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是专擅封闭的国度，而东方文明的特殊魅力，也吸引着一批批的西方教士学者不远万里而来。纵使在官方海禁愈发严厉的明清时期，依然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传教士竭尽全力融入中国，乃至官拜朝廷高位。自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之后，德国人汤若望便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耶稣传教士之一，他继承利玛窦尊重国情、科学传教的策略，在历法修订与火炮制造方面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中国人沿用至今的农历，便是由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传统旧历基础上，结合西方历法重新修订而成的。
时间跨度：公元1622年-1670年
正是天朗气清的时节，海风推揉着浅绿色的水波，遇上礁石突兀处，便激荡起阵阵白色浪花托举的层层涟漪。在这片面积不大的近海滩涂上，到处是竹竿支架铺展翻晒的亚麻渔网，沿着停泊有一列列狭长渔船的简易码头，一道道木板搭建的水桥高低曲折，伸向内陆并不肥沃的土地。
就在渔民们星星点点聚居的村落间，一座规模不大却用砖石材料精心构筑而成的小教堂矗立其间，高耸的钟楼塔尖，俨然俯瞰这一地带的最佳视野。这座具有典型巴洛克风格的圣保禄教堂学院里，三三两两金发碧眼的异族身影出入门厅，与周边世居于此的中国渔民迥然相异。
在这群西洋人中，来自德意志地区的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驻足澳门已经三年了。出生于科隆的他，自少年时起就求知若渴，当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时，便对数学与天文学展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从三王冕中学，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再到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在接受耶稣天主会严格的修士训练的同时，凭借与生俱来的潜力与才华，他不断探索着数学与天文学的最新科学发展。
借助安德烈奥修道院蕴藏丰厚的图书馆，约翰-亚当接触到了教会所宣扬的，早年远渡重洋的修道士们，在东方中国开创的丰功伟绩。尤为令他钦佩不已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采取天主教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合儒”策略，辅以数学天文学的西方智慧，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极大成功，不仅信服归化了诸多当地百姓和朝廷官员，甚至受到了明朝皇帝的礼遇和尊崇。这样一位先驱，无疑为天主教会开拓了崭新广阔的信仰领域。而与之伴生的，欧洲数学天文学能在遥远的中国获得如此认可的价值，更令约翰-亚当激动万分。
因而当葡萄牙政府有意再度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布道时，约翰-亚当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从里斯本启航东渡的船队。
然而直到中国近海的澳门他才知道，利玛窦的“合儒”策略虽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却引发了一些狂热传教士的不满，他们认为利玛窦为了传教，过于迁就中国人，不仅缓慢了民众皈依主的脚步，还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当1610年利玛窦去世之后，这些人开始采取激进做法，在传教过程中排斥儒家思想，强迫中国教民摒弃祭祀天地、先祖、圣贤的传统，这一举动很快激起了中国社会上下的强烈反弹，矛盾聚集，喷涌而出，最终酿成了震惊内外的“南京教案”，由此传教士们被强力驱逐，在中国内地几无立足之地，只得在澳门等近海沿岸徘徊游走。
这是对天主教东方传道的重大打击，然而不远万里而来的约翰-亚当，依然乐观地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机会进入中国社会的核心地带，一定能将自己的天文科学理想播撒到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
于是，约翰-亚当自踏上澳门土地，就开始精心研习博深的中国语言文化。他入乡随俗，脱下欧洲修士长袍，换上中国乡间儒服，搬离圣保禄学院，住进明代木瓦民居，翻阅卷帙浩繁的中国经史和儒学伦理，不断从中寻找着东西方文明的融合点。
为了将心比心地代入中国人的心理身份，他把自己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中文发音相近的“汤”，名“约翰”改为“若望”，由此，约翰-亚当正式取名汤若望。
汤若望的执着苦心终于等来了命运的转机。
进入垂暮之年的大明王朝已是内忧外患，不仅蜂起西北的农民起义正风起云涌，崛起关外的后金势力更是虎视眈眈。自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麾下的彪悍兵马势如破竹，除却几次较为成功的坚城固守之外，明朝辽东属地几乎全部丢失，由此，“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成为了明朝上下一致认同的战略观点。
于是，当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采购“红衣大炮”时，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抓住良机，化身火器军事专家的面目，得以跟随火炮进入中国内地。
公元1623年1月，抵达北京的汤若望，仿效利玛窦做法，第一时间将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用于天体运行演示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邀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
凭借过硬的数理天文知识功底，汤若望连续成功预测了当年10月和翌年9月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月食现象，由此赢得了明朝官方的惊叹和赞赏，得到了在钦天监（明代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高级官署）见习的机会。
见习期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汤若望用中文写了一本《远镜说》，将伽利略望远镜这一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该书成为了在中国传播光学知识体系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巨著，并成为随后推动中国历法改革的重要起端。
