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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世界基督宗教发展重心的“南移”
发布时间: 2017/5/25日    【字体:
作者:孙艳燕
关键词:  基督教 南移  
 
 
在世界基督宗教发展历史上,20世纪之中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当数其发展重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了。基督宗教在其若干个世纪以来的大本营欧洲和北美的发展如今远不如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繁荣兴旺。二者的发展态势可谓大相径庭,似乎已形成“衰落”与“复兴”的鲜明对照。自20世纪晚期起,西方学术界和教会人士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一基督宗教重心的“南移”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似已造成世界基督宗教发展格局的转变。即便如此,迄今为止,世界基督宗教的主导力量仍集中于欧美等“北方”地区。本文拟澄清“北方”与“南方”的范围,并依次分析基督宗教重心“南移”的表现、“南方”基督宗教的特点、“南方”基督宗教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北方”基督宗教占据的优势地位。
 
一、“北方”与“南方”的范围
 
谈到基督教发展重心的转移,以地理上的南半球和北半球划界,稍显绝对,但其含义大体上是指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划分。美国波士顿大学神学院达纳·罗伯特(Dana L. Robert)教授认为,“北方”、“南方”的称呼并不准确和充分,就如“西方”/“东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等术语一样。但基于现今大多数教会增长的地理现实,她仍选择使用像“‘南方’基督教”这样的术语。[1]另一位美国学者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以“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来指代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2],“北方世界”(global North)指代欧洲、北美和日本[3]等地,并特别指出,“南方”与“北方”的划分更大程度上是财富和资源的享用权这方面的含义,而地理位置方面的特征是次要的。[4]具体来说,本文在论述全球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提到“北方”时,主要是指欧洲和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南方”则主要指亚洲[6]、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
 
二、世界基督宗教发展重心“南移”的表现
 
2010年6月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1910年世界宣教大会百年纪念活动中,明确了“北方”向“南方”的转向,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基督教的重心明显南移。”[7]达纳·罗伯特认为,自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人及他们的后代向南半球进行了“大规模文化和地理上的转移”[8]。“基督教王国”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昔日欧洲的“基督教王国”已风采不在,在“20世纪初人们所熟知的‘基督教王国’到20世纪末已成稀世珍品”[9]。而当“基督教王国”已“被大多数欧洲人抛弃时,却正接受非洲人的热切拥抱”[10]当英国,甚至美国如今被人们斥责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时,赞比亚于1991年宣布成为“基督教国家”。时任赞比亚总统弗雷德里克·奇卢巴(Frederick Chiluba)宣告:“《圣经》是上帝之道。只要进入与上帝的圣约,并服从上帝之道,一个国家便会得到赐福,这在《圣经》中有很多明证。”[11]达纳·罗伯特指出,到20世纪末,“一位典型的基督徒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12]
 
除欧洲和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英联邦国家在20世纪也经历了类似的世俗化进程。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它们与欧美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宗教危机。宗教归属、教堂参与等指标下滑的同时,世俗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借助媒体反对宗教的声势愈发壮大。流行文化动摇了恒久的宗教确定性,福音派、灵恩派等超宗派宗教组织的分裂与合作盛行。[13]
 
从数据上看,世界基督徒人口的地区分布在20世纪变化显著。在20世纪初期,世界上大约80%的基督徒居住在欧洲、俄罗斯帝国和北美洲,只有5%在亚洲和非洲。到了2000年,前者的比例降至约40%,而后者增至32%。[14]根据类似的统计,在20世纪初期,欧洲人约占世界基督徒的70.6%,这一比例到20世纪末降至28%。而拉美和非洲基督徒到20世纪末已占世界基督徒总数的43%。[1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2011年12月发布了一份关于世界基督教人口规模和分布情况的报告。其统计数据显示,一个世纪之前,“北方世界”(北美洲、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基督徒人口超出“南方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四倍多。“北方”基督徒占世界基督徒人口总数的82.2%,“南方”仅占17.8%;如今,世界上超过13亿基督徒居住在“南方”,占世界基督徒人口总数的60.8%,而只有大约8.6亿基督徒居住在“北方”,占39.2%。[16]
 
