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 , 2000 (4) :66-7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始则错认事件为“局部冲突”，仍幻想以妥协退让来解决，草率下令“不抵抗”；继而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无胜利信心，希图保存实力依靠“国联”解决问题而迅速撤退，致使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的凶焰大张，遂步步紧逼。中华民族日益危机，抗日救国渐成时代潮流。关注时事、深具爱国心的佛界有识之士很快行动起来（注：此前开展的以“人间佛教”为中心内容的佛界革新运动为佛教徒参与社会现实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主张“国联”应对日本“加以有力之裁制，以绝人类之乱源”（注：随缘：《停战协定》，《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10日。）； 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注：《佛海灯》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2日。）；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 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抨击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联合会、佛教青年理事会的佛徒“只知有日本的国家，而不知有世界的全人类”，“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注：象贤：《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并公开宣传中国需要“武化”，以战争来收复失地；为此有必要强化一切组织和活动，统一政治，统制经济，一般的民众生活也要军事化纪律化，使整个国家像水泥钢筋那样结实耐久，以迎击日本的侵略。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佛界人士一方面在行动上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分赴战地服务，组团到东南亚揭露日人欺骗宣传，布施募款劳军，甚至从军，参加地下工作或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抗战将士（注：福善：《僧人抗敌史话》，《海潮音》第27卷第5期，1946年5月1日。），“对国家民族，有相当贡献”（注：香港日报载，转引自《海潮音》第27卷第5期。）。 另一方面则在理论上通过对抗战主张的阐发与积聚，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较成体系的抗战思想。而后者，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
一 分析日本侵华原因、揭破日本侵华理论
抗战初期，“业报”即因果报应说，特别是其中的“自作自受，共作共受，先作后受，不作不受”说教，被佛界人士视为日本侵华的主因。他们指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空前的国难，一方面是日本军阀破坏非战公约，蔑视国际联盟，扰乱世界和平，肆意侮辱中国所造成的。但从另一方面即“业报”的角度讲，日本之所以敢打到中国来，而不敢侵略英、法、德、美等国，“我们亦必有自取之道，孟子说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就是此意”（注：太虚：《佛教最要的一法与中国急需的一事》，《海潮音》第20卷第1号，1939年1月15日。）。中国政治机构不健全，国民具有“依赖苟安”的缺点，民族意识不强烈，才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要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中国人就必须以“业报”理论作指导，主动改过，把自己培养成自立与爱国的公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到了抗战中后期，随着反侵略战争体验的增强和受各种抗日理论的影响，佛界人士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有所加深。
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做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注：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 1944年1月1日。）。谈到揭破这些侵略谬论的办法，爱国佛徒们还是习惯于从佛理中去找，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注：福善：《一九四四年的新期望》，《海潮音》第25卷第1期，1944年1月1日。），日本就会停止侵略， 亚洲就会出现和平。
这些爱国的佛徒还认为，“生存竞争”、“权力意志”思想导致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蔑视道德，否定理性，发动血腥的战争，并以此“煽动或鞭捶良善人民葬身炮火”。要想制止这场侵略战争，就先要帮助日本民众“扫荡这种危险思想，跳出这种危险思想”（注：福善：《读戴季陶先生〈佛教宣传借镜〉》，《海潮音》第25卷第9、 10 期合刊，1944年10月1日。）。
在我们看来，佛界爱国人士在佛理基础上提出的制止日本侵略的方法明显具有空想的色彩，不仅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而且也不合时宜。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多国家盛行，人们普遍相信在社会中、在国与国之间，也存在着“生存竞争”法则，随便找些借口以强凌弱的现象人们已司空见惯，多数强国民众还乐享其成。在日本，这种观念与军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已使其各阶层人士“日本至上”、“日本有理”思想根深蒂固，想让多数日本人承认自己“自大自私”，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从而停止其武力侵略是不可能的。
到了1945年，抗战的胜负形势已很明朗，佛教界人士加紧宣传自己对于抗战所起的重大作用，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为胜利后佛教的恢复、振兴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有意识地以佛理论证日本侵华原因，用佛理来指导抗战。
