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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考——兼论印度教神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
发布时间: 2019/1/4日    【字体:
作者:林梅村
关键词:  庆山寺地宫 高浮雕人头胡瓶 印度教神像 粟特火祆教  
 

 

1985年,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发现唐代庆山寺故址。这所寺院始建于隋开皇年间,本名“灵严寺”,唐初属于雍州新丰县。垂拱二年(686),雍州大地震导致地面隆起而形成庆山。于是武则天改“新丰县”为“庆山县”,改“灵严寺”为“庆山寺”,并按皇家寺院模式重建;挖地宫置释迦如来舍利宝帐,打造珍藏佛祖舍利的金棺银椁,唐德宗易名“持国寺”。会昌五年(845),庆山寺毁于唐武宗灭佛,直至1985年重见天日[1]。经考古发掘,庆山寺地宫发现大批唐代珍贵文物。其一为高浮雕人头胡瓶,造型奇特,腹部有六个高浮雕头像。这件胡瓶立即成为中国对外文物展的明星,先后赴日本、西德、美国等地巡展,但它的产地及其艺术内涵至今无人解读。据我们检测,这个胡瓶是黄铜(铜锌合金)打造的,法藏敦煌文书(P.2596)称之为“鍮石瓶子”。这件胡瓶采用鹤嘴流,器型与粟特胡瓶相同,而腹部六个高浮雕头像实乃印度教战神塞健陀像,为我们探讨印度教神像如何影响粟特火教艺术提供了又一范例。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印度教在中亚的传播
 
公元2世纪初,贵霜王阎膏珍征服天竺(今印度北方邦)后,湿婆崇拜开始在贵霜王国境内流行,如印度马图拉市马特村出土阎膏珍时期印度教石雕神像。这个神像底座有铭文曰:“他(指阎膏珍)坚信真法,由于他的虔诚,湿婆与湿甘陀毗拉赐予他王国。”[2]贵霜王阎珍(VimaKadphises)时期,湿婆成为贵霜王朝万神殿的重要神祇之一。阎珍钱币背面出现湿婆像,在新疆楼兰古城也有发现。贵霜王迦腻色伽时代,湿婆仍是贵霜钱币上重要护法神之一。此后,贵霜钱币上印度神祗逐渐增多[3]。除湿婆之外,贵霜钱币背面还有乌摩天后(Umma)、大军(Mahāsena,塞健陀别称)和毗舍怯(Viśākha)诸多印度教神像[4]。
 
公元前2世纪,希腊-大夏王国居民在大夏古都西北40公里(今乌兹别克斯坦南境)达尔维津•喀赞兴建过一所狄俄斯库里(Dioskouri“宙斯之子”)神庙。这座古希腊神庙在公元5世纪初被改建为印度教神庙。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在这座神庙遗址发掘出一幅湿婆、圣牛难提、雪山女神壁画[5](图一,1)。
 
1956年,印度政府派遣一个考古代表团前往阿富汗,他们在喀布尔得知,数年前有人在喀布尔以南120公里加德兹发现一尊象头神造像(图一,2)。这尊象头神石像后来移到喀布尔,受到当地印度教居民膜拜。1958年,意大利东方学家图奇(GiuseppeTucci)在《东与西》杂志报道了阿富汗出土象头神像。这尊神像底座婆罗谜文读作:“吉祥如意!于第八年逝瑟咜月白分第十三日,月宫在亢宿,狮子宫当空之吉祥时光,这尊大像(mahāvināya,指象头神)由至尊、伟大的众王之王、吉祥王金吉拉(Khingila)、乌仗那王(udyānasāhi)所建。”[6]所谓“乌仗那”,唐代为罽宾国附庸,在今印度河上游斯瓦特河谷,故罽宾王亦称“乌仗那王”。
 
中亚历史上至少有两位金吉拉王:一位是嚈哒钱币所记公元5世纪嚈哒王金吉拉[7];另一位是两唐书记载的公元7世纪初罽宾王馨孽。《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罽宾,隋漕国也……国人共传王始祖曰馨孽,至曷撷支传十二世。……天宝四载(745),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8]
 
