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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名说起:基督教与华夏文化的对话
发布时间: 2019/1/4日    【字体:
作者:雷立柏
关键词:  基督教 华夏文化  
 
 
人的名字背后都有深刻的含义。欧洲人的名字通常有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根源。在基督教传统中,信仰的开始正是以基督教圣人或圣经人物的名字为洗礼名。由于不同文化的人被封为圣徒,基督教包括了许多来自不同语言起源和种族的名字。将传统的基督教名字翻译成中文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考虑到中国语言的本质,对基督教名字的精确音标翻译最终结果将是非常冗长的汉字名称。此外,汉语的语音不能充分模仿外语里的某些声音。与越南、韩国或日本相比,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是一个更麻烦的体系。名字也可以从语义上进行翻译,根据意思而非声音。然而,中国人的名字通常由三个字组成,第一个代表姓氏,剩下两个字则可代表基督教的名字。虽然有时能够成功地在两个汉字中创造出反映基督教名字含义的中文名称,但笔者认为,汉语的书面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呈现具有基督教特色的西方名称。
 
人们用名称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理想、希望或原则。人名不仅仅能描述一个人的特点,它们也能表明一个人的人生观和宗教信仰。进一步研究西方的人名和华人的人名应该说是一分具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1.人名的涵义
 
西语的人名似乎都有一种深层的意义,虽然现代的人一般不联想到这些原来的涵义。譬如,古希腊人用的Phil-hippos是一个通用的人名,而其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爱好马的人”[1]这个古代的名称也成了现代人用的人名“Philipp”,而因西班牙国王Philipp又成为东南亚国度Philippines(“菲律宾”)的国名。另外,同样的“爱好马”的名称也是一个荷兰公司(“飞利普”)的名称。不过,人们不再想起古希腊语的原来意义,只是用这些名称而不问其根源。
 
另一个例子是“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个人名,原来,augustus这个拉丁文语形容词的意思是“崇高的”、“神圣的”、“宏伟的”、“庄严的”、“高尚的”、“隆重的”,[2]而后来,这个名称成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尊称(皇帝的妻子、女儿、母亲或姐妹称Augusta)。后来基督教的“圣人”和“教父”(Saint and Father of the Church)“奥古思定”(Aurelius Augustinus,AD 354-430)也有类似的名称。因为基督教认为,那位教父Augustinus是一位特别好的榜样和模范,就将他册封为“圣人”(Saint),而因此他的名称也成了一个“圣人的名称”。所以,当基督徒们领受圣洗时,他们也可以选择他的名称为自己的名称。[3]这样,Augustin也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名称,而欧洲人首先不把这个名称和罗马皇帝联在一起,而会想到教父Augustin的事。(华人以“奥古斯丁”、“奥思定”、“奥古思丁”、“思定”等汉字想翻译这个名称,也是一种新的“解释”:奥古斯丁是一位“思定”的人物。)总之,人的名称会使人们联想到某些东西。
 
人们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他们就会起一个符合自己人生观的名称。因此,从有的西方人的名称也能推断他们的人生观或宗教信仰。譬如,基督教信徒会选择一个与信仰有关的名称,比如Abraham(一译“亚伯拉罕”)或Paul(一译“保罗”)然而,从古罗马帝国来看,情况也是相当复杂。古罗马帝国本身是以希腊语为主,而希腊人的名称(如Eusebius、Philippus、Timotheus)与拉丁语的名称(如Rufus、Claudius、Prudentius、Aurelius)一样普遍。但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也会选择犹太人的名字(如Adam、Jacob、Sarah、Benjamin),所以,也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除此之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称也成了“圣人”的名称,而基督教徒也会引用这些原来是希腊人或罗马人的名字。这是因为在罗马帝国也有很多罗马人归依了基督教,而他们的杰出表现成了教会肯定的模范。有的罗马人就为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牺牲性命,因而被称为“殉道者”(martyrs),也被册封为“圣人”。这样,很多原来是典型的罗马人的名称也成了教会的名称,而在教会历史上,各民族的圣人的名称都成了教会引用的“圣名”,无论这些“圣名”是什么语言的名称。譬如斯拉夫人Cyrillus也是教会传统上的圣人,而日本的殉道者Paulus Miki(保禄·三木,1564-1597年)的名称也是一个“圣名”。因此,当基督徒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时,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希伯来语的、希腊语的、拉丁语的或任何其它语言的名称,只要这个名称是一个“圣人”的名子,是一个“圣名”。
 
当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现象,根据人名而辨别基督教徒和非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名称还会暗示某种思想或世界观。譬如,犹太人当然会更多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传统犹太人的名称。[4]有的信徒也会多用自己国度的圣人的名称,但这也不是必然的。譬如,当德国国籍的Luther夫妇生了一个小男孩,他们选择了法国圣人Martin(一译“马丁”)的圣名,而叫他们的儿子“马丁·路德”。
 
