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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阈下云南部分傣族改信基督教与边境社会稳定 ——基于对德宏州、西双版纳州的田野调查
发布时间: 2018/8/9日    【字体:
作者:侯兴华
关键词:  文化冲突视 云南傣族 基督教 边境社会  
 
一、云南边境傣族改信基督教的概况
 
历史上,基督教在傣族地区的传播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一是以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为代表的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二是以玉溪新平、元江和楚雄武定等地为代表的信仰原始宗教的地区。1913年前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高美信、马森、彼贝等人从泰国进入景洪传教。他们用贿赂地方当局官员和土司的方法取得传教许可,建立教堂、麻风病院和诊疗所及教会小学等。但由于受傣族传统文化的强烈抵制,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至抗日战争美国传教士撤离时,景洪仅有信徒200余人,且大多数为麻风病人以及被诬为“琵琶鬼”而赶出村寨的人。
1913年郭秀峰差派李德福等外籍传教士到武定田心老把村传教,并设立了老把傣族总堂。不久,李德福等人回国,老把总堂归阿古米总堂管辖。1920年以后,基督教又逐渐传播到新平、元江和武定等傣族地区,先后在新平沙漠和元江漫漾建立了传教基地,建盖教堂十余座,发展教徒2000余人。

在德宏州,外国传教士首先进入盈江县莲花乡传教。1924至1939年,外国传教士贝文华、李牧师、杨牧师等人到芒市遮放镇一带传教,教徒除了景颇族和傈僳族外,还有小部分汉族和个别傣族。为了向遮放坝区的傣族传教,贝文华从内地傣族教徒中挑选了一位姓李的传教士,命其携带家人来到遮放勐戛传教。但由于上座部佛教的抵御,基督教没有被傣族群众接受,李先生只好转为兜售《圣经》和各种挂图等,人称“李摆夷”。 

至1955年,全省约有1300名傣族基督徒,其中,新平县、元江县约有700名,景洪约有400名,其余分布在武定和元谋等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景洪县人民政府在城区、勐罕和勐养等地各划出了土地建盖教堂,为信教群众提供活动场所。2001年前后,基督教在德宏傣族地区出现复苏的迹象,陇川县城子东北片基督教堂、盈江县20多个傣族村寨,以及芒市遮放的10多个傣族村寨,均出现了基督教的活动。2005年以后,西双版纳的基督教出现了快速发展势头,傣族信徒迅速增多。2010年5月9日,云南省基督教协会在西双版纳州曼允教堂按立了岩温、玉的两位傣族牧师,结束了我国基督教历史上没有傣族牧师的局面,同时也意味着傣族地区的基督教已经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有学者估计,目前云南全省大约有傣族基督教信徒6000人,除分布在新平、元江、武定、元谋以及普洱、临沧、保山等地之外,西双版纳州约有2000人,德宏州约有500人。
 
二、傣族改信基督教的原因探析
 
7世纪,南传上座部佛教从斯里兰卡传入缅甸,再传入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后,获得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与土司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局面,加之佛教说教深入人心,潜移默化,与傣族群众的传统文化水乳交融,难分彼此。黄惠焜教授认为,傣族文化是在百越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佛教文化。由于文化的差异性,相比较其他少数民族,基督教在傣族群众中传播是一件相当艰苦的事情。传教士们亦承认,中国境内各傣族地区基督教工作进行得最差。探索主要原因,就是遇到以佛教为主的傣族传统文化的阻挠和抵御。有学者认为,“僰夷素信喇嘛佛教,故耶教不能输入。栗粟、野人向无宗教,且无文字,而中国素以野蛮鄙夷之,声教文物感化之者几等于零,故传教士来,即从风而靡也”。

