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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时期德国新教中的教会斗争
发布时间: 2017/4/7日    【字体:
作者:冯小茫
内容提示:纳粹时期德国新教教会中的明争暗斗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即使是教会内部的一些理论争执也反映着对纳粹政权的抵制和抗争。这场教会斗争随着纳粹镇压加剧和二战开始逐渐平息,但其影响和当时争论的问题仍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教会斗争的三个阶段,尽可能细致深入地讨论其历史过程,并简要分析其对政教关系的启发。
关键词:  纳粹时期 德国新教 教会斗争  
 
 
二战后海外学术界普遍认为纳粹治下十二年间德国新教教会的基本状况可以用“教会斗争”(the Church Struggle)一词概括。这场斗争包括三个基本的方面:(1)德国新教教会与“德国基督教运动”之间就争夺新教教会控制权的斗争,(2)“明认教会”与纳粹之间就争夺社会和公众影响力的斗争,(3)“明认教会”内部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就抵抗运动之本质的斗争。它虽然历时不久,但折射了政治与宗教之间方方面面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教会斗争的形成(1933—1934)
 
在1933年德国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德国新教教会经过宗教改革后400年的发展,形成了由路德宗、联合宗①和加尔文宗(或称改革宗)三个大宗派组成的基本格局。与德国天主教所体现的以教皇为领导核心的严密组织和森严教阶制度不同,德国新教既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没有所谓的精神领袖,而是由27个具有很强自主性的地区性教会以类似联邦制国家的组成方式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形式上的全国性的教会联盟(Landeskirchen),称之为“德意志福音教会(Deutsche Evangelische Kirche,DEK)”。总体来说,当时的德国新教在思想层面受路德宗教义影响较深,具体表现为教会和国家的严格区分、一定程度的反犹主义等等。在心理层面上,教会跟德国大众一样。都对一战失败后德国的状况感到担忧,认为《凡尔赛条约》将德国置于屈辱的位置、犹太人是德国战败的背后黑手等等,教会还尤其对魏玛时期德国社会道德风气的败落和席卷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感到担忧。
 
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②于1933年的魏玛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希特勒本人当选德国总理,进而于1934年兴登堡总统死后操纵国会通过《授权法》,使之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化身——元首。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希特勒的上台是受到德国新教界的普遍欢迎的,因为希特勒所宣扬的反共与反犹意识正合他们的口味,同时希特勒强调德意志国家荣誉感以及更新德意志民族道德的主张也与新教界颇有共鸣,他们甚至“很敬佩希特勒向无神论左派和自由派进行攻击的勇气。”③不过新教教会在对希特勒的上台表示欢迎的同时,也始终强调教会相对于政权的独立性。新教教会的重要人物如柏林—勃兰登堡主教奥托·迪贝利乌斯(Otto Dibelius),牧师兼神学家马丁·尼穆勒(Martin Niemoller),汉诺威主教奥古斯特·马拉伦斯(August Marahrens)等都表示对新政权的欢迎和对独立自主之教权的强调。巴伐利亚主教汉斯·梅泽尔(Hans Meiser)曾经评论教会与新政权的关系时说道:“一个重新根据上帝的律法而形成其政府的国家(指纳粹德国)理应,也只能当它如此时,不仅配享教会的赞誉,同样还有教会的欢欣和积极合作。教会怀着敬意和欣喜看到这个新生的政权以强有力的方式禁绝任何对教会的亵渎、不遗余力打击道德堕落,建立纪律和秩序,同时又呼吁人们敬畏上帝、保护婚姻的圣洁和青年的教化、重新恢复我们父辈言行的荣誉,在万众的心中、在困厄之处燃起对人民和祖国的腾腾热爱之焰。④
 
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姿态。27个地区性教会中最大的、也是占主导地位的“普鲁士联合教会”亦发表官方声明说“已经欢欣地准备好在德意志人民的国家和道德之更新中发挥自己的作用。”⑤德国新教教会的这种反应来自于其根深蒂固的路德宗观念,即上帝之国与人之国的区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就德国绝大多数的新教徒来说,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希特勒的支持之间不存在什么冲突。⑥这种思想倾向极大地影响了日后德国新教教会对纳粹政权及其政策的态度。
 
