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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声喟叹:帝国崩溃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发布时间: 2019/6/6日    【字体:
作者:柳展雄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 帝国 救亡 启蒙  
 
 
1915年,世界大战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英法联军跟德军僵持不下,西线战场上铁丝网、战壕密布,步兵很难往前推进1公里。伦敦高层萌生了大胆的计划:与其把数十万兵力拥挤地放置在西线壕沟里,不如腾出手开辟侧面战场,转战广阔的东方,从巴格达一直攻打到神圣的耶路撒冷。
 
拿破仑在远征埃及之前说:“这个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求,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富有浪漫情怀的丘吉尔构思蓝图,作为时任海军大臣,他谋划了作战方案,预计英军凭着坚船利炮,轻松击败土耳其,从野蛮民族手里夺回君士坦丁堡。4月份,皇家海军抵达亚洲,所有人都没预料到战斗的惨烈程度。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作者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见长,其著作《一战倒计时》已经获得中国读者的熟知。麦克米金挖掘近年来公开的奥斯曼和俄国档案,生动还原了一战的西亚战场,更可贵的是,在描述复杂的局势时,他尽力秉持一名学者的克制,不轻易施加道德高调批判。
 
奥斯曼的战斗力远超大清
 
李泽厚评述中国近代转型之艰难,提出了一个片面而深刻的解释——救亡压倒了启蒙,两者原本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启蒙运动让位于爱国救亡。
 
如何在保持思想自由的同时,做到富国强兵,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通难题。土耳其提供了最好的样板示范,垂死的奥斯曼帝国,历经战争与革命的洗礼,脱胎换骨,演变为世俗开明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国。
 
亨廷顿在著作《军人与国家》里,指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内在悖论:落后国家“师夷长技以自强”,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项往往是塑造新式军队。军人是全体国民里第一个沾染到欧风美雨的阶层,他们眼界更开阔。官僚集团故步自封、农民愚昧迷信、布尔乔亚商人是洋人的买办,复兴民族的重任当仁不让落到军人身上。
 
军队本身具有团结紧密的社群特性,军校学生同吃同住,很容易培养出兄弟情谊。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相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群人生在近代中国,就是首倡辛亥革命的武汉新军;生在近代奥斯曼,就是凯末尔及其同袍。
 
如果说晚清最大的守旧派是慈禧,那么土耳其最大的守旧派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的统治年限也差不多跟慈禧一样长,由于残酷镇压亚美尼亚人获得了“血腥苏丹”的外号。1908年7月,各族裔、各阶层民众受够了腐败独断的帝制,争取自由。反抗主力便是驻扎在马其顿的革命军人,领袖是恩维尔为首的三个人,也就是后来执政的三巨头,此时凯末尔的级别还不够高。
 
革命胜利后的政府,召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举国上下气象一新。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用“病夫”一词来形容奥斯曼,然而这位“病夫”竟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存活下来,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还竟露出枯木逢春的迹象。
 
跟固有偏见印象相反,土耳其末期军事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军队淘汰冗兵,又从德国接受顶尖水平的训练。国际舆论把奥斯曼和晚清并列为亚洲大陆的两位病夫,其实前者的战斗力远超后者。
 
一战爆发后,伊斯坦布尔跟柏林结盟,对抗协约国集团。伦敦从自身立场出发,由近至远,以西线战场为至关紧要的重心,东欧战场充当辅助,在中东的用兵仅仅是茶余饭后的热身运动。结果就是从奥斯曼那里,轻敌的英军品尝到了最苦涩的失败。
 
1915年加里波利登陆战,英国付出20.5万人的伤亡,交战最激烈的时刻弹药用尽,刺刀白刃上阵。尸体堆积在登陆的海滩上,覆盖着黑压压的苍蝇,假设英军成功登陆上岸,就能拿下近在咫尺的伊斯坦布尔。然而攻势未取得进展,不得不撤退。丘吉尔负有组织不力的过错,被撤掉海军部长的职务,此后长期游离在政坛之外。
 
英国舰队纵横海上200年,头一回碰到大败仗,这还仅仅是噩梦的开端。同时期,另有一支英军(其中包括了大量印度士兵)从伊拉克一侧进攻,闯入奥斯曼帝国的后院。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帕夏率军英勇反击,在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战役中,俘虏了敌方5个将军、1.3万士兵,英国指挥官挂出白旗投降。自北美独立战争的约克镇之败后,英国陆军还从未如此耻辱地投降。
 
协约国意识到战事的棘手程度,调整了资源部署,在白热化阶段,英国一度把三分之一的兵力调到中东。奥斯曼的战败结局更多归因于人力物力匮乏,只动员了约280万士兵,英国则有540万人,武器、后勤也更完备。
 
土耳其军人的表现可圈可点,在1915年巴勒斯坦战区的争夺战中,军队虽然没能攻下战斗目的,但保持有序撤退,没让英军占到便宜。反观大清国,从鸦片战争以来败绩连连,往往碰到洋人一触即溃。清军没有一次单独战役杀伤过万的欧洲军队,更不用说俘获敌方将官。
 
