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有悠久的传统。中国佛教本着慈悲普度的情怀,佛子在处,必兴慈善;佛寺在处,必兴慈善。
魏晋以降寺院经济仰仗权贵的支持、山泽田产的拥有,实力一旦颇为雄厚,就致力于济贫赈灾、施医给药、戒杀放生、劝善培福等善举,佛教慈善具有开启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意义。如创设于武周时期的悲田养病坊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个较完备的矜孤恤贫、敬老养疾的慈善机构。会昌法难之后,佛教一度萎靡,后来即使再兴悲田养病坊之类的慈善机构,亦改为养病坊以削弱宗教色彩,并受到官方严格控制,经费来源完全依赖于国家。悲田养病坊的变化表明,至唐朝后期,由佛教寺院主持的纯粹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完全演变为官办性质的慈善机构,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主体已由宗教组织转向了政府部门。!从晚唐至宋元佛教慈善再也没有形成规模,或曰成规模的慈善行为成了政府行为。直至明清,民间慈善再度活跃时,宗教性慈善活动才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受到儒释道三教合流以及寺院经济的影响,纯粹的佛教慈善活动较少,更多的是融进民间结社活动或商贾行为中。在近代太虚法师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运动的背景下,有组织、成规模的佛教慈善活动和团体渐入人们视野。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民间慈善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佛教慈善也迎来了春天,以中国佛教慈善基金会、五台山佛教功德慈善总会、南普陀慈善基金会、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天津佛教慈善功德会、正觉慈善基金会等为代表的佛门慈善组织,依托于寺院或各地佛协的专门性机构纷纷建立,除戒杀放生、劝善培福等道德慈善外,更重视济贫赈灾、助残养孤、造林搭桥等实物慈善,在佛教融入现代社会建设等方面做了有益的事功。
就现实而言,目前我国尚没有健全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构建刚刚起步,慈善服务会在一段时期内扮演重要角色,其社会定位应是国家福利服务的重要助手,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建设中会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宗教慈善作为慈善服务的一个重要分支,不仅能从社会职能上起到填补公益事业缺口、缩小阶层差距的效果,更能在精神建设层面发挥弘扬慈善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因而具有巨大的能量和持久的效力。
佛门慈善的当代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热、文化热和非政府组织(NGO)的大量涌现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宗教慈善作为宗教信仰的外化与物化,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宗教慈善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慈善服务理念独特而鲜明,道德感召力较高,以资金操作的透明性、公信度与慈善服务的高品质受到民众信赖。在中国宗教慈善事业中,基督教慈善走在前列。改革开放后大陆第一家基督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它是目前中国宗教背景公益机构中规模最大、专业程度最高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也影响较大,此外全国基督教两会也设有社会服务部,包括建立教会医院、兴办老人院、设立艾滋孤儿救助基金等45个项目。
佛教慈善自唐起即被政府接管,如今仍然多是在政府职能部门领导、支持和统筹之下,政府权责的过多渗入,使僧人较少有权以法人的身份走出寺院,独立展开调查与救助。这一方面影响寺院或基金会开展慈善的主动性或积极性;另一方面影响捐赠者的募捐热情,导致捐赠者对于个人带有信仰情怀的供养的真正归属心存疑虑,对于寺院慈善行为属性的纯粹性也怀抱犹疑。佛教慈善寻声救苦的本怀因僧人无法独立、寺院活动受限等打了折扣。慈善行为往往在冲破重重关卡后已滞后于当时当地的需要,甚而流于政绩形式和旅游卖点。中国相关佛教慈善机构无奈将目标人群集中在信徒和寺院所在的周边地区,大规模慈善行为往往在赈济灾厄或国际财团介入时才得以完全施展,才有机缘让世人看到佛教慈善的纯粹与力量。
