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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世俗化、公民化、现代化
发布时间: 2020/3/5日    【字体:
作者:卓新平
关键词:  宗教 世俗化 公民化 现代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宗教问题日益明显,其敏感和影响程度的扩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1%。尤其是各种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其信仰团体达2万多个,信徒人数亦超过1.3亿。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少宗教问题都直接关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们往往会形成局部地区的难点、焦点和全球性的热点、重点,对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
 
美国“9.11”事件后,不少人都在探讨并反思“宗教可能导致什么”、“宗教应该提倡什么”、“宗教可以避免什么”这类既敏感、微妙、又颇为热门并吸引人的问题。宗教问题在当代世界已涉及到国际政治、世界和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法律秩序等重要方面。因此,系统了解并深入研究世界宗教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态势,对我们当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极为重要。
 
(一)世界宗教的世俗化、公民化、现代化趋势
   
当代世界宗教的一大特点即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个我人生。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发展已很难“遁世”、“隐居”,亦不可能离开社会、回避现实。因此,世俗化、公民化、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世界宗教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宗教世俗化极为引人注目。在此,“世俗化”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意指传统神圣观念的“祛魅”、神圣象征的退隐和神圣符号的破解。人们对以往宗教意象、观念的神圣、神秘和神话化解释,已被今日理性、现实和还原化解释所取代。但“非神圣化”之后,宗教的本真及其寓意仍存,宗教的价值体系亦得以保留。其二,“世俗化”也意味着宗教是在积极进入世界、回返现实、直面人生、“温暖”人间,即强调其现实意义和现实关切。这样,“世俗化”并没有真正“化掉”宗教,而是促使宗教更全面、更广泛地渗入生活,在社会存在及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潜在的方式顽强地体现其自我。
    
宗教的“公民化”亦称宗教“国民化”或“市民化”,这在北美当代“国民宗教”(civilreligion)现象及其社会意识中得到典性体现。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宗教,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在不同国度的现实存在呈现出政教分离、政教合一、政教协约等多种形态,而“政教分离”则正成为世界各大宗教发展的主导趋势。与“政教分离”发展相呼应的,则是宗教存在的“公民化”现象之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以往宗教“君临天下”、“神治”、“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宗教的制度性、建构性和组织性作用减弱。于是,一种新的“公民宗教”或“国民宗教”意识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制度性作用衰退而留下的空白和不足。这意味着,宗教机构和组织在许多国度已不再起统治和主导作用,其追求和利益则需要国家公民即社会成员的“宗教性”来体现或实现。在宗教教阶制和神职人员在社会功能上“失效”的地方,宗教“平信徒”的作用得以发挥,其在宗教团体中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受到关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并高度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公民化”这一发展趋势。
    
所谓宗教的“现代化”是指其“现代”意识和对社会现代进程的积极适应。首先,宗教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向社会现代发展靠拢,大多放弃了传统封建神权专制,从观念上推动从“神本”往“人本”的过渡,以其宗教精神遗产来注解、论证现代“平等”、“民主”思想,在宗教组织及其教阶结构上推行适应现代社会体制的改革。其次,宗教在改革或摈斥其制度滞后的同时,以价值理念上的适应来为现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再次,宗教开始对现代科技发展及其成果持认可、开明之态,在调整其与科技之关系的同时亦有意识地运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使之能为其信仰服务。此外,宗教在试图跟上现代化步伐之际,亦对现代化本身及其后果加以分析、评价或批评、警告,有着入乎现代却超越现代的意趣。这样,宗教在全球化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亦融入并推动了“后现代”的发展,并参与了“后现代主义”本身从破坏性到建设性、否定性到肯定性、悲观性到乐观性的转变。
    
(二)世界宗教的多元化、本土化、普世化走向
         
全球化进程在政治上出现了“单极垄断”与“多元并存”的抗衡,在宗教上亦有着“一种宗教”或“多种宗教”之争。从总体趋势来看,“全球化”绝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的“一体化”或“单一化”,而呈现出多元涌动、多元抗争、多元发展的局面。世界各大宗教及其相关派系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全球化在促进其相互接触、增加其相互了解的同时,亦唤醒其自我意识、使其个殊性得以彰显。就其传统意义而言,各种宗教均有其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在某一固定地区,相应的传统宗教会有更大的影响、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但全球化的进程已将这种格局打乱,宗教的分布出现重组,某一宗教“大一统”的状况亦不复存在。信息的快捷和交通的便利,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带来的人员流动和移民大潮,更使宗教的多元化异彩纷呈。政治上的多极和信仰上的分化,在人类的全球性共存中更显突出。
    
与多元化相伴随的则是宗教的“本土化”走向。“全球化”氛围中的宗教不是脱离地方特色的抽象存在,乃是其具体地域、具体文化环境中的生动展现。宗教的“本土化”反映了一种既跨文化,又进入文化的交流,是一种体现地缘特色的“融入”。因此,“本土化”亦称“本地化 ”或“本色化”,并引申出“处境化”的蕴涵。所谓“处境”,包括历史处境、社会场景、文化背景、经济环境、政治情景等涵盖。宗教在适应这些处境、达其“处境化”时有表层或深层之“化”。这种表层的“本土化”一般指“文化披戴”,即宗教对某种本土文化在外表上的适应,指归在一种与本土文化的外在“形似”,而不希望其本质之改变,因此在文化接触的深层面上会产生碰撞和冲突。与之相对应,宗教在深层的“本土化”则指其“文化融入”,即通过一种内在的相融和结合而使相关文化得以“重构”,其宗教获得与本土文化内在的、本质性的“神似”。应该指出,这种“本土化”走向,及其“化”的程度,除了文化因素之外,更与政治的关联密不可分。以弱势政治为背景的宗教,其“本土化”主要是适应、服从当地社会文化;而以强势政治为支撑的宗教,其“本土化”则有可能改变、重构当地社会文化的格局。
    
