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么用？”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素有专精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麽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为什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这麽难呢？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一、中国文化一直缺乏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後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著，所以我活著”，这只能是猫狗的存在状态。人活著，一定要找出活著的意义。若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因为信仰这样重要，所以耶稣提出的最大诫命才会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22：37-38）就是说，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高度却从来没有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我们不但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麽信仰都没有，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麽，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记。

      但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後，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结果。

      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四十年多後，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儒家那样的抵制。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因而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

      而且，与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它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和追求：鹤发童颜、长生不老；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个仿造品，造得并不逼真。

      佛教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是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排异反应非常强烈。

      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

      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徵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

     《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夥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许多地方，庙里的香火鼎盛，商店里都供著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是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人气就最盛。

      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不是去信奉，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後还帐——包赚不赔。

      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著个人的私欲；每一把香，都燃烧著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麽？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麽：“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成全“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是为上帝，不是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更是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

      由于没有信仰，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难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化上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自然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搞“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有著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

      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虽然制度变了，我们还是失败了。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就有了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要有工业、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

      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後来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质上是接著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直到九十年代後，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

      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後，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後，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中国自己之所以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苦思冥索了一百三十多年後才发现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诗人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确，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

      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就使人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

      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

      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于是，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

      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

      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麽？“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

     与“自然主义”相联系，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麽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得多麽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著当画看都不行。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麽用”。学习有什麽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麽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耶稣却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圣经中记载耶稣行了三十五次神蹟，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毫不动心。

      受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有用的部分就最容易接受。五四时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就连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接受的还是不够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

      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但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

      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了解，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後，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麽？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麽能检验真理呢？

      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後，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大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

      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豪宅、汽车、发大财，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每个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发财心。

      这种求物求利之心，使人们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富裕、强盛而已。这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

     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

      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麽？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至少1989年以前是如此）。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圣经的原则是什麽？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

      那清早就被雇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後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麽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和奥秘。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E＝MC 。

      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过要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

      我们追求了半天实用，追到了什麽？数数看，从电灯、电话、计算机、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

      没有高远的境界，最终会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麽也追不著；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麽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

      四、中国文化中的人

      前些年有的学者说，中国文化好，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为中国文化最讲以人为本。

      的确，孔子说“仁者爱人＂。但他所爱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等级制度之下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规范之下的人。

      等级中的人还算人吗？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算人吗？他不是城里人，他只能算下等人，是可以被任意收容、拘留，甚至打死的。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等级文化。在这种等级文化中，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感。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师生之间，百姓与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与“公民＂所表达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与皇帝的一姓相对照，是“百姓＂。所以，百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等人的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报刊上仍然以“百姓＂这个词来代称民众，从来不用“公民＂这个词，这其实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中国人在社会上不平等，那么在家庭内怎么样呢？照样不平等。在家庭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之间，都没有平等可言。

      既然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仁者爱人＂的“爱＂，就带有欺骗性。中国这种所谓的“人本文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反而是失去了人，否定了人。结果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人＂ “个人＂。

      蚁民，草民，这些提法最为典型。死掉一个人跟死掉一个蚂蚁没什么差别。中国每年仅煤矿事故，就死伤数以万计的矿工，而且年复一年。

      中国的等级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从大陆出来的人恐怕都有体会。你在领导面前有平等感吗？你可以跟他要平等、要平起平坐吗？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

      在野的梁山与朝廷，他们在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就算是把皇帝拉下马了，那也不过是要自己翻身上马去当皇帝，让其他人当自己的奴才，换一个朝代接着再来。项羽说得明白，“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我可以替了他。文化没变，换个人而已。

      可是你看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是世界的主，他却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3-45）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

       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民主的基础是人的平等。平等这思想，是耶稣带给世界的。人为什么是平等的？人为什么能够平等？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平等的基础。

      你站在海边看，海是无风三尺浪。你站在高山上看海呢，你会觉得海平如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高山，小小的三尺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要是站在太空中看，那地球特别圆，珠峰那个八千八百多公尺的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人在上帝面前，还能分得出谁高谁低吗？上帝无限，上帝永恒，上帝全能全善。而人是那么有限，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共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才是平等的真正起源。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参照，仅仅是在人与人之间相比，就会有不平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民主的源头，上帝是科学的源头。如果深入地去寻找的话，将会发现，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上帝是艺术的源头，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是理性的源头，上帝也是快乐的源头。

       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寻，一直追寻到底的话，就会发现，在一切的终极之处，上帝在微笑。

       六、没有信仰就没有爱

      等级性的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而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也缺少爱。我们没有博爱，没有耶稣那种伟大的震撼人心的爱。耶稣面对那些呼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你杀了我，我还爱你！

      《约翰一书》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

      而没有上帝呢？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国内这样的报导：一人落水，成百上千的人在岸上围观，没人去救。家属跪下祈求，有人却问给多少钱。汽车撞了人以后，把半死的受伤者扔到山沟里，任其死掉。这别说爱了，连良心，连人性都没有。

      没有信仰就没有爱！不认识上帝，就不会懂什么是真正的爱。顶多，是有条件的爱。

      正因为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这爱，就难免靠不住。老婆老了丑了，就想离婚换一个。大陆民谣说，“中年男人三大幸，升官、发财、死老婆＂。男人升官发财之后，想换个年轻美貌的。这时，糟糠之妻突然死掉了，多好，免了离婚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社会压力。

