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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中国人?——从多元价值、叠合认同视角的解读
发布时间: 2018/11/29日    【字体:
作者:张志鹏
关键词:  多元价值 叠合认同 中国人身份  
 
 
最近“D&G辱华事件”引发网络上的大量关注,“辱华”一词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也刺痛了很多人的内心。事实上,近些年来发生的所谓“辱华”事件层出不穷,例如:“西班牙电视节目辱华事件”、“澳洲悉尼大学华人助教辱华”、“香港议员辱华”、“戴姆勒在华高管辱华”、“日本POLA店辱华‘中国人禁止入内’”、“德国Spreadshirt公司出售辱华T恤”、“切尔西球员肯尼迪辱华”、“厦门大学研究生辱国事件”“亚裔网红YouTube辱华事件”、“湖南高校新生辱华言论”以及“瑞典辱华事件”等。这些所谓的“辱华”言论或行为一旦与“中国人”联系起来,就不可避免地发酵传播,甚至最终影响到企业合作与国际关系。可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理解对“辱华事件”强烈反应的一个关键所在。
 
在微信满天飞的时代,有两句话出镜率极高,一句是“是中国人的就转”,另一句是它的孪生兄弟“不转不是中国人”。我相信,读到这句要挟性的话,人们都会在是否保留中国人身份和是否转发之间掂量一下。这一掂量或许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到底什么才是中国人?该由谁来定义中国人?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一个人只有明确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中国人,才能够对照标准,来思考决定自己的中国人身份选择。
 
到底什么是中国人呢?如果从人种的角度来说,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中国人》里的“黄色的脸黑色的眼”“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大体不差。如果从国籍的角度来看,只要你的身份证、户口本没丢,都能证明你是中国人。不过,如果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从一个人内心深处真正认同的国家归属来说,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显然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国家认同的收益与代价
 
为了更容易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我们可以换一种问法,那些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所认同的到底是什么?认同的困难在于它永远是一个人的宣称及其内心感受。我们无法透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但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外在行为来推测。在许多时候一个人的宣称很明确,但他的行为还是会告诉我们相反的选择。例如,有的人虽然口口声称自己热爱中国,批评他国的霸权,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全家移民他国;有的人虽然早已是外国人,但却同样热心中国的建设,为中国发展竭尽所能。到底谁有一个“中国心”,行为的证明强度往往大于话语。
 
笔者是经济学专业,更喜欢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认同现象。在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认同在内的人类行为都是人们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做出的选择行为。人们选择认同某一个身份无非有两个方面利益,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质收益,一方面是无形的精神收益。当然,认同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当认同行为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代价相等时,一个人的认同才会稳定下来。当收益或代价在变化时,一个人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例如虽然一些人也喜欢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大好河山、中国的美食,但随着空气环境和经商环境的恶化,他们还是选择了移民国外。
 
假设人们的认同代价不变,从认同中获得的物质收益不变,国家认同就主要取决于精神层面的收益。在精神层面,具体来说人们认同的只是一些抽象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和神圣信仰。例如,2009年在法国的“国家认同大讨论”网站总结中,得出了法国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基本看法中有一条:国家认同首先要基于法国价值观。虽然看起来一个国家所宣称的价值观是抽象模糊的,但这些价值观通常又是通过具体的法律、政策和政府行为可以真实感受到的。如果一个国家还存有奴隶却宣称“平等”是自己的价值观,显然这种价值观是难以得到大多数人认同的。事实上,人们更愿意通过一个国家的司法和政府行为来判断其价值观,而不仅停留在字面上。
 
价值观念虽然能够为人们的日常行动提供最便捷的依据,但价值观念本身总是相对和模糊的,人们更愿意为价值观念背后的信仰付出代价,或者说从中获得收益。因此,表面上看,许多人经常会声称我认同某个国家的价值观,但真正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却依然是在价值观“冰山”之下的信仰。价值观离不开信仰的支撑,信仰也离不开价值观的展现。因为,价值观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主观判断,它无法自我证明,价值观只有借助信仰才能赋予其合理性。无论怎样的价值观,唯有来自于超越性力量的认可,才能够被信仰者所接受。无论是“替天行道”还是“天赋人权”,都需要有超越性力量的存在。当然,价值观与信仰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特定的价值观并不与特定的信仰一一对应,而且对于同一个信仰而言,随着时间的流动,其所主张的价值观也在变化之中。
 
聚散的价值与多元的信仰
 
就中国当前的价值观和信仰来看,作为中国人的认同呈现出混沌、分化甚至冲突的状态。互联网上的诸多言论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作为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12个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就这些词汇的本身而言也大都是社会各界所期望的。不过在现实中,对每一个价值观的理解却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恶言相向。例如,几乎所有人都认可“法治”这一价值,差别在于有的人把法治理解为用法律来治民,而有的人则把法治理解为用法律来治官。这样一来,就难免出现各说各话,争执不休的局面。
 