在教会归属方面,有美国研究机构统计,欧洲和北美洲的教会成员占世界教会成员总数的比例自1800年起逐步下滑:1800年为90.6%,1900年为82%,1970年为56.8%,2000年为40.1%。预计到2013年中期,这一比例为35.1%,到2025年更将下降至30.6%。与此相比,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会成员占世界教会成员总数的比例自1800年起逐步上升:1800年为14.1%,1900年为17.2%,1970年为42%,2000年为58.8%。预计到2013年中期,这一比例为63.8%,到2025年更将上升至68.3%。[17]
 
从宗派角度来看,以天主教为例,从2004年至2009年间,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神职人员的数量,非洲的增长幅度均为最高(分别为20.6%和17.6%),其次为亚洲(10.9%和15.0%)和南美洲(两项均为6.9%)。而在北美洲和欧洲,不仅天主教徒的数量增长幅度小(北美洲4.7%,欧洲1.9%),神职人员的数量不升反降(降幅分别为北美洲6.8%,欧洲4.5%)。[18]
 
从地区角度来看,以非洲为例,非洲基督徒人数在1900年为990万,仅占非洲总人口的9.2%;1970年为1.44亿,已占总人口的40.3%;2000年为3.6亿,占总人口的46%;预计到2025年为6.34亿,占总人口的48.8%。[19]非洲的教会成员自1900年以来占世界教会成员总数的比例逐步升高。1900年为1.67%,1970年为10.33%,2000年为19.17%。预计到2013年中期,这一比例为22.7%,到2025年更将上升至26.5%,为各大洲之最。[20]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基督徒人数在1900年为20万,仅占尼日利亚总人口的1%;1970年为2200万,已占总人口的44%;2000年为5100万,占总人口的46%;预计到2025年为8600万,占总人口的47%。[21]到20世纪晚期,非洲已成为圣公会信徒最多的大洲。在出席1988年兰伯斯会议的735位圣公会主教中,有224位来自非洲,而来自英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主教只有139位。[22]在尼日利亚,圣公会称其已有1700万受洗成员,而美国只有280万。[23]
 
当然,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全部,但确实非常重要。如今,当“北方”学者和教会人士抱怨世俗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之时,“南方”基督徒们愈发自信地以《圣经》的语言表达其坚定的信仰。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不久之前,基督教才发展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宗教。
 
三、“南方”基督宗教的特点
 
基督教发展重心在“南移”的过程中,“南方”基督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似与“北方”基督教渐行渐远。
 
(一)在神学思想方面,“南方”与“北方”愈发呈现出保守与自由的分裂。虽然英美等国家的保守派教会发展势头良好,但适应社会自由化倾向的宗派仍为主流。而在亚非拉等“南方”地区,无论是对《圣经》的解读、对待权威的态度、抑或是对性别、道德等社会问题的看法,都较“北方”教会保守得多。[24]几十年前,“北方”教会对“南方”的保守倾向不屑一顾,认为他们缺乏神学高度。但如今,“南方”的保守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菲利普·詹金斯的观点,北美和欧洲的神学已经不再是标准版本,所谓神学应按照地方特色分别称作“非洲神学”、“亚洲神学”、“北美神学”等等,而神学的议题也要由“南方”主导了。[25]
 
以对《圣经》的解读为例。不同于“北方”自由派教会强调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脚步,根据时代精神、社会处境来解释《圣经》,“南方”教会更倾向于“按照字面意思,甚至是基要主义的方式阅读《圣经》”[26],“更真实和直观地阅读《圣经》”[27]。詹金斯认为,在这一点上,旧有的基督教王国必须让“南方”的声音拥有优先权[28]。基督教由此正经历着一种回归,“回归至《圣经》本源”。[29]
 