佛界人士指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着了魔”，是受了“五蕴魔”的驱使（注：五蕴魔指支配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个人及整个人类烦恼的贪、嗔、痴、疑、恶见这五种病态心理。），它现在已变成了破坏人类自由幸福、扰乱人世安宁的凶魔。中国要想获得安宁与太平，就得首先降魔。而在降魔斗争中，僧是战士，并且是坚强勇敢的战士。世界上最难战胜的莫过于魔，而僧却时刻与魔作战，只有战胜了魔，才算达成了僧的任务。中国广大佛教徒都应明了佛魔不两立、降魔是成佛必经过程的道理，从而做抗日降魔的前线战士，“迅速加劲与魔共战，战胜烦恼魔得身心清泰，战胜五蕴魔完成世界和平幸福”。
总的说来，日本侵华有其各种原因和歪理谬论。佛界人士从国家、民族的大义出发，从佛学、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当时民族危亡的程度和民众丰富的抗敌思想，加深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他们所总结出来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原因，虽然缺少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及在此基础上获取的证明的有力支持，但因其不乏理论根据和逻辑分析因而仍是有其道理，可以站住脚的。他们提出的消弥侵略战争的种种方法，多侧重于通过佛理说教让日本人内心感悟，这在实践中就很难行得通。而上述不足又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作为佛教界人士，判断分析军国大事很难说是其所长。举例而言，1941年上半年，美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态度日益明朗化，太虚就断言“美国从援助中英，而吐出反侵略的万丈光芒，尤足为今年转入反侵略成功阶段的决定因素”，“我想中国被侵略十整年的‘九一八’纪念前，当可普遍解除了各个侵略的武装，庆祝反侵略的大成功了”（注：《太虚大师最近的护国言论》，《海潮音》第 22卷第5号，1941年5月1日。）。第二个原因是佛门内部不很团结。抗战期间，中国佛教徒仍有教派之争，新旧之辨，这使它在整体上比较涣散，“没有组织，力量不能集中”（注：苇舫：《今后的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海潮音》第27卷第3期，1946年3月1日。）。 这体现在抗战思想上就难以群策群力，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二 护国杀敌不违佛教戒律
在一般人看来，佛教讲究出世修行、戒杀生，而抗日救国则是入世行为，是鼓励杀死杀伤敌人的，两者有矛盾之处。人们为此呼吁佛教徒在国家危亡之时应“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指出“佛教本身，固无人我是非之分，但在世间之中安立佛教，自不能无情理也”（注：法舫：《三届泛太佛青会将在伪满开会》，《海潮音》第18卷第4号，1937年4月15日。）。世间的佛徒，也属人类，而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独立。所以佛徒“为保全其国家民族之自由独立，抵抗强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压，自属合理之正当行为”（注：太虚：《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海潮音》第20卷第1号。）， 这也符合做人的道理。《护国般若经》教谕佛徒，当所属的国家有内乱和外患，国之需护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护国之法，当“内聚众力，外集多援”。中国三万万佛教徒抵抗日本对本国的侵略，就符合佛教“护国”的基本教义，其抗敌思想也符合《护国般若经》的教导，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另一方面要联合维持正义的国家，共同制裁日本，并取得彻底的胜利。爱国佛徒最后指出，若不在现世降伏日本这一凶魔，佛徒们就无法成佛，中国“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之胜利，既不能建国而反为强寇所灭亡”（注：太虚：《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海潮音》第20卷第2号，1939年2月15日。）。
爱国佛徒接着阐释了“杀敌”与“戒杀生”的问题，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七七事变前夕，太虚就撰文指出，中国要想不被吞并或分割，则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注：太虚：《佛教和平国际的提议》，《人海灯》第4卷第5期，1937年5月1日。）。抗战爆发后，他更明确地讲：“佛教徒是反对杀任何生物为食品的”，“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注：天慧：《美记者访问佛教领袖记》，《海潮音》第26卷第5期，1945年5月1日。）。
一些青年爱国僧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注：繁辉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第26卷第2期，1945年2月1日。）， 并引佛经教导为证，“于诸有情，应摄受者，能摄受之；应恐怖者，能恐怖之”，“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我宁杀彼堕那落迦，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反，多生功德”。他们进一步阐释说，对于日本军阀的疯狂，我们只能用武力去恐怖它，驱除它，这正是菩萨救世的行为。对于日军肆意的烧杀抢掠，我们不得不选择战争，为国家民族的自由正义而斗争，“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制止日本强盗的贪心，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这正是积善行德。
这些青年爱国僧最后大声疾呼：“僧青年同志们，大家携手上前线，为着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与自由，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为了光大佛教的前途，为了解脱人类的痛苦，不惜自我的牺牲，消灭日本军阀，实现和平安乐的世界。走！”（注：繁辉等：《我们是一支降魔生力军》，《海潮音》第26卷第2期。）
佛界有识之士强调佛教教义与抗日救国一致，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佛教理论对于抗战有重大作用。对于后者，他们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太虚指出，佛家所讲的“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注：财施不仅指施舍钱物，也指施舍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法施指宣扬佛教真义，使他人破除迷妄，觉悟真理，去恶行善。无畏施指众人有种种畏难时，能解救之而使其摆脱恐怖畏难。）。它们都很适于当前抗战的需要，“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注：《太虚大师最近的护国言论》，《海潮音》第22卷第5号，1941年5月1日。）。以后，他又讲，佛家的“因果”法则非常重要，它可以指导人们除去扰害的恶因即战争，从而消灭它所带来的恶果。总的说来，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注：太虚：《告全世界佛教徒》，《海潮音》第26卷第10期，1945年10月1日。）。