既然如此,那么今天为什么会有部分傣族群众放弃传统宗教信仰而改信基督教呢?我们需要对这一原因作深入探讨。
 
(一)以南传佛教为核心的傣族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力减弱
 
过去,由于傣族地区土司制度与佛教实现了政教合一的有机组合,傣族地区庙宇林立,钟声延绵。寺庙不仅是傣族群众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亦是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交流的中心,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它为中心展开。寺庙起到凝聚人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殿。同时,寺庙是傣族群众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场所之一,这从其经典《贝叶经》的内容即可略窥门径。《贝叶经》除记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典之外,同时囊括了傣族的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农业知识、体育锻炼、文学艺术、历史文化、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是傣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亦是傣族人民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这些内容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必须学习的科学知识和掌握的技能。难怪人们把进过寺庙接受过教育的人称为“熟人”,也就是有知识有学问、开化的人,他们获得了人们的认可与尊重,社会地位较高;反之,没有进寺庙接受过教育的人称为“生人”,即不开化、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但社会地位低下,还常遭鄙视。

可以看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寺庙具备和扮演了学校教育的功能。这体现在傣族男孩一般都要到寺庙接受一定时期的教育,出现了“佛寺是学校,佛爷是老师,经书是课本,和尚是学生”的寺庙即学堂的现象。但明清中央政府实施改土归流以来直至今天,国家政治体系逐渐融入到傣族村社政治体系当中,之前以寺庙为中心的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寺庙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大部分功能被取代,如教育功能被学校取代,政治功能被国家的行政机构取代,导致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核心的傣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影响力的逐渐减弱。
 
根据2012年调查数据,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共有正式登记的南传佛教寺院592所,但只有78座寺院有僧侣,86.8%的寺院没有僧侣担任住持,平时一般由“贺路”管理,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只有重大佛教节日之时才开门让群众入寺礼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全州共有正式登记佛寺585座,“空寺”有110座,占总数的18.8%。由此可见,相比过去,寺庙的作用,也就是以南传佛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力日益衰弱,且面临较多问题。和少英教授认为,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大潮冲击下各种理念的不断渗入,傣族的精神支柱——南传上座部佛教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宗教观念的淡化必然引起整个文化系统的改变。于是傣族社会中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如赌博、吸毒、艾滋病、打架斗殴、虐待老人等。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获悉,以吸毒、艾滋病为主的社会问题在边境沿线的村寨普遍存在,且人数较多,所占比例较高。这固然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但更多的还是与寺庙功能的丧失,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力减弱有必然联系。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说过,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这是近年来基督教传入傣族地区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关注弱者的传教方式
 
基督教具有强烈的传教意识,主动开展传教宣传,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扩张性特点,特别是关注弱者的传教方式是其成功的重要法宝。传教士们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或者处于困境中的群众,采取“见缝插针”、“济困助贫”、“上门服务”的传播方式,增强了其渗透力。过去大多数傣族居住于气候炎热的坝区,瘴疟重生,疾病缠绕。其中,最可怕的就是患上麻风病和被“琵琶鬼”附身者。一旦患上这两种病,将被驱赶出村,与亲戚朋友没有往来,生活无依无靠,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严格地说,这些人是被佛抛弃了,因为他们不能赕佛、不能被超度,不但肉体上过着极度困苦的生活,精神上也没有任何慰藉。麻风病患者与所谓的“琵琶鬼”附身者是被傣族社会极端边缘化的两类人。基督教传入西双版纳后,首先就是在这些人群中站稳脚跟的。传教士们首先建盖了麻风病院和诊疗所,免费为麻风病人治疗,照顾琵琶鬼附身者。现在景洪县傣族基督教信徒的分布基本上就是以当年麻风病人居住的村寨为格局的。
 
今天基督教会仍采取“主动关怀”及其“上门服务”的传播方式。教会针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者由于疾病和天灾人祸而陷于困境中的群众,给予他们关心、安慰和帮助。例如,瑞丽市、盈江县等地成立了针对吸毒人员的“福音戒毒所”,帮助吸毒人员戒毒,并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进行帮助,出钱让他们去医院看病。这种“上门服务”的传播方式,在传统文化的约束力日渐减弱的背景下,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吸引部分傣族改信了基督教。
 