嚈哒统治中亚时期(公元5~6世纪),罽宾国就有印度教徒。《梁高僧传》卷二记载:“佛陀耶舍,此云觉明,罽宾人也,婆罗门种,世事外道。……弘始十二年(410)译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长阿含》等。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道含笔受。至十五年(413)解座。兴䞋耶舍布绢万匹。悉不受。道含、佛念布绢各千匹。名德沙门五百人皆重䞋施。耶舍后辞还外国,至罽宾得《虚空藏经》一卷,寄贾客传与凉州诸僧。后不知所终。”[9]婆罗门即天竺(今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如《梁高僧传》所记“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河衍,本婆罗门种。……元嘉十二年(435)至广”[10],以及《梁高僧传》所言“熙平元年(516),有南天竺波罗奈城婆罗门姓瞿昙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从元年至兴和末,于邺城译《正法念》《圣善住》《迴浄》《唯识》等经论”[11]
 
2005年,西安北郊南康村发现一座北周时期罽宾国婆罗门后裔墓葬。墓主姓李名诞,字陁娑,婆罗门种,长子名槃提。北魏正光年间(520~525)自中亚罽宾国归化中土,北周保定四年(564)薨于长安城万年里,春秋五十九。这位印度教徒后裔的丧葬习俗相当汉化,唯有墓主口含东罗马金币仍保留了中亚丧葬旧俗[12]。凡此表明,嚈哒统治中亚时期,罽宾国有许多来自天竺的印度教徒。
 
公元557年,嚈哒王朝一朝覆亡。《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初,室点密从单于统领十大首领,有兵十万众,往西平西域诸胡国,自为可汗,号十姓部落,世统其众,在本蕃为莫贺咄叶护。”[13]据波斯-阿拉伯史料,嚈哒实际上是公元557年被突厥与波斯联军所灭,然后两国以阿姆河为界瓜分嚈哒故土[14]。嚈哒王朝灭亡后,突厥汗国便与萨珊波斯王朝发生直接对抗,突厥势力沿阿姆河一路南下。《旧唐书•突厥传》记载:“统叶护可汗(约618~628在位),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换言之,7世纪20年代,突厥汗国扩张至喀布尔河上游的罽宾地区,从而占领了嚈哒全部故土[15]。
 
关于公元7世纪初罽宾王的族属,《北史•西域传》又载:“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胜兵万余人。……国王戴金牛头冠,坐金马座。……大业(605~617)中,遣使献方物。”[16]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桑山正进认为,罽宾王馨孽是否出自撒马尔干城粟特王族仍需进一步研究[17]。统叶护可汗曾经派大批突厥或粟特官员到西域各国征收赋税,如派突厥设去伊吾(今新疆伊吾)任吐屯,又派康艳典赴鄯善(今新疆若羌县车尔臣河流域)石城镇任“镇使”[18]所谓“镇使”即吐屯别称,那么,罽宾王馨孽或为统叶护可汗派往中亚诸国征收赋税的吐屯之一。
 
1970年,日本京都大学考古队在喀布尔北约31公里塔帕•塞健达尔发现一个突厥沙希时期(约公元6~9世纪)遗址,由两个避难所、一个城堡和几个小神庙遗址组成。其中一座神庙建有火坛,当为火祆教遗址;另一座神庙遗址发现一尊印度教湿婆和乌摩天后石雕像[19](图二,1)。这尊神像底座有婆罗谜文石刻题记,说明这是一位名叫“吠迦”(Veka)的国王所建神庙。阿富汗以前发现过罽宾王金吉拉钱币,阿拉伯作家叶尔孤比提到过这位公元778年的罽宾王,或为吠迦之前的罽宾王[20]。
 
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求法,途径迦毕试国(两唐书称“罽宾国”)。《大唐西域记》记迦毕试国:“城西南有比罗娑洛山,唐言象坚也。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坚也。昔如来在世,象坚神奉请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罗汉。山颠有大磐石,如来即之,受神供养。其后无忧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余尺,今人谓之象坚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来舍利,可一升余。”[21]玄奘在迦毕试国还见到王城外有二座“旧王伽蓝”和一座“旧王妃伽蓝”,当即嚈哒王金吉拉和王妃所建佛寺;他在迦毕试国所见“今人谓之象坚窣堵波”当即罽宾王馨孽所建象头神庙[22]。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安迪尔古城发现过公元7~8世纪象头神木板画(图二,2)。德国考古学家勒科克(A.vonLeCoq)在吐鲁番胜金口北部唐代小佛寺遗址发现过一幅湿婆与乌摩天后壁画[23],那么,阿富汗加德兹象头神庙当为公元7世纪初罽宾王馨孽所建。
 
