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所绘摩羯形象的源头，中国本土发现的摩羯形象虽然既多且广，但主要盛行于唐代及其以后，虽与前述伯格拉姆、片治肯特遗址发现的摩羯形象相近，但在具体表现上已呈现出中国化的色彩。
1971年，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考古发掘出百济武宁王陵。墓主是被梁武帝萧衍册封为宁东大将军、武宁王的余隆及其王妃。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所绘的摩羯纹引人关注。
武宁王王妃木枕以木头挖成凹形，表面髹涂朱漆，中间用金箔条贴出龟甲纹界格，龟甲纹内用白、朱、黑、金泥等色彩绘出各种动物或植物图案（图一）。其中，在木枕偏右下一格内描绘的“鱼龙”纹（图二），乃是古印度神话的摩羯形象。在印度神话中，摩羯是一种长鼻上卷、兽首鱼身的动物，梵文称Makara，汉译作摩羯或摩伽罗等。摩羯纹最常见于古印度寺院建筑的塔门，最早的摩羯纹大致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以南印度阿马拉瓦蒂雕刻艺术中的摩羯纹为例，可见其张口、利齿、长鼻、眼凸鼓以及作鱼身、鱼尾的形象。纪元以后，大月氏人在中亚建立贵霜王国，版图曾扩展到北印度，印度文化曾给贵霜文化艺术带来重要影响。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北60公里的伯格拉姆遗址，曾是古代贵霜王国统治地区，在伯格拉姆2号工地10号房址内9号凳镶嵌的象牙饰板上，就雕刻有摩羯追逐鲇鱼的形象。伯格拉姆即《大唐西域记》中贵霜王国夏都迦毕试，地处中国、印度和安息之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从伯格拉姆北上可至新疆。因此，摩羯纹极有可能循此线路而传入中国。介于伯格拉姆与中国新疆之间的片治肯特，为6—8世纪粟特人的遗址，在该遗址2号寺院南墙也发现了张口露齿并卷舌吞吃两条小鱼的摩羯纹装饰，其构图旨趣与伯格拉姆发现的摩羯追逐鲇鱼的象牙雕刻相同。
至迟到4世纪，摩羯的神力与形象已为中国人所认知。史载，僧伽提婆于东晋隆安元年渡江至建康译《中阿含经》，该经之《商人求财经》已提及摩羯之名。《大智度论》与《十诵律》等经典亦曾述及摩羯。作为海中鱼王，摩羯不仅体躯巨硕无匹，还有吞啖海中其他生物的伟力。
从地理位置来看，百济不大可能直接从古印度或中亚地区获得对摩羯形象的认识，摩羯形象得以登陆百济，只能通过中国。由于百济奉东晋和南朝为正朔，与北魏几乎没有官方交往，兼陆路又有世敌高句丽的阻隔，可以推断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描绘的摩羯纹，来源乃是4—6世纪的中国南方地区。
作为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所绘摩羯形象的源头，中国本土发现的摩羯形象虽然既多且广，但主要盛行于唐代及其以后，虽与前述伯格拉姆、片治肯特遗址发现的摩羯形象相近，但在具体表现上已呈现出中国化的色彩。至于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唐以前的摩羯纹装饰，迄今仅见于隋代李和墓。在此墓石椁顶部边缘刻饰环中有一怪兽头，与前述南印度阿马拉瓦蒂雕刻艺术中的摩羯纹非常相似，体现了印度摩羯纹的原真风貌。此外，东晋画家顾恺之绘《洛神赋图》传本亦见有鱼身兽首的摩羯纹。此画虽为宋人摹本，但画法简澹，如树木皆作孔雀扇形，尚存六朝绘画的古拙之意，可视为中国在4世纪图写摩羯的佐证。
鉴于在东晋和南朝时期，中国境内发现的摩羯图纹尚存在缺失，这就凸显出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所绘摩羯纹样的重要价值。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所饰摩羯纹样更为活泼，少有斧凿痕迹和雕饰意味，与中国早期文献中对于摩羯形象的认识亦是吻合的武宁王王妃木枕上所饰鲸鱼状的摩羯纹在一些细部特征上，仍然显露出与中国隋唐以降的摩羯纹的关联，这些特征多与美国内尔森艺术馆藏盛唐早期银碗上的摩羯纹相近。但这两者之间的另一些共同特征诸如头颈部长出的粗壮鬃毛等，在中唐以后的摩羯纹样中却又消失了。
武宁王王妃木枕上的摩羯形象究竟是装饰，还是具有宗教意味？众所周知，同一件器物上的组合图案与纹样，彼此之间总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出现某一具体纹样离题千里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武宁王王妃木枕除在其右下方一格内描绘了摩羯纹外，在其左下一格内还绘有肩部缠绕帔帛的天人形象，在天人与摩羯纹的周围，还绘制了众多动感十足、形态各异的莲花蔓草纹样作为辅纹。据佛经记载，在佛陀出家、成道、说法和涅槃等多种场合，皆有天人“于虚空中雨众妙花”，所以在天人出现时往往伴随着漫天飘洒的莲花。武宁王王妃木枕上的天人周围分布着的飘逸飞舞、多姿多彩的莲花蔓草纹，其形象与龙门、天龙山北朝石窟装饰的莲花纹样有颇多相似之处，足见其与佛教关系之密切。可见，武宁王王妃木枕上的摩羯纹具有深刻的佛教背景，其题材之丰富、组合之完备，在4—6世纪的佛教出土文物中也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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