居士黄健六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注：黄健六：《抗建青年之心理建设》，《海潮音》第23卷第7期，1942年7月15日。）。
对 于某些佛教教义对抗战的作用，一些教外人士也给予了肯定。他们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注：演培、贤惟：《记孔副院长讲演》，《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
总的说来，抗战爆发之初，多数佛徒在思想上都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作为中国人，又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他们也有爱国心，也主张抗日。另一方面，受传统佛教思想如“戒杀生”的限制，他们又不清楚自己作为佛教徒，应该怎样抗日。思想上的困惑导致了战争初期一些佛教徒虽然也勇敢地上了前线，但却只担任救护、搬运等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军焚毁寺庙、杀害僧人的事件越来越多。在血的教训面前，很多佛徒才明白了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苟且偷生，也不应该把残暴的日军当“有情”的生灵看待，他们只是“凶魔而已”，自己作为佛徒，就应该降魔除害，这是不违反戒律的。从此，僧人所从事的抗日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从军、参加游击队者不在少数。
至于“布施”、“业报”、“无贪”等佛教教义对于抗战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一些人认为不大，以为这都是一些抽象的理论和思想，没有多少能直接指导现实抗战行动的实际内容。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有些失之于偏颇，因为宣传工作对抗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考虑到当时中国佛教的广大群众基础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佛教界的抗敌思想及言论的作用自然是不能低估的。这对维系广大信众的耐久心理，增强他们的胜利信心从而促使其积极参与抗日活动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三 日本佛徒不应为虎作伥，应起而自救并救其国民
抗日战争的发生，使中日两国佛教界自然处于敌对状态，“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注：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6月版，第166页。）。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一些中国佛教徒沉痛指出，拥有四千万佛徒的日本佛教界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甘心为虎作伥。而这，又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佛界人士首先对当时的日本佛教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学理的研究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其实佛学的思想已经含着神社宗教的成分了。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佛教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的教义”（注：法舫：《佛教短评》，《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1940年6月1日。）。日本的佛教与神道教混合在一起，使其充满着迷信与污秽的气氛，而漠视了佛教的基本教义特别是代表着佛教精神的戒律。它已变了质，“成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国际间很早就有人说日本的佛教是没有灵魂的尸体。万一日本征服了中国，中国固将等于没有国，而中国的佛教，也必等于没有了”（注：广文：《从佛教的立场上分析胜利的意义》，《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年11月1日。）。
日本的佛教是如此，其教徒也就可想而知。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日本佛教联合会的僧人就致函中华佛教会，说什么要解决事变，“须先开导抗日团，令停止其暴举”，“劝导不正之军队，令中止对日炮击”，“如不然，排日如旧，炮击如前，而欲讲和平，虽我佛出世亦无可奈何”。该佛教会及其僧人的愚昧不明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佛徒的批驳，被斥为“失却佛教伟大的精神，而偏陷入于狭隘的国家种族的观念了”（注：象贤：《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5卷第5期，1932年5月10日。），在理智上连世界上的三尺童子都不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佛徒看来，日本僧人完全“被顽冥不灵的黩武主义者拖入了这次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漩涡里不能自拔”（注：醒心：《读陈立夫先生言论有感》，《海潮音》第27卷第4期，1946年4月1日。）。在思想上，他们受了日本军阀虚假宣传的影响，“完全不明白中国真相，以为‘中国已赤化，普遍排斥日侨在中国的工商业，所以非派防不可’”（注：太虚：《日本三千万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海潮音》第21卷第5、6号合刊。）；在言论上，胡说什么“日本行动是自卫，非侵略，无领土野心！”，“日本是为着维持东亚和平”；在行动上，“直等于没有纪律的军队”，“干间谍工作，滥炸中国的寺院殿宇，盗取中国的经像法器，背叛佛教，就是土匪行为”（注：广文：《从佛教的立场上分析胜利的意义》，《海潮音》第26卷第12期，1945年11月1日。）。中国佛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 别再为虎作伥，甘做侵略中国的工具。否则惟有同其国家一道，“等待崩溃的到来而自杀自亡了”。
为了促使日本僧人及沦陷区苟且偷生的无知佛徒的觉醒，佛界有识之士还对日本军阀利用佛教做侵略工具的阴谋进行了揭露。指出，近五十年来，日本军阀以刁滑、阴险、投机取巧著称于世。他们深知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中，佛教徒占着惊人的数字，如果要奴化中国，就必须利用佛教收买人心，因此每到一地，都要成立省、县、乡、村各级佛教会，以之为加强奴化统治的机构。他们还派人伪装僧侣，在暹罗、缅甸、南洋一带做收集情报、进行欺骗宣传败坏中国名誉的间谍工作，“这种破坏佛教的行为，简直是魔鬼不如，哪里够得上说信仰佛教”（注：苇舫：《告上海孤岛中国佛教会书》，《海潮音》第19卷第8号。）。 而日军对佛教的利用，是与其南进策略和“大亚细亚主义”紧密相联的，因此中国僧俗群众，决不能忽视敌人这种利用佛教的阴谋。