基于全球化的背景并着眼未来,宗教性的国际NGO组织正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因其依靠教义、戒律等精神性的权威,不同于政府与财团, 是一种引导人心向善的软力量 ,正是这种力量善于消弭冲突与争端,无私并且创造性地结合市场、国家与民间力量,从而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困境。
鉴于此,以往所采取的宗教活动与世俗社会生活两不相扰甚而相互隔绝的方针政策,已不适应社会现代化、全球化的形势发展需要,也不利于兴办宗教公益事业与慈善服务,并形成完备协调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当代中国的佛教经济,如何能够超越佛教领袖的个人认知惯习、同时亦超越了佛教信仰者个人间的神圣崇信行为,把佛教经济活动的公共意义,予以进一步的制度化设计,以形成社会价值整合的连带关系(socialsolidarity),即如何让寺庙、佛教经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经济的一个必要的构成部分,如何使佛教、寺院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构成,进而把佛教经济与社会福利、佛教伦理与经济伦理之间的壁垒双向打通 #,是一个值得期待解决的当代课题。以此为基础,才能为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政府如何为各大宗教发展慈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与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宗教造福人群、服务社会的人间使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宗教慈善如何承担起政府社会福利事业重要补充的责任,明确相关权责、使命与义务;双方能否将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大政方针贯彻落实到实处;如何打破壁垒,创造与国际宗教团体联合的良好环境与法规保障,共同构建世界性、综合性和专门性相结合的宗教团体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政策框架,是推动我国由慈善服务时代向社会福利时代过渡进而真正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们期待中国佛教慈善有一个新的时代和社会定位。
佛门慈善文化的弘播
慈善事业的兴盛有赖于慈善意识的提高;慈善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慈善文化的弘播。
中国佛教的慈悲普度、自觉觉人、自利利他的大乘精神与儒家仁者爱人、博施济众、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民胞物与的思想情怀相融合,形成了比较深厚的慈善文化根基。汉唐寺院的济贫、赈灾、医疗、戒杀等善举,宋代的养老扶幼事业,元代的医疗救助事业,明清的民间慈善群体兴起等,都是中国佛教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思想的体现。
佛门慈善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根植于佛门缘起性空的理论基石,也基于大乘佛教以 布施 为首的六度修持观。佛门的福田观念中,其悲田观念亦激发信众对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慈济救度。佛门的报恩观念中,对三宝恩、父母恩、国土恩、众生恩的感念,亦激励信众利他利生、饶益有情。
近代以来,为挽救明清以降佛门衰微的流弊,佛门慈善理念的阐扬成为中国佛教在近代振兴的强大推助力。以太虚、圆瑛、慈航、欧阳渐为代表的近代佛教先辈,本着悲智双运、福慧双修的宗旨,积极倡导大乘佛教的六度布施精神,兴办服务于社会人群的慈善公益事业。民国初期,由欧阳渐、李翊灼等创办的现代佛教团体 佛教会,明确将救济、劝善和化恶作为佛教三大事业。后来的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中华佛教总会等,都以兴办慈善公益为主要志业。1915年太虚法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明确阐述了兴办佛教慈善事业的意义,成为佛教革新运动的指导性纲领。
在振兴佛教的努力中,佛门慈善文化得以光大:其一,以慈悲为宗旨,以智慧为先导,成为中国佛门的共识。提倡 我等身为佛徒,不独要学佛之理,更应当学佛之行,广行方便,饶益众生,这样才不愧为大乘佛子 。其二,兴办慈善,入世下化,成为显扬大乘精神的要务。在国难当头之际,佛门大德一方面兴办佛学院研究佛学,上求佛道,务求出世之法;另一方面兴办孤儿院、贫民学校、游民工厂以及施材施药等,下化众生,专在入世之法,使大乘菩萨行得以落实,也使佛教弘法利生的志业深入人心。其三,佛教慈善事业被视为 佛教的基石 ,被视为佛陀教化的根本目的,被视为弘法利生的重要手段。佛门大德依据佛陀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典据,申明佛陀教化全在利生。而佛教慈善, 不但为利生本怀,亦即为成佛正因。出家佛教徒应尔,在家佛教徒亦应尔。苟不尔者,便非佛教徒,亦非佛教 (鸟巢禅师进而直言 佛教基石,即在慈善）
