀部装饰有一条称之为“Takka”（塔卡）的半截裙子。裙子上面绘制着日月星辰、托若树、山河、鹿等图案，下面还悬垂着12条飘带，飘带上绣有12生肖图。12生肖代表着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全体成员。托若树代表家业、祖业、氏族事业。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表示氏族以及氏族事业处于天地之间，山河之中，在日月星辰的照耀下繁荣强盛，兴旺发达。

 

神衣披肩：鄂温克语称神衣披肩为“Jahottong”（扎浩通）。“Jahottong”是“Jaha”（扎哈）一词衍生出来的。“Jaha”是衣服领子之意。萨满神衣披肩的双肩上各有一只鸟形的装饰物，据说这是布谷鸟。披肩的前胸两侧还装饰着360个闪亮的贝壳，后背部分则绣有各类灵兽灵禽的彩色图案。古代的萨满有把各类灵兽灵禽的骨头钻孔串成骨袍的做法，披肩上的装饰物和图案可以说就是这种骨袍的象征物。萨满通过这样的披肩从而获得灵兽灵禽上天入地、爬山涉水的神异能力，战胜各种恶魔。因此，可以说这些灵兽灵禽是萨满的辅助神。披肩上的灵兽灵禽越多，萨满就越有神力。在此还必须指出一点，即披肩上的布谷鸟还起着一种经常向萨满通报旅途和目的地各种情报的重要作用。萨满通过布谷鸟获得各种信息，使自己处于百战百胜的境地。

 

护身带：鄂温克语称护身带为“Asaraabg”（阿萨燃）。萨满神衣两侧的铜环上吊着齐脚长的细皮条，两侧各九条，这就是护身带。右侧的铜环上还挂有野猪獠牙和三件铜哨，左侧的铜环上则挂有野猪獠牙和海螺号角。野猪獠牙象征勇猛，铜哨和海螺号角是萨满请神驱魔的法器。

 

神帽：鄂温克语称神帽为“Iilur”（伊依鲁日）。“Iilur”是从“II”（伊依）一词派生出来的。“Ii”为角之意，“Iilur”则是带角的帽子之意。在上文已经指出过，神帽也有着武士盔胄的特征。神帽上有金属箍，保护人的头颅。帽顶上还有金属制成的鹿角。鄂温克人认为鹿类动物是万兽千畜之首，在鄂温克人的眼里，鹿是吉祥动物，雄鹿的角是神圣之物，具有避邪驱恶、百战百胜的战斗力量。萨满头戴鹿角神帽就是为了与恶魔鬼怪作斗争，达到通神求福之目的。关于神帽前额的垂缨，有的萨满认为是象征着彩虹，有的认为是象征着凤凰的鸟冠，说法不一。神帽后部的彩色布条束则象征着凤凰的尾羽，五彩缤纷，五光十色，表示吉祥、美好、光明。据说，神帽上的凤凰是根据双肩上的布谷鸟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来指挥萨满行动，完成各项任务，达到预期目的。

 

神鼓：鄂温克人称萨满的神鼓为“Untuung”（闻图恩）。神鼓为圆形单面鼓，用山羊皮或狍子皮蒙面，并缀有铜钱。鼓把设在鼓背的中间。鼓槌称之为“Gisong”（吉送）。“Gisong”一词有：舌头、语言、鼓槌等含义。鼓槌形如舌头因而得名。鼓槌用狍蹄的皮制成。用这样的鼓槌击鼓，声音洪亮，似雷声激荡。

 

神鼓在萨满的祭祀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认为神鼓中蕴藏着雷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恐吓力量，能驱除恶魔。人们还认为神鼓上凝聚着远古大萨满神鼓的精气，威力无穷，不仅有招请宇宙天地众神万魔的神力，而且还能随意变化。据萨满讲，神鼓是他们的交通工具，萨满要上天，它就能变成大鸟飞翔；萨满在陆地上行走，它就能变成骏马奔驰；萨满要渡江，它就能变成轻舟浮荡。击打神鼓时，鼓声不仅能惊动神灵精怪，驱除妖魔鬼怪，而且还能敲开阴曹地府的大门，召回魂魄使人起死回生。萨满敲击神鼓的神态宛如在天空翱翔飞舞。神鼓的鼓缘一般用榆树制成。如果能使用被闪电劈过的树木则更好，因为古代萨满的鼓缘都是这样的。鼓缘和鼓把的铜圈用四根皮条连接，形成十字梁。萨满把这十字梁称之为“道路”，把十字梁中央的孔称之为“宇宙的中心”。萨满认为神鼓本身象征着宇宙，神鼓边缘的九个结表示萨满旅行时所要停留的九个世界。[8]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克什克腾旗（简称克旗）全旗蒙古牧民“祭敖包”（oboga takiga）的传统祭祀节日，也是全旗蒙古族每年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9]2005年的祭敖包，笔者与北京雍和宫经师旦却坚赞法师和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贺希格陶克陶教授参加了此次祭敖包仪式。