希特勒上台后按照纳粹主义的指导思想大力推行各项政策,其中在新教领域,德国新教界在希特勒的示意下于1933年2月兴起了名为“德意志基督教(Deutschechrist,the German Christian)”的运动。“德意志基督教”致力于把基督教信仰与国家社会主义相结合,将所有的地区性教会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福音帝国教会(the German Evangelical Reich Church)”。这个帝国教会自我标榜为纯洁的人民的教会,由独一的帝国主教领导,毋庸置疑,这样的帝国主教只听命于希特勒。“德意志基督教”极具纳粹特色,比如它主张在圣坛上将“纳粹十字”与十字架并列,在聚礼时加入对纳粹的赞颂,把希特勒看作是上帝对德意志民族的馈赠等等。⑦同时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去犹太化”倾向,主张清除基督教中的所有犹太因素,其中具体措施包括将犹太人从教会中驱逐出去,摒弃作为“犹太畜生和乌龟之书的《旧约》”,⑧将耶稣考证为雅利安人种等等。纳粹甚至建立了“德意志宗教生活中的犹太因素之研究与消除学会(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Eradication of Jewish Influence on German Religious Life)”,⑨系统地对基督教实行去犹太化和雅利安化,代之以国家主义、反犹反共等纳粹主张。这些措施体现和呼应了纳粹的排犹主义,因此是种族形式的排犹,与历史上天主教和新教因为出于宗教原因的排犹完全不同。这些举措被统称为纳粹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政策,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德意志基督教”实际上是要以纳粹党的理论原则和组织原则来改造新教教会,⑩使新教教会纳粹化并成为整个纳粹政权的有机组成部分。(11)
 
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一年后,纳粹以精密策划、操纵选举的方式通过“德意志基督教”控制了除巴伐利亚、汉诺威和符腾堡三个教会之外的所有地区性教会,“帝国教会”的雏形基本形成,并且选举了直接受希特勒控制的路德维希·穆勒(Ludwig Muller)作为首任帝国教会主教。这些纳粹化的政策引起了骚乱和不安,间杂混有暴力现象,但整个新教教会对此却置若罔闻。德国新教教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使“德意志基督教”的主张全部得到实现,希特勒也会确保帝国教会的独立性,不会干预信仰生活。因此当1933年7月希特勒暗地里支持路德维希·穆勒当选帝国主教的时候,新教教会几乎都在憧憬帝国教会美好的前景,没什么人明确地认为希特勒会干预教会生活,教内的事务还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和处理。真正让新教教会感到不快的是“德意志基督教”试图改变传统教义、干涉教会自主权并使教会与国家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一系列“一体化”举措,(12)这些举措就像导火索一样使一部分对这些举措不满的教会人士聚集在一起,初步形成一个与“德意志基督教”相对的团体,是“教会斗争”形成的重大标志。
 
在一体化过程中,部分原先在地区性教会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员被排挤出权力圈,教界人士对纳粹“雷令风行地撤销教界柱石人物的行为感到震惊”(13),并把被纳粹控制的教会称为“被摧毁的教会(destroyed churches)”,把三个未被控制的教会称为“贞洁的教会(intact churches)”,这表现出新教界对“德意志基督教”的排斥情绪。1933年的春夏之交出现了最初的零星反对声音,主要是要求保持一些传统的教会原则,如教会自决选举的权利、教会内部的组织和人事原则、地区性教会的自决权利、教会资金的自处权利等等。但这些零散的反对自然是无力无效的,于是1933年春天,包括相当一部分相对较年轻的牧师和神学家在内的一些教会人士聚集在柏林大学神学家瓦尔特·昆尼斯(Walter Kunneth)、德国基督教学生运动总干事汉斯·利利耶(Hanns Lilje)、尼穆勒和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周围,组成了自称为“青年改革运动(Young Reformation Movement)”的团体。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希特勒及纳粹政权,也不反对组织统一的国家教会,只是不赞同如“德意志基督教”那样简单粗暴地改变教会组织和机构,并且一再重申教会所拥有的独立地位和自决原则,最多进一步要求教会的年轻化和号召基督教要在德国社会生活中体现自己的影响。(14)
 
纳粹借助“德意志基督教”在组织和行政上控制了新教界后,进一步于1933年4月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种族法案——《社会公共服务法案》,新教界称之为“雅利安条款(the Aryan paragraph)”。该条款规定具有犹太血统的人不得担任任何社会公职,其中包括任何教会职务。按照这一条款,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会公职人员由于拥有犹太血统,将因此遭到驱除,于是如何对待拥有犹太血统的基督徒变成了德国新教界面前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一条款,“德意志基督教”的态度很明确,他们要公开地撤销犹太裔基督徒的教会公职,同时非公开地从平信徒中驱逐拥有犹太血统的人。而“青年改革运动”却就这一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见:(15)以昆尼斯为代表的其中的大部分人士支持将犹太因素从德国社会和文化中驱除出去,但是不赞同以条款的形式公开驱除犹太血统的教会公职人员。他们认为“犹太裔基督徒通过上帝的意愿和洗礼被接纳进我们的教会,通过洗礼,犹太裔基督徒与教会紧密相连、不可分离。”(16)另外一小部分人以朋霍费尔为代表,他们出于路德宗的信仰传统而持宗教上的反犹立场,(17)但去犹太化的对象不应该包括“受洗的犹太人(BaptizedJews)”,一个犹太人在受洗之后就应该受到与其他基督徒一样的公平待遇,而不应该把他们作为基督教内的犹太因素加以清除。同时他们认为犹太人皈依基督教,才是犹太人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方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这一小部分人士几乎是在“雅利安条款”出台的同时就表示强烈反对“德意志基督教”的种族主义举措,坚定地支持犹太裔基督徒,并且认为基督教会有责任向所有受到欺压的犹太人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慈悲,同时也应该尽力帮助那些因为纳粹的种族政策而受到迫害的犹太人。(18)
 