由于与“北方”教会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南方”基督徒在阅读《圣经》时更看重“超自然的观念”,更关心关于“殉教、压迫和放逐等《圣经》核心的社会和政治主题”,而这些在“北方”看来陌生的基本前提在“南方”都是正常而普通的。[30]且看一看“南方”基督徒的现实处境。就殉教来说,世界上几百万基督徒生活在受压迫或被强迫改变信仰的危险之中,若不放弃信仰便将面临死亡的痛苦。这样的危险存在于像尼日利亚、埃及、苏丹、卢旺达、危地马拉或印度尼西亚等“南方”地区。世界各地教会的布道全都提到死亡和复活,但这只有在“南方”地区才如此真实。就放逐来说,现今世界上大约一半的难民在非洲,其中的几百万人是基督徒。为难民提供社区的聚合力、给予他们希望的,往往是教会。因此“放逐与回归获得了强有力的宗教象征意义”。[31]《圣经》中很大一部分内容非常符合当前“南方”基督徒身处的残酷社会现实。比如,上帝的子民面对邪恶的世俗权威时所遭受的苦难。耶稣谈到当基督徒遇到信仰的考验时、遭到放逐或逼迫时应当怎样做。因此,《圣经》的经文看上去对当今“南方”基督徒更有意义。在殉教和放逐的背景下阅读《圣经》,难怪众多“南方”基督徒“在寻找应许”[32]。他们相信,自己的苦难只是暂时的,上帝会帮助他们,将其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圣经》还赋予他们力量,反抗压迫,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经》中关于不屈服于异教徒迫害的内容对现代西方人已经失去了直接的相关性。基督教观念早已成为西方人每天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了。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北方”教会对《圣经》的解释已经变得更适合富足而安逸的现代西方人的口味。在“南方”基督徒看来,“北方”人强调根据时代精神来解释《圣经》,那说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圣经》。[33]当代西方学者和教会人士也逐渐意识到“南方”视角的重要意义,认为以这样一种“朴素的眼光看到的答案是非常令人惊异的”。人们应当将基督教看作一种全球的,而非西方的现象,这样才有可能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阅读《圣经》。如果不顾读者自身经验的重要区别,而试图以人类的统一标准理解《圣经》,是危险的,会有人“欺骗性地声称虚假的基督教真理”。[34]
 
(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在“南移”的过程中,已逐渐本地化、本土化,以至于“南方”基督教已不仅仅是“北方”基督教的移植版本。起初,“南方”基督教是西方差传事业的产物,而这与西方国家对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殖民统治难脱干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基督教已经在“南方”扎根,并呈现出各种蓬勃发展的独特形式。根据达纳·罗伯特的研究,即使在殖民地时期,“南方”本地的基督徒,即男女传道师和先知们,对当地人民而言始终都是基督教最有效的解释者。而且,基督教在西方殖民者离开之前就已经本地化了,非西方基督教的扩展因而成为可能。[35]
 
例如,在非洲,本土形式的基督教扩展迅速。[36]自19世纪80年代起,非洲人领导的教会就开始从传教士教会中分离出来。最早的独立教会在教会事务上强调非洲民族主义,认为非洲人应当领导他们自己的教会。到20世纪中叶,最大的非洲人自创教会(African Initiated Churches)以灵性教会著称。随着《圣经》被译成多种非洲语言,先知式的非洲领袖依照非洲文化实践对《圣经》作自我解释。许多人被吸引到非洲人自创教会中来,因为它们专注于通过祈祷、按手礼及用圣水和其它疗法进行身心治疗。灵性教会的扩展还因为它们发动了强有力的传教运动并派遣了传道团。这些传道团在各地村庄载歌载舞、祈祷、讲道、进行治疗,把民众吸引到具有活力的崇拜生活中来。到1984年,在非洲大陆43个国家,非洲人建立了7000个独立的本土教会。到20世纪90年代,南非有超过40%的黑人基督徒是非洲人自创教会的成员。
 