中国佛界人士对日本佛教徒的抨击，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日本僧人甘做侵略的工具，主要内因在于当时的日本佛教在很多方面已经“变质”，根本有违佛教本义。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治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注：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4页。）。僧侣也只是一般的职业，僧人称姓氏、吃肉、娶妻，并“贪得无厌地追逐名利，以至使人发出‘游民无用’之叹”（注：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08页。）。 其主要外因在于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是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年10月31日。）。
四 正视民众的战争责任与吸取历史的真实教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抗敌思想大体上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理论范畴明确。佛界人士不论是对敌人的揭露，还是对自己抗战主张的阐扬，大都从佛理出发引申来讲。由于佛教本来就倡导和平反对残杀侵略，因此佛界人士的理论中不乏精到之处，又由于其影响广泛，因此对抗战有积极意义。
二是其理论在总体上比较“务实”，独辟蹊径地抓住了有实际意义的重大抗日问题，使一些佛家理论与抗日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对于广大佛教僧俗人士解除思想顾虑、积极投身于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是其抗日理论把对佛教与抗日关系的阐述和对敌国及其侵略的抨击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初步构成了一个体系。这一理论系统宏观论述为其长，微观分析为其短。佛教界人士论抗战，很少涉及具体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较之同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抗战思想，这种不足更为明显。太虚自己也承认，由于这种不足，在具体抗日活动中，佛教界除了在宣传、外交上能对国家有大的贡献，在其他方面，有时是“无能尽力”（注：太虚：《佛教徒应参预中国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设》，《海潮音》第24卷第9期，1943年9月1日。）。 毕竟佛教界“建设人间佛教”的改革运动为时尚短，对于怎样“入世”、参与各类具体国事活动还缺乏经验。最主要的还在于佛理与战争之理之间有着内在的巨大差异，它使得佛界人士隔行评说战争，自然难以具体、全面。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轻看它的价值。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功用”的角度评价某种理论，这似无不可，但若把它绝对化就难脱“急功近利”之嫌，毕竟有些理论，其价值常显现于长远。
佛界爱国人士的抗敌思想，在今天仍有其启发借鉴意义。它提示我们，抗日战争，就其性质讲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日本政府侵略的战争，但证诸具体史实，当时不仅军界，事实上包括宗教徒在内的日本多数民众也都囿于“忠君爱国”等狭隘的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而非简单地“被欺骗”或直接或间接、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中日各界多数人士全面敌对的战争，而不仅仅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阀的战争。
这就提示我们不应再回避或漠视日本普通民众的战争责任。事实上，他们在国家权力和自身思想的指使下参与了侵略战争，尽管他们的有些行动有可能是被迫的。也正由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曾虔诚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并把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得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战后，没有多少人对自己的错误思想、行为做出反省，明白与接受了这场战争的内在真相与是非。这也是日本总不能对这场战争有彻底的正确认识的民众根源。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日本民众应对这场战争负主要责任，或主张战争中中日之间的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不仅仅指中国人民同日本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指中日两国间的矛盾。），而只是想揭示这场战争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重要内容，从而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事实上，这也是战后觉悟了的日本和平人士的理念。1947年5月，日本佛教界联合神道教、基督教发表声明， 承认自己卷入了“自满洲事变以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悲惨的战祸之中，对神佛，对祖国和人民及全人类不胜惭愧”（注：小室裕充：《近代佛教史的研究》，同朋舍，1987年版。），表示今后要不惜生命开展维护和平的运动。曾被国民政府定为间谍而差点被枪毙的李香兰（注：现名大樱淑子，为国会议员。当年因提供了确系日本人的证明而被特赦，同期同罪名的川岛芳子因实际上是汉奸而被国民政府枪决。），在有一次访华与笔者在内的中国学者晤谈时，曾问及“日本人民怎样做才能真正赎罪？”。这些都说明日本普通民众正视历史、深刻反省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所重视，但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李香兰承认，日本现在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政坛高官中谬论狂言屡出，背后其实有为数不少的认识糊涂的支持民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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