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则表达了另外一种反对意见。他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一开始是暧昧不明的,这也是他后来被人诟病的一点;但他的反对意见直指根源,显得更加深刻:他认为“德意志基督教”和“青年改革运动”都犯了神学上最致命的错误,即忘记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给人类的唯一启示,因此他直言不讳地称“德意志基督教”为异端,而“青年改革运动”只知道一再重申教会的独立地位,却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教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19)再加上它半心半意的反抗,因此离异端也差不了多远。(20)巴特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在倾听上帝之言的基础上,搞清楚教会的本质和指导原则,为统一的抵抗运动奠定神学上的基础,为此他提出了强调人神差别、强调作为“启示的耶稣基督的独一性”的辩证神学。(21)
巴特的批评和号召使部分教界人士清醒过来,他们围绕在尼穆勒周围,成立了名为“牧师紧急情况联合会(the Pastors’Emergency League,PEL)”的组织,其宗旨为抵制任何来自“德意志基督教”的对教会原则的侵犯,并坚决反对在教会中引入“雅利安条款”,抗议禁止新闻和言论自由,同时尽可能地帮助一切因坚持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截至1934年1月,已经有6000多名牧师加入这一组织,占德国牧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22)“牧师紧急情况联合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它标志着德国新教界开始放弃对希特勒和纳粹的幻想,初步形成有组织有理论根据的抵抗原则,因此可以说这一组织是后来代表德国新教界一直坚持抵抗纳粹到1945年的“明认教会”的前身。它同时也标志着新教界内部开始形成质的分裂,并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将会对战后德国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二、“教会斗争”的发展(1934—1935)
 
抵抗运动的形成阻滞了“德意志基督教”的发展,严重干扰了纳粹政权宗教“一体化”政策的实现,为此纳粹在1934年1月解除了包括尼穆勒在内大批抵抗运动主要人物的教会公职,促使这些人向更加激进的抵抗立场转变,从而使此后的“教会斗争”呈现出双线发展状态:一条线是“明认教会”与纳粹之间就争夺理论影响力的斗争,另外一条线是教会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以及“明认教会”内部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就抵抗运动之本质究竟为何的斗争。
 
首先来看第一条发展线索。如上文所言,巴特在德国新教界的历史性转变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事关教会存亡的紧急关头倡议抛弃“贞洁教会”和“被摧毁教会”之间的差别以及路德宗、改革宗和联合宗之间的分歧,并号召教会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统一性来自于对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启示和福音的唯一神圣来源的不二信仰,从而形成全教会统一的思想认识。1934年5月,在巴特的倡议下,不满纳粹通过胁迫合作使教会与第三帝国实现“一体化”的教界人士聚集巴门,召开了第一届明认教会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反纳粹纲领性文件《巴门神学宣言》(the Barmen Theologcal Declaration),简称《巴门宣言》,还选举出了相应的领导机构,称为“国家兄弟会(Reichsbruderrat)”,从而标志着“明认教会(Bekennende Kirche,the Confessing Church)”的诞生。巴门会议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德国教会史学家克劳斯·舒尔德甚至认为巴门会议是新教发展历史上的“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事件,“尽管它本身持续的时间很短,但通过它,德国新教自16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最基本的认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这使得它短暂的存在拥有了永恒的意义。”(23)
 
