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清真”非彼“清真”
在一般人印象中，“清真”大抵与伊斯兰教文化相关联，甚至就是其代名词。然而，历史上的“清真”实际为道家文化产物，大致为“朴素纯真、幽静高洁”之类含义。至于“清真”演化为伊斯兰教的象征是在宋末之后，延至明清时期，渐已广为采纳和认可。
位于浙江青田县阜山乡的“清真禅寺”就是一座葆有“道家清真”文化元素，而与“伊斯兰清真”无瓜葛的寺庙，原名为“清真堂”，始建于南宋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历经800年左右的兴衰考验和修整拓展，现已发展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寺庙建筑群，占地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左右。全寺由正殿、配殿、钟鼓楼、山门、放生池、花园、客房等组成。大殿重檐翘角、富丽堂皇，并保存有明清两代浮雕壁画，名人题的匾额楹联，颇为珍贵。正殿后殿主祀佛祖，前殿奉祀白衣丞相，配殿原为夫人宫，现供奉观音。
作为全国百座名寺之一，“清真禅寺”享有“浙南第一寺”美誉。更有意思的是，此座“寺庙”的主供神并非佛教的神祇，而是一位道家“仙真”（道家称谓“得道升仙者”）——唐代四朝丞相李泌（722-789），其集谋臣和道家学者于一体，世称“白衣丞相”，在当地和周边地区也广为流布白衣丞相的“显灵事迹”。
当然，禅寺内同时也供奉有观音、弥勒佛、罗汉等佛教神祇，且观音诞（农历二月十九）是最隆重朝拜活动之一，同时伴有“千斤烛”（又名长明烛、延寿烛）进献等仪式。神像供奉之外，“清真禅寺”内“佛道同驻”现象，还体现于建筑物本身。例如，其大雄宝殿房顶造型独特，有着明显的周易八卦图元素，可视为道家文化的呈现。
依据易学名家、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潘雨廷（1925—1991）之见，释（佛）与道（易、老庄等）之所以有相融，主要在于双方对于“无思无为之境，以及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等思想存有会通之处，而且，伴随冲突与转化，二者之间也有过相互吸收和借鉴，例如，“东晋出现的道经，已颇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释道融合则更为明显。
还有一个插曲，1984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为禅寺题字时，不知何故，“清真禅寺”之“真”字少了一横。笔者曾就此问询多位当地人，尚未能得到清晰答复，但他们坚信，以赵朴初先生的书法涵养功底，不可能是错别字，或许，留此空缺，是因为虑及此处“道家清真”不同于“伊斯兰清真”的缘故罢。
于是，在“清真禅寺”，道佛及其它地方神（如“门神”和“配殿夫人”等）共享同一个“庙宇”，而信众也可以各取所需，朝拜各自心目中的圣像。
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共同体的朝拜空间
至于如何解读“清真禅寺”呈现出的宗教文化共同体现象，自然是见仁见智了。受著名人文地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段义孚 （Yi-Fu Tuan）关于“空间和地方”若干论述，并融入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文化”的阐释，本文尝试做出如下诠释：
（一）充满人文意义的“场所”
场所原本为物理性质的空间，一旦融入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后，也同时成为人文性质的空间。以阜山乡为例，作为拥有“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洞天”青田县的重要组成，其整个地形为山间盆地，由东南向西北倾斜，境内植被密集、群山起伏，峡谷纵横；气候上，阜山处于亚热带东南季风带，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这一切均有助于阜山成为“道家仙地”的潜质。乡志记载，东晋的葛洪和唐代的叶法善（“羽化成仙”的道教天师）都有在阜山“修炼”的经历。
而“清真禅寺”周边可谓弥漫着这类“物理场所人文化”气息，在供奉有“二仙祠”（“二仙”指葛洪和叶法善，二仙祠初建于唐末宋初）的陈宅村，存在“七星环拱”的天然奇观。关于其形成历史，一说始于东晋，一说始于开村时（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因位置和形状与北斗七星非常相似，七座山丘名字遂依北斗而定，前四座构成魁，称之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后三座形成杓，称之为天衡、开阳、瑶光，后面三星在道教中被合称为天罡。而无论是“魁”和“天罡”，抑或是北斗七星整体，在道教文化中均有着特殊意蕴，北斗为天地秩序生成和万物化生的中心，事关人世间的泰否吉凶和功名禄位。
（二）对于“场所”的文化依恋