二、庆山寺地宫高浮雕人头胡瓶与印度教战神塞健陀
 
据考古发现,印度教神像曾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许多粟特神像借鉴了印度教神像。塔吉克斯坦国片治肯特壁阃共出现五位印度神祗,分别为梵天(Brahma),帝释天(Indra)、大自在天(Maheśvara“摩醯首罗”或么Śiva“湿婆”)、那罗延天(Narayana)和毗沙门天(Vaiśravana)。然而,这五位印度神祗前三位一梵天、帝释天、湿婆神,分别相当于粟特本土三位火祆教神祗——祖尔万神(Zurvan),阿摩(Adbag)和风神(Veśparker),而最后两位印度神祗——那罗延天和毗沙门天则无与之对应的粟特本地神灵[24]。
 
1933年春,在泽拉夫善河上游、片治肯特以东的穆格山发现大量粟特语文书。据穆格山粟特文写本记载,梵天采用蓄须的形象,帝释天有三只眼,而湿婆则是一位三头神。此外,前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国片治肯特XXII号遗址发现公元8世纪粟特火祆教保护神壁画,有粟特文榜题注明此为粟特风神(Veśparker)。这位粟特神衹有三个头,手持三股叉(图三),其艺术原型来自印度教三头湿婆像[25]。
 
北宋董逌《广川画跋》卷四《书常彦辅祅神像》记载:“祆祠,世所以奉梵相也。其相希异,即经所谓摩醯旨罗。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摄伏四方,以卫佛法。当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颁政坊,常有番人奉事。……与得悉(曹国)顺天(罽宾)同号祆神者,则有别也。”[26]《隋书•西域传》记曹国曰:“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27]据英国学者亨宁(W.B.Henning)考证,得悉神即粟特神Txs’tyc(掌管星辰雨水之神)[28]。根据焉耆出土粟特文银碗,英国语言学家西姆斯•威廉姆斯(NicolasSim-Williams)进而指出得悉神当为女神[29]。
 
1996年,马尔沙克发表《伊朗、粟特和西域艺术》一文,旨在探讨印度教艺术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30]。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器型与粟特鹤嘴胡瓶相同,而腹部六头神像实乃印度教战神塞健陀(Skanda)像,为我们探讨粟特火祆教万神殿提供了又一生动范例。
 
据印度教神话传说,塞健陀是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和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以及象头神的兄弟。塞犍陀诞生后,由六位乳母养育,长有六个头,故称“卡尔凯蒂耶”(Kārttikēya)或“六面天”(Sanmukha)[31]。在印度教艺术中,塞健陀像往往为六头造型,如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藏6〜7世纪六头塞健陀铜像(图四,1),印度奥里萨国立博物馆藏六头塞健陀骑孔雀石雕像(图四,2),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六头塞健陀像(图四,3),[32]以及大英博物馆藏鸠摩罗笈多一世金币上六头塞健陀骑孔雀浮雕像(图四,4)[33]。塞健陀还有许多别称。由于精通一切知识,故称“善婆罗门”(Subrahmanya)或“穆卢甘”(Murugan)。他击败恶魔塔茹卡(Taraka)后,成为诸天军队统帅,故称“大军”(Mahasena)或“军主”(Senani)。他永远是童子之身,亦称“鸠摩罗”(Kumāra“童子”);他以孔雀为座骑,故称“孔雀明王”(Shikivahanan“骑孔雀者”)[34]。
 
大乘佛教兴起后,这位印度教战神像被引入犍陀罗佛教艺术,由此成为佛教护法神。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塞健陀像往往一手持矛,一手托孔雀(或公鸡),诸如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巴基斯坦卡拉奇博物馆,美国洛杉矶艺术博物馆、阿富汗国立博物馆藏犍陀罗佛教艺术塞健陀造像(图五,1),但是犍陀罗艺术迄今未见六头塞健陀像[35]。
 