因不同理解而被撕裂的价值观的背后,是同样因为不同理解而被区隔的信仰。这样一来,对于什么是中国人的看法,就由对价值观的不同理解,转变成为了不同的信仰身份。当一些儒家或儒教的提倡者认为自己才是这些核心价值观的权威解读者和真正实践者时,一个人不热爱国学,不去背《三字经》、《弟子规》,就似乎缺少了做中国人的资格。如果这样,那对于《弟子规》这样的帖子,“不转可真就不是中国人了”。
 
问题是,在当今中国,不仅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和其他信仰的多样存在。而且就宗教信仰来说,已经存在着五大主流宗教并存,多个民间和新兴宗教补充的格局。如果不算儒教的话,就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来说,其内部也是教派众多,各具特色。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教派无论其历史传统来看,还是从其现代诠释来看,都有其侧重的价值观,有其对同一价值观的差别化理解。一个人既可以从佛、道教中找到自己认同的中国价值观,也可以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中找到自己认同的中国价值观。这样一来,不同信仰群体所认同的价值观或许相同、或许有交叉,但也有差别,甚至是完全对立。也就是说,在什么是中国人这个问题上,我们从不同信仰的人身上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这种多元分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不仅儒家或者儒教无法代表所有信仰来给出权威诠释,任何一种信仰也同样无法代表全部。由于信仰的多元发展,中国人的认同也是在不断延展。
 
并不是说不同的信仰一定会带来对中国人认同的差异。其实,在不同的条件下,多元信仰也很有可能让中国的价值观认同更为凝聚和集中。那么,在什么条件下,不同信仰所主张的价值观才会更为集聚,各信仰群体所认同的中国人才更为接近。答案或许是,当各信仰都将满足中国居民的需求,服务中国居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础时,各信仰所秉持的价值观也就会越来越接近甚至重合。就各主流宗教成为中国人的认同过程来看,大都是如此。不同宗教带来新的价值观,融入中国人所认同的价值观中,最终汇聚成为一个有着丰富价值观内涵的中国人认同。
 
佛教进入中国,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价值观念。例如,针对印度的种姓制度,早期佛教强调“四种姓平等”,不仅主张人们在修行和解脱上是平等的,佛教的僧侣之间也是平等的。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其平等观念在中国强势的纲常伦理的压制下,不断地失去其本有的含义,但众生平等观念还是随着禅宗、净土的创新而融入中国人的价值认同“菜单”中。
 
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具有重商、崇商的传统,他们或为行商,或为坐贾。当伊斯兰教随着这些经商的穆斯林进入中国后,带来了他们在经商过程形成的一些特有的价值观念,例如勤奋、诚信、公正,逐步融入了中国人的价值认同之中。这些价值观不仅丰富了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的文化特质,穆斯林本身也具有中国人认同,成为中国人多个形象中的一个独特形象。
 
基督宗教带着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进入中国大地。随着传教士的脚步,医院、大学、慈善机构纷纷在中国建立。随同基督宗教进入中国的还有一些价值观念,例如男女平等以及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法治等。中国人在接受这些价值观的同时,也是基督宗教“中国化”的过程。实现这个融合的前提是许多基督徒对中国人的真诚服务。例如,内地会的戴德生有一句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在戴德生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他自己的墓地也留在了中国镇江。再如,1937年10月在河北正定天主教的文致和主教和等九名外籍神职人员及人士为保护当地中国难民,被日军杀害。在日军侵占正定前,文主教拒绝离开,他当众宣言:“决不他往,决定率所属与其教民等共分患,虽赴汤蹈火,抛弃头颅,在所不惜。”当这些蓝眼睛白皮肤的传教士把他们的汗与血流在中国土地上的时候,他们所推崇的信仰、信仰所认可的价值观也就一同融入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之中。
 
从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的多元演变来看,外来的信仰并没有替代或者冲淡中国人的认同。相反这些多元信仰在中国土地和民众中扎根,使得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更加丰富、厚重,也更具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中国文化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认同,中国人的形象也会不断推陈出新。这是因为在多元信仰的背景下,价值观是可以聚散延展的,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也会随着价值观的聚散延展而逐步变化。
 