关于庙宇类建筑物的社会文化意义，尽管“神话空间是一种知识建构，但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基本需要的感受和想象力”，但作为概念性的神话空间与作为建筑性的实用空间，存有相互转化的可能。
在“清真禅寺”这一“佛道同驻”的文化共同体内，佛道之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佛光普照”与“道家智慧”并不冲突，比如，配殿的“夫人宫”原本供奉陈十四娘娘（“陈十四娘娘”即“顺天圣母陈靖姑”，历史上一度与妈祖林默娘相并列），后改为供奉观音，但这一更变对信众并没有造成多少影响，于是，“遇神求神、见佛拜佛，不问道、佛，但求安康”实为一种个体理性选择，不一定就是功利主义选择。在集体生活层面，从2010年开始，“清真禅寺”恢复了已停止六十余年的白衣丞相大出巡活动。出巡活动传统宗旨在于“保佑各村百姓四季平安、八节康宁、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如再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观察，包括佛道等在内的民间宗教信仰并不“玄奥”，终极是社会和自然环境之下特定人群（团体）生活方式的呈现，尤其是以包括家族/族群在内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为核心，去探究自身与周遭环境的互动关系。以笔者现有了解，佛道诸神共驻于同一朝拜空间广泛存在于青田其它乡镇，如方山乡的观世音和陈十四娘娘；除青田外，永嘉等浙南地区也多将“白衣丞相”与观世音等佛教神祇共同供奉。
民间宗教信仰如何服务于地方文化资源活化
一般而言，文化资源的活化路径不外是保护和发展。
其一，保护。
“清真禅寺”之外，阜山的民间宗教资源原本非常丰富，受制于复杂因素，改革开放后，只有部分得到修复或重建，例如朱岙殿、夫人宫、包公殿等。而人才的匮乏是民间宗教发展的关键性掣肘因素，这实际上也受制于国家的宗教政策，比如，“清真禅寺”彰显出的“佛道并重”理念在国家宗教政策上并没得到有很好体现，特别是传统道教的发展非常缓慢，多少依旧笼罩于“神秘面纱”之中，甚至于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兼社会舆论上对于“伪大师”及其行径的曝光，道教时常被污名化为“故作玄虚、装神弄鬼”的代名词。
实际上，道教蕴含的“仙道贵生”、“道法自然”、“洞天福地”等价值理念，涉及的不只是医疗养生，还关乎基于佛道相互渗透发展的中国宗教史及中国科学科技史书写和传播（具体参阅潘雨廷关于《道藏》研究意义的阐释），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维护等诸多面向。
其二，发展。
地方政府已拟定“把阜山建设成宗教旅游乡镇”的发展思路。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旅游大兴之际”，从市场细分角度而言，努力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青田县政府对于阜山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定位颇有特色。
然而，促进在地宗教文化保护与宗教文化旅游发展融为一体，并非易事。例如，“宗教文化旅游”不能等同或混淆于“宗教旅游”。再则，虽说宗教信众与宗教文化游客有重叠，但毕竟一个是“信仰者”，另一个是“消费者”，而在这其中，如何结合既有综合优势，设计出具有嫁接角色和功用的文化创意活动尤为重要。
举例说明，“七星环拱”已存在上千年，但地方上如始终局限于土丘本身及其北斗七星符号意义的宣扬，这很可能被质疑为是一种“刻意附会”，尽管包含有相当长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元素在内。
于是，不妨换一种发展思路，即将阜山新兴的黄菊种养殖加工产业融入“七星环拱”历史传说，可能就是另一副图景的呈现：对七个星墩外形进行相应整饬，然后种植上当地特色的黄菊，同时也可依据季节变换，轮植不同作物或花卉，以符合北斗七星随时而定、变动不居的本意。这样一来，既有“观星台”设置上的星宿文化体验将大大得以提升。在农历十月，结合既有黄菊产业基地及其对应采菊、品菊等节庆活动设计，“七星墩”可用于存托出黄菊景观的盛大呈现。若有意在阜山开设民宿，其主题或可定为“菊隐”，此理念既汲取了阜山已有的隐士文化元素（叶法善等），也照顾到当地现有的规模产业。
此外，有鉴于“各村存在的大量庙宇和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宗教活动实际上多属道教范畴”，结合“二仙祠”、“朱庵堂”等民间宗教文化资源，还可聚焦于“清真禅寺”之“丞相出巡”等活动项目，予以多样化呈现，注重吸引年轻群体的参与，并能与时俱进融入当代的技术元素。
当然，至于如何在阜山乡整体层面实现对以云海、峡谷、瀑布等为标识的自然景观，与对以民间宗教文化、梯田、稻鱼、古村落、侨乡等人文景观之间的整合，无论是政府和市场，还是在地民众，都还面临着不少挑战和考验。
转自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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