再造拜占庭之梦
 
就族群地缘格局而言,把奥斯曼跟晚清类比,小亚细亚相当于东三省祖地,库尔德部落酋长的地位酷似蒙古勋贵,希腊、亚美尼亚人则扮演汉家士大夫的角色。
 
袁伟时等人痛哭流涕地感慨,晚清未能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导致了往后一连串的历史错误。其实按照正常的王朝周期律,大清的气数也该到了尽头,自有新的朱元璋顺天应命。
 
清廷的假改良不仅使得汉人失望,也催生出满洲内部异议群体。镶黄旗人张榕告诉同胞,君主制暴政是所有爱国者的天敌,清廷既奴役了汉人,也禁锢了满人,原本英勇的满人被圈养在旗籍,不能兴办实业,转型为资产阶级。武昌起义后,张榕攻入辽东“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凯末尔所加入的青年土耳其党,是满洲革命者在西亚的翻版。1908年奥斯曼军变的剧本放在大清朝,将会这么上演:辛亥起义后,满族革命者挟持宣统帝,跟南方孙文黄兴会师,宣布五族和谐共处。溥仪获准保留虚君身份,统而不治,羁縻边疆。
 
恩维尔迟迟不废除王位,正是想利用苏丹的至高法统震慑天下。早在1830年代,奥斯曼就面临改朝换代的危局,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起了不臣之心,他励精图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讨伐阿拉伯半岛,甚至打败了奥斯曼的官军。历史上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麦叶王朝,不出意外的话,阿里的新王朝将会取代衰落的奥斯曼。
 
欧洲列强的干涉,打乱了中东地区朝代更迭的正常节奏。埃及成为独立王国,但名义上仍向奥斯曼称臣,形式上总督由苏丹任命,并且每年向伊斯坦布尔财政部纳税。稍后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双重宗藩关系,埃及同时为不列颠和土耳其的藩属。更值得玩味的是,世袭统治开罗的阿里家族,来自于东欧阿尔巴尼亚,不是土生土长的。
 
通过这种层层嵌套的马赛克式政体,奥斯曼维持了宗主国的面子。传统帝制比现代主权国家更具多元性,爱新觉罗不仅是汉人的皇帝,也是蒙藏回诸部的保护者;奥斯曼苏丹不仅是土耳其人的苏丹,也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保护者。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接受前朝典章政体,以凯撒、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自居。土耳其人灭亡了东罗马,也继承了东罗马,伊斯坦布尔的制度融合了突厥、逊尼派、拜占庭多个源头。奥斯曼兼具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法统,代价则是日后它要承受来自两边的挑战。
 
东南欧的诸侯看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后,就像目睹明清易代的李氏朝鲜,滋生了“华夷变态”的微妙心理,表面上臣服于强悍的蛮族,暗地里积蓄实力,伺机翻身做主。经过三四百年的蛰伏,巴尔干的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小小的保加利亚国王,僭用“沙皇”的尊称,他从戏服商人那里淘到拜占庭的全副王权标帜,藏在衣柜底下,以备有朝一日光复拜占庭时候穿戴。
 
希腊人梦想恢复远古的荣光,还都君士坦丁堡,雅典仅仅留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一战中保加利亚投入到同盟国阵营,放弃了跟土耳其的宿怨,光复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使命于是由希腊承担。
 
唯一的障碍是沙俄,他们自诩为第三罗马也是最后的罗马。俄军跟欧洲国家作战,是列强争霸、利益冲突;跟土耳其作战,则关乎神的公义。法兰克人抛下的十字军旗帜由斯拉夫人举起,夺回拜占庭是庄严圣洁的事业,能够荣耀主耶稣的权柄,索菲亚大教堂必将归还给它的合法所有人。俄国的民间俚语里,“沙皇格勒”指的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圣彼得堡,而是君士坦丁堡。
 
1917年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做好了远征的万全准备,可惜被二月革命和德军总攻打断,南进计划流产。从军事角度考虑,俄国跟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并不接壤,俄军即便收复了孤绝海外的“沙皇格勒”,也很容易失手,中世纪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的成败,提供了前例。
 
一战的重中之重仍然在西线战场,德国从东线的胜利,无法弥补西线的损失。1918年11月,德军投降,连带盟友土耳其垮台。英法意大利的舰队开入君士坦丁堡,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欧的军队再次登临这个城市。首都的希腊裔居民兴高采烈,到处挂出蓝白十字旗,市中心广场公然悬挂希腊首相的巨幅画像,仿佛城市换了新主人。
 
战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苛刻程度,不亚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虐待,1914年奥斯曼帝国据有158.9万平方公里领土,和约留下的只有45.3万平方公里。苏丹下令成立军事法庭,审讯恩维尔等大臣擅开战端的责任。凯末尔由于远离权力中枢,没有受到波及。
 
希腊不满足于《色佛尔条约》的分赃,单方面继续进攻,誓令土耳其不亡国不罢休。1920年6月11日,也就是历史上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日子,希腊国王御驾亲征,来到战场前线。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碾过小亚细亚,深入内陆250英里,先锋部队已经能看到安卡拉的灯火,东西方大决战的黎明近在眼前。
 