在拉丁美洲,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其本土教会均获得了长足发展。[37]在天主教方面,“梵二”会议之后,拉美天主教会开始使用本国语言做弥撒,并反思了其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拉美主教们号召教会与穷人站在一起,支持新兴的“解放神学”。教会领袖引导穷人读书识字并维护其人权。当平信徒们开始在作用类似查经班的基层圣教团(Base Christian Communities)聚会,反省作为社区的教会与社会非正义的关系时,拉美天主教会获得了长期以来缺乏的活力。基层圣教团把查经和灵修引入天主教的实践。而拉美天主教徒一旦习惯于自己查经,就开始组建自己的教会并脱离天主教。对于“解放神学”过高期望幻灭之后的天主教徒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达纳·罗伯特认为,20世纪后期拉美天主教增长的形式和结构都已经不是西方基督教机构或神学框架所能容纳。在新教方面,拉美五旬节派教会的增长尤其迅速,其势力在危地马拉、波多黎各、萨尔瓦多、巴西和洪都拉斯等国最为强盛。新基督徒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创立的神国普世教会(the Universal Church of the Kingdom of God)等五旬节派团体。到1990年,这一土生土长的教会在整个拉美已拥有800座教堂以及由2000名牧师牧养的200万信徒。根据如此事实,达纳·罗伯特感叹,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改革所产生的那种典型教会,都容纳不了今日拉美基督教的活力。[38]
 
基于对“南方”基督教的总体研究,达纳·罗伯特总结了这一特点:“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基督宗教在本土和基层领导、嵌入当地文化、依据本国语言的《圣经》等方面是共同的。”[39]而菲利普·詹金斯认为,“南方”这一“新基督教王国”是崭新的和发展中的实体,虽然与其前身,即欧洲老基督教王国有多大区别,我们仍需拭目以待。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在非洲或亚洲与在欧洲同样真实。[40]
 
(三)虽然“南方”基督教总体上存在着共同特征,其内部差异不应被忽视。既然“南方”基督教并非“北方”基督教的移植版本,并且已经逐渐本地化、本土化,在“南方”扎根,那么由于各国、各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有别,基督教在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便呈现出各自的特色,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即使在一洲内部,情况也多有差异。这一点如同欧洲与北美之间、欧洲国家之间以及北美国家之间的差异,同样值得研究。
 
例如,基督教所处地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均有所不同。在东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基督教虽然发展迅速,但基督徒目前仍居于少数派地位,仅占总人口的5%至10%,而且这样的比例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在此种情形下,基督徒面临的挑战是与社会上多数群体之信仰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1]基督徒为争取基本的社会地位,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是流血和死亡。因此,我们尚不能说,“基督教王国”已在亚洲建立起来。
 
在非洲,信仰万物有灵的本土宗教在20世纪初占优势地位,但随后逐渐衰落。本土宗教信仰者在1900年占非洲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到2000年该比例降至9.7%;伊斯兰教在20世纪初已有较大规模,但随后增长较慢。穆斯林在1900年占非洲总人口近三分之一,到2000年该比例增至40.5%,增长了不足10个百分点;基督教的发展可谓后来居上。基督徒在1900年仅占非洲总人口的9.2%,但随后发展迅速,令穆斯林感到震惊。基督徒数量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超过穆斯林,1970年时两者占非洲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0.3%和40.1%。到2000年,基督徒已占非洲总人口的46%,而穆斯林占非洲总人口比例为40.5%。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人口差距仍有继续拉大的趋势。[42]在非洲内部,各国的情况也有不同。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在埃及和苏丹,穆斯林居多数,基督徒是强大的少数派;在刚果和乌干达,基督徒居多数,穆斯林是强大的少数派;而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人数不相上下。[43]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在非洲呈势均力敌的状态之时,信仰间的差异与冲突问题便显现出来。宗教迫害与殉教的事件在非洲并不罕见。即使同为基督教发展迅速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督教在各地呈现出的发展形式亦多种多样[44]。
 