《巴门宣言》正文部分由六个小节组成,每节的构成都是一样的:先是一段圣经引文,然后是对该引文的神学阐释,最后是对违背该阐释的言行的谴责。第一节肯定了教会和信仰的基本原则之一“唯有圣经(sola Scriptura)”;第二节肯定了耶稣基督的话语体现着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第三节宣称教会的组织和制度来源于基督,无论其结构还是声明都不会迎合外部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四节对教会各部门的职责做出规定,强调各部门彼此平等,共同致力于传播福音和服务信众;第五节承认国家有其神圣的来源——上帝,它有权利用暴力来达成秩序,同时教会对世俗事务的介入应该以指导和监督世俗国家为宗旨;第六节确认了教会的使命是宣扬上帝的福音。宣言虽然没有直接就犹太人或者犹太裔基督徒问题发表看法,但其基本内容,尤其是第一、二和五节更尖锐地直指纳粹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根源上对纳粹进行了批评和抵制。宣言的第一节规定了教会该倾听什么,该倾听谁,教会关于上帝的认识从何而来以及教会的对外声明该以何为基础。巴特在后来解释这一规定时说该节的首要目的是在普遍意义上打击自然神学,在特殊意义上打击“德意志基督教”对自然神学的操纵。(24)纳粹对自然神学的操纵主要是指1933年以来“德意志基督教”从宗教神学角度对德国历史、日耳曼血统以及希特勒本人进行的神圣化阐释,例如把雅利安血统描述成上帝选定的统治者、把希特勒描述成上帝给人类的启示、将“纳粹十字”描述成“一个自我牺牲的标志,基督的十字凭着它呈现给我们新的光明”等等。(25)从这里可以看出,《巴门宣言》第一节反对将“纳粹十字”与十字架并列,反对将第三帝国与上帝之城并列,反对将希特勒与耶稣基督并列,这些内容使得不同宗派的反对者达成反抗的共识,因此构成了从此以后整个抵抗运动的思想基础。众所周知,纳粹主义很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元首独尊——元首的谕令等同于国家的法律。纳粹便利用路德宗关于律法和福音的区分,在神化希特勒的基础上,将希特勒的谕令解释成上帝的律法,于是希特勒的谕令便同时有了国家法律和上帝律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然而宣言第二节规定:耶稣基督是上帝恩典和律法的唯一来源,他集中体现了上帝对世人的救赎和惩罚,也就是说,“律法和福音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上帝的言绝不能也绝不会与人之言相混淆”(26),这样的宣称就等于从根本上断绝了任何将人法与神法相联系的可能性,等于直接否定了纳粹对希特勒以及言行的神化。 宣言第五节说明了教会对国家或政权所应该采取的态度,表面上看是对教会自身做出的规定,但实际上是针对纳粹所提倡的“一体化”的政教关系,提出了另外的选择路线(27)。众所周知,关于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区分源自拉丁教父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阐释政教关系的重要概念。《巴门宣言》把地上之城解释为世俗国家,把教会解释为上帝之城,并且规定了世俗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帝之城,其职责在于维护尘世秩序,同时教会有责任对世俗国家的行为做出告诫和指导。这样的条文不仅暗暗地肯定了教会相对于世俗政府的首要性,同时也暗示了世俗政府不仅有责任维护尘世秩序,而且有责任实现上帝之城和宣扬上帝之言,前一个责任包含在后一个责任之内,并且以基督教会的原则为自身的原则。本节的内容限制了世俗国家的权威和自主性,有力地从神学理论上挫败了纳粹将基督教会与第三帝国“一体化”并使之成为纳粹政权组成部分的企图。
《巴门宣言》使德国新教界各方抛弃了宗派的成见和教义的分歧,就统一的抵抗运动的神学基础达成了共识,甫一发布,便受到抵抗运动各界的支持,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德国教界人士宣布支持《巴门宣言》,(28)其中的热情者甚至赋予《巴门宣言》与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纲领同等重要的地位。(29)值得一提的是,巴门会议以及《巴门宣言》一再宣称自己是神学会议和神学宣言,针对的也并非希特勒与纳粹政权本身,而是“德意志基督教”的异教行为,(30)力图始终把“教会斗争”解释为对“德意志基督教”的斗争,从而将之限定在教会的范围之内,而尽量避免涉及在背后操纵“德意志基督教”的纳粹政权。
 
“教会斗争”发展的另外一条线索是教会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以及明认教会内部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围绕着《巴门宣言》,就抵抗运动之本质究竟为何展开的辩论,这在德国新教界看来,实际上是一个神学问题,即如何看待教会自身及其与世俗权威的关系,更简单说就是如何认识和解释福音教会自身,因此它是把握“教会斗争”的这一发展线索的关键。
 
如上文所言,在德国新教界,除了“德意志基督教”和抵抗运动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主要由德国新教界的保守主义者和三个“贞洁教会”成员组成,他们恪守路德宗的教义传统,基本上对“德意志基督教”保持沉默态度,即使在抵抗运动最高涨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与纳粹政权的和解企图。这一群体起先与“牧师紧急情况联合会”持相反的立场,而后又与“明认教会”持相反的立场,拒接签署并抵制《巴门宣言》,甚至谴责《巴门宣言》是“旁门左道,谁不接受他们的非正统主张就跟谁过不去”,(31)他们可以算作德国新教教会的中间派。
 
同时在“明认教会”内部,围绕着《巴门宣言》出现了两派不同的观点:统一的抵抗运动固然需要理论共识,这点无论是路德宗、改革宗还是联合宗的人士都认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反对的声音,例如神学家和教会史学家赫尔曼·扎瑟(Hermann Sasse),就反对《巴门宣言》,认为它违反了传统的路德宗教义;爱尔兰根大学的系统神学教授保罗·阿尔塔乌斯(Paul Althaus)反对“《巴门宣言》”限制世俗政府的自主性的条文;巴伐利亚主教梅泽尔则认为有的人是出于抵抗纳粹的情绪和达成理论共识的愿望而选择支持《巴门宣言》,但思想上并不赞同《巴门宣言》的内容。(32)
 
明认教会中两派的争论暴露出他们对于一个关键性问题的不同理解:究竟如何认识和解释福音教会?对于《巴门宣言》的支持者们来说,福音教会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独一无二的启示,建立其上的福音教会独一地代表上帝之言,并对灵性世界和世俗世界都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德意志基督教”来说,福音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导师的团契,充当上帝与人之间的灵性中保。同时,以希特勒为核心的纳粹主义也具有同等的功能。对于保守派路德宗和“明认教会”内部的保守派来说,教会是人与上帝的中保,但是国家、家庭或族群等也可以充当上帝与人联系的纽带。从这一点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明认教会”内部的保守派总是倾向于和路德宗保守派达成一致意见,共同扮演中间派角色了。
 
