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世界大战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英法联军跟德军僵持不下，西线战场上铁丝网、战壕密布，步兵很难往前推进1公里。伦敦高层萌生了大胆的计划：与其把数十万兵力拥挤地放置在西线壕沟里，不如腾出手开辟侧面战场，转战广阔的东方，从巴格达一直攻打到神圣的耶路撒冷。
拿破仑在远征埃及之前说：“这个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求,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富有浪漫情怀的丘吉尔构思蓝图，作为时任海军大臣，他谋划了作战方案，预计英军凭着坚船利炮，轻松击败土耳其，从野蛮民族手里夺回君士坦丁堡。4月份，皇家海军抵达亚洲，所有人都没预料到战斗的惨烈程度。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作者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见长，其著作《一战倒计时》已经获得中国读者的熟知。麦克米金挖掘近年来公开的奥斯曼和俄国档案，生动还原了一战的西亚战场，更可贵的是，在描述复杂的局势时，他尽力秉持一名学者的克制，不轻易施加道德高调批判。
奥斯曼的战斗力远超大清
李泽厚评述中国近代转型之艰难，提出了一个片面而深刻的解释——救亡压倒了启蒙，两者原本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启蒙运动让位于爱国救亡。
如何在保持思想自由的同时，做到富国强兵，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通难题。土耳其提供了最好的样板示范，垂死的奥斯曼帝国，历经战争与革命的洗礼，脱胎换骨，演变为世俗开明的凯末尔主义共和国。
亨廷顿在著作《军人与国家》里，指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内在悖论：落后国家“师夷长技以自强”，现代化改革的第一项往往是塑造新式军队。军人是全体国民里第一个沾染到欧风美雨的阶层，他们眼界更开阔。官僚集团故步自封、农民愚昧迷信、布尔乔亚商人是洋人的买办，复兴民族的重任当仁不让落到军人身上。
军队本身具有团结紧密的社群特性，军校学生同吃同住，很容易培养出兄弟情谊。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相聚，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群人生在近代中国，就是首倡辛亥革命的武汉新军；生在近代奥斯曼，就是凯末尔及其同袍。
如果说晚清最大的守旧派是慈禧，那么土耳其最大的守旧派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的统治年限也差不多跟慈禧一样长，由于残酷镇压亚美尼亚人获得了“血腥苏丹”的外号。1908年7月，各族裔、各阶层民众受够了腐败独断的帝制，争取自由。反抗主力便是驻扎在马其顿的革命军人，领袖是恩维尔为首的三个人，也就是后来执政的三巨头，此时凯末尔的级别还不够高。
革命胜利后的政府，召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举国上下气象一新。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用“病夫”一词来形容奥斯曼，然而这位“病夫”竟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存活下来，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还竟露出枯木逢春的迹象。
跟固有偏见印象相反，土耳其末期军事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军队淘汰冗兵，又从德国接受顶尖水平的训练。国际舆论把奥斯曼和晚清并列为亚洲大陆的两位病夫，其实前者的战斗力远超后者。
一战爆发后，伊斯坦布尔跟柏林结盟，对抗协约国集团。伦敦从自身立场出发，由近至远，以西线战场为至关紧要的重心，东欧战场充当辅助，在中东的用兵仅仅是茶余饭后的热身运动。结果就是从奥斯曼那里，轻敌的英军品尝到了最苦涩的失败。
1915年加里波利登陆战，英国付出20.5万人的伤亡，交战最激烈的时刻弹药用尽，刺刀白刃上阵。尸体堆积在登陆的海滩上，覆盖着黑压压的苍蝇，假设英军成功登陆上岸，就能拿下近在咫尺的伊斯坦布尔。然而攻势未取得进展，不得不撤退。丘吉尔负有组织不力的过错，被撤掉海军部长的职务，此后长期游离在政坛之外。
英国舰队纵横海上200年，头一回碰到大败仗，这还仅仅是噩梦的开端。同时期，另有一支英军（其中包括了大量印度士兵）从伊拉克一侧进攻，闯入奥斯曼帝国的后院。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帕夏率军英勇反击，在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战役中，俘虏了敌方5个将军、1.3万士兵，英国指挥官挂出白旗投降。自北美独立战争的约克镇之败后，英国陆军还从未如此耻辱地投降。
协约国意识到战事的棘手程度，调整了资源部署，在白热化阶段，英国一度把三分之一的兵力调到中东。奥斯曼的战败结局更多归因于人力物力匮乏，只动员了约280万士兵，英国则有540万人，武器、后勤也更完备。
土耳其军人的表现可圈可点，在1915年巴勒斯坦战区的争夺战中，军队虽然没能攻下战斗目的，但保持有序撤退，没让英军占到便宜。反观大清国，从鸦片战争以来败绩连连，往往碰到洋人一触即溃。清军没有一次单独战役杀伤过万的欧洲军队，更不用说俘获敌方将官。
再造拜占庭之梦
就族群地缘格局而言，把奥斯曼跟晚清类比，小亚细亚相当于东三省祖地，库尔德部落酋长的地位酷似蒙古勋贵，希腊、亚美尼亚人则扮演汉家士大夫的角色。