在拉丁美洲,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和新教各宗派形成了竞争局面。天主教在拉丁美洲居传统优势地位,但在20世纪中期发展减缓。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梵二”会议的改革思潮等这些曾经促进西方国家世俗化进程的因素在这里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很多拉美天主教徒变成体制宗教冷漠的实践者。[45]当然,宗教实践在各国有所差异。比如,每周日去教堂做弥撒的信徒比例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很高,而在古巴却很低。[46]不过,天主教会做了很大努力采取改革措施对自身进行修复,因而在20世纪后期获得了复兴。教会失去了几百万冷漠的信徒,却迎来了大批活跃者。进入神学校学习的学生数量也大幅增长。[47]在20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中,拉美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增长幅度超过了70%,这与欧美国家的下降趋势形成了鲜明对照。仅在墨西哥,神职人员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从5,834人增加到13,173人。而且,拉美大部分地区神职人员数量的增长主要来自本地,而非外国传教士。[48]
 
在20世纪后半叶的拉丁美洲,发展最为迅猛的当属新教中的五旬节派。这一发展亦来自拉丁美洲内部,并非由外国传教士传入。与主流新教教会不同的是,五旬节派教会力量的壮大主要来源于社会边缘地带,以至于成为“大众避难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五旬节派除强调圣灵之外,还强调能够从对上帝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中期待财富和健康。[49]到2000年,五旬节派教会已在拉丁美洲获得了显著的地位。拉丁美洲的新教信徒共约5,000万,根据国别差异,五旬节派信徒占有其中的75%到90%。五旬节派在巴西的增长是最明显的例证。从1990年至2000年这十年间,主要由五旬节派信徒构成的新教信徒翻了一番,由1,300万增长到2,600万。拉丁美洲新教信徒中的一半在巴西,约占其人口总数的15%。而危地马拉新教信徒的数量占到了其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当然,新教的发展虽遍及拉美各国,但在其中一些国家规模较小。[50]
 
总体看来,基督教在“南方”各地发展形态各异。按照达纳·罗伯特的观点,“南方”的新基督教是非常本地化的运动。我们应当承认来自各运动内部的分歧,根据各运动自身的内部逻辑加以研究,而不能“忽视当前各种运动之间基本的历史和神学上的差异”。例如,我们不能给非洲自创教会贴上五旬节派的标签;在研究韩国民众基督教时,应注意到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即韩国首尔的汝矣岛纯福音教会(The Yoido Full Gospel Church)受到韩国萨满教的影响。[51]一方面,基督教首先是一种世界性宗教,遍布全球各地的基督徒都信仰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是地方宗教。非洲裔美国学者拉明·桑纳(Lamin Sanneh)指出,由于使用本地语言来称谓上帝和传播《圣经》,基督教已自我转化或具体表现为地方文化。[52]因此,基督教已成为“某种全球和地方成分的合成,并具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各地基督教都是世界宗教的“经”与本地处境的“纬”富于创造性的结合。[53]难怪美国学者菲利普·詹金斯感慨,观察“南方”基督教可以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我们自认为很熟悉的宗教。而且,我们似乎正在“第一次重新审视基督教”。[54]
 
