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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洛阳武则天明堂初探
发布时间: 2020/2/8日    【字体:
作者:韩建华
关键词:  东都洛阳 武则天 明堂  
 
 
摘要:东都洛阳的明堂建造,是武则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备的政治号召力,来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着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是武则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其实是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东都洛阳宫城里建成,这座称为“万象神宫”的明堂是睿宗作为唐朝天子时建造的。建造的地点不是在传统的“国阳丙巳之地”,而是在洛阳城宫城核心区。明堂是临朝称制的太后武则天“自我作古,用适于事”的创举。明堂的建成为武则天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誉,以至于在边远的沙州,都流传着“圣母神皇,爰构明堂”的歌谣。东都洛阳明堂的建造,是武则天为充实完善洛阳所缺乏的国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阳在王朝政治象征体系中的地位,让洛阳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都城,从而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礼仪方面的准备。明堂的建成,是武则天“于彼新邑,造我旧周”的最有力说明,从都城空间上表明了武则天的政治理念。证圣元年(695年)正月,明堂被大火烧毁,大周皇帝武则天积极应对,一方面下罪己诏,去除尊号中“慈氏越古”四字;一方面诏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完成,新明堂取名为“通天宫”,武则天亲自举行大享之礼。
 
洛阳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的变化,完成两次转换:一是从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权的转换;二是武则天从临朝称制的太后转换成大周政权的皇帝。在两次转换过程中,武则天与明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是她不同人生时段不同立场的不同创造。本文利用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拟讨论东都洛阳的明堂形制及其内涵,以及明堂在武则天政治转换过程中的作用。
 
一 武则天明堂的建设
 
明堂是祭祀与布政的礼制建筑,其建筑形制具备某种“宇宙秩序”的复杂象征意义。汉代以来,明堂祭祀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活动,有固定场所和专门礼仪。汉平帝以来,自都城南北郊形成之后,明堂成为都城空间重要的南郊礼制建筑。西汉末年,王莽把持朝政,在汉长安城南郊修建明堂。此明堂实为明堂、辟雍、太学合而为一的建筑,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祭。长安明堂于1957年考古发现,其遗址中央是方形夯土台基,台上设有殿堂,台基四周按方位设置四殿,四殿外有九阶。整座建筑平面呈亚字形。(图一)东汉洛阳的明堂已经成为独立的礼制建筑,主要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其形制为“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目。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1962年考古发掘表明,“明堂遗址是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圆形台基的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建筑是一座圆形围廊环绕中间方形殿堂的大型殿台建筑”。“曹魏和西晋时期仍然沿用并且重修了东汉的明堂建筑,考古发掘解剖的遗迹情况可以对其进行印证”。此时期明堂建筑的中央空间称为通天台,这是沟通天地人神的一个枢纽。
 
南北朝时期,明堂制度发生变化,北魏在大同就修建了明堂,也经考古发掘。北魏迁洛后的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考古发掘表明,北魏时期在汉晋原址上确实曾经重修了这座明堂建筑,而且主要的工程可能已经竣工。南朝的宋、齐、梁、陈,以简洁的“十二间殿”作为明堂,进行明堂大享及宗祀礼仪。(图二)
 
隋朝建国之初就计划建造明堂,由宇文恺担任方案的设计与规划。他精心研究和考证历代明堂之制,在开皇、大业两次奏议明堂,还写成《明堂议表》。开皇年间他设计出“重檐复庙、五房四达”的木样,献给隋文帝,得到同意并“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内规兆,方欲崇建”,然而由于诸儒争论不定而未施行。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宇文恺第二次奏议明堂,其设计的明堂形制为“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显然是尊崇宗周明堂之制。宇文恺向隋炀帝奏议明堂时,不仅绘制了1/100图样,而且还做成了木头模型。大业明堂获准建造,但因辽东战事而搁浅,未能施行。唐高祖李渊建国,因天下尚未平定,故未暇顾及明堂之事。太宗朝天下平定,太宗议立明堂。“但以学者专固,人人异言,损益不同,是非莫定”。明堂之制因诸儒意见不一,终被搁置。唐高宗永徽年间,诏令详议明堂制度,诸儒纷争,互有不同”,五室、九室争执对立高宗最后拿出“九室”内样的明堂方案,终归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乾封二年(667年)高宗因为明堂方案议而不定,决定创作一个折衷历代明堂诸说,并符合自己喜好的明堂方案,于是颁诏申明明堂设计原则为“创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礼获伸”,终于在总章二年(669年)完成新型明堂的创作。费尽周折完成的总章明堂新方案,却最终未来得及建造,高宗便驾崩了。
 