相比之下,南传佛教的传统礼俗活动给群众带来的经济负担较大,并在关注、关怀、帮助群众,深入人心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够,促使部分傣族改信了基督教。
 
(三)基督教在傣族地区传播、渗透活动日益频繁
 
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着炮弹飞过来的。这个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特征。基督教在云南傣族地区的传播与渗透活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缅甸一侧的境外敌对分子,一是我国沿海的家庭教会。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东南亚,其在泰国建立了基督教渗透的大本营,延伸到缅甸,辐射到云南边境一线。据调查,靠近瑞丽、芒市、盈江、陇川、勐海、勐腊边境线上的缅甸一侧已经建立了约15所以傣族群众为中心的基督教教堂。这些教堂就像一座座坚实的碉堡,虎视眈眈。传教士还以扶贫救济或捐资助学等名义为借口和幌子,到德宏州偏远山区的傣族村寨和德昂族村寨散发《圣经》和有关VCD光碟等材料,传播基督教。
 
此外,有美国、韩国家庭教会支持的我国沿海的家庭教会在云南沿边一线的活动也颇为频繁。因为部分傣族基督教徒受到村里打压后,他们不愿到教堂礼拜,大有转向家庭教会性质的可能。这给沿海家庭教会组织的渗透提供了契机。由于家庭教会在沿海或大城市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于是加强了向边境民族地区的蔓延。笔者在调查期间了解到,德宏一带改信基督教的傣族或多或少都与外边的教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从外边获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激励。省外家庭教会成员假借旅游、投资等名义,不定期地到这些地方传教,扩大影响力。

当然,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原因外,傣族改信基督教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提倡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思维模式的转变、社会信仰危机、宗教信仰生态平衡被打破等因素有关。
 
三、文化冲突的表现及对边境社会稳定的影响
 
(一)文化冲突的表现
 
宗教文化冲突就世界范围看,作为两大文化体系,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冲突一直存在,根源与焦点主要集中于一神论与多神论。基督教崇拜的神惟有三位一体的上帝,除此之外别无他神。基督教徒认为,其他宗教的神都不是真神,而是偶像崇拜,天地万物的主宰者只能有一个,不得有二。不能像佛教有无数个佛,道教有无数个天尊等。如若天地有两个天主,就必定会错乱。佛教徒攻讦基督教说,耶稣偷偷地研究佛教,但他参不透它的奥妙。在西双版纳,傣族佛教徒与傣族基督教徒之间尚存在一些问题,经常充斥着矛盾与冲突。有佛教徒将基督教污名化,说基督教是琵琶鬼信仰的宗教,不与他们通婚,而且还常常有歧视。有基督教教徒认为祭祀如来佛、观音等属于偶像崇拜,不会得救。笔者在云南边境一教堂调研时曾听到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座寺庙里,教徒们花了大笔钱财给观音菩萨的雕像镀了金身。一天夜里,正当两个小偷把观音的雕塑悄悄地抬到大门口时被门卫发现了。在门卫的追逐下,小偷没有办法,只好顺手就把雕塑扔到路边的臭水沟里。牧师说观音是偶像,自己都没有办法救自己,怎么去救别人!于是编了一首题目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打油诗:菩萨怕小偷,半夜跌水沟;威灵已不在,还需人压惊。
 
还有,信仰基督教的傣族群众一般都不再过傣族的传统节日:傣历新年(泼水节)、关门节和开门节,因为傣族的这三个节日都是宗教含义很浓的节日,特别是关门节和开门节。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他们的节日”,取而代之的是复活节、圣诞节和感恩节。
 