      反右和文革中，多少人离婚，多少家庭破裂？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多少亲人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互相陷害，造出了多少可怕的人间悲剧？谁敢担保，如果现在中国再出现文革式的运动，这些事不会重演？当条件决定爱的时候，条件的转变，就注定了爱的存亡。

      在中国古汉语中，“爱＂的本意是指小气（例如，《孟子》：“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我以为这特别能反映中国文化中“爱＂的本来面貌。这个爱字，就反映了一种私心，一种计较，一种盘算。

      所以，怎么上算，怎么来。在平时情况下，爱是有好处的，就爱。遇了风浪，一盘算，再爱下去就不上算了。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保下自己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于是，不爱了。

      我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俗气冲天，特别实用主义，甚至有点不择手段。战国时，苏秦去秦国游说失败，穷困潦倒地回来，妻子、嫂子都不答理。他一气之下，头悬梁，锥刺骨，苦学一番。到六国去游说，大胜，挂六国的相印回来。他嫂子跪着走到他面前。苏秦很坏，恶心他嫂子：“何前踞而后恭（原先为什么那么傲慢，现在为什么那么卑下）？＂他嫂子倒也实在，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因为你地位高又有钱啊）！＂这个故事，特能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爱＂的本质：爱的是“条件＂。

      电视片《十字架》中，大陆基督徒学者任不寐说：在布什总统演讲时提到九一一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这一点。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九一一事件的遇难者。任不寐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心中没有神，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爱，没有这种博爱，这种超越条件的爱。我记得在纪念九一一一周年时，那时九一一遇难者已经统计出来并确认了身分，布什在纪念大会上，一个一个读出这些人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他绝不是给出个总数七千或八千就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他读的时候，充满了爱，这是来自信仰的爱，这是来自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爱是虚的，恨则是实的。上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意味着，人不必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的审判。这样，申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申冤，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共戴天＂等等说法。你杀了我的父亲，这是杀父之仇，不得不报，必须杀他。他被杀，他儿子又不得不报，再来杀你。你的儿子又面临杀父之仇，还得接着杀，没完没了。

      一个西方人临死，可能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可能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家的仇人。＂这就是中国特色。报了这个仇，就算是拉平了，就公平了。

     国内最流行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主题基本是：报仇。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经常表现这样的意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看，报仇简直成了做人的理由！

     七、自由，来自于上帝

      在世俗性、功利性、等级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平等与爱，更没有自由。中国文化里，没有自由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是这样。

      自由，与我们无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没有充分的迁徙自由，没有充分的调动自由，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充分获得信息的自由，没有结社组党的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前提，是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与客观条件。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条件，决定自由的程度、自主的程度。“或上吊，或服毒，你选吧＂，这种条件下，你自由吗？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

      在没有充足选择条件的文化里，人们没有事实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无自由状态长期存在，使人们的不自由成了常态，人们的奴隶状态成了常态。就像鲁迅说的，我们只有两种情况：做稳了的奴隶的时代，和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候。长此以往，奴性就训练有素。人们失去了渴望自由的意志，失去了自由的愿望，于是不再追求自由。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倒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墨子不承认君王的绝对权威，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国君管着，没这个天子国君，那还叫什么世道！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楚怀王而死，楚怀王就昏得一塌糊涂。岳飞为宋高宗而死，高宗也昏愦邪恶。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什么选择，或者入仕，或隐居。入仕的路也只有一条：科举，考进士，入仕途。仕途充满风险，弄不好被贬官，被杀头，甚至诛连全家。若当隐士，一辈子默默于乡野，永远不能展开自己，不能发展自己，也很痛苦。左右不逢源，没有出路。这种选择条件非常单一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人的活法很单一。古诗里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夜半赶科场＂。这边当官当怕了，辞了官逃回老家；那边有人正从老家出来，赶着去考进士当官呢。来来回回，其实是走在一条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别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单一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有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使用这一自由，我们仍然死守着原来的那一条路。

       中国人在海外，就是挣钱，买大房子，买车，过日子。跟在中国差不多，无非是房子好点，有了车而已。虽然海外有政治自由，海外华人的政治热情如何？立志从政的人的比例如何？全加拿大没有一个省议员是华人。多伦多华人的政治诉求，得请一个意大利的议员协助，我们给人家拉选票。

      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华人与其它少数族裔相比，明显有差距。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封建文化把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扼杀了，我们都没这个功能了。

      自由，来自于上帝，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所谓天赋人权，天，就是上帝。人，生而自由。这自由就体现在能够尽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渴望的生活。选择决定自由。那么，上帝给了我们多少选择条件呢？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你看看，何等自由！

      圣经的全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看上帝多么关心世人，给了你自由不说，还细心地叮嘱人们：你可以任意去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对你合适，都对你好。你选择的时候可要考虑周到、要慎重呀！

      在这两句话中，前一句，上帝讲了人的自由性；第二句，上帝告诉人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的真义。

      近代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旁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

      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人心空虚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能知道远离上帝的恶果。

       认识上帝，这是个人的希望与福分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福分所在。我为我们的民族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