总之,印度教战神塞健陀像起源于南印度,往往采用六头造型。大乘佛教传人中亚地区后,这位印度教战神被引人犍陀罗佛教艺术,由此成为佛教护法神。不过,犍陀罗佛教艺术迄今未见六头塞健陀像,那么,庆山寺地宫高浮雕人头胡瓶当为印度教艺术品。
 
三、庆山寺地宫高浮雕人头胡瓶的产地
 
就目前所知,唐代流行的胡瓶可分为东罗马、萨珊波斯、粟特、伊斯兰等不同类型。早在前凉张轨时期(255〜314),东罗马胡瓶就传人中国。据《前凉录》记载,“西胡致金胡瓶,皆拂祙(指东罗马)作,奇状,并人高,二枚”[36]。《旧唐书•田神功传》记载:上元元年(674),田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大历三年(768)三月,朝京师,献马十匹、金银器五十件、缯綵一万匹”[37]。可知田神功一次献给朝廷的波斯金银器多达50件。
 
据考古简报介绍,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图六),“壶高29.5厘米。凤首龙柄,喇叭状圈足。细颈中有凸弦纹三周。腹作六个高浮雕人头,人面肌肉丰满,弯眉大眼,小口,鼻子修长而稍高,与口距离极近。头发从额中分拢于耳前鬓上,结成三节发辫,每条辫皆两两共用。出土时,器、足分离。从壶底附焊铜片看,壶底早先坏过,几经修补,可见使用时间之久。造型奇特,稀世罕见。从人物的形象看,天竺(今印度)人的特征极强,证明这件壶来自天竺。”[38]
 
2016年,熊雯撰文《唐代庆山寺地宫艺术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认为这件人面胡瓶是否出自天竺尚待商榷,因为,这件胡瓶的人物浮雕,头发中分、结成发辫似为突厥人常见的发饰,而根据壶的形制即为典型的“胡瓶”。据齐东方考证,壶把上端安在口部应是伊朗萨珊王朝时期的做法,其圈足粗矮应为粟特银器,而人物采用浮雕式的做法也是西方银器的装饰特点,同时也是较早时代的做法。他最后指出,“这件凤头人面壶明显受到西域胡风的影响。”[39]
 
关于粟特胡瓶的样式,唐人冯贽《云仙杂记•过门钱》记载:“龙山康甫慷慨不覊,每日置酒于门,邀留宾客。不住者赠过门钱。日费酒者鹤嘴缾(瓶)二十。”[40]顾名思义,康甫当为撒马尔干城邦的粟特人。清华大学尚刚教授以新城公主墓、房陵大长公主墓、节愍太子墓唐代壁画为例,结合文献记载,认为鹤嘴瓶当为粟特胡瓶[41]。这个推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他列举的房陵大长公主墓等唐墓壁画所绘胡瓶(图七,1)并非粟特鹤嘴胡瓶,而是萨珊波斯凤首壶。后者典型器有:埃米塔什博物馆藏森莫夫纹银鎏金凤首壶(图七,2)、日本京都美秀博物馆藏两件萨珊波斯凤首壶(图七,5、6),以及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阿纳希塔舞蹈纹凤首壶(图七,7)等[42]。北周李贤墓出土高浮雕神话人物鎏金银壶,主题图案描绘希腊神话故事,而装饰图案却采用萨珊波斯典型纹样“联珠纹”(图七,3),或为波斯景教徒模仿罗马银壶创作的艺术品[43]。
 