丧葬文化冲突西双版纳的傣族大多数流行火葬,德宏傣族流行土葬。火葬就是在村子旁边挖一个坑,整个村的村民过世后都被抬到这个坑里焚烧。当然,意外死亡的人,如交通事故中死亡的、打架斗殴中被打死的或砍死的和夭折的小孩不能被抬到这个坑里焚烧,家人要到其他地点挖坑焚烧。同样,如果一个村里有基督教徒过世后,就不能被抬到同一个坑里焚烧。究其原因,因为佛教讲究缘起法和因果报应,村民们认为如果基督教徒也在这个坑里焚烧就会被玷污,佛祖就不高兴,死者就要被罚到地狱,被烈火和硫磺火焚烧,受尽苦难。
 
在德宏州,基本上每个傣族村后面都有一片埋葬死者的集体墓地。有些村寨也发生过基督教徒死后不允许埋葬在集体墓地的事件,后经政府调停,这种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还是存在家属由于担心死者被玷污到不了极乐世界,不允许基督教徒丧葬期间到家里来帮忙的现象,特别是不允许基督教徒帮忙抬棺材到墓地。
婚俗与饮食文化冲突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男女青年之间基本不通婚,泾渭分明,也不参加对方的婚礼。佛教徒的婚礼一般在寺庙里按照佛教的仪式举行,由“贺路”主持;基督教徒的婚礼虽在家里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但要邀请牧师来主持,唱赞美歌。一神论的教义致使基督教徒不能饮食一切祭献过的食物,而佛教徒认为祭献过佛祖的食物称为贡品,如苹果代表平安,吃了佛祖会保佑你一生平安;桔子代表吉利,吃了会顺顺利利。另外,按照基督教的教规,教徒不能吃带有血的食物,这意味着他们就不能食百旺和剁生。百旺是直接由猪血或牛血拌上各种香料后放到锅里煎炒做成的;剁生有很多种,宴席上常见的是牛肉剁生,就是把生肉剁得非常碎,再拌上各种香料特别是水腌菜做成。这两道菜是傣族宴席上最重要的两道菜。而如果吃饭时有基督教徒,这两道菜就不能出现,否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二)对边境社会稳定的影响
 
2004年以后,随着基督教在西双版纳和德宏州的快速发展,傣族改信基督教的人数出现了较快增加的趋势。由于基督教和傣族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矛盾,这种矛盾又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对当地的社会稳定构成了较大影响。据我们在对教徒访谈中了解的情况,基督教和其传统村寨之间发生着很多的冲突。下面是一些具体案例。
 
案例1:盈江县某村民小组。2007年6月,某家人女儿出嫁时,她家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并邀请教会人员主持婚礼。婚礼时,村中的老人坐在她家的正堂,教会人员也要坐那里主持婚礼,老人被迫让位,引起了不满。到她儿子结婚的时候,她还想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办婚礼,村寨中就不同意了,说如果要按照基督教的方式来办的话就要罚款。说她得罪了寨神,要洗寨子。后来她儿子的婚礼按照傣族的仪式举行。此后,村寨中就有了不许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婚礼的规定。


案例2:2008年8月,芒市遮放镇某村一位基督教教徒的丈夫死后,由于村里阻挠,村民们不去帮忙,家人没有办法把死者抬上山。于是女主人打电话给教堂牧师,牧师就带领40多个信徒到她们家帮忙料理后事。由于来的人比较多,差一点发生群体性事件。
 
在遮放镇户拉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受洗皈依基督教后,儿子担心出现老人逝世后无法埋葬的情况,就到奘房去请求头人宽恕,说如果老人过世,一定按照佛教传统的丧葬习俗来料理老人的后事,请大家看在多年交往的情分上,帮助埋葬老人。老人知道后,非常着急,特写下遗嘱,声明自己过世后要按照基督教的仪式埋葬,并由教堂全权负责料理后事。2012年老人过世后,教堂与寺庙之间为了老人的葬礼仪式一直争论不下,后经相关部门出面调解才偃旗息鼓。
 