《巴门宣言》的反对者在1934年中后期当“德意志基督教”的威胁减弱的时候便出现了增长,尤其是在当二战接近尾声、统一的抵抗运动显得不那么必要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更加显著了,例如艾勒特就斥责《巴门宣言》的主张是“绑缚路德宗传统的企图,必须全部抛弃”。(33)马拉伦斯称巴特和《巴门宣言》是“对福音教会最大的威胁”。(34)有的路德宗教会甚至禁止公开宣讲《巴门宣言》,就连有的当时主张抛弃宗派分歧、坚定支持《巴门宣言》的人士后来也软化了立场,称《巴门宣言》是“特殊时期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神学声明,而非具有认信意义的重要信纲。”(35)这一点也与宣言的支持者如巴特、尼穆勒、奥斯穆森(Hans Asmussen)等人对宣言历史地位的肯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教会斗争”的演变与尾声(1935—1939)
 
上文提到,《巴门宣言》归根结底是一份神学宣言,无论是其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认为它的适用范围和影响范围都应该局限在神学思想和教会理论之内。换言之,教界普遍认为《巴门宣言》不会也不应当具有政治涵义,即便有围绕它的具体实践行为出现,也应该被视为纯粹神学实践,而非带有政治目的行为。五个月后的1934年10月,在柏林郊区的达勒姆举行了的第二届明认教会全体会议,会议谴责并号召反对“德意志基督教”的错误。然而就是在这届会议上,“明认教会”的激进派聚集在尼穆勒周围,宣称“德意志基督教”已经完全自绝于德国新教界,因此要求“明认教会”行使“紧急权力(德文为Notrecht,译为英文为the emergency rights或the emergency law)”,用“明认教会”的代表和机构取代由“德意志基督教”控制的帝国教会的代表和机构。(36)这一主张被称为“达勒姆方案(the Dahlem resolution)”,它号召全体信众“不要接受任何来自帝国教会以及机构的主张和指导、拒绝与任何如此做的人进行合作,并且号召信众们跟从“明认教会”以及机构的主张和指导”;此外,“达勒姆方案”还明确要求纳粹官方正式同意自己取代帝国教会、成为德国新教唯一领导机构。(37)随着抵抗运动的激进派将《巴门宣言》的主张诉诸实践,标志着反“德意志基督教”的发展从谴责式的抵制进入到实践性的反抗,同时也意味着“教会斗争”演变进入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明认教会”与“德意志基督教”进入人事、组织等现实层面的争夺,而“明认教会”内部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争论也更加激烈,有的保守派人士因此退出“明认教会”,转向路德宗的中间立场。“达勒姆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该方案是《巴门宣言》神学思想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教会必须且只能倾听和遵循上帝的福音,并将自身建立在上帝的福音的基础之上,帝国教会在福音之外寻求自身的基础是一种异端行为,“达勒姆方案”就是要代表真正的基督徒切断与帝国教会之间的联系,并根据福音重建起教会的新体。与中间派的意见相同,方案的反对者认为《巴门宣言》仅仅是一份具有时效性的声明,用来提醒被“德意志基督教”所蛊惑的人是福音而不是纳粹主义在教会中起基础作用,因此《巴门宣言》的实践就应该是祛除教会的纳粹因素,恢复原有的路德宗传统。《达勒姆方案》争论的结果是:围绕着分歧,“明认教会”的领导层出现了分裂,最终形成了两套领导班子,一方是“德国福音教会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he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由方案的支持者构成,认为不能与“德意志基督教”和纳粹的宗教政策妥协,尼穆勒为领导;另一方是“教会临时委员会(the Provisional Church Directory)”,由来自保守派尤其是“贞洁教会”的人士组成,要求缓解与纳粹政府之间的紧张状态,领导人是马拉伦斯主教。此外,“教会斗争”的这种演变对战后德国新教界的影响非常大:战后召开的第一次新教宗教会议(1945年8月的特雷莎Treysa会议)就差点没开起来,原因就是会议就德国新教教会今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以《巴门宣言》为基础,构建新型的德国新教教会;另一种则认为应该恢复19世纪以来正统路德宗的传统,也就是恢复1934年以前的教会形式。(38)
1935年3月,第三帝国的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逮捕了700多名牧师,罪名是涉嫌诋毁“德意志基督教”所倡导的有关“人民教会”的主张。针对纳粹的政治压迫,“明认教会”于1935年5月在奥格斯堡召开了第三届明认教会全体会议。原先分裂的两派同意停止争论,回到统一的抵抗立场上来。然而这次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只是统一了抵抗的态度,并没有确定任何理论或行动的纲领。一些牧师如马尔伽·莫赛克(Marga Meusek)、马丁·阿尔贝茨(Martin Albertz)等试图在会议上提交有关同情和支持犹太人的提案,也被会议拒绝讨论。激进派的领袖之一巴特甚至遭到排挤,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巴特评价本次会议时说道:“教会在这次会议上表现出对百万受压迫者的漠不关心,依旧没有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做出回答,它关心的只是自己内部的那点事情。”(39)
 