自古以来，制定历法和颁布历法是中国皇权的象征，被列为朝廷要政。除了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授时服务外，历法更是朝廷统治者通达天意、趋吉避凶的核心手段。日、月食和各种异常天象的出现，常被看做是上天出示的警告。所谓“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明代施行的《大统历》，继承于元代的《授时历》，历法年久失修、故经常出现舛谬，修历之事已迫在眉睫。
公元1634年，汤若望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崇祯历书》，引进欧洲最新的天文理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纳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共同轨道，在中国历法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
《崇祯历书》是对中国传统历法的重大改革，其特点有：
(1)重视理论基础，法原部分约40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总体上采用了第谷体系；
(2)引入本轮、均轮等整套小轮系统解释天统解释天体运动的速度变化，计算须采用几何学；
(3)引入地球概念和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
(4)引入球面和平面三角学，大大简化了计算手续，提供了准确的计算公式；
(5)引入蒙气差的数值改正，区别了冬至点和日行最速点(即近地点)的不同；
(6)引进了欧洲天文学中的一些度量制度，如分圆周为360度，分一日为96刻，采用60进位制等等；
(7)引进了严格的黄道坐标系，采用从赤道起算的90纬度制和十二次系统的经度制；
(8)在历日制度上，彻底采用定朔、定气注历，并以无定中气之月为闰月。
汤若望的历法演算，未能将明王朝风雨飘摇的国运化险为夷。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兵入关。
有人劝汤若望，京师倾覆，后金残暴，不如早些南逃保命。
汤若望坚持，天主传教使命未结，欧洲天文历法取信中国方起萌芽，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我的荣耀与指责，生死如轻，我当尽心竭力。
在兵火肆虐的乱世之局，汤若望处世不惊，留守北京，守护着教会的圣器圣物，守护着浸透心血的天文仪器和历书刻板。
清兵入主北京之时，汤若望冒死自荐。向当时清朝实际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力陈新历的优势，进献新制舆地屏图和天文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清朝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的日食，初亏、食甚、复圆的完整时刻，得以取得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成为大清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位钦天监外国监正。他对《崇祯历书》重新删节修订而成的西洋历法，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清朝顺治年间，备受恩宠的汤若望，客观上促进了天主教的顺利传播，接受洗礼的中国信徒一度达数十万之多，这引起了一些汉族儒学保守人士的强烈不满。但因顺治帝庇佑，未启风波，却也没能引起汤若望的重视。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杨光先等人发难，抓住汤若望参与所做《天学传盖》一书中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宗教思想甚至人种起源描述为欧洲体系分支的欧洲中心至上的理论，呈《请诛邪教状》，经清朝议政王会议，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
当时北京突显异象，接连五天发生地震，加之孝庄太皇太后（顺治母后）力主开释，汤若望才免于一死。然而李祖白等钦天监同僚惨遭屠戮，《时宪历》亦被废止。
遭此打击，心神俱灭的汤若望一病不起，于公元1666年病逝北京。已在中国盘桓生活了四十七年的欧洲人，最终长眠于他魂牵梦绕的东方神土。
然而真理是不可能被谗言所永久遮蔽的。出任钦天监正的杨光先迫不及待地恢复明朝时期的《大统历》，一年之内，却频繁算错天象，预测误差极大，对清朝的统治法理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汤若望的学生兼同僚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据理力争，引起了康熙帝的重视，特派专员依据新旧历法实地观测，最终以悬殊的对比结果，证明了新法优于旧法的事实。
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康熙帝赐地重葬汤若望于利玛窦墓旁，并御赐祭文一篇。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时宪历》得以全面恢复，在这场历法之争中，新法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近代以来所用的旧历就是以时宪历为主要基础，通常叫做夏历或农历。
汤若望无疑是推动中国历法改革的使者，他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理念融入到了中国的天文学体系当中，其历史功勋是客观不朽的。而我们也应意识到，诸如杨光先们对待西方科学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也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历史埋下了思想的伏笔。
余音
顺治皇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与之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冶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很感激，认他为“义父”，随后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24岁的顺治不久得天花病重不起，但是还没有确定皇太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特意让庄太后召见汤若望，就这个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征求汤若望的意见。顺治提出由他的一个堂兄继承皇位，汤若望认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这是中国与西方的通常做法，应该立皇子登极。
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而三皇子爱新觉罗-玄烨出过天花，又聪明过人，勤于学习，最为合适。汤若望的意见与庄太后的意见一致，玄烨便被扶上皇位，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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