人名与人的思想有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个选择Alexander(一译“亚利山大”)为已名的教皇,这也并非偶然的现象。亚利山大是古希腊人的领导者,是古希腊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领导者也很崇尚古希腊的文化成就,所以教皇自称为Alexander。也许还有很多别的16、17世纪的人物选择了古代人的名称为了表示对古代的尊敬。不过有的人虽然极力反对了教会的传统,但自己还是带着教会传统的名称。那位严厉谴责了教会的诗人Voltaire(一译“伏尔泰”)也仍然有教会传统的圣名:Francois-Marie。在欧洲19和20世纪的历史主义(historism)和种族主义的影响之下,许多德国人想强调自己是真正的“Germanen”(一译“日尔曼人”),而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起的名称多反映出中世纪的德国文学著作,如Siegfried、Werner、Walther、Heinrich、Friedrich、Walburga、Hilda、Kriemhildt等。在Hitler(希特勒)时期,这种风格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有的人甚至给自己的女儿起了Hitlerike这种“怪名”。这当然表明人名的政治化和文化的歪曲。
 
在汉语的传统中,人名的宗教内含和人名的政治化现象也是存在的。譬如,“慧能”、“智深”、“悟空”、“三藏”等名称肯定是佛教信徒的名称,而那些叫“胡适之”、“张建红”、“李兴军”、“王前进”的人必须是1919或1949年之后的华人,因为他们的名称代表一些现代的思想(如“适应环境”、“建立党和国”等)。换言之,人名的宗教化和政治化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
 
2.基督教的名称
 
上面已经提到了基督教的名称与“圣人”的名称。在这里要进一步探讨基督教的名称。首先,很多希伯来语的名称有深远的神学意义和宗教内含。譬如,大家都知道“亚当·史密斯”这个人,但也许不知道,“亚当”(Adam)这个称呼是什么意思。Adam来自希伯来语的adam(“人”),但与adamah(“土地”、“土壤”)也有关系,因为“人是土作的”(见《圣经·创世记》Genesis 2:7)所以,“亚当”应该让人联想到,人是一个“受造物”(creation),也使人们想起“创造”的故事和宗教含义。
 
另一个很普遍的名称是“弥格尔”或“麦克”;都来自希伯语的“Mi-Ka-El”,而“Mikael”的意思本来是一个问名:“谁”(mi)“如同”(ka)“上主”(EI)?或“谁能与上主相比?”换言之,“弥格尔”这个名称要表达的是:“谁也不能与上主相比”或“上主是无与伦比的”,这本来是一个神学命题,是一个宣言。实际上很多希伯来语的名称都表达一个神学的命题,如Gabriel(“我的力量是上主”)或Raphael[5](“上主会治疗”)或Natanael(“上主给予的”、“上主的礼物”)。
 
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名称也很容易能表达一个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道理,譬如Timotheus这个名称的意义是“我敬畏上主”(来自希腊语的timao和theos)。有名的英国传教士Timothy Richards(汉语“李提摩太”)就有这个名称。另一个例子是奥地利的著名作曲家Mozart(一译“莫扎特”,他的名字是“Amadeus”,意思是“爱慕上主”(来自拉丁语的amare和Deus))。这方面的例子捡石皆是,但是为那些没有学过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的人来说,那些人名只是一些没有更多意义的符号。
 
现在,我们想研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华人基督徒用什么名称来表达他们的身份和基督信仰?这个问题当然也涉及到基督教的“本地化”、“本色化”。基督教在入华的过程中“穿上了华服”,而这首先应该意味着“穿上”具有华夏特色的基督教名称。
 