中国佛教慈善文化的理念和实践为当今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鉴的资粮。历代高僧大德的行谊、中华文化的土壤、佛法弘播的时代背景等共同推助了佛教慈善文化的养成。不可回避的是,传统慈善文化有其历史和机制的局限,而当代慈善文化的培育和弘播要面对更多新的时代课题。
当代中国,佛教仍然需要培育、弘播一种既珍视传统资源,又具有现代元素的慈善文化。传播慈善文化应从佛教内部做起。佛学院的林立培养了大批僧才,以德配才、以修续法的纯粹僧才与僧团的护持仍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在时代背景下,以戒为师的古训是保证佛教、道场与僧团自立及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僧众信仰纯粹、僧团道风醇正、佛教道场清净是凝聚信众、善化人心、引导社会、弘扬慈善文化的前提与保证。
在此基础上,佛门有必要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力宣传以菩提为宗、慈悲为怀、福田为报、净土为乐的慈善文化,让世人了解佛教慈善事业,改变民众陈见,树立佛教正面形象,激发世人悲心,深化因果认识,培养惜福、植福理念,形成以布施为习惯、以慈善为必需的社会氛围,促进现代慈善文化的传播。
传播佛教慈善文化除了自身道风的醇正外,更需要慈善事业的事功与实效。台湾佛教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最好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 5)12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使国人对于精神健康、心理关怀和创伤治疗等个人心理与公共健康等议题开始关注起来。各大宗教在给予物质、资财支援的同时,也担当起精神抚慰师与心理咨询师的角色。重视慧心安宁、身心和乐、超然自在等养心法门的佛教在心灵文化、精神关怀等领域具有天然优势。佛教慈善应抓住重视 心灵环保 的时机,培养一批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僧才和居士团体,成为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益补充。
有观点认为: 中国社会已由基本生存、物质福利向精神健康、心理福利时代转型。但考虑到人口众多、贫富不均、阶层复杂的中国现状,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更适合精英阶层及一部分特殊民众。着眼于大多数民众,着眼于现实,佛教慈善文化的宣传应契理契机、方便设教,既
满足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又满足现实生计、现实心态的需求。
宗教慈善理论研究与探讨,是慈善文化理论建设的应有之义。中国佛教慈善急需符合现代社会进程的公益理念的引领与指导。如何从学术高度探索中国佛教 本土化 的慈善模式,并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需要联合僧界与学界的力量共同推进。
佛门慈善的未来走向
1、组织化运行
中国慈善追求大规模、深影响、全面周到的模式确有其长处,但应考虑到儒家文化爱有差等的伦理特色,人们的乡里情结、地缘观念仍然比较强,以社区为单位进行慈善宣传与公益募捐较易获得成功。欧美基督教会多以教堂为单位聚集周围教区的慈善力量,佛教慈善目前虽尽可能地利用了寺院周边地区的资源,但缺乏机构性与制度性的稳定保障。
基督教会慈善组织是典型的NGO形式,具有运作机制灵活多样,民间化、社会化、非营利化、投入形式多样化与国际化色彩浓厚,运作机制能够及时回应社会问题,办事程序公开透明,组织运作高效率等特点。相比之下佛教慈善整体上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机构,这必将带来资金、义工及服务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挖掘佛教本身的管理思想,在借鉴百丈清规等中国佛教丛林管理模式的同时,积极学习基督教等西方慈善管理模式。可以由中国佛教协会建立起 中国佛教慈善总会 这类全国性专业组织,各省市成立佛教慈善分会,各分会下辖寺院成立慈善部,由各慈善部聚集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作为会员,将所有热心于佛教公益事业的人士联合起来,为国际、国内各类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提供交流沟通、合作和社会服务的平台,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健全危机应对机制,为中国佛教慈善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提供组织性保障,力求管理灵活有效,力求佛教在现代公民社会建设中有更大作为。