袁伟时等人痛哭流涕地感慨，晚清未能平稳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导致了往后一连串的历史错误。其实按照正常的王朝周期律，大清的气数也该到了尽头，自有新的朱元璋顺天应命。
清廷的假改良不仅使得汉人失望，也催生出满洲内部异议群体。镶黄旗人张榕告诉同胞，君主制暴政是所有爱国者的天敌，清廷既奴役了汉人，也禁锢了满人，原本英勇的满人被圈养在旗籍，不能兴办实业，转型为资产阶级。武昌起义后，张榕攻入辽东“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凯末尔所加入的青年土耳其党，是满洲革命者在西亚的翻版。1908年奥斯曼军变的剧本放在大清朝，将会这么上演：辛亥起义后，满族革命者挟持宣统帝，跟南方孙文黄兴会师，宣布五族和谐共处。溥仪获准保留虚君身份，统而不治，羁縻边疆。
恩维尔迟迟不废除王位，正是想利用苏丹的至高法统震慑天下。早在1830年代，奥斯曼就面临改朝换代的危局，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起了不臣之心，他励精图治，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讨伐阿拉伯半岛，甚至打败了奥斯曼的官军。历史上阿拔斯王朝取代了伍麦叶王朝，不出意外的话，阿里的新王朝将会取代衰落的奥斯曼。
欧洲列强的干涉，打乱了中东地区朝代更迭的正常节奏。埃及成为独立王国，但名义上仍向奥斯曼称臣，形式上总督由苏丹任命，并且每年向伊斯坦布尔财政部纳税。稍后英国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双重宗藩关系，埃及同时为不列颠和土耳其的藩属。更值得玩味的是，世袭统治开罗的阿里家族，来自于东欧阿尔巴尼亚，不是土生土长的。
通过这种层层嵌套的马赛克式政体，奥斯曼维持了宗主国的面子。传统帝制比现代主权国家更具多元性，爱新觉罗不仅是汉人的皇帝，也是蒙藏回诸部的保护者；奥斯曼苏丹不仅是土耳其人的苏丹，也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保护者。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骑马进入君士坦丁堡，接受前朝典章政体，以凯撒、奥古斯都的继承人自居。土耳其人灭亡了东罗马，也继承了东罗马，伊斯坦布尔的制度融合了突厥、逊尼派、拜占庭多个源头。奥斯曼兼具亚洲和欧洲国家的法统，代价则是日后它要承受来自两边的挑战。
东南欧的诸侯看到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后，就像目睹明清易代的李氏朝鲜，滋生了“华夷变态”的微妙心理，表面上臣服于强悍的蛮族，暗地里积蓄实力，伺机翻身做主。经过三四百年的蛰伏，巴尔干的民族国家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小小的保加利亚国王，僭用“沙皇”的尊称，他从戏服商人那里淘到拜占庭的全副王权标帜，藏在衣柜底下，以备有朝一日光复拜占庭时候穿戴。
希腊人梦想恢复远古的荣光，还都君士坦丁堡，雅典仅仅留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一战中保加利亚投入到同盟国阵营，放弃了跟土耳其的宿怨，光复东正教拜占庭帝国的使命于是由希腊承担。
唯一的障碍是沙俄，他们自诩为第三罗马也是最后的罗马。俄军跟欧洲国家作战，是列强争霸、利益冲突；跟土耳其作战，则关乎神的公义。法兰克人抛下的十字军旗帜由斯拉夫人举起，夺回拜占庭是庄严圣洁的事业，能够荣耀主耶稣的权柄，索菲亚大教堂必将归还给它的合法所有人。俄国的民间俚语里，“沙皇格勒”指的不是莫斯科，也不是圣彼得堡，而是君士坦丁堡。
1917年初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做好了远征的万全准备，可惜被二月革命和德军总攻打断，南进计划流产。从军事角度考虑，俄国跟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并不接壤，俄军即便收复了孤绝海外的“沙皇格勒”，也很容易失手，中世纪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的成败，提供了前例。
一战的重中之重仍然在西线战场，德国从东线的胜利，无法弥补西线的损失。1918年11月，德军投降，连带盟友土耳其垮台。英法意大利的舰队开入君士坦丁堡，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欧的军队再次登临这个城市。首都的希腊裔居民兴高采烈，到处挂出蓝白十字旗，市中心广场公然悬挂希腊首相的巨幅画像，仿佛城市换了新主人。
战后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苛刻程度，不亚于《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虐待，1914年奥斯曼帝国据有158.9万平方公里领土，和约留下的只有45.3万平方公里。苏丹下令成立军事法庭，审讯恩维尔等大臣擅开战端的责任。凯末尔由于远离权力中枢，没有受到波及。
希腊不满足于《色佛尔条约》的分赃，单方面继续进攻，誓令土耳其不亡国不罢休。1920年6月11日，也就是历史上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日子，希腊国王御驾亲征，来到战场前线。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碾过小亚细亚，深入内陆250英里，先锋部队已经能看到安卡拉的灯火，东西方大决战的黎明近在眼前。