3.华人的基督教名称
 
首先想通过自己的名称而传播基督教思想的人是西方来的传教士,而那些叫“利玛窦”、“金尼格”、“毕方济”、“卜弥格”的耶稣会传教士就用音译的方法来译出他们的基督教名称Matthew、Nicolaus、Francis、Michael。然而,乍一看,大多的外国传教士不能或不愿意很准确地翻译出他们的圣名,譬如Michele Ruggieri只译为“罗明坚”、Ferdinand Verbiest 成为“南怀仁”,而Vincent Lebbe为“雷鸣远”。他们都没有用有基督教特色的名称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信仰。这种做法也有政治原因,但最大的原因大概是汉字本身。西方的人名一旦译成汉语,它们的原来面目似乎完全毁坏。譬如,上面所说的Augustin是一个好听的西语名称,但是一旦译成汉语,它很难成为一个华人的名称,因为“张奥古斯定”是五个字,而写起来也很长。为了使这些名称“通顺”一些,有的华人信徒用了缩写的方法,如将“奥古斯定”写成“思定”。这样,一个信徒可以选择“张思定”这个名称。不过,这就等于失去了原来的发音和原来的“味道”。中国天主教于1992年印的《每日礼赞》也列出所有重要的圣人的名称,但这些名称就呈现出问题的所在:比较准确的名称太长,而“汉化的”名称远离了原来的发音:St. Polykarp(死于115年的殉道者)本来译为“波利卡普”,而简称为“圣力康”;圣人和教父(Father of the Church)“盎博罗削”(St. Ambrosius,340-397年)成为“圣安博”。中世纪的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St. Bernardus(“伯尔纳铎”,1090-1153年)则成了“圣纳德”。[6]这些“汉化的”圣名当然是对原来的名称的严重歪曲,但是如果想压缩西文的名称到两个汉字,只能获得如此的结果,因为汉字毕竟是一个与西文ABC格格不入的文字体系。与其它的远东的语言来比较,汉语只能说是一个非常迟钝的翻译工具。用汉字来翻译《圣经》中的人名,这是最困难、最不准确、最不通畅的、最难看的翻译。以下的比较就能说明问题。
 
用Matthew1:1(《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为例:其原文提到三个重要的人名:Abraham、David和Iesus Christus(这是拉丁文,而希腊文则是:Abraham David、Iesous Christos。)[7]
 
汉语的《圣经》译本如此翻译:“亚伯拉罕(Yabolahan)的后裔,大卫(Dawei)的子孙,耶稣基督(Yesu Jidu)的家谱”。[8]
 
越南语的《圣经》则译为:Ap-ra-ham,Da-vit,Gie-su,Ki-to。[9]
 
朝鲜语的《圣经》翻译为:A-beo-ra-ham,Da-wit,Yae-su Geo-ri-seo-tu。[10]
 
日本语的《圣经》译之为:Aburahamu,Dabido,Iesu Kirisuto。[11]
 
显然,在越、朝、日、汉语中,汉语的译法是最困难的,最麻烦的,因为只有汉语没有一种能比较准确表达字音的Alphabet(“字母”),而日、越、朝鲜语都有某种比较好的字母;譬如,这些文字很容易能表达“David”中第二个“d”、“Abraham”中的“m”和“Christus”中的“t”。但用汉字来表达那些音,问题就大了。离开原文“Abraham”最远的也就是汉语的译法Yabolahan,而那些其它的译法如Apraham、Abeoraham、Aburahamu还比较接近原来的发音。
 
4.意译的“出路”和困境
 
因为音译的路线显然很困难,华人和西方的传教士多选择了“意译”的方法。譬如,他们用一些很好听的名字来表达基督信仰中的美德;“罗明坚”、“南怀仁”、“雷鸣远”是这样的例子。然而,这些名称多以“仁”、“智”、“明”、“德”、“善”等字来提出一些道德的理想,但没有充分地提出基督教信仰的特殊性。“仁”、“明”、“德”、“天”、“道”也同样是儒家的理想,所以很多传教士的名称就没有突出的表现出基督教的特色。民国时期的中国基督徒王明道选择了“明道”为其名,但“明道”同样可以视为适合儒家、道家或佛教的名称。
 
问题是,哪些汉字比较明显地带有基督教传统的字义?在不同的程度上,“信”、“望”、“爱”、“主”、“神”、“灵”、“圣”、“颂”、“赖”、“荣”、“恩”、“惠”、“宠”、“堂”等字与基督教传统有比较明显的关系。所以,那些起名为“张信圣”、“李颂主”、“张慕天”、“李荣神”的人可以通过其名称比较明显地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
 
不过,这种做法也同样受到汉语的语法结构的限止。譬如,和希伯来语比较,希伯来语很容易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词来问一个神学问题:“谁能与上主相比?”(Michael),而想把这一个意思译成一个两个字的人名,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谁如主”?、“莫如神”、“莫如神”、“天无比”……
 