1961年,俄罗斯考古学家马尔沙克(BorisMarshak)撰文讨论金属工艺品对粟特陶器的影响。他根据中亚考古发现,从传世收藏和考古发掘品中分辨出一批粟特陶器和金属工艺品[44]。不过,他在文中列举的三件胡瓶(图八,15~17)并非鹤嘴流,当为萨珊波斯凤首壶。粟特胡瓶一大特征是采用鹤嘴流,与萨珊波斯凤首壶形成鲜明对照。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亚古城出土的许多金银器皆被视为“波斯金银器”。1971年,马尔沙克出版《粟特银器》一书。他从波斯金银器中区分一批粟特金银器,其中包括两件鹤嘴胡瓶。第一件粟特胡瓶,腹部图像为有翼骆驼,银鎏金,龙柄鹤嘴,并刻有花剌子模文(图八,B),马尔沙克将这件胡瓶的年代断在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45]花剌子模,唐代称“火寻”,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下游,《新唐书•西域传》列为昭武九姓胡之一[46]。第二件粟特胡瓶通体素面,器型与第一件胡瓶相似,龙柄鹤嘴,底座有连珠纹(图八,C)[47]。这两件粟特胡瓶为我们鉴别粟特金银器提供了典型范例,由此可证,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鹤嘴胡瓶必为粟特金银器无疑[48]。
 
除了西方金银器之外,唐朝还流行仿造西方金银器的铜器,有些外表鎏金。这些鎏金铜器不仅造型、纹样与金银器风格完全相同,甚至采用捶揲技术,诸如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折枝花镂空盖鎏金铜碗、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凤鸟纹鎏金铜水滴,以及日本天理博物馆藏伊斯兰凤首铜壶[49]。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亦为仿造金银器的铜器。2015年,单月英撰文《千年丝路的中国记忆:王朝的经营与丝路贸易》介绍庆山寺地宫出土高浮雕人头胡瓶,称之为“人面纹青铜壶”[50]。殊不知,这个胡瓶并非青铜器,而是黄铜(铜锌合金)打造的,古称“鍮石”。
 
2017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土研究生刘瑞和刘翔到陕西临潼博物馆检测了这件铜器,金属成分为黄铜制品(表一)。法藏敦煌文书(P.2596)《癸酉年(793)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记有“留璃瓶一,鍮石瓶子一只”,以及“鍮石瓶子一双,鍮石釵子六十四只”。所谓“鍮石瓶子”,就指黄铜胡瓶而言[51]。
 
黄铜最先在小亚(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冶炼成功,公元前4世纪随亚历山大东征传入波斯和中亚地区。东方鍮石最著名的产地首推波斯。《魏书•西域传》记载:“波斯国……出金、银、鍮石。”[52]《隋书•西域传》亦载:波斯盛产“金钢、金、银、鍮石、铜、镔铁、锡。……波斯每遣使贡献。”[53]在波斯金属工艺的影响下,中亚工匠打造了大批黄铜工艺品,尤其是鍮石佛像。《大唐西域记》记载:梵衍那国今阿富汗巴米扬)王城,“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54]。
 
综合全文的讨论,庆山寺地宫出土胡瓶用中亚传统黄铜工艺打造,当即法藏敦煌文书(P.2596)所谓“鍮石瓶子”。它的器型与粟特鹤嘴胡瓶相同,腹部高浮雕人头像实乃印度战神塞健陀像。据史书记载,喀布尔河上游的罽宾国是印度教在中亚传播的重要中心之一。唐代罽宾王出自撒马尔干城粟特王族,或为突厥可汗派往西域绿洲王国征收赋税的粟特吐屯之一,那么,庆山寺地宫高浮雕人头胡瓶的产地很可能在粟特与印度之间的罽宾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为我们探讨印度教神像对粟特火祆教艺术的影响提供了又一范例。
 
注释
 
[1]顾承甫:《唐代庆山寺小考》,《史林》1986年第4期。
 
[2]V.S.Agrawala,“ACatalogueoftheImagesofBrahman,VsishnuandShivainMathuraArt,”JournaloftheU.P.HistoricalSociety,Vol.22:1949,pp.102-210;UpinderSingh,“CultsandShrinesinEarlyHistoricalMathura(c.200BC-AD200),”WorldArchaeology,Vol.36,No.3,2004,pp.392-393.
 
[3]J.Cribb,“SivaimagesonKushanandKushano-SassanianCoins,”KatsumiTanabeetal(ed.),StudiesinSilkRoadCoinsandCulture,Kamakura:TheInstituteofSilkRoadStudies,1997,pp.11-66.
 