基督教会慈善机构非常重视寻求合作,其合作伙伴既有地方政府,也有海内外民间机构,还有国际性宗教团体,而且合作领域不断扩大,项目种类日趋繁多。佛教慈善也应学习这一优良制度,广泛开发含地方政府在内的合作伙伴关系。
2、专业化运营
慈善不仅仅是扶危救困、善良、同情和关爱,在现代社会更需要专业知识和高素质人才。
中国佛教慈善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批具备当代决策管理、金融运营能力、熟悉社会福利制度与慈善公益工作的高级人才,从而能够建立当代佛教慈善的管理机构。
中国佛教慈善亦需要建立起以寺院或居士林为依托的各级专门性慈善服务管理组织,专门负责公益服务各专业人员选拔、培训、调度及分配等工作。慈善服务人员主体应扎根于佛教僧团和信徒,同时广泛动员各界人士,宣传义工经历对于个人成长的益处和对他人、社会的贡献。
中国佛教慈善机构应与国家、国际教育系统密切联系,具有组织慈善义工培训、组织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国家资格考试的职能,进一步打通国际教育交流渠道,从而培养大批既具悲心又晓佛理,既了解公益知识又具备相关技能,适应现代化、全球化社会的 宗教社会工作者 。
中国佛教慈善同样呼唤效益与管理。在走向未来的进程中,可以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公益组织的运作机制和经验,将商业领域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慈善事业,摆脱以往 施舍性质的济贫院方式 ,引入投资、风险慈善、市场导向等现代元素,成立健全的非营利性宗教慈善组织,在有效的管理、运行、培训和学习中使佛教慈善发挥在现代社会的最大效益。
中国宗教团体自养能力和经济实力的不稳定使宗教慈善事业受到很大限制。缺乏经济实体、没有强大经济后盾、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等问题制约着中国宗教慈善事业良好、持续、稳定地运行。
基督教会慈善资金来源较为多样化、民间化与国际化。其首先依靠基督教会资金周转利息或基金会运作的增殖以及教会工作人员和信众的无私奉献和志愿服务。除此之外,教会能广泛动员国内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多方面筹措慈善资金,亦能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机构的理念、信息、专业人员、资金和技术。
佛教慈善组织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缺乏稳定的基金来源和广泛募化的激励机制。中国佛教寺院经济主要来源于信众供养,也有少数寺院奉行农禅并重的经济自养方式。但利用寺院自养和佛教正常活动之外的结余资金运营慈善远远不够。慈善基金需要具体稳固的事业支撑,通过高效有序的金融管理模式,实现资金再生循环运转才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在现代社会,佛教慈善事业有条件双管齐下地筹措基金:一方面仍然沿用传统募化方式,通过佛教节日、放生、法会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募捐活动,成立专门的财务管理部门,保证募化所得操作、运用过程的透明与高效。募化的范围除信众供养、会员会费之外,应向基督教会学习,在广泛动员国内社会各界力量的同时,与国际相关慈善机构合作,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引进国际慈善基金。另一方面建立起佛教福利企业,主要经营佛教文化、艺术、饮食、医药以及香料、法器等佛门延伸产品,争取政府免税等相关优惠支持,在国际、国内传播中国佛教文化的同时,筹集善款投入慈善事业。
3、社会化服务
慈善事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那些因天灾人祸而迫切需要援助的特殊群体,宗教慈善更关注那些最基层的民众与最苦难的众生。中国当代宗教慈善因相关政策和文化认同问题,服务对象受到一定限制,慈善对象主要集中在信众以及寺院、教会所在地域的居民群众以及赈灾济难时的特殊人群。
为体现人间佛教 慈悲普度、身心清净、眷属和敬、现法喜乐 的特色,佛教慈善不仅要强调 随缘应化 的灵活性,更要体现 圆融法界 的深广性,其目标群体应打破部门、行业、地域和身份限制,坚持不分民族、信仰、性别和地区原则,能够深入到最底层、最艰苦、最需要救助的人群中,真正实现人权、资财平等无别的社会理想,建设欢喜富足的人间净土。
中国当代佛教公益事业以资金救助为主,历史上在医疗保健、恤孤养老、生态水利、教育文化、婚丧嫁娶等方面的慈善境况如今已不太显著。这一方面是政府福利功能日趋完善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慈善服务范围的狭窄与内容的单一。
基督教会慈善继承欧美社会的经验,服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如关注AIDS、法律咨询及社会慈善、福利政策研究与宣传等方面。中国佛教慈善的服务内容与范围有深厚的人文基础与广阔的挖掘空间。现代社会,人们日趋注重生活和生命的质量,重视精神心理健康,佛教不仅有深厚的养生理论、静心纾压法门,也不乏禅师医才。佛教团体可以大力兴办各式各样非营利医疗机构、心理咨询中心、禅修中心,利用寺院所在的名胜大川建立各类疗养院所,为各界需求人士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医疗卫生、心理治疗、修身养性等方面的服务。