单一认同还是叠合认同
 
就个体而言,身份认同是具有多个维度的。价值观或信仰认同只是其中的核心内容。此外,还有职业的认同、地域的认同、生活方式的认同、艺术表达的认同等。按照一个人对自己身份认同所贴的“标签”的多少,我们可以区分为单一认同和叠合认同两种状况。单一身份认同(singular identity)至少包含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认为身份认同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和选择的。二是在个体身上混同了多个类型的身份,将某一种身份看做是唯一的;例如,将某种身份(如回族)等同于另一种身份认同(如信仰伊斯兰教)。三是即使在某一种身份认同上也往往是排他的,即认同了A民族(或宗教、国家)就不能认同B民族(或宗教、国家)。四是具有对立性,即将自己所认同的身份与其他身份看做是具有对立关系甚至是冲突关系。另一种认同现象是叠合身份(adhesive identities),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可以同时具有多种看似冲突的身份认同。我们同样可以将叠合认同表述为这样几个特征:可选择的、多元化、非排他、非对立性的认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提出并描述了单一身份认同的特征及其后果。他指出,“一旦将全世界的人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佛教世界”,支配性分类的分裂作用也就被体现出来了,即它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入了一组坚固的小盒子。”单一身份认同的后果在于,“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暴力往往孕育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并且往往是好斗的——身份,该身份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些要求是那么不容易接受)。通常,将某一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拨派别对立的一个关键的“竞技”技巧。”“不幸的是,许多主观上试图制止这类暴力的良好愿望也往往因为以为关于我们的身份没有多少选择可做而遭到挫折,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克服暴力的能力。”他举例说,“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很快就转变成7月份那些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与残暴无比的穆斯林。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杀人者在大屠杀的指挥者的操纵下只是做了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事。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侩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
 
阿玛蒂亚·森同样给我们描述了叠合认同的状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其中的每一个。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是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他们交流(最好是用英语)。上述的每一个群体——她同时属于这些群体——都给予她一种特殊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叠合身份认同还意味着同一类型的认同之间也完全是非排他的和非对立性的。
 
就国家身份认同而言,同样存在着单一认同还是叠合认同的问题。曾经有一段时期,不仅把中国人与蛮夷、洋人、外国人截然区别对立起来,也把中国人与洋教、基督徒、西方文化区别对立起来。殊不知,多种层面的认同完全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和谐地叠合存在。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为例。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写道,“一个集体到底要有多少共同历史才能成为一个民族,则因语境和时期的变化而变化,就如同决定这种共同体能否形成的要素也在不断变化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无国家的民族”(如加泰罗尼亚、巴斯克郡、苏格兰和魁北克)、“无民族的国家”(如新加坡和南非)、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比利时、西班牙和英国)、单民族国家(如日本),也可以看到“同一民族的不同国家”(如朝鲜和韩国)、“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 (如瑞典和芬兰的瑞典人、爱尔兰和英国的爱尔兰人,甚至包括在未来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中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
 
如果有这样一位先生,他可能同时既是一个回民,也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一个商人,一个在浙江义乌生活工作但祖籍是甘肃的城市新移民,一个平时喜欢看《道德经》的人,一个爱看韩剧的人,一个“地球村”的村民。但在这些多个维度叠合认同的共同背后,凝聚在一个中国人的认同上。而且,可以推断,随着社会商业贸易、人口流动和生活方式的加快发展,具有多重叠合认同的人越来越多。与其说这一现象看似增大了“什么是中国人”的判断难度,不如说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叠合认同相对于单一认同而言,更加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更有利于增进国家间的交往,更有助于减少社会暴力和冲突,也就是说更有利于一个和谐社会的实现。
 
条件演变与未来展望
 
从文化认同上来看,对于什么是中国人的回答显然取决于价值观状况、信仰状况,进一步来说,价值观和信仰状况又受到不同时期的政策制度特别是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等的影响制约。
 
历史经验与理论分析都表明,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宗教政策更为宽容自由,在思想言论更为自由,信仰更为多元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才能够在对话交流中不断丰富延展,虽然多元但可以越来越聚焦到共同的价值观上。不同阶层、职业和族群的人们才能够更加认同国家,国家才能够更加凝聚人心。
 
在当前的中国,依法治国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一切改革与创新的基础。在文化政策、宗教政策上,依法治国就是要求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各项权利,特别是宪法中的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同时,在个体层面,积极鼓励和尊重叠合认同,防止单一认同的极端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人,既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亚洲人,还是一个世界公民;既有一个特定的族群身份,也有一个独特的信仰取向,还有一个自己理解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样的中国人认同减少了排他和敌视,也丰富了中国人这一独特形象在国际大舞台上的精彩内涵。
 
阿玛蒂亚·森曾说:“如果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今天的犹太人除了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外没有其他身份,那才是纳粹主义的永久胜利。”在今天,如果我们把某一民族或某一宗教派别等同于恐怖主义,那也才是恐怖主义的永久胜利。同样,如果我们对“什么是中国人”的回答仅仅局限于某一个膜拜对象、某一本经典、某一个观念、某一个族群、某一个宗教或教派、某一个集团利益、某一个共同敌人,那么那才是中国人认同的最可悲后果。因为,那样的中国人会越来越狭隘、封闭、排外、暴力。这绝不是我内心深处热爱的中国人,也不能成为留给我们后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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