[4]林梅村:《贵霜王朝的万神殿》,《上海博物馆藏古代国家钱币》第23〜56页,上海博物馆,2006年;林梅村:《中亚民族与宗教》第178〜180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5]B.AllchinandF.RaymondAllchin,TheArchaeologyofAfghanistan,London:AcademicPress,1978,pp.283-289,fig.5.58.
 
[6]R.C.Agrawala,“ŪrdhvaretasGaneśafromAfghanistan,”EastandWest,Vol.18,No.1/2,1968,pp.166-168;WarwickBall,Cataloguedessitesarchéologiquesd’Afghanistan,aveclacollaborationdeJean-ClaudeGardin(Synthèse,no8),Paris:Editionsrecherchesurlescivilisations,1982,n.337;M.K.Dhavalikar,"Ganeśa:MythandReality,”RobertL.Brown(ed.)tAlbanyGanesh:StudiesofanAsianGod.,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1991,pp.50-63,
 
[7]马小鹤:《馨孽(Khingila)与那色波王(nspkMLK’)考》,见《欧亚学刊》第5辑第11页,中华书局,2003年。
 
[8]《新唐书•西域传》第6240〜6241页。
 
[9][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髙僧传》第65~67页,中华书局,1992年。
 
[10][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高僧传》第130、131页,中华书局,1992年。
 
[11][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髙僧传》第17页,中华书局,2014年。
 
[12]程林泉等:《陕西西安发现北周婆罗门后裔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0月21日第1版;王维坤:《论西安北周粟特人墓和罽宾人墓的葬制和葬俗》,《考古》2008年第10期。
 
[13]《旧唐书•突厥传》第5188页。
 
[14]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11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王政林:《西突厥与萨珊波斯合击嚈哒始末》,《昌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5]余太山:《嚈哒史研究》第13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重印本。
 
[16]《北史•西域传》第3238,3239页。
 
[17][日]桑山正進:《迦畢試国編年史料稿(下)》,见《佛教艺术》140号第80~177页,每日新聞社,1982年。(汉译文参见桑山正进著、张亚平节译:《迦毕试国编年史料稿》,《南亚研究》1985年第4期)。
 
[18]《隋书•裴矩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人朝”(《隋书•裴矩传》第1580页);《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新唐书•地理志》第1151页)。
 
[19]Sh.Kuwayama,“ThefirstexcavationatTapaSkandar,”ArchaeologicalSurveyofKyotoUniversityinAfghanistan1970,Kyoto,1970,pp.5-14;[日]樋门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第73页、图105,法藏馆,1986年。
 
[20]马小鹤:《馨孽(Khingila)与那色波王(nspkMLK’)考》,《欧亚学刊》第5辑第11页,中华书局,2003年。
 
[21]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56、157页,中华书局,1985年。
 
[22][日]桑山正進:《迦畢試国編年史料稿(上)》,《佛教艺术》137号第86~114页,每日新聞社,1981年(汉译文参见桑山正进著、张亚平节泽:《迦毕试国编年史料稿》,《南亚研究》1985年第4期)。
 
[23]《安迪尔古城出土唐代象头神木板画》,《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5•中央アジア》第278页、图189,小学馆,1999年;吐鲁番盆地出土唐代湿婆与乌摩天后壁画,参见A.vonLe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derWichtigerenFundederErstenKöniglichPreussischenExpeditionnachTurfaninOst-Turkistan.Berlin:DietrichReimer(ErnstVohsen),imAuftragederGernalverwaltungderKöniglichenMuseenausMittelndesBaessler-Institutes,1913,Tafel15c.
 
[24]W.B.Henning,“ASogdianGod,”BSOAS,Vol.28,No.2(1965),p.253.
 
[25]BorisMarshaketal,“ThePaintingofSogdiana”GuittyAzarpay(ed.),SogdianPainting:ThePictorialEpicinOrientalAr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1.p.29,fig.5;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6]董逌:《广川画跋》,收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第476、477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27]《隋书•西域传》第855页。
 
[28]W.B.Henning,“ASogdianGod,”BSOAS,Vol.28-2,1965,pp.252-253.
 
[29]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
 
[30]BorisMarshak,“L’artIranien,sogdienetsérindien,”MoniqueCohen,Jean-PierreDrègeetJacquesGiès(ed.),LaSérindeterred’échanges,Art,religion,commerceduIerauXersiècle,ActeducolloqueinternationalGaleriesnationalesduGrandPalais13-15février,Paris,2000.
 