四、“南方”基督宗教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客观地来看,“南方”基督教在20世纪的发展,是由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差传事业打下的基础。当然,这与随后而至的西方殖民统治密切相关。西方差传事业为“南方”播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种子,亦为其带来了西式教育。据统计,1935年,各种差会在全世界经营着近5.7万所学校,其中包括100多所大学。这些教会学校用欧洲和当地两种语言进行教学,不仅宣讲《圣经》,传播基督教知识,更向当地人传播了民主政治、个人权利以及妇女和女童可受教育等西方理念。[55]而正是这些西方理念,为日后“南方”地区的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帮助当地人民反对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西方差传事业在总体上仍得益于殖民统治,如在殖民地获得传教特权、受赠土地、建立学校等等,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某种具有压迫性的、有时被利用来为自己谋利的政治处境之中”。[56]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导致亚非拉各地的基督徒数量开始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当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此过程中,“南方”基督教开始切断与欧洲帝国主义的关系。达纳·罗伯特认为,不断高涨的政治和宗教自决运动在实质上改变了“南方”教会的活动处境,从而使基督教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兴盛起来。对传教士家长式统治的摒弃,加上不断扩大的本地自主性,解放了基督教,使之变得更加适应本地处境。[57]“南方”基督徒对殖民主义的摒弃,也包括他们对西方传教士家长式统治及其欧洲中心论和道德优越感的摒弃。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当各国纷纷抛弃欧洲统治的遗产时,世界各地的教会也对西方传教士的家长式统治、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加以谴责。“传教士滚回家”这一口号掀起的声浪在7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1971年,菲律宾、肯尼亚和阿根廷的基督教领袖要求停止派遣传教士以结束“后进教会”对“先进教会”的依赖。1974年,全非基督教会议在赞比亚的卢萨卡集会,要求停止向非洲派遣西方传教士和提供经费,因其认为外国援助将造成依赖性并压制非洲人的领导权。[58]而另一方面,西方差传事业早先赋予“南方”教会的民主、人权、正义等理念,后在客观上成为当地人反帝、反殖及反对西方教会的工具。如在亚洲,“正如美国殖民地人民以英国式正义的名义起来反对英国统治一样,亚洲人也以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欧美的政治和社会学说来反对欧洲殖民主义。”[59]同时,教会学校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培养了一批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如在非洲,到二战时,西方所设教会已培养出一个基督教精英阶层,正准备建立各国的独立政府。当独立来临时,大多数非洲黑人领袖是基督徒。虽然基督教是少数宗教,但其追随者所发挥的作用,却比其人数比例重要得多。[60]总之,西方教会似乎在不经意间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制造了“掘墓”的武器。
 
第三,“南方”基督教在20世纪的大发展,自然离不开西方差传事业打下的基础以及二战之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考虑到基督教在当代“南方”地区的发展与基督教在中东地区兴起初期社会背景的相似性,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压迫是“南方”基督教,甚或世界基督教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如菲利普·詹金斯的观察,绝大多数且越来越多的“南方”基督徒,确实是穷人、处于饥饿状态、受迫害、甚至是被剥夺了人性的人。[61]就经济上的贫困而言,詹金斯认为,基督教与贫困紧密相连。如今一个典型的基督徒不是美国或西欧的肥佬,而是一个穷人,往往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难以想象的贫穷。例如,非洲仅贡献了全世界少于2%的GDP,却拥有世界人口的13%。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基督徒生活在政局动荡、生产力低下、教育和医疗状况令人堪忧的境遇之中。[62]就政治上的压迫来说,詹金斯认为,基督教具有颠覆等级和传统的力量。其主要的受益者往往是传统上被排斥的群体,甚至是在传统种姓制度下遭受折磨的人们。而《圣经》能够赋予他们力量,使其学会大声疾呼,索求自己的社会地位。[63]“南方”教会在此种境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非洲,当腐败的独裁统治之下的政治和经济机构开始崩溃时,教会成了反抗政府的少数具有道义权威和国际联系的机构。在非洲的某些地区,教会的基本设施和国际联系为维持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较政府更大的保障。[64]因此,达纳·罗伯特认为,基督教在“南方”增长,支持在那里遭受政治动乱和经济困难的民众建立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生活。[65]詹金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在穷人和受压迫者之中发展得非常兴旺。基督教当然在其它处境中,甚至是在和平与繁荣中,也能够取得成功,但恐怕更难,像穿针引线一样难。[66]
 
五、“数量”与“质量”的对比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世界基督教发展重心的南移和“南方”基督教迅速发展的事实。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即“数量”与“质量”的对比。一方面,从“数量”上来看,就基督徒人口的世界分布来说,如上文所述,“北方”地区占世界基督徒总数的比例持续走低,而“南方”地区所占比例则不断上扬。“南方”基督徒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在提高。与“北方”地区因世俗化的冲击而导致的教会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方”基督教如火如荼的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北方”教会仍把握着主导权。在诸如资金、教育资源、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北方”仍占据优势。
 