 

克旗的旗敖包是白音敖包[10]，盛大的祭敖包仪式就在这个山头上举行。据旦却坚赞法师说，克旗祭敖包必须在太阳升起来之前结束仪式。[11]所以很多离白音敖包较远的牧民们前一天下午就在山下搭蒙古包夜宿那里等待祭敖包。2005年的祭敖包仪式也和往年一样是由庆宁寺的住持率十几名僧众来举行的。他们所念诵的祈愿文主要以佛教的仪轨来进行。主要念诵的经文有：《清净经》（rnam dag sgaG ri）[12]、《祈求运气亨通神香供养诵》（rluG rtaHi bsaG mchod ces bya ba bshugs so）、《献沐浴诵》（rpyan Hdren khrus gsol bshugs so）等。供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供品：全羊、美酒、奶食品等祭品，敬献洁白的哈达。酒祭，即把鲜奶、奶油、奶酒一滴一滴地洒在敖包上。洒奶酒而祭，这是蒙古民族最崇尚的礼仪。地方领袖盛装莅临率领牧民们祭祀，这是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习俗，以祈求神灵保佑草原风调雨顺，牧草茂盛，保佑草原上的五畜兴旺，保佑草原人们平安吉祥。庄严的祭祀仪式完毕，大家就排成长队，按顺时针方向绕敖包转三圈，并在心里默默将自己的心愿祈求神灵保佑。蒙古牧民说，如果参加了祭敖包并许下愿望，就一定要连续参加3年才灵验。自古以来，克旗的祭敖包仪式是严格禁止妇女参加的。祭敖包结束后，就是持续3天的那达慕大会，妇女是可以参加的。那达慕开始，草地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身着盛装、面带笑颜的人们。人们围坐一处喝着马奶酒，吃着手把羊肉，观看着赛马、摔跤、射箭等各种比赛。赛场的周边是简易的商贸摊位，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一般在那达慕的晚上，草原上就会燃起焰火，举行篝火晚会，文艺汇演将气氛推向高潮。据克旗蒙古牧民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祭敖包前后都会有或大或小的雨水降下。所以在克旗草原上还有“大旱不过五月十三日”的传说。

 

 

“敖包”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堆子”，多是在丘陵或山地高处用石头堆垒成一座圆形的山塔，然后在敖包的里面放上神像或佛经，在正中央插上经幡，四周插上松柏、红柳等等。在平时，蒙古人路过敖包的时候，无论是坐车还是骑马坐轿一律要停下来，在敖包上放几块石头、放些钱或者是在敖包的树上拴几条哈达。

 

敖包又称“鄂博”“脑包”“堆子”“石堆”“鼓包”。牧民通常在蒙古草原上自己游牧的区域内，选择一个幽静的高处，用石头堆起圆形堆。《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九》云：“鄂博随在皆有……其形圆，其顶尖，颠立方角蒙经旗，其上下则埋哈达一方，粮食五种，银数钱，每年必一祭。”阮葵生《蒙古吉林风土记》云：“垒石象山冢，悬帛以致祷，报赛则植木表，谓之‘鄂博’，过者无敢犯。”敖包，在蒙古牧人看来是神圣之所在。在古代蒙古人的观念里，天和地是浑然一体的，认为天赋予人以生命，地赋予人以形体，因此，他们尊称天为“慈悲仁爱的父亲”，尊称大地为“乐善的母亲”。蒙古人还崇拜山岳，崇拜河流，认为这一切都是由神灵掌管着。“蒙古人因为把一切万物都看作神灵来崇拜，从而也崇拜山川及土地的其他各部分或掌握这部分的神灵，这种圣地可以分成共同的和个别的两类。”这个别的圣地就是所说的敖包。所以祭敖包不是单一的祭天或祭地。祭敖包是祭各种神灵，是个综合概念。敖包成为蒙古民族顶礼膜拜的圣地。

 

 

敖包的种类很多。按数量来分，有一个敖包单独存在，也有敖包群。敖包群中，有七个敖包并列，以正中最大者为主敖包，两旁各陪衬3个小敖包，名为“七曜之神”，也有一个大敖包居中，东、南、西、北各陪衬3个小敖包，这是由13个敖包组成的敖包群。按年龄来分，有的地方有成年人崇拜的敖包，也有孩子们崇拜的敖包。按地域分，有的归一姓所有，或数姓所有，或一家私有，或一旗共有之。按性别分，有男人祭祀的敖包和女人祭祀的敖包。

 