1935年7月,鉴于抵抗运动的强势,纳粹政府认为“德意志基督教”没能很好地完成将基督教会与第三帝国“一体化”的预定目标,从而变换措施,加大了对抵抗运动的政治压力。纳粹罢免了帝国主教穆勒,成立一个新的部门专门负责宗教事务,并任命汉斯·克尔(Hanns Kerrl)为该部部长。克尔是希特勒的密友,曾任普鲁士司法部长,他试图建立起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宗教委员会,由各教派派驻代表,以此来统辖和管理各教派,以遏制教会的抵抗运动。达勒姆派拒绝与克尔合作,认为克尔时代政权对教会生活的干涉比穆勒时代更加猖獗。(40)迪贝利乌斯也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备忘录《国家教会在这里》(Die Staatskirche ist da!),谴责政府对教会自主性的侵犯。(41)
 
面对纳粹政权的政治压力,“明认教会”于1936年2月在巴特奥伊豪森(Bad Oeynhausen)召开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没能像上次会议一样就抵抗运动达成共识,而是继续和加深了由来已久的分裂。从此以后,这一分裂就再也没有弥合过,“明认教会”内部的两套领导班子也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其中保守派以马拉伦斯、梅泽尔和乌尔姆为首,目标是保持教会的自主性,但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向纳粹政权妥协和争取合作。激进派以尼穆勒和巴特为代表,要求更大的教会自主权,方式是积极的谴责和抗争。这两种观念的冲突也直接影响到了战后东西德国新教界持续不断的、几乎涵盖从圣礼的意义与操作、教会与政权的关系到国家的基础等所有的神学问题的讨论。
 
从第四次“明认教会”全体会议结束到1939年二战爆发,纳粹对抵抗运动的政治压迫越来越严重,教会内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相互攻讦也越发激烈,教会的有识之士也充分认识到了任何神学宣言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政治衍生物,在实践领域是不可能做到就神学而言神学的,神学宣言终究会和国家法律发生冲突。因此,各方势力都开始有意识地将理论争论引向政治层面,从而使“教会斗争”在这期间便愈来愈含有政治涵义:一方面,纳粹政权开始禁止教会在教堂之外的一切活动,学校教室里撤除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教会学校受到排挤,不少人士受到法庭审判或者被关进集中营。另一方面,以巴特和尼穆勒为首的达勒姆派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立场,巴特明确地表示就反对纳粹来说,《巴门宣言》和“达勒姆方案”不应仅仅被看作神学声明及实践,要承认它们“同时也是政治宣言及行动纲领”,(42)如果不认清这一点,“抵抗运动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结果的”。(43)巴特因激进的言论被驱逐回瑞士,尼穆勒则公开地在布道中宣称教会不能够再保持沉默,要听从上帝的命令,对冒充上帝命令的人进行斗争,他因此被捕,先后关押在柏林和慕尼黑附近的集中营里。达勒姆派的其他人士如奥斯穆森等也不再像以前因为考虑到抵抗运动的内部团结而照顾保守派的情绪,而是宣称应该区分教会的内部矛盾和教会与纳粹政权之间的矛盾,主张搁置前者,把后者视为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对纳粹粹及其政策进行公开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方面,包括“明认教会”内部的保守派和新教界其他的中间派,无论在思想、组织方面都始终没有做好真正抵抗纳粹政权的准备,因为对于这些深受路德宗传统浸染的人来说,坚持教会的自主性、反对国家对教会自决权的干涉是首要的,但像激进派哪样质疑国家的合法性和政策动机就是难以想象的了,这也是他们对激情派的“冒着个人和教会的双重生命危险与国家抗衡”(44)的做法表示不解和反对的原因。
 
将“教会斗争”的政治化推向高潮的是达勒姆派于1938年11月发布的一份布道式的声明,该声明向上帝祈求对国家所犯罪行的宽恕,声明中说:“我们已经容忍了太多冒称上帝福音的东西。上帝啊,我们向您忏悔这个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您的名被他们玷污,您的话被他们攻击,您的真理被他们反对,明明暗暗地发生了太多的不公义。”(45)纳粹政权明确地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叛国罪”,这是纳粹对抵抗运动最严重的政治迫害,也是“教会斗争”政治化最明显的标志。
 