[31]FredW.Clothey,TheManyFacesofMuruikan:TheHistoryandMeaningofASouthIndianGod(Hague;MoutonPublishers,1978),pp.1-49.
 
[32]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六头塞健陀铜像,参见R.C.Agrawala,“SkandafromNationalMuseum,NewDelhiandU.P.Hills,”EastandWest,Vol.18,No.3/4(Rome,1968),p.323,fig.l;印度奥里萨国立博物馆藏六头塞健陀骑孔雀石雕像,参见UpinderSingh,Kings,Brahmanas,andTemplesinOrissa:AnEpigraphicStudyAD300-1147,NewDelhi:MunshiramManoharlal,1949;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六头塞健陀像,参见安瑞军:《印度教主神的大千世界》,《大众考古》2014年第5期。
 
[33]上海博物馆编:《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第114、11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34]FredW.Clothey,TheManyFacesofMurukan:TheHistoiyandMeaningofASouthIndianGod(Hague:MoutonPublishers,1978),pp.1-49.
 
[35]RichardD.Mann,TheRiseofMahāsena:TheTransformationofSkanda-KārttikeyainNorthIndiafromtheKuṣāṇatoGuptaEmpires,Brill,2011;R.C.Agrawala,“GandhāraSkandawithFlames,”EastandWest,Vol.18,No.1/21968,pp.163-165,[日]樋口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第60页、图83-84,法藏馆,1986年。
 
[36][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八《器物部三》第3365页,中华书局,1960年。
 
[37][后晋]刘昫撰:《旧唐书•田神功传》第3533页,中华书局,1975年。
 
[38]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5期。
 
[39]熊雯:《唐代庆山寺地宫艺术与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艺术探索》2016年第2期。
 
[40][唐]冯贽:《云仙杂记》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41]尚刚:《唐墓壁画札记两则》,《文博》2011年第3期。
 
[42]ArthurU.PopeandPhyllisAckerman(ed.),ASurveyofPersianArt:FromPrehistoricTimestothePres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38,Vol.VII,p.226;TakeshiUmeharaetal,CatalogueoftheMihoMuseum:NorthWing,Tokyo:MihoMuseum,1997,pp.114-117;[日]深井晋司:《ペルシャ古美術:ガラス器•金属器》,吉川弘文館,1968年。
 
[43]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景教艺术》,《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第336~348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
 
[44]BorisMarshak,"Vliyanietorevtikinasogdiiskuiukeramiku,”TrudyGosudarstvennogoErmitazha,Vol.V,1961,pp.177-201.
 
[45]这项研究成果刊于马尔沙克在莫斯科出版一本俄文小册子,并附有详细的英文摘要(BorisMarshak,SogdianSilver,trans.byG.M.Sergeyev,Moscow,1971,no.T7.1986年)。马尔沙克在莱比锡出版《东方银器:3—13世纪的金属工艺及其后来的发展》(BorisMarshak,SilberschätzedesOrients.Metallkunstdes3.-13.JahrhundertsundihreKontinuität,Leipzig,1986)一书,进一步讨论了粟特金银器的发展和演变问题。
 
[46]《新唐书》记载:“康者,一曰萨末鞬,亦曰飒袜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新唐书•西域传》第6243页)。
 
[47]BorisMarshak,SogdianSilver,trans,byG.M.Sergeyev,Moscow,1971,no.T8.
 
[48]邵国田:《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3期;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49]齐东方:《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考古》1991年第2期;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第10期。
 
[50]单月英:《千年丝路的中国记忆:王朝的经营与丝路贸易》,《艺术品》2015年第1期。
 
[51]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林梅村:《鍮石入华考》,《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
 
[52]《魏书•西域传》第2270页。
 
[53]《隋书•西域传》第1857页。
 
[54]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0页,中华书局,1985年。
 
原文刊载于《文博》2017年第05期,转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53]《隋书•西域传》第1857页。
 
[54]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30页,中华书局,1985年。
 
原文刊载于《文博》2017年第05期,转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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