据散布拉诺日布编著的《蒙古风俗》[13]说，有把敖包尊称为“金敖包”（altan oboga）、“苏力德敖包”（sulden agula）、“博克达阿古拉山”（bogda agula）、“海日汗阿古拉山”（qairqan oboga）的美称。该书又把敖包分为八种：1.金敖包（altan oboga）或苏力德敖包（sulden agula）；2.路标敖包（jam un oboga）；3.泉水敖包（bolag nu oboga）；4.甘露敖包（raCiyan nu oboga）；5.原野敖包（tala in oboga）；6.纪念敖包（dorasgal un oboga）；7.边界敖包（kili jagan un oboga）；8.家族或家庭敖包（obog aimag qobi eruke in oboga）。此书对八种敖包建造的目的及其对蒙古牧民带来的利益解释得非常详细。

 

 

敖包的兴建首先要选择地点：一般要选择水草丰美的高山丘陵，选定位置以后，划出一定大小的一个圆形地方，在这里用土或石造成小冢，冢上植树。所有敖包全部供奉在野外，时时刻刻仰望着苍天。

 

敖包建造的仪式在古代比较简单。俗谓“生之土为黄金，饮之水是甘露”，蒙古民族离开故土阿尔泰、喀鲁连南迁的时候，总要携带小撮土块石，将其埋在落脚之处的山上，上建敖包加以供奉，举行敖包会以示庆贺。佛教传入以后，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到蒙古草原以来，建造敖包和祭敖包时的一切仪式几乎都由佛教僧侣代替了萨满，建造敖包时，首先要请蒙古高僧前来挑选风水宝地，挖下三尺多深，将盛“松书阁”（藏语：gzugs gshug,蒙古语：soborga borqan nu totura oruCigulku tarni,塔像内藏，即敖包内藏）[14]的箱子或瓷罐宝瓶放进去。由于建造者的目的不同，“松书阁”的情况也千差万别：想发财致富就放五谷杂粮、骏马鬃尾；想健康长寿就放药物；想安定太平就放弓箭。有人说把这些精品装入罐中或净瓶埋入土里就行了，有人说要先将它们装入招福香斗或十三种成分组成的宝瓶中，然后再放入箱中才能埋土。不论属于何种情况，都要用五色彩缎封口，上印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叭咪吽”（OM ma Ni pad me hUG）和三字总持咒“嗡啊吽”（OM A hUG）来加持。[15]迎请高僧大德以及僧众诵经，将土填到与地齐平，夯筑结实，其上再堆石建敖包。敖包建造的时候，除了主持的高僧和敖包的发起人以外，其他人绝对不能在场。[16]

 

 

洒祭即把鲜奶、奶油、奶酒一滴一滴地洒在敖包上。洒奶酒而祭是蒙古民族最崇尚的礼仪。这种习俗在《蒙古秘史》第103节里早就有载：成吉思汗在祭祀布尔罕山时，曾“把带子像数珠似的挂在脖颈上，帽子搭在臂上，手捧胸膛，向着太阳，给布尔罕山行九叩礼，跪拜祈祷，洒马奶子奠祭”。

 

火祭，即在敖包前焚烧一堆干牛粪或干树枝，排列成队绕火转三圈，并叨念着自己氏族的姓氏，手捧祭品，把全羊肉投入火堆里燃烧。蒙古地区的萨满教认为火是最圣洁的，因而以火祭敖包。

 

玉祭，玉器在远古天人相通的祭祀和招魂中成为仪式法器。在辽西红山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古玉，可为佐证。玉为通神之桥梁。古代汉族也用玉祭。

 

血祭，又叫红条，即杀牲祭祀。他们认为牲畜为天所赐，故杀牲以报天。满文《通鉴纲目》云：“依蒙古风俗举行祭礼时，杀牲畜，用牛马奶行灌礼，再由萨满做祈祷。”他们还取心脏、洗血浆、切肉脂，吊起来，且用濡革细筋来缠绕。“萨满教时代蒙古祈祷方式是垂下头来，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合掌，撑住额部。”血祭的习俗是最原始的。

 

敖包在蒙古地区平时尤其是供奉以后也有不少禁忌。诸如妇女不能上敖包顶，不能在敖包会上骑马参赛；行人不能骑马从敖包旁边经过，一定要下马才准通行；敖包附近不能捕鱼捞虾、打柴伐木、围猎杀生等等，因此直到今天，敖包山上的自然环境都是保护得比较好的。蒙古地区的敖包文化中的佛教文化也是比较浓厚的，这是因为受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影响。祭祀时请佛教僧侣主持仪式诵经、摆供。拜祭者除了绕敖包泼洒奶食，还要向僧侣敬礼叩头，并接受僧侣的摸顶祝福，蒙古地区祭敖包的本土宗教文化极大地吸收了佛教文化，并且很多仪式都由佛教僧侣来主持。