1939年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序幕,纳粹的宗教政策此刻又有了较大的变化,它不再具体区别对待教会的亲纳粹派、抵抗派和中间派,而是仅以是否对国家忠诚为标杆,全力消除一切不忠于政权的言行。这意味着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将不成为可能,摆在教界人士面前的也不再是之前有关教会自主权和如何理解政教关系的问题,而是具体到个人如何正确处理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忠诚与对信仰的灵性忠诚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尤其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一是对纳粹侵略战争的态度,其二是对“屠犹”的态度。
首先,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对于“德意志基督教”并不困难,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基督教与第三帝国“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对他们来说,做一个爱国者和做一个好信徒之间没有什么冲突。“明认教会”的态度则比较有意思:他们区分了对“父土(Vatterland)”的热爱和对政权的支持,对前者的肯定并不与否定后者相冲突,这就使他们可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爱国主义甚至帝国沙文主义,认为战争是荣耀“德意志父土”、洗刷一战屈辱的方式,另一方面却又不违背《巴门宣言》第五节关于教会对政权具有指导、限制和监督等作用以及优先性的规定。出于这种观念,“明认教会”的绝大多数人士在1938年与“德意志基督教”一起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并将这一效忠等同于对基督徒对于上帝的忠诚。这种暧昧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它至少使得很多新教人士躲过了纳粹的政治迫害。对德国入侵波兰,大部分新教人士是持赞同态度的,另一小部分则保持了沉默,如约翰·康威所描述,全都“傻站在那儿,心中充满困惑,没法言声也没法行动。”(46)
 
对于犹太人问题,德国新教界的态度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即使在1938年11月9日发生了“水晶之夜”事件,(47)激进如“明认教会”都没有任何官方的声明或谴责,有的只是个别人士以个人身份表达的谴责,然而最重量级人士如巴特、梅泽尔、乌尔姆等人基本都保持了沉默。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从此开始在东欧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消息传回德国后,新教界颇感震惊,“屠犹”一时成为敏感话题。但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新教教会就“屠犹”仅发表过一份正式的谴责声明,发表于1943年10月,表示“屠杀人类,即便因为他们是异族、罪犯或者身有残疾,都不能与上帝之国的原则相符。”(48)声明还号召基督教徒向非雅利安兄弟即犹太基督徒施加爱心,但这一号召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新教教会的认可。
 
可以看出,1939年之后的德国新教界对纳粹的战争和屠杀行为基本上保持了沉默,这标志着“教会斗争”从此进入消沉阶段。随着尼穆勒的入狱和巴特的远走,乌尔姆凭借其个人威望和温和立场赢得了激进和保守两派的尊重,并开始在“明认教会”内担任领导地位。从1940年开始他就致力于弥合分歧、让教会重归一统(Einigungswerk),最终在1943年的复活节,在他的主持之下,86位重要的德国新教界人士共同签署了一份名为“教会的秩序与职责(Auftrag und Dienst der Kirche)”的声明,宣称《圣经》是上帝律法和福音的唯一来源,反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对教会自主性的影响,重申教会有权力有义务任何世俗事物面前宣扬上帝之国。很明显,这是一份“立场温和的、协调了激进和保守两派观点”(49)的声明。在它的基础上,“明认教会”内部达成了暂时的和解,同时德国新教界完全被纳粹政权控制,再也没有能够就纳粹的暴行进行抵抗,“教会斗争”从此划上了句号。
 
四、结语
 
德国新教的这一段教会斗争历史,如今虽已烟消云散,但仍让我们余思未尽。宗教难以和政治完全撇清干系,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宗教服务于政治,也是合理的,可以为当时后世理解的。但宗教终归是宗教,政治终归是政治,二者结合不太恰当时,就会出现问题。问题无非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政治出于政治的需要,压迫宗教;二是宗教出于现实的需要,屈服于政治,甚至迎合政治;三是宗教出于理想的需要,发出各种反抗的声音,引发原有统一模式的分裂。纳粹时期德国新教的教会斗争便是这些问题的典型反映。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一至理名言成为新教传统,可以说教界大众起初支持纳粹确实是受这个传统影响,对纳粹的本质认识不清。但将希特勒与基督并称,将纳粹十字与基督受难十字并列,则是荒唐之举,不光是有违新教传统,也颇有媚政之嫌。有了对政治的被动迎合,甚至主动献媚,必然会引起不同意见,教会斗争体现了这个规律,也体现了德国新教坚持真理的正气与精神。教会斗争的一切争论都可以看作是对极权的抗争,尽管出于策略,都控制在教会内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即使对神学理论而言,教会斗争中的一些理论家和文献,如巴特和《巴门宣言》,也具有正本清源、厘清思想的重大意义。教会斗争随着国家进入战争而偃旗息鼓,也是势所必然,当政治进入疯狂时期时,不做无谓的牺牲也是明智的。还是应该牢记新教的传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也应该牢记德国新教的历史教训,莫以为事情会永远如此。当有迹象表明上帝和凯撒有可能合二为一时,无论是宗教界、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都要有所警惕。
注释:
 