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空巢老人日趋增多,中国正处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关口 ,但目前中国养老体系不完善,养老保障资源缺乏,公共财政支出比例过小,养老风险不断加大,中国并没有为人口老龄化做好充分准备。妥善解决养老问题可以减轻国家养老金支出的财政负担,更可以缓解中青年阶层的家庭压力。宗教慈善作为国家养老体系的有益补充,有极大的发挥空间与迫切需求。佛教慈善机构可以延续传统并学习西方经验建立安养院、养老院等机构,主要面向低保、高龄低保、特困老人群体,建立以寺院或社区为单位的老年人活动服务系统,整合资金与技能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搭建日常照料与全托服务一体的平台,在提供医疗保障的同时,更重视给予老人心灵关怀与情感慰藉。佛教慈善可利用自身优势广泛成立临终关怀机构,延续并完善中国佛教的往生传统与丧葬文化。对于城市中的乞讨群体,佛教慈善亦可延续历史上为贫苦百姓建立各种庇护所的做法,为需要人群提供临时性、救济性和保护性的住宿。
在教育方面,大陆佛教可以借鉴台湾佛光山、慈济、法鼓等慈善团体的经验,以入注股份、投资课本与设施、设置奖学金、开办公益讲座等方式支援教育系统,并以实际行动推助素质教育的进程。
总之,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呼唤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教育文化、医疗养生、心理健康、生态保护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尽快建立。
当代中国佛教在人间求菩提,与众生共安乐的悲愿需要以公益慈善的方式传达与实现。中国佛教慈善群体应如心力广大的菩萨般行走于人间,传递智慧与慈悲,激发人人心中的光明,形成和谐文化风尚,培植社会福慧资粮,最终化娑婆人间为极乐世界。
在全球化、物质化与世俗化过度泛滥的当代,宗教从人类心理健康和社会安定角度,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全球治理成为必需的未来,以佛教为代表的慈善公益事业正是创造性地结合国家、市场与民间组织,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力量之一。
总而言之,中国佛教慈善是心灵的命令,更是制度的安排;既是有序的管理,又是契理契机的变革和创新。如是,中国佛教慈善事业必将在现代公民社会建设中大有作为。
佛门慈善的目标与愿景
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慈善在世法皆佛法理念的引导下,关注个体的智慧具足、德行圆满、心性明净,群体的和乐共生、和睦无诤,社会的和谐发展、祥和安康,全球的和平进步、平等共存。
佛教慈善对于自身的目标是慈善会员个人的福慧日臻圆满,僧团及慈善基金会的功德渐趋具足,佛教的悲心宏愿得以实现、法身慧命灯灯相传。
宏观层面上佛教慈善事业应展望其特有的愿景:短期目标是共同健全中国慈善服务体系,协调政府、市场与民间机构的关系,促进社会之稳定与和谐;中期目标是促使慈善服务融入现代社会福利体系,实现政府福利、市场福利与NGO福利的最佳 制度组合 ;长期目标是共建和乐安康的人间净土。
这三个层次的目标只是方向的把握、愿景的展望,佛教慈善事业在现代社会有深广的发展空间,迫切需要以寺院为单位,开展全国范围的佛教慈善社会服务现状调查,掌握各地现实状况,找到现存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抓住各地需求特色,在此实证调研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慈善实践探索,灵活订制目标,统筹协调资源,摸索出应时应机、契理顺缘的慈善服务新途径,向大众展示 慈悲喜舍、知足报恩、身心和乐、福慧圆融 的佛教慈善优势。
参考资料：
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魏泽民：全球治理——公民社会与宗教发展，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李向平：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之必需，《觉群》2006年第5期。
圆 瑛：敬告全国佛教徒发心助赈书，佛学半月刊水灾特刊;1931年10月1日。
思归子：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佛教公论》复刊第17期,1947年8月1日。
刘继同：中国精神心理健康服务范围与佛教慈善政策框架研究,《佛教文化科学慈善》;(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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