武则天继承高宗遗愿,以高宗总章明堂方案为基础,极力推进建造明堂之事。其决断议案的风格与高宗截然不同,不听诸儒喋喋不休的争议,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确定。此前洛阳虽号为东都,然而却没有相应的首都设施。明堂,作为国家礼制建筑,其礼仪虽具有宗教色彩,但却赋予象征国家统治的功能。在洛阳建造明堂,是完善洛阳的首都功能,提升洛阳政治权威的重要举措。通过明堂的规划、空间布局、景观设计、礼仪程序等一系列视觉上的感受,使臣民和外国使节感受到首都洛阳的国家权威。随着武则天临朝称制,明堂的建造,“是国家政治理念的表达载体,在视觉层面宣告着某种政治理念的建立”,因此武则天对造明堂之事极为重视,同时,围绕着明堂建造,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
 
明堂建成后,武后将其命名为万象神宫,其主要功用为“布政之宫”,宣明政教,发布政令。《礼记·明堂位》载:“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宫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贞观十七年(643年),颜师古在请求修建明堂的奏书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实布政之宫也”。宋郑愕:“明堂者,布政朝诸侯之宫谓之。明者,圣人以文明之德,致文明之治。以言其面则向明,以言其位则继明,以言其祀则明礼,以言其政教、赏罚、道德、人伦无所不明。故得以坐明堂而有天下。”武则天在明堂落成后的诏书中明确指出“乃布政之居,未为宗祀之所”,同时诏书中也强调“今以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光敷礼训,式展诚敬”,这样武则天明堂成为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两方面首都功能的建筑。当然,武则天看重的是明堂“布政之宫”的功能。李白在《明堂赋》对武氏明堂处宫城的“中央”,并且具有“发号施令”之正衙的描述,“辟青阳而启总章,廓明台而布元堂,俨以太庙,处乎中央,发号施令,探时顺方”。
 
祭祀天地与祖先,是明堂另一重要功能。汉蔡邕《明堂·月令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隋书·牛弘传》载《明堂议》:“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通典·大享明堂》:“梁祀五帝于明堂。”《旧唐书·礼仪志》乾封二年诏:“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获展虔诚,宗祀配天,就光鸿烈。”无论祭祀对象是上帝还是五帝,配祖或是不配,明堂的祭祀功能这一点是无疑的。乾封二年十二月(667年)唐高宗颁诏:“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作为奉高宗遗愿修建明堂,明堂的祭祀功能,万象神宫也是具备的。
 
建成后的明堂富丽堂皇,武则天允许民众入内观摩,“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还奉赐酒食,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武则天拆毁的乾元殿,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在隋乾阳殿的旧址上建起来的。乾元殿位于宫城大内的中心位置,南距宫城正南门405米。所以明堂处于宫城的中轴线上,这个位置正好与文献所载的“布政之宫”的功能相符。
 
二 武则天明堂的形制
 
1986年,武则天时期的明堂遗址被考古发现。明堂夯土台基呈八边形,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圆形中心柱坑。台基夯土自中心柱坑至夯土边沿分为五圈。中心柱坑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基址五圈夯土的宽度、深度和质量都不相同。(图三)
 
2008-2012年,隋唐洛阳城核心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发掘,取得了有关明堂更详细的资料。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明堂宫院内,明堂基址位于宫院的北部中央。基址夯土呈八角形,分为五圈夯土,其中一、三、五圈夯土深10米,夯土质量相同。另外发现了明堂正南的砖铺道路,就是正对宫院正南门乾元门,连接乾元门和明堂正南踏步的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明堂的台明也是八角形。另据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诏令将作大匠康素毁东都明堂,“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的文献记载,可以互相印证明堂的台明是八角形。
 
考古发现的明堂遗址有以下特点:一是明堂处于由廊围合的宫院中,明堂置于宫院北部正中;二是明堂基址为八边形;三是明堂有巨型中心柱。考古发掘的明堂遗址仅是武则天明堂的台基部分而不是台明,柱网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关于明堂的具体建筑形制的探讨,只能求助相关文献。
 
综合文献记载,武则天明堂的建筑特色有五:一是明堂建筑高大宏伟。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按一唐尺约合0.294米,相当于高88米,边长86.4米。二是明堂下方上圆,象征天圆地方。三是明堂为上、中、下三层。下层为正方形,象征一年春、夏、秋、冬四时,每一边根据时令饰以青、红、白、黑不同颜色;中层为正十二边形,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上层为二十四边形,象征一年二十四节气。四是明堂是中心柱式楼阁建筑。明堂内部结构也很复杂,“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棤、藉以为本”。上下贯通的结构是古代明堂通天台空间的反映,是与天沟通的枢纽。五是装饰特色,九龙朝凤,寓意深刻。明堂中、上层均为圆盖,中层“盖上九龙捧之”,上层“盖为鸑鷟”,鸑鷟即凤鸟,“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乃是象征大周兴起的神鸟。武则天把明堂具像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政治象征意义,渗透到其建筑的各个部件,可谓用意至深。
 