①德国的联合宗主要分布在普鲁士,其主体部分是the Church of the Old Prussian Union,因为经历过诸如1817年德皇威廉三世主持的教派(路德宗与改革宗)合并,因此经常被认为同时受到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影响,可以看作是这两者的结合体,但实际上其神学传统和实践具有非常多的路德宗特征。参见Bigler,Robert M.The Politics of German Protestantism:The Ris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Elite in Prussia,1815—1848.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37;Borg,Daniel R.The Old-Prussian Church and the Weimar Republic:A Study in Political Adjustment.1917—1927.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4.chap.1.
②即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又称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简称国社党,通称纳粹党。德文: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NSDAP;英文: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通称Nazi Party。
③⑥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p.18.
④ibid,p.17.
⑤Matheson,Peter.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Christian Resistance and Complicity during the Nazi Era.Edinburgh:T.and T.Clark.1981.pp.16—17.
⑦Heschel,Susannah.The Aryan Jesu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3.
⑧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9页。
⑨Heschel,Susannah.The Aryan Jesu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xi.
⑩ibid,p.3.
(11)Frey,Arthur.Cross and Swastika:the Ordeal of the German Church.London:SCM Press.1938.p.113.
(12)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18.
(13)ibid,p.19.
(14)Neumann,Peter.Die Jungreformatorische Bewegung.Gottinggen:Vandernhoeck and Ruprecht.1971.pp.108—114.
(15)Gerlach,Wolfgang.And the Witnesses Were Silent: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Persecution of the Jews.trans.Victoria Barnett.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0.pp.11—49.
(16)Douglass,Paul.God among the Germa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5.p.133.
(17)Bonhoeffer,Dietrich.“The Church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in No Rusty Swords,ed.E.H.Robert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5.pp.221—229.
(18)Bethge,Eberhard.Dietrich Bonhoeffer:A Biography.Minneapolis:Fortress.1999.pp.304—323.Willis,Robert E.“Bonhoeffer and Barth on Jewish Suffering: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logy and Moral Sensibility” .in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No.4 (Fall 1987):pp.598—615.
(19)Barth,Karl.Theological Existence Today!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33.pp.67—68.
(20)ibid,p.64.
(21)Barth,Karl.“The Church's Opposition in
1933” .in The German
Church
Conflict.Richmond:John Knox Press.1968.p.16.
(22)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2004.p.22.
(23)Scholder,Klaus.A Requiem for Hitler: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Eugune:Wipf & Stock Publishers.2008.p.102.
(24)Barth,Karl.Church Dogmatics.Edinburgh:T.and T.Clark.1962.Volume 2.pp.172—182.
(25)Jungel,Eberhard.Christ,Justice and Peace:Toward a Theology of the State in a Dialogue with the Barmen Declaration.Edinburgh:T.and T.Clark.1992.p.223.Heschel,Susanna. “Nazifying Christian Theology:Walter Grundmann and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Eradication of Jewish Influence in German Church Life” .in Church History.No.4.1994.pp.587—605.
(26)Forde,Gerhard O.The Law-Gospel Debate: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History Development.Minneapolis:Augsburg.1969.p.138.
(27)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27.
(28)Heschel,Susannah.The Aryan Jesu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4.
(29)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p.28.
(30)Hesehel,Susannah.The Aryan Jesus.p.4.Hoe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16.
(31)Sasse,Hermann.“Against Fanaticism” .in The Lonely Way.St.Louis: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2002.pp.307—310.
(32)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209.
(33)Elert,Werner.Law and Gospel.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1.p.4.
(34)Busch,Eberhard.Karl Barth: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trans.John Bowden.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6.p.254.
(35)参见The Encyclopedia of the Lutheran Church.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65.p.194.
(36)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29.
(37)Douglass,Paul.God among the German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5.p.261.
(38)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p.29.
(39)Busch,Eberhard.Karl Barth: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trans.John Bowden.Philadelphia:Fortress Press.1976.p.261.
(40)Matheson,Peter.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Christian Resistance and Complicity during the Nazi Era.ed.Peter Matheson.Edinburgh:T.and T.Clark.1981.p.56.
(41)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31.
(42)Busch,Eberhard.Karl Barth:His Life from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Texts.p.273.
(43)Hockenos,Matthew D.A Church Divided:German Protestants Confront the Nazi Past.p.32.
(44)Bethge,Eberhard.“Troubled Self-Interpretation and Uncertain Reception in the Church Struggle” .i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and the Holocaust.eds.FranklinH.Littell and Hubert G.Lock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4.p.174.
(45)Helmreich,Ernst C.The German Churches under Hitler:Background,Struggle and Epilogue.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9.p.230.
(46)Conway,John.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1933—1945.Vancouver:Regent College Publishing.1997.p.231.
(47)德文Reichskristallnacht、Reichspogromnacht、Novemberpogrome;英文Crystal Night、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奥地利也有94间犹太教堂遭到破坏。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所以,有德国人讽刺地称之为“水晶之夜”。“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开始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51年后的1989年,同样是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但因为当年“水晶之夜”的“羞耻”,德国将统一纪念日定在10月3日。
(48)Gutteridge,Richard.Open Thy Mouth for the Dumb: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and the Jews,1879—1950.Boston:Blackwell Publisher.1976.p.238.
(49)Thierfelder,Jorg.Zusammenbruch und Neubeginn:Die evangelische Kirche nach 1945 am Beispiel Wurttembergs.Stuttgart:Quell.1995.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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