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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如何能有益社会?
发布时间: 2019/11/21日    【字体:
作者:禅宗文化综合
关键词:  佛学 社会精神 梁启超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成文于风雨摇曳的1900年,传颂至今,多雄伟,多热情!作者是谁?是时年27岁的梁启超。
 
梁启超所活跃的清季乃至民初,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冲击,时人对中国之前途亦产生了极大怀疑。梁任公前半生跻身政治,主张改良,文字言论器宇轩昂,一扫积弊千年的旧思想,使国人知道非新非变不可;后半生治学论道,虽“保守”而不守旧。梁启超治学,终其一生在不断变化,不断求新,正如其名言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后人对其学问,譬如西学、佛学的水平褒贬不一,然而在急速变化的时代,梁启超始终与时俱进,可谓是中国学人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标志,而梁启超在清季十数年间,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其影响力不再赘述。
 
梁启超对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阶段。在其早期论述中,研究“佛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用佛学来作为中国新社会精神的指引。晚清学人对佛学产生兴趣的一大原因,是当中国固有学问临存废危机时,佛学仍保持了相对的时代性,与西方宗教相比,在哲学、宗教学方面,甚至存在某些优越性。
 
如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一文有谓,“亦有心醉西风者流,睹欧美人之以信仰宗教而致强也,欲舍而从之以自代”,梁启超认为,若中国要兴起“信仰”,则佛教远远胜于西方的基督教,“以畴昔无信仰之国,而欲求一新信仰,则亦求之为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势利之为趋也!吾师友多治佛学,吾请言佛学! ”
 
入民以后,“科学”的话语权十分强盛,而“佛教”“佛学”本身的危机日益深重,佛学经世致用的路径亦发生改变,梁启超在此期更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佛学。
 
梁启超在1922年在北京演讲时,曾谓“但我敢说一句话,他们(佛学)的分析是极科学的,若就心理构造机能那方面说,他们所研究自然比不上西洋人;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虽然梁启超佛学的体系与理论存在偏颇,其研究水平,尚不能与往后十数年间逐渐涌现的佛学大家相媲美,然而梁启超对于世界范围的学术潮流始终保持专注,并且力图沟通宗教与科学,阅读梁启超的佛学著作,即接触到时代佛学研究的最前沿。
 
梁启超在1920年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以其人数十年治学生涯的积淀,梳理出清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今日,《禅宗文化》与大家一起阅读“佛学”一段,即可粗略了解到所谓近代佛教复兴,是怎样的一回事。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佛教本非厌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
 
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吾深韪其言。
 
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
 
梁启超在1920年观察,近代中国佛学,以刻经开学的杨文会有开创之功,受到杨文会影响,晚清学人多与佛学产生关系。特别是佛学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研究佛学是中国学人的天职,梁启超认为,在杨文会之后中国佛学“尚无可称述”,当中未明说的学术危机,是同时期西洋、东洋的佛学研究已成潮流,而中国学界需要极力追赶。
 
梁启超特别强调新佛教。1920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佛教中乩坛、图谶的一类内容,为时代强调的科学所不容,如果佛学中的迷信部分不淘汰、改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而梁启超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宗教信仰要对社会产生作用,必须通过科学研究加以阐发,梁启超的宗教观,更多是对“中国前途”的思考结果,其人晚年的言论,多持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立场,亦是为了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乃至希望以宗教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自1920年代起,中国佛教始有一股上升的趋势,佛教界的改良运动日益蓬勃,而学界的专业人士,亦对佛学开展更深度的学理研究。今日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晚近以来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与学术,其种种努力种种所为,即使提出的路径大相径庭,却始终围绕着“救国”二字,而梁启超的佛学研究,便深深烙印着这种时代性。
 
禅宗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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