 

 

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汉传佛教影响。原因之一是，蒙古帝国的汉传佛教居士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开始持续约26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和传播佛教思想，即“慈、悲、喜、舍”的菩萨精神。所以说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于蒙古帝国的宰相耶律楚材。也就是说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与耶律楚材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但是，为什么蒙古人最终又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而且还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呢？笔者认为，藏族、蒙古族都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和原始宗教信仰有许多相同之处。藏族和蒙古族的传统信仰都是多神信仰，本文以“天”为例对这两个民族的传统宗教意识进行简单比较。藏族人把“天”用藏语叫“lha”（拉）。藏族人的宗教意识中的“lha”（拉），即是佛教的“佛、菩萨和天”之意。佛教从印度和尼泊尔传到藏地之后，藏传密宗里的护法之一“吉祥天母”（dpal ldan lha mo）在藏地以及蒙古地区被民众广泛信仰。因为蒙古人也有崇拜“天”的宗教意识，对一般的蒙古民众来说，藏族人信仰的“lha”（拉）与蒙古人信仰的“tengri”（腾格里），即蒙古语的“天”有相同之处，所以对蒙古人来说藏族人信仰的佛教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受天命而实行一切，其相关记载在《阿勒坦汗传》里可以查阅。所以说，蒙古人认为，蒙古历史成立的根据是依“天意”。最初是依“天意”而维持世间，在“天意”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知道如母有情一切众生的大恩，再加上要报达大恩的“报恩”。即“天意”和“知恩”以及“报恩”是成为蒙古人历史意识的基础所在。

 

汉传佛教的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以及藏传佛教僧侣三个途径传播的佛教文化与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的形成有很大关系。[17]蒙古族地区佛教的传播，可以这样来概括，蒙古人在佛教思想方面主要吸收了汉传佛教的思想（耶律楚材禅师和海云法师的影响较大）；在佛教仪轨方面，主要吸收了藏传佛教密宗方面的仪轨较多，尤其是受萨迦派和格鲁派的影响较深。元朝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在贵族阶层中传播，明清以后在贵族佛教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民众佛教为主的趋势。

 

 

[1][5][6]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蒙古族通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3、143页。

 

[2][3][4]乌力吉巴雅尔：《蒙藏关系史大系·宗教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8、42、10页。

 

[7][8]杜·道尔基：《鄂温克族的萨满教》，Knecht，Peter：《中国東北部におけるアルタイ語族の諸民族のシャーマニズムと社会に関する人類学研究（关于中国东北地区阿尔泰语诸民族与萨满教社会之人类学研究）》，南山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4年版，第65、69页。

 

[9]蒙古地区一般有在春季和秋季两次祭敖包的习俗。

 

[10]白音敖包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北部。

 

[11]据旦却坚赞法师说，蒙古地区（包括蒙古国）在太阳升起之前结束祭敖包的地区有四个，即：内蒙古的克旗和呼伦贝尔盟的安盘敖包（安盘是满语，意为省长之敖包），蒙古国有两个地方，具体待查。

 

[12]此经书雍和宫所藏，藏文全称《sprul sku bsod nams ye Ces mtshad baHi dge ldan lha bsaG la gser skyems sogs bshugs so》（化身索南耶希作之嘎当祭佛护法神饮诵），化身索南耶希是西藏藏传佛教高僧，汉文版称《清净经》，此经书是化身索南耶希依据章嘉活佛的全集和其他经书而编著的，木板印刷于大清雍正一年三月十五日，木板雕刻是由比丘元旦达杰（yon tan dar rgyas）所雕。

 

[13]散布拉诺日布编著：《蒙古风俗》，辽宁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9页。据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当地人说，鄂温克地区还有龙王敖包（lus nu oboga）等，鄂温克地区祭敖包活动男女老少都可参加。

 

[14]《藏汉大词典》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7页。塔像内藏，装进佛塔佛像内部，作为诸佛身语意功德依附处的佛舍利及陀罗尼咒文等。

 

[15]嘉木扬·凯朝：《蒙古地区香文化研究》，《中华香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93页。即佛教密宗所说的“嗡、啊、吽”（OM A hUG），又以“吽”字之力能去色香之垢使其洁净；以“啊”字之力现成甘露微妙之食，以“嗡”之力以无量出生自然增长。

 

[16]传统建造敖包的做法是不能用水泥和混凝土等材料，只需用石块堆起来即可。

 

[17]嘉木扬·凯朝：《モンゴル仏教の研究》，京都：法蔵館，2004年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2017年3月10日。

http://iwr.cass.cn/zjymz/201703/t20170310_217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