案列3:2006年7月,景洪曼某村的基督教徒青年在街上和邻近一个傣族村寨的佛教徒青年相遇,并发生口角,佛教徒年轻人骂基督教徒是琵琶鬼,基督教徒骂佛教徒是偶像鬼,结果两寨的年轻人开始群殴,造成双方村寨各有一人死亡、8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案列4:2009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某村发现一名麻风病人后,村里一些人说他是琵琶鬼,将这户人家撵出寨子。后来陆续被撵出寨子的人数达50多人,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后在州县有关部门的干预下,村公所为他们建了简易房,解决了居住问题。但这些被撵出来的村民先后改信了基督教,并在当地进行礼拜活动,引起了寨中僧人的不满。
 
应该说,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冲突是引发不同信仰的村民之间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从某种程度上看,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已经诱发了不稳定因素,影响了社会治安和村寨和谐。加之该地区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即民族性、边疆性,国际性,整体看,傣族改信基督教和所引发的动荡已经威胁到云南边疆地区的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实现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和谐、边境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战略顺利实施必须优先考虑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之一。
 
四、思考与认识
 
首先,从文化冲突的视角分析。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后,由于本质的差异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的状态。文化冲突涉及的内涵与外延较为宽泛,但主要包括下面三个方面: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
 
所以,质而言之,傣族改教后引发的冲突就是以基督教与佛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冲突。我们看到,傣族改信基督教后,作为世界两种异质文化体系,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种冲突比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还要猛烈,是血淋淋的和刀光剑影的,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是非传统安全因素中的内核,从拌嘴开始到纠纷,到个体间拳脚相加,再到大规模群殴,甚至发生致人死亡的冲突。这种冲突领域极其广泛,从宗教文化开始涉及到婚丧嫁娶、起房盖屋、饮食等日常生活,无处不在。
 
其次,从强组织型与弱组织型宗教的视角分析。

所谓的强组织型宗教就是具有较高的神学理论体系,完善的教规教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成熟经典著作,特点一般为信仰一神论,在宗教体系内部承载着较高的哲学、科学、道德、文学艺术知识等内容,形成文化高原现象。反之则称为弱宗教型组织,它是相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而言的。还有更弱的宗教组织称之为弥散型宗教组织,传统原始宗教就属于这一类型。从上述定义中可知,基督教与佛教均属于强组织型宗,当两强相遇,所产生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是巨大的。故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双版纳和德宏部分傣族群众改信基督教之后,与其他村民不能和睦相处,产生许多社会矛盾。此外,前面提到,除了西双版纳与德宏外,基督教还在玉溪的新平、元江和楚雄的武定、保山等地传播,为什么这些地区没有诱发这么大规模的冲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傣族群众主要信仰传统的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属于弥散型宗教,实力比弱组织型宗教还要弱小。因力量悬殊过大,当两者相遇,原始宗教只有招架之力,被秋风扫落叶般地击溃了。当然,也并非一点冲突也没有,只不过是被忽视罢了。
 
最后,从文化的角度处理宗教问题。

上述两点启示我们,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一定要找准文化这一着力点,把宗教文化看成社会文化的核心与引发冲突的主要动因。文化的特性和差异的变化性不大,因此不像政治、经济的特性和差异那样能容易地化解和冲淡。在阶级和意识形态类型的冲突中,核心问题是你属于哪一边?人们能够自愿选择他站在哪一方或改变立场。但是,在文化的冲突中,关键的核心却是你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一个几乎不可更改的内核。在云南边境傣族地区,基督教文化与佛教文化使人们之间的界线变得泾渭分明,并具有相当的顽固性。部分群众和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就是没有抓住宗教的文化性,故引发了新的冲突和矛盾。毛泽东曾经说过,与宗教对抗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因此,我们将云南边境傣族改信基督教的问题和矛盾还原为不同信仰间的文化矛盾,采取疏通而不是堵塞的方法,将会对问题和矛盾的解决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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