近代奥斯曼跟晚清一样，与西方列强的历次战争败多胜少，打败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相当于甲午战争，宗主国居然被番邦小国逆袭，颜面全无。1919—1922年的希腊入侵相当于中日全面战争，也正是这次战争激发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全部潜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是现代化的产物，跟公民权、资产阶级革命息息相关，用胡适的话来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最早和洋人通商，开风气之先的沿海地带比贫困内陆，更早萌生民族意识，辛亥革命的根据地在南洋华人社区，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来自本国的欧洲领土部分。凯末尔出生在希腊第一大港口萨诺尼卡，恩维尔出生在首都，三巨头里的另一人杰马勒帕夏出生在希腊岛屿米蒂利尼。
沿海发达地区的居民很早摆脱传统清规戒律的束缚，和亚洲内陆同胞文化隔阂极深。土耳其（Türkiye）这个词最早是指小亚细亚粗野的农民、游牧人，含有“乡巴佬”的轻蔑之义。消灭拜占庭后，部分土族军民向西迁徙，在繁华大都会里当上了城里人。称呼一个伊斯坦布尔市民为土耳其人，其冒犯程度相当于称呼一个青岛市民为山东人。
由于伊斯兰社会封闭，开化迟缓，近代化进程比其他亚洲国家慢一拍，19世纪中叶，印度、中国、日本爆发了列宁所称的“亚洲的觉醒”。伊斯兰世界内部里，内陆比地中海沿岸再慢一拍。当土耳其的西化人士在伦敦、巴黎的沙龙，跟欧洲知识分子谈笑风生的时候，阿拉伯和库尔德还没诞生出第一批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精英阶层。
两个民族在国族构建的拐点时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哈西姆等阿拉伯豪强显贵抛弃了帝国认同，自身尚未形成新的民族认同，“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哈利勒帕夏跟英国军官说：“或许我们土耳其人，十个里有一个懦夫；但是阿拉伯人，一百个里没一个勇士。”
在英国的扶植协助下，氏族部落勉强转型为现代国家，1916年T·E·劳伦斯发动的阿拉伯大起义，没有动员到广大民众，本质上依旧是王朝战争。脱离土耳其的阿拉伯省份，成为哈希姆一家一姓之天下，今天的约旦王国便由这个家族统治。
大起义并不是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恰恰是因为奥斯曼推行现代化改革。在部落酋长看来，恩维尔等革命乱党不守斋戒，不遵君臣之礼，教授异教徒的语言（英语、法语），传播西方启蒙理性那套歪理邪说。更离奇的是，他们居然还大谈什么男女平等。
部落首领服从奥斯曼的统治，是服从于苏丹个人，既然恩维尔剥夺了君权，那么也就没有义务继续效忠。阿拉伯国家产生自己的凯末尔，要等到二战之后，革命与保守的较量持续至今时今日。
库尔德部落同样厌恶青年土耳其党的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政策，但他们更厌恶异教徒，放弃了建国机会。因为库尔德人地理上与亚美尼亚人杂居，长期冲突矛盾不断，与单一民族的阿拉伯地区不同。一战期间库尔德士兵踊跃参军，为帝国献出了80万条生命，希腊入侵后，激起了库尔德人更加激烈的抗击。
凯末尔能够赢得希土战争，靠的是审时度势（或者说老奸巨猾）两面派手法，他用勤王忠君的名义号召库尔德人，用民族主义号召土耳其人。政治中心迁到内陆的安卡拉，西化精英放下架子，走群众路线，各地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
希腊士兵沿途摧毁村庄，烧杀抢掠，有位目击暴行的天主教传教士愤慨道：“现在希腊人已经没有任何资格说土耳其是野蛮民族。”战前一个土耳其人无论持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在战争中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1922年9月，在凯末尔猛烈的反击下，希腊军队撤出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据点。当时还是记者身份的海明威报导：“这是希腊最后的光荣，也是第二次特洛伊进攻的终结。”
《色佛尔条约》修改为一份公正平等的条约，事后有鹰派政府成员抱怨，凯末尔应该要价更高。有军事观察员评论：如果1922年指挥土耳其军队的是恩维尔，那么他收复本土后定当乘胜攻击，占取叙利亚、伊拉克；但是如果1914年的陆军元帅是凯末尔，那么他绝不会把国家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纯粹从抽象的逻辑上，“救亡压倒启蒙”有合理性，落到实际操作情景，有些“救亡”的急迫感是制造出来的。二战前日本根本没有亡国之虞，军部却臆想出ABCD包围圈（即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与荷兰Dutch）。为了巩固朝鲜，进取东三省；拥有了“满蒙生命线”后，又想建立华北缓冲区；战线不断拉长，直至国力无法支撑野心，满盘皆输。
一个肯让步和解的领袖不会致使国家陷入“救亡”状态。有些军人贪得无厌，穷兵黩武；另一些军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更珍惜和平的可贵，凯末尔打过的所有胜仗加起来，抵不上他和解政策所作的贡献。1920年代，政府陆续与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签订友好条约，这些国家过去全都和土耳其交战过，各方消解仇恨，成为现代外交的和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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