近代奥斯曼跟晚清一样,与西方列强的历次战争败多胜少,打败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相当于甲午战争,宗主国居然被番邦小国逆袭,颜面全无。1919—1922年的希腊入侵相当于中日全面战争,也正是这次战争激发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全部潜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是现代化的产物,跟公民权、资产阶级革命息息相关,用胡适的话来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最早和洋人通商,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地带比贫困内陆,更早萌生民族意识,辛亥革命的根据地在南洋华人社区,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来自本国的欧洲领土部分。凯末尔出生在希腊第一大港口萨诺尼卡,恩维尔出生在首都,三巨头里的另一人杰马勒帕夏出生在希腊岛屿米蒂利尼。
 
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很早摆脱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和亚洲内陆同胞文化隔阂极深。土耳其(Türkiye)这个词最早是指小亚细亚粗野的农民、游牧人,含有“乡巴佬”的轻蔑之义。消灭拜占庭后,部分土族军民向西迁徙,在繁华大都会里当上了城里人。称呼一个伊斯坦布尔市民为土耳其人,其冒犯程度相当于称呼一个青岛市民为山东人。
 
由于伊斯兰社会封闭,开化迟缓,近代化进程比其他亚洲国家慢一拍,19世纪中叶,印度、中国、日本爆发了列宁所称的“亚洲的觉醒”。伊斯兰世界内部里,内陆比地中海沿岸再慢一拍。当土耳其的西化人士在伦敦、巴黎的沙龙,跟欧洲知识分子谈笑风生的时候,阿拉伯和库尔德还没诞生出第一批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精英阶层。
 
两个民族在国族构建的拐点时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哈西姆等阿拉伯豪强显贵抛弃了帝国认同,自身尚未形成新的民族认同,“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哈利勒帕夏跟英国军官说:“或许我们土耳其人,十个里有一个懦夫;但是阿拉伯人,一百个里没一个勇士。”
 
在英国的扶植协助下,氏族部落勉强转型为现代国家,1916年T·E·劳伦斯发动的阿拉伯大起义,没有动员到广大民众,本质上依旧是王朝战争。脱离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成为哈希姆一家一姓之天下,今天的约旦王国便由这个家族统治。
 
大起义并不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恰恰是因为奥斯曼推行现代化改革。在部落酋长看来,恩维尔等革命乱党不守斋戒,不遵君臣之礼,教授异教徒的语言(英语、法语),传播西方启蒙理性那套歪理邪说。更离奇的是,他们居然还大谈什么男女平等。
 
部落首领服从奥斯曼的统治,是服从于苏丹个人,既然恩维尔剥夺了君权,那么也就没有义务继续效忠。阿拉伯国家产生自己的凯末尔,要等到二战之后,革命与保守的较量持续至今时今日。
 
库尔德部落同样厌恶青年土耳其党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政策,但他们更厌恶异教徒,放弃了建国机会。因为库尔德人地理上与亚美尼亚人杂居,长期冲突矛盾不断,与单一民族的阿拉伯地区不同。一战期间库尔德士兵踊跃参军,为帝国献出了80万条生命,希腊入侵后,激起了库尔德人更加激烈的抗击。
 
凯末尔能够赢得希土战争,靠的是审时度势(或者说老奸巨猾)两面派手法,他用勤王忠君的名义号召库尔德人,用民族主义号召土耳其人。政治中心迁到内陆的安卡拉,西化精英放下架子,走群众路线,各地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
 
希腊士兵沿途摧毁村庄,烧杀抢掠,有位目击暴行的天主教传教士愤慨道:“现在希腊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说土耳其是野蛮民族。”战前一个土耳其人无论持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在战争中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1922年9月,在凯末尔猛烈的反击下,希腊军队撤出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据点。当时还是记者身份的海明威报导:“这是希腊最后的光荣,也是第二次特洛伊进攻的终结。”
 
《色佛尔条约》修改为一份公正平等的条约,事后有鹰派政府成员抱怨,凯末尔应该要价更高。有军事观察员评论:如果1922年指挥土耳其军队的是恩维尔,那么他收复本土后定当乘胜攻击,占取叙利亚、伊拉克;但是如果1914年的陆军元帅是凯末尔,那么他绝不会把国家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纯粹从抽象的逻辑上,“救亡压倒启蒙”有合理性,落到实际操作情景,有些“救亡”的急迫感是制造出来的。二战前日本根本没有亡国之虞,军部却臆想出ABCD包围圈(即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与荷兰Dutch)。为了巩固朝鲜,进取东三省;拥有了“满蒙生命线”后,又想建立华北缓冲区;战线不断拉长,直至国力无法支撑野心,满盘皆输。
 
一个肯让步和解的领袖不会致使国家陷入“救亡”状态。有些军人贪得无厌,穷兵黩武;另一些军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更珍惜和平的可贵,凯末尔打过的所有胜仗加起来,抵不上他和解政策所作的贡献。1920年代,政府陆续与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订友好条约,这些国家过去全都和土耳其交战过,各方消解仇恨,成为现代外交的和平典范。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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