首先,从思想层面来看,虽然亚洲神学、非洲神学或拉美神学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它们的系统研究仍相对欠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神学仍居于主流地位。例如,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当大学里讨论天主教时,涉及到的问题都指向自由派的西方,而非拉美或非洲鲜活的宗教实践。西方学术界在人文科学领域具有强烈的自由派倾向,以致大学里的宗教研究系很少设立研究五旬节派教会的课程,而教授佛教或伊斯兰教的课程却很多。詹金斯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治上的偏见,对五旬节主义和基要主义的忽视。[67]到目前为止,总体看来,学术界对“南方”基督教的研究较少,认识不足。
 
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南方”基督徒数量大幅增加,但神职人员数量很少。欧美教会掌握着巨大的财富,但与之前的几个世纪相比,它们对“南方”教会的兴趣与投入大为减少。正当“南方”信徒数量增长迅速,急需帮助之时,“北方”主流教会已显著削减在宣教方面的投资。究其原委,一方面是主观上表现出的对过去文化帝国主义谴责的回应和负疚感,另一方面是客观上的资源不足。由于世俗化的冲击,欧美教会自身的神职人员都处于短缺状态,更不要说向“南方”派出了。以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为例,神职人员与信徒的“南、北”比例失衡。“北方”的天主教徒只占全球的35%,却拥有68%的神职人员;拉丁美洲的信徒占42%,但仅拥有20%的神职人员。按照神职人员与信徒的比例计算,“北方”的神职人员比“南方”多四倍。在美国,神职人员与信徒的比例为1比1,200,而在墨西哥是1比6,400,在巴西是1比8,800。[68]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虽然巴西的天主教徒人口为世界各国之最,甚至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三国天主教徒人口的总和,超出意大利天主教徒人口两倍还多,但其神职人员的数量还不足意大利的一半,仅居世界第六位。[69]非洲天主教的情况也不乐观。在尼日利亚的一些教区,神职人员与信徒的比例为1比8,000。虽然信徒人数在近五十年里增长迅速,但神职人员短缺的问题让人不得不担心,这种繁荣发展的势头能够维持多久。[70]神职人员是教会的中坚力量,对教会的发展至关重要。“南方”教会神职人员极度短缺,导致神职人员与信徒比例失衡、神职人员与信徒的“南、北”比例失衡这两大问题,说明在神职人员这一人力资源的分配方面,“南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而这很可能预示着“南方”基督教发展的后劲不足。
 
第三,“南方”基督徒与“北方”基督徒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如上文所述,基督教在“南方”穷人和受压迫者之中发展兴旺。而在“北方”,大多数西欧和美国人至少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忠诚而活跃的信徒也绝非贫困、缺乏教育并被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相反,他们往往在职业和管理阶层中所占人员比例相当高,在权力和权威机构也很有代表性。[71]例如,在英国,20世纪以来,大多数宗派成员的社会阶层都有走高的倾向,教会面临工人阶级信徒流失的问题;在美国,历任总统均为新教信徒或天主教徒。这些事实说明,就基督徒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而言,“北方”基督徒较“南方”更为重要。
 
总之,迄今为止,世界基督教的主导力量仍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北方”地区。究其根源,作者认为仍要从经济发展实力方面寻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此问题上同样奏效。“北方”地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在文化传播方面亦占强势。其教会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诸方面,都强于“南方”,因而在全球基督教的发展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注释:
 
[1][8][15][38][39][55][60][64][65][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57、57、56、70、70、59、60、65、70页。
 
[2][29]Philip Jenkins,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ix.
 
[3][4]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3.
 
[5]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地处南半球,但其社会形态与欧美发达国家属于同类。
 
[6]亚洲虽地处北半球,且社会形态各异,但总体上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发展状况更为接近。
 
[7]http://www.edinburgh2010.org/en/about-edinburgh-2010.html.2012年9月26日下载。
 
[9][10][11][14][44][46][71]Hugh McLeod,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9:World Christianities c.1914-c.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639、p.640、p.640、p.1、p.640、p.366、p.643.
 