考古发现的八角形夯土基址,与文献记载“上圆下方”的武则天明堂明显不同,所以有学者曾怀疑,甚至否认其为明堂。其实这一问题,要从武则天的政治意图来进行探讨。明堂是西周王朝制礼作乐的著名政治象征,是宗周最具有代表性的礼制建筑。而武则天建设明堂,目的是“造我旧周”“百世而继周”,所以武则天在国家礼仪和装饰方面,多利用和宗周有关的符号和思想元素,以体现上追宗周的意识形态。明堂基址选用八角形,一方面是承高宗遗愿。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曾明确提出“基八面,象八方”的明堂内样。另一方面,明堂八边形基础,是古代亚形明堂的变体。而平面亚形明堂,是古代明堂、特别是周代明堂的基本布局。亚形是由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块拼合而成,是古人宇宙模式的象征。关于这种亚形平面,高去寻先生在研究商代大墓的木室时注意到:“平面作亚形的木室……不容怀疑的它应该是当时丧礼的一种制度建筑。这种丧礼制度的建筑可能是象征着当时贵族社会的一种礼制建筑,而非一般的住处。这种贵族社会的礼制建筑根据后世的记载,它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祭祀上帝和颁布政令举行重要典礼的处所。关于它的名称,夏后氏称之为世室(即大室),殷人称之为重层,周人称之为明堂,我们现在称它为古代的宗庙明堂建筑。”高先生的观点来源于王国维先生关于亚形平面的明堂复原(图四),也正好与文献所载周代明堂“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相符。
 
张光直先生关于亚形明堂提供了许多例证,汉代的日晷和长沙楚缯书。他认同缯书是楚明堂的观点,“缯书所代表的宇宙世界与宗庙明堂所象征的宇宙世界可能是一回事,缯书四角的四木便是古代宗庙明堂建筑角隅所种植的四木。明堂的墙壁到了四角为了四木的关系向里凹入,所以明堂的盖布图便成了亚形了。如果将楚缯书加上黑框,再把四木的四角躲开,岂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幅亚形明堂图吗?”(图五)
 
明堂平面呈亚形,是古人所构想的宇宙模式的反映。古代占卜所用的工具“式”就是模仿古代的宇宙模式。李零认为:“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模型……古人发明这个模型,目的不仅仅在于‘模仿’,还想藉助他做各种神秘的推算,提出问题和求得答案,冀于沟通天人。”他认为式图的空间结构可分解为四方、五位、八位、九宫、十二度不同形式,可分为四进制和十进制两大系统,两个系统是可以相互变通。即四分、八分和十二分的系统可与五分、九分的系统通过加位完成互通。亚形明堂正好在空间上实现了这两大系统的互通,形成四方、八位、九宫格。(图六)武则天明堂基址的八角形,从空间上来说,就属于式图四分、八分、十二分系统,是古人宇宙模式的模仿。八边形是处于圆形与正方形之间的过渡体,能更好地处理明堂的下、中、上三层方形、十二边形和二十四边形的转换。八边形是亚形明堂布局的变体,通过八边形可以与亚形之间进行互通,达到天人沟通的目的。(图七)
 
三 武则天明堂的政治活动
 
巫鸿认为:“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不管它的形状和质地如何,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续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明堂绝对是一座纪念碑性的建筑。
 
武则天在明堂建成之后的诏书中表达了受天命眷顾的欣喜,“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诸侯之位也。开乾坤之奥策,法气象之运行,故能使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眷言盛烈,岂不美欤!”至此,万象神宫成为武则天的政治舞台,她要在这个象征新政权符号的地方,实现她的政治理想。武则天仿照周礼的礼仪,频繁地亲享明堂,大赦天下,这些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让复古大周在大唐臣民的意识中慢慢地生根、发芽,最后成为意识的主流,从而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同时还频繁地在明堂内举行各种政治活动,“变官称,易都邑,加尊号,屡改元”,从而将舆论和公众视线转移到明堂上来,为自己登基制造声势减少阻力。她不仅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还在这里完成了政权更替,在明堂举行了登基大典。从688年到705年之间,武则天十余次亲自享祀明堂,将明堂作为她君权神授的标志。从“圣母神皇”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每一次政治上的前进,明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武则天在明堂举行的政治活动可分为称帝前和称帝后,称帝后以明堂焚毁又可分为前后两阶段。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在称帝前以太后身份主持的所有政治活动,全是在为新政权“大周”的建立做着准备,明堂是新政权实现的政治舞台。
 