与全球化趋势颇为吻合的,还有宗教的“普世化”倾向。这种宗教“普世主义”强调其宗教应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和所有的地方”存在并发展,以“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的口号来提倡其社会共在、信仰共识。面对宗教多元化、本土化、世俗化使其凝聚力大为减弱这一严峻现实,不少宗教意识到其教派分离和历史分裂已使其现实存在中的政治力量削弱、社会影响减少、民众吸引力退化,因此为克服其势单力薄的窘境而重新呼吁其宗教内的求同、合一,旨在增强其社会存在的整体实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宗教“普世”联合在一定程度上亦与相关民族或国度的政治联合及国际合作相结合,形成了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复杂交织。
    
(三)世界宗教中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价值干涉和反主流文化动向
    
与世界宗教发展的大趋势相悖,在从多样性中求统一的全球化进程中,亦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价值干涉和反主流文化等动向。这些思潮乃从强调其信仰的个殊性、独特性和优先性而走向极端,表现出惟我独尊、排外排他之态,从而导致各种“宗教不容忍”、“宗教霸权”甚至“宗教迫害”的后果,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宗教极端主义一反宗教发展中的现代化、世俗化和社会适应,突出其回归传统、封闭保守、抵制社会开放和发展的主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一些宗教极端派别反对任何在教义、教规及社会行为上的妥协、让步,对外没有宽容、没有和解,对内则要求其信徒严格按照其传统教义、信条来规范、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这些极端主义一旦被政治势力所利用,则会形成“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宗教领袖政客化”的局面,使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局势不稳、社会动荡。
    
在教义、信条上,宗教极端主义通常会与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相关联。其特点是与宗教中的“现代派 ”、“自由派”相抗衡,主张信仰回归“本初”、“原始”之状,持守其“基本要道”和信仰“正统”,而坚决反对宗教向现实社会发展靠拢,不愿主动适应历史的变革与进步。这种保守主义的回潮或原教旨主义的意向在世界许多宗教中都已先后亮相,如基督宗教中的“基要主义”和“宗教右派”,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思潮和犹太教中的极端保守派倾向等。宗教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号召其信徒返回其原初的“纯真”信仰,要求人们具有宗教“虔诚”和“虔敬”,以便能恢复其宗教活力和社会影响。但其过激主张往往容易煽起宗教狂热,导致信仰上的痴迷和反常之状。
    
“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主义理念的深层次表现,即强调人性、人之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这种思想突出“国际共识”、“国际接轨”和“国际惯例”,对以“国家中心主义”、“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传统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形成冲击。除了“国际宪法”形式的全球法律约束之外,以“全球伦理”、“全球价值”为口号的道义约束亦开始涌现。从积极意义来看,这种全球伦理、普世价值之诉求表达了人类维系社会共存、阻止道德隳沉、谋求世界公平和谐的底线要求和美好希望。但从消极意义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占有上风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亦会以此来推行其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将其精神价值作为全球伦理、价值之圭臬,从而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霸权和价值干涉。而宗教则成为这种价值干涉、道德训诫的重要工具。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利用“宗教自由”、“宗教人权”、“宗教宽容”等口号来干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危害其主权,甚至颠覆其政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宗教殖民主义”、“宗教霸权主义”相比较,这种利用宗教问题以主持“公道”、保护 “人权”为名进行的宗教价值干涉、道义谴责,对于社会舆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而对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更为复杂、更加危险。
    
在全球化引起的多元浪潮中,世界宗教中亦出现了反主流文化的发展动向。其重要标志是新兴宗教及相关思潮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尤其是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达到高潮。新兴宗教是与传统主流宗教不同的新宗教团体或新宗教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扬弃或反对传统信仰,抵制或脱离主流文化,挑战或怀疑社会权威,强调个人体验并回归神秘主义。新兴宗教通常会改造或抛弃传统宗教教义而自定一套教义体系,会摆脱现有社会建构和宗教组织而自建其宗教机构、自立其崇拜修行方法,会以一种隐蔽或神秘的方式结社、传教,也会以一个自称具有超凡脱俗能力的人作为教主或创始人。这些新兴宗教在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上已出现了两极分化,一种在反主流传统的同时仍主张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投入和参与现实人生;另一种则强调过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宗教生活,实行乌托邦公社制和以教主为核心的独立社会生存。在后一种发展中,也有一些教派或极端团体因非人道、反社会之举而沦为“邪教”,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
    
概言之,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宗教已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在科技发展、信息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全方位走向全球化的氛围中,宗教并没有消沉、退隐,而是更加活跃、凸显。各宗教之间及其内部正呈现出保守与革新共在、衰落与复兴相继、冲突与和解并存、竞争与合作同行的多元景观。因此,我们对世界宗教的认识和把握必须与时俱进,以便能抓住新特点、研究新问题,获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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