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俗思想界要思考东方思想时，多以西方思想为背景呈现，因为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世界的强势文化。为了更易于理解佛教中的信与智的关系，此处就以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为背景来分析二者的关系问题。先从世间角度看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此处不准备作一个严密的哲学与逻辑的分析，只是大致把此问题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再说明信与智的关系。
从古到今，西方理性的含义在不断变化，有种种表现形态，但其核心是一致的，即理性是对对象自主地进行思考、分析、判断的能力。而信仰的基本含义是不经过理性而对外在对象的直接接受。在西方的世俗与宗教的世界观里，理性与信仰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从西方思想的发展看，它主要有两个思想源泉。一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思维，包含了西方科学、哲学、政治、律法等思想的开端。特别是这种理性思维与经验的结合，在近代诞生了近代科学，标志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二是源于东方的有神论思维。众所周知，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发源于东方的古代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犹太教，现在成为了世界的第一大宗教。前者可称理性方向，后者可称信仰方向。西方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这两种倾向的相互作用塑造的。此二者代表的现实存在先是冲突，随后又相互妥协，最后是划界，各居界内大体相安无事。
从历史角度看，在西方，最先是古希腊文明兴起，然后再是基督教在古罗马时代传入并兴起。基督教在西方成为国教后，试图在世间实现上帝之城，在上帝的名义下，以宗教意识形态取代世俗意识形态，让君权匍匐在教权下，这样开始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开启黑暗的中世纪的思想钥匙之一就是判定信仰与理性是矛盾关系，不能并列，从而以信仰为先、为本，彻底取消理性在思想上的独立意义。这种立场的代表是基督教早期的主要教父之一的德尔图良，他宣称：我相信，因为它荒谬。这意味，合乎世俗理性而成立的，由于是世间的东西，就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只有超越于世俗及其理性的东西，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换言之，宗教的真理不能接受世俗理性的衡量，超越于世俗理性，因而显得荒谬，只能信仰，也只有信仰，才能到达这样的真理。这就将信仰与理性尖锐地对立起来。
但毕竟理性在尘世生活中不仅存在而且极为重要，因此，一些教父试图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将信仰与理性不能并立的问题，转换为在信仰为先的前提下，如何安置理性的问题。具体就是将信仰立为主，将理性列为从，以其为信仰的辅助工具，以理性去随顺信仰，去赞颂信仰，去支持信仰，以此承认理性的价值，但排除理性具有独立性，排除理性具有判决力。
按照基督教，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恶的，会导致堕落。他们实际上认为理性与自由意志同体，人是没有能力思考上帝的本质及其存在的，所以在西方流传有一句俗语：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思考就是理性的运用，宇宙的真理，人类生命的意义，以及上帝，是人类的理性所不能及的。这样，神圣的领域，只能靠信仰进入，而且终止于信仰，顶多是这种信仰变得更加强大、坚固和纯粹而已。因为，上帝和人类是永恒的主仆关系，不可逾越。即使被拯救到天堂，这种关系还是不变，仍以信仰面对上帝。虽然用信仰维持与上帝的关系是外在性的，或者说，将自己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另外一种不论多么伟大的存在挂钩，构成的是一种外在的支撑，不是一种内在的自我支撑，但基督教认为由于与上帝构成的信仰关系是永恒的，就具有了内在性，就达成了一种永恒的、内在的福乐。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中世纪专制教权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其合法性遭到不断怀疑，这样到中世纪的晚期，世俗化开始泛滥，出现了这样的思想倾向，即注重感官经验，注重人本，注重世间政权的独立合法性。这意味世间的一切不必向上帝（实际是教廷那里）去获得存在的依据。这实际上是试图将现实世界、人从上帝的威压下解放出来。结果是突出了人类情感、理性的独立性与真实性。由此，理性开始与信仰抗衡，并最终将其颠覆在地。这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以及科学文化时代的到来。
正是科学技术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世俗与宗教的关系，彻底将上帝从神坛上拉了下来。与经验相一致的科学理性，成为了人类理性的根本，颠覆了信仰的权威。科学理性经过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与宗教的对立，对宗教的批判，对信仰的鞭笞，到二十世纪开始与宗教划界。因为即使是唯科学主义者，宣称真理唯掌握在科学手中，也知道有些领域是科学无法插足的，其中就包括信仰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信仰如同情感一样，不关乎真理，但在慰籍人心的意义上仍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但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浩劫使西方思想界对人类理性与科学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看到了宗教信仰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从现今西方的总的思想状况看，应该是科学与宗教，或者说，理性与信仰，都无奈地放弃了势不两立的对抗立场，达成妥协，划定了各自的界限，各守自己的疆域。换言之，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本质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只要二者不在同一个领域内运用，以求取得统一的判定，就可以并存。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是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再将科学理性归于事实方面，将宗教信仰归于价值方面。通过这样的处理，科学与宗教不仅可以共存，甚至似乎构成了互补。
当然，科学通过技术，在最近两百年，不仅造成了物质世界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从深层次看，科学理性完全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这一方面表现在其直接显现的统治疆域的广大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他疆域的精神渗透上。事实上，即使是宗教信仰，现在也必须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上呈现，没有经过科学理性的合理化，都不会得到辩护。这样，即使以科学理性为价值核心的现代世俗社会与宗教构成了妥协共存，也是在前者的有限宽容下的依附性平衡。
简而言之，到科学时代，信仰是愚昧、非文明的象征，理性则是智慧与文明的代名词。具体而言，凡以信仰的方式接受对象的，就是愚昧；凡以信仰解释世界、构建生活的，就是不文明。而凡以理性去观察、思考、分析、判定，言之有理、合乎逻辑、不违经验的，就是智慧；凡以理性解释世界、构建生活的，就是文明。这样定义的理性与信仰，确实是对立的两极。这也是现在主流社会基本都许可的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人心中牢固的思想观念，在现代中国尤其如此。
但这样一种观念是相当有害的。这直接把信仰推到了理性的对立面，将信仰排斥到人类生活的边缘，使其成为了一种幽灵。在这种理性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一切信仰终究被斥为迷信。这样的观念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概念形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判定，显示了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世界观。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灌输，不加怀疑地以宗教信仰为愚昧、迷信，而将理性视为天经地义的，视为人类的本质。但这种理性与信仰的定义明显带有唯科学主义的痕迹，应该得到反省与批判。
当我们从佛教的立场来观察这些观念与问题时，就发现，如果说信仰是戏论性质，那理性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判定。理性与信仰及其二者的对立，如同世间的一切显现，都是凡夫的执著。然而，即使已经皈依三宝，但只要是现代世俗社会之人，其认识都会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这当然会反映到这些修学者对佛教义理的认识上，特别是在相近似的信与智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因此，对信与智及其二者的关系予以正确认识就显得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刻不容缓了。
（选自周贵华《作为佛教的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转自原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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