另一个Angel(“天使”、“天神”)的希伯来语是Gabriel(“我的力量是上主”)。如果想把这个意思译成汉语,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主助我”、“吾赖主”、“靠主力”,……都是三个字。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比较自由的民国时期,很多华人知识分子也入了基督教,而有的也来自很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特别公教徒是如此)。但是,很成功地表达基督教信仰的人名寥寥无几。我认为,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谢颂羔”这个名称。谢颂羔生于1885年,曾经在美国留学,而在1920年到1949年之间大概写过30多本书,都与基督教信仰有关。[12]谢颂羔是一位基督教徒,而他的名称表达一个基督信仰的道理:“我赞颂羔羊”。“羔羊”当然指“基督”,因为他是“上主的羔羊”(见《约翰福音》John1:29,亦见《启示录》Rev5:1)。我认为,“颂羔”的名称是很恰当的、很成功的,因为它能表达出基督教的特殊性。“羔羊”是基督教专用的宗教象征。“羔羊”虽然在别的宗教也会有某种意义,但在基督教信仰中,“羔羊”的意思是很清楚:只有耶稣是“羔羊”。另外,“颂”这个字也与基督教传统有特殊的关联,因为儒、道、佛不特别强调“赞颂”,但《圣经》不断地呼吁信徒:“请歌颂上主”、“请赞美他的伟大”等等。所以“颂羔”是一个很精确的、具有基督教特色的名称,而且它还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因为非基督教徒也许会好奇地问:“颂羔”是什么意思,而为这个问题也许给了谢先生很多“传教”的机会。
 
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公教神学家和作家李问渔(Laurentius Li)。李问渔神父(1840-1911年)是江苏省川沙西李家人,与马相伯是同学,而他算是清朝末年上海天主教的核心人物,曾经写过60多本著作。[13]他的名称“问渔”也能很微妙地表达基督教信仰。“问渔”的意思与基督教信仰有这样的关系: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的学生和弟子(“门徒”)中有一些是渔夫,而当耶稣召收这些门徒时,他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见《马太福音》Matthew 4:19)。在基督教传统中,所谓“渔人”的意思是:“吸引人们入教会,让人们理解和接受基督的福音”。李问渔很明显认为,他是耶稣的“学生”因为他是“神父”,在教会内有传教者的身份),所以他说他的精神是向耶稣“问渔”,也就是“学习吸引和教导人的技术”。
 
然而,在众多的民国时期的华人基督徒名称中(譬如:吴雷川、曾宝荪、刘廷芳、赵紫宸、徐宝谦、王治心、马相伯、英敛之、徐宗泽、苏雪林、陆徵祥、吴经熊、陈文渊、诚静怡、于斌、田耕莘、常守义、方豪、王昌祉……)只有这两、三个比较明显地表达基督教信仰的人名,这也令人深思。换言之,在人名方面,基督教文化“穿上”美丽的“华服”这个尝试可说彻底失败了。在一方面,汉字不允许希伯来、希腊、拉丁或其它语言的准确和顺利翻译。另外,在“意译”的方法上,几乎所有的汉字已经染上了儒、佛、道的味道,所以那些与基督教信仰有特殊关系的字(如“颂”)并不多。第三,那些比较“成功”的尝试(如“颂羔”和“问渔”)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它们容易陷入“雅而不通”的困境。结论:“人名的基督化”这个文化交流“项目”显示出,汉字是一个很迟钝的工具,它们很有效地阻碍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基督教符号在中国的传播。不过,汉字还能掩盖这个“不精”的缺陷,因为华人的人名(如“雷川”、“宝谦”、“徵祥”、“宗泽”)仍然有诗意、很有“味道”,只不过是华夏传统的味道而不是基督信仰的味道。
 
 
【注释】
 
[1]Philein=“爱好”,而hippos=“马”。
 
[2]见谢大任编《拉丁语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3]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一个人受洗入教时应该选择一个圣人(或《圣经》中的人)的名称为自己的新名称,这样表达自己的新身份。譬如,利玛窦的好友,华人学者徐光启在领洗时取得了圣名“保禄”(Paulus,而因此成了“徐保禄”。西语的文献多称他为“Dr.Paul Hsu”(徐保禄博士)。
 
[4]我个人认为,犹太人的名称是非常好听的,如Susanna,Judith,Deborah,Elisabeth,David,Benjamin,Salomon,Michael等。
 
[5]Michael,Gabriel,Raphael是《圣经》中出现的angel(译为“天使”或“天神”)。
 
[6]参见河北信德编辑室出版(每日礼赞》,石家庄,1992年。
 
[7]见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 ,Nestle,Stuttgart,1954年。
 
[8]见《和合本》。公教的译本(1968年出版的《思高本》则用“亚巴郎”(Yabalang)、“达味”(Dawei)和“耶稣基督”(Yesu Jidu)。
 
[9]见Tan Uoc(《新约》)联合圣经会版, Ho Chi Minh,1996年。
 
[10]见The Holy Bible,Common Translation,Korean Bible Society,1984年。
 
[11]见《圣书》Federico Barbaro译,东京1993年日本圣书协会于1955年出版的《小形圣书》则有“Aburahamu,Dabide,Iesu Kirisuto”。
 
[12]见拙著《论基督之大与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07-108页。
 
[13]见拙著《论基督之大与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82-183页。
 
转自基督教文化学刊JSCC
 
本辑学刊出版于2000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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