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对四篇学术文章的综述，编译自学术期刊《中华佛学学报》第二十九期的一篇文章，原文名为“Introduction: The Creation of Buddhist Sacred Sites in China”。
四位作者分别从不同的佛教圣地和不同的研究角度回顾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化，以及这些佛教圣地逐渐形成的过程。其中两位作者将研究目光放在了五台山和普陀山这两座如今被列入“佛教四大名山”行列的著名宗教胜地。而另外两位作者所关注的泰山经石峪和宝山。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佛教的传播史、艺术史和文化史带来了新的思路。
一直以来，印度在中国都被虔诚的佛教信徒视为向往的圣地。他们都希望到佛陀留下足迹的地方朝圣。但也不是所有的僧人、居士、尼众都能踏上印度大陆。所以他们将心中对佛教西来之地的向往和想象移植、复制、塑造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之中。
韦闻笛（Wendi Adamek）通过对宝山灵泉寺的研究阐述了僧众们把印度传来的佛教形象与当地的本土特色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他的研究基于对中国传统殡葬文化和佛教遗物崇拜的比较。从公元6世纪开始，修行于宝山中的僧人去世后，就近葬于寺院东西两侧以及房附近的宝山和岚峰山的山岩断壁上，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石窟、造像和名僧墓塔群。
舍利塔本是印度佛教最早，也是最为虔诚的遗物崇拜。但在印度，舍利塔上通常不会镌刻文字或雕像。宝山断壁悬崖上的壁龛，则于中国传统殡葬文化的碑文相仿，刻满了由名僧的弟子们撰写，记述名僧生前高风大德的铭文、悼词和雕像。近年来，学者对中国佛教史学术的研究给六世纪下半叶中国北方在佛教意象、教义和仪式实践方面带来了新的发现。韦闻笛将他从宝山看到的从身体到遗迹的转变，与当代佛教实践和宗教运动联系起来。
克劳迪娅·文策尔（Claudia Wenzel）的文章探讨的是刻在泰山经石峪上的摩崖刻石《金刚经》。刻字石上是儒家传统之一，可以追溯到汉代。刻佛经于石上则最早可追溯到六世纪，通常被学者认为是试图借助自然永久保存佛经的一种活动，以应对可能到来的佛法衰落的时代。这也是作者试图解释为什么当时的出资襄助这次刻经互动的人会选择把经文刻在泰山上，和选择镌刻《金刚经》的关键。
因为石刻与名山之间，在当时的僧人和信徒看来，存在着某种令人敬畏的相互关系。经文有了名山这样的依托而更能庇佑信徒，名山有了经文的加持而更能闻名于世。当中蕴含的其实是中国人心里对自然的敬畏。
这位作者还从经石峪的别称“晒经石”与玄奘西行的联系中进一步推断出这是对印度佛教圣地的一次“建模”。她推测，经石峪是对印度西北部的一个朝圣地的模仿。在玄奘西行归来后所留下的关于这个圣地的只言片语中，镌刻石经的信徒们希望把经石峪仿造成与那个圣地一模一样的“副本”，尽管他们从未到过那里，也从未与那个地方产生直接的联系。
五台山上以《华严经》为所尊所依的华严宗也让这座山成为著名的文殊道场。苏珊·安德鲁斯（Susan Andrews）研究的是与这座山相关的神异故事，关于王子烧身寺，也关于一个太监如何在这里恢复男子身。安德鲁斯认为，这些神异故事的背后，不仅有对《华严经》的崇拜，也有对古印度阿育王的崇拜。《清凉山志》中有记载：“大宝塔院寺，显通之南，五峰之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及文殊发塔，因为名，永乐五年，上敕太监杨升重修大塔，始建寺。”
苏珊·安德鲁斯在原文中只这样说的：
通过对关于王子烧身寺叙事的反复查阅，我们可以发现，这座山上的佛教支持者们通过在创造五台山的传说中借用了已有的与其他地方和时代相关的叙述，为五台山构建了一段早期历史。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进一步丰富，佛教支持者们将这座山与佛教的渊源进一步延伸和神圣化为文殊菩萨的居所、北齐的佛教中心，甚至与阿育王也有了关联。他们把五台山塑造为阿育王在各地建造的8400座佛塔之一，从而将这座山融入到佛教的神话体系中。由此，当地民众对五台山的崇拜进一步深化，佛教支持者们得以从北齐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金钱赞助。王子烧身寺的历史，不失为中国佛教自我塑造渊源和拓展宗教影响的佐证。
阿育王在连年的征伐后，心生忏悔，遂皈依佛教。相传他利用佛的舍利造了八万四千宝塔。分布于茫茫大千世界。五台山上的慈寿塔就是其中之一。安德鲁斯也因此认为，中国的佛教信众们利用神异故事的传播，将佛教对阿育王的信仰转变为对五台山的崇拜。
普陀山的传说同样与《华严经》有关，也有着大量的怪志传说和神异故事。马库斯·宾根海默（Marcus Bingenheimer）根据这些故事描绘出一条佛教在普陀山逐渐中国化的道路。最初来到这里的和尚没有引起周边居民的注意。但他们利用普陀山这个岛屿与大陆相隔绝的静谧和环抱四周的大海所带来的庄严肃穆，编织出众多故事，与佛经中那个南部海域的观自在菩萨所居住的普陀山相联系，创造出这个佛教圣地。
这四座名山成为中国佛教圣地的过程都是漫长且曲折的。佛教要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当地的文化和传统相结合，哪怕这种“中国化”有时候是“无奈”的，因为信徒们无法真正地去到那些他们心中向往的圣地。他们只能依托自己的想象，依托佛经中的只言片语，将他们对那些远在印度的佛教圣地的崇拜移植到这里，但在无形当中，他们将当地的文化特征融入进去，也编绘了一些与当地民众密切相关的神话传说。
但也正因有了他们，中国的佛教信徒们不用在穿越危险的沙漠和大海，也不用将自己的信仰寄托在遥远的印度大陆和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异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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