称帝前明堂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永昌和载初年间。其中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在明堂举行活动就达三次之多,“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对于这次连续几日的明堂活动,《资治通鉴》记载为:“春,正月,乙卯朔,大飨万象神宫,太后服衮冕,搢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已未,御明堂,飨群臣。”祭祀是明堂一项重要的功能,祭祀对象是昊天上帝,意味着承天受命。祭天是历代帝王独享的祭祀,“夫圣人之运,莫大乎承天”,是皇帝以“天子”身份所举行的重要礼仪活动。然而永昌元年明堂祭祀时,按照唐代礼法规定,唐睿宗李旦应当是天地祭祀主导者,而现实情况却是太后主导了明堂祭天活动。通过祭祀,武则天顺利地以初献身份完成皇帝所特有的祭祀功能,为实现唐周革命做着身份转换的准备。随后,武则天大赦天下,并改元永昌,以大赦的方式传递了这次明堂祭祀的信息。这是唐代建国以来,第一次实践明堂大礼,完全遵照儒家的理念。上层为“祭祀之所”,在其中祭祀昊天上帝、李唐三圣配享、魏国先王武士護从祀;下层是“布政之宫”,圣母神皇御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飨群臣。明堂在元日举行元会,成为构建君主关系的政治空间。永昌元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这种杂糅了中国儒家传统的政治礼仪与佛、道宗教仪式的“万象神宫”,表明了武则天为获得支持,广泛地进行政治宣传的良苦用心。
 
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在“圣母神皇,永昌帝业”的政治宣传下,以神皇身份进行明堂大飨。“载初元年(690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这次明堂大赦,是为了“扩大周制计时的影响,让人们慢慢适应周制,接受将要成立的大周王朝”。武则天依周制计时,官名改用周制,就连明堂的形制和装饰都有着周的因素和符号,这是借着复古周制的名义达到自己改朝称帝的目的。周朝被汉代以来的儒家学者美化成为理想的王朝,成为托古改制最好的选择,武则天还将自己武氏始祖上溯至周武王,明堂建造也是为了“造我旧周”的需要。当一切准备妥当,接下来就是改弦更张,登基称帝了。
 
称帝后的大周皇帝依然把明堂作为其实施政治运作的舞台。明堂成为武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部分,故其不断地强化明堂的影响。在改用周正后,本来在秋季举行的明堂大享,改在正月元日举行。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日南至,亲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从祀,并于坛位次第布席以祀之”。这种合祭天地的方式,开创唐宋以来的先河。配祀者身份的变化,是这次合祭天地的最大变化,释放了新政权的重大信号。
 
佛教活动在万象神宫的举行,是大周政治的又一特色。长寿二年(693年)九月,大周皇帝为加封金轮圣神皇帝尊号,专门作金轮等佛教七宝,在朝会时展陈在殿庭上。这是为标明大周皇帝的佛教转轮王身份,也暗示武则天借用佛教进行政治活动。证圣元年(695年),佛教的无遮会在明堂举行,其盛况空前,“乙未,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
 
证圣元年天堂大火延及明堂,明堂被烧毁。武则天诏令依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成功,新明堂取名“通天宫”。新建成的通天宫,是武则天成为大周皇帝后的新明堂。通天宫的命名,赋予了新明堂新的使命,实现天人沟通,保江山永固。
 
读时令是帝王法天地顺四时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也是奉宗庙安天下的大礼。武则天在通天宫建成之后,亲自御通天宫的端扆殿,命有司读时令。其目的是为把明堂月令与政治结合,预示通天宫顺应四时,年寿永久。
 
另一项与明堂有关的政治活动则是安置九鼎于明堂庭,“其年,铸铜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九鼎是带有强烈儒家政治纪念碑性的礼器”,是祭祀时的礼器,代表着皇权,象征着江山稳固、皇位合法。武则天通过九鼎的铸造,希望将明堂大火对武周政权的影响降至最低。而铸九鼎置于明堂中,是武则天在依赖佛教的意识形态统治失败之后,主动回归到中国本土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法。
 
然而,这样的回归终究不能挽救武周政权的命运。圣历元年(698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这是武周皇帝最后一次在通天宫进行祭祀。从此以后,武周皇帝的明堂政治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四 结语
 
武则天明堂从“万象神宫”到“通天宫”,完成了武则天禅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阳作为首都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提升了洛阳的政治地位。武则天明堂,作为国家祭祀的礼制建筑,完善了洛阳的首都礼仪空间;作为武周政权的代表建筑景观,雄居宫城核心,成为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但当李唐王朝重新掌权之后,明堂成为最先改造的对象,这是革除武周政治影响的重要举措。开元年间,唐玄宗下大力气改造洛阳的明堂。开元五年(717年),玄宗改明堂为“乾元殿”;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以明堂“体式乖宜,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遂诏令将作大匠康素毁东都明堂。“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佛光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这座新殿在日渐衰败的国运之下,最终未能逃脱战争的厄运。安史之乱中,明堂最终被毁。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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