[12][35][36][37][51][53][56][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56-57、64-65、66-67、67-70、74-75、75-76、58-59页。
 
[13]Hugh McLeod,“The Two Americas:Religion and Secularity in the Seventies”,in Antti Laine and Aappo Laitinen ed.,Yliopisto,kirkko ja yhteiskunta,Helsinki:Finnish Society for Church History,2011,p.200;Hugh McLeod,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9:World Christianities c.1914-c.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52-261.
 
[16]参见http://www.pewforum.org/Christian/Global-Christianity-exec.aspx。2013年4月10日下载。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注意,“北方”人口中有69%是基督徒,而只有24%的“南方”人口是基督徒。显然,基督徒在“北方”占有更大的人口比重。
 
[17][20]Todd M. Johnson and Peter F. Crossing,“Christianity 2013:Renewalists and Faith and Migration”,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7,No.1,January 2013,p.33.
 
[18]“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Worldwide(Changes from 2004 to 2009)”,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6, No.1,January 2012,p.41.
 
[19][21]Daivd B. Barrett,George T. Kurian,Todd M. Johnson,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2n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转引自Philip Jenkins,ibid,p.195.
 
[22]“Background Briefing,Lambeth Conference at a Glance,”Anglican Communion News Service LC014,July 18,1998.转引自[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23]Bob Libby,“How Many Anglicans Are There?”Lambeth Daily,August 8,1998,p.4.转引自[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
 
[24][25][26]Philip Jenkins,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p.2、p.2.
 
[27][28][30][32][43][61][62][66][67]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257、p.257、p.257、p.259、p.193、p.256、p.256、p.260、p.255.
 
[31][42][70]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p.258-259、pp.194-195、pp.253-254.
 
[33]Philip Jenkins,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
 
[34]Philip Jenkins,ibid,p.193,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260.
 
[40]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xi,p.254.
 
[41]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p.xii-xiii.
 
[45][48][49][50]Hugh McLeod,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9:World Christianities c.1914-c.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366-371、pp.372-373、pp.380-381、pp.381-382.
 
[47]Hugh McLeod,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9:World Christianities c.1914-c.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74.据统计,从1972年至2000年,神学生数量在玻利维亚的增幅最大,为1,322%;其次是萨尔瓦多,增幅为1,050%;再次是多米尼加,增幅为912%;之后是巴西和委内瑞拉,二者增幅均为840%;在波多黎各的增幅最小,为96%。从神学生的绝对数量来看,居前三位的是巴西(8,831人)、墨西哥(7,059人)和哥伦比亚(4,679人)。
 
[52]Lamin Sanneh,Translating the Message:The Missionary Impact on Culture (Maryknoll,N. Y.:Orbis Books,1989).转引自[美]达纳·L·罗伯特著:《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54]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xi,p.255,p.257.
 
[57]参见[美]达纳·L·罗伯特著:《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57、64页。
 
[58]参见[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61页。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反帝、反殖运动对基督教采取的是反对立场。基督教因其与欧洲统治的联系而名誉受损,教会及其建立的学校和医院被视为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而受到攻击。
 
[59]Rajah B. Manikam,ed.,Christianity and the Asian Revolution (Madras:Joint East Asia Secretaria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and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1954),p.7.转引自[美]达纳·L·罗伯特:《向南移动:1945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徐以骅译),见徐以骅、章远、朱晓黎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当代传教运动》第六辑,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63]Philip Jenkins,The New Faces of Christianity:Believing the Bible in the Global South,p.193.
 
[68]Philip Jenkins,The Next Christendom: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pp.252-253.新教的情况好一些。在墨西哥,新教牧师与信徒之比为1比250,远远高于天主教。巴西的新教牧师数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超过了天主教神甫,如今二者的比例为2比1。
 
[69]“Twenty-Three Countries with Catholic Populations over 10 Million”,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Vol.37,No.1,January 2013,p.31.
 
转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http://iwr.cass.cn/jdjyjs/lw/201704/t20170413_34846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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