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佛教石窟艺术也随之传入中国。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中原文化中心开始向江南转移。
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处于上升时期，其审美理想与“汉魏风骨”有契合之处。东晋十六国与印度笈多王朝时间大致相当，所以笈多-马图腊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着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
这是初步接触的阶段，是艺术风格的临摹期，初传地的地方文化，使最初的佛教造像虽然，地域间有联系，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却十分鲜明。
公元2世纪中叶，贵霜帝国频频发生内乱。数以千计的大月氏人，纷纷亡命东方，一种新鲜的文化艺术和宗教通过他们注入到西域和中原。
昆仑山北麓的于阗国大约在公元3世纪下半叶形成了弘扬大乘佛教的中心。于阗佛教乃至佛教艺术继续北传，进入古代西域的龟兹国，龟兹石窟残存至今的大约有500多座。
再由吐鲁番盆地内的高昌古国向内地传播，沿丝绸之路东进，首先在古凉州驻足，在河西诸郡发展，并留下了大量的石窟与佛像遗迹。在新疆与甘肃之间，形成了所谓“凉州模式”，敦煌莫高窟与永靖炳灵寺的早期石窟都接受了这种模式的影响。
凉州金塔寺
最具“凉州模式”风格的佛教造像，是位于今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金塔寺石窟东窟的中心柱西面二层中龛的弥勒佛像。
该像面形丰满，敷色偏白，表情安详，大耳垂肩，双目平视，笑容里略带几分稚气。菩萨身着通肩袈裟，衣纹处理自然流畅，交脚坐于方形台上，流露出一种肃穆庄重的神情。
这是凉州佛教造像风格的代表作，也是“凉州模式”中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
这身造像的艺术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凉州本土文化的反映。形象稚朴，带着浓郁的中国西部土著民族的形象特征。
眼睛细长，眉毛细弯，脸形浑圆，没有了犍陀罗雕塑那种雅利安民族鲜明的棱角，这与凉州保持悠久的中原文化传统有关。除了垂肩的双耳之外，很难找出“三十二相好”的佛像标准。
然而，“凉州模式” 鲜明的表现了本土化甚至地方化倾向，对敦煌、炳灵寺和云冈等早期石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凉莫高窟
莫高窟在十六国时期，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气势，它只是作为西域与中土联系中转站，所以其早期的佛造像风格带有明显的“凉州模式”痕迹，但在艺术上要比金塔寺造像水平高，技巧也成熟了许多，开始透显出传摹对象的神韵，反而令人觉得西域与印度的风格更明显。
比如，莫高窟第275窟西壁前正中交脚弥勒菩萨，其姿态类似鲜卑族人坐式礼仪。他头戴三珠宝冠，项饰璎珞，肩披大巾，下着羊肠裙，其造型简括，比例匀称，色调单纯明快。衣褶的表现采用贴条与阴刻相结合的方法，可见印度及西域佛教艺术对其的影响。
面颊丰满，五官线条柔和，鼻梁高隆直通前额，有明显的笈多-马图腊佛像的面部特征。其头发采用刚劲细密的阴刻线均匀排列，发绺长垂，散披两肩，不作波形或螺旋式发髻，具有当地少数民族的风貌。
同窟北壁上层西侧的弥勒菩萨，面部造型丰圆淳厚。用今天的眼光看，菩萨的精神气质的表现和外部造型的塑造，都有明显提高。五官的造型，目光的视角，以及脸型和色彩，都带有鲜明的“凉州模式”的痕迹，但显然已经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风格。
西秦炳灵寺
西秦炳灵寺造像，大都出自西秦地方工匠之手，所以其作品风格古朴稚拙。比如，炳灵寺169窟南壁20龛东起第4身泥塑佛像。
主佛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腹前作禅定迹印。造像躯体健壮，比例匀称，神情安详。阴刻的衣纹，整齐而有规律，具有早期造像古朴纯厚的特色。
在西秦炳灵寺的佛教造像中，无论主佛还是菩萨，显然表现出印度笈多造像的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有了天竺僧人昙摩毗亲自指导，也说明古代西秦的工匠们对来自古印度的异域文化的传模技能有了很大提高。
也许由于西秦国是古代鲜卑族与西域疏勒国诸族混合而成的缘故，从主佛与菩萨那英武有力形象上可以隐隐看出古西域民族的某些特征，当然甘肃西部居民纯厚质朴的形象依然鲜明地存在着。
自东汉以来，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已与印度相通，当时佛教文化就有可能沿滇缅道进入中国，开始在四川传播。
佛教的造像艺术也随之而来。比如，芦山县汉墓出土了具有佛像特征的青铜像；乐山麻濠和柿子湾东汉崖墓明堂的门楣上雕刻着三尊石刻造像，虽形象已模糊，但所着通肩袈裟，圆形背光，高肉髻以及说法手印等佛像特征都很明显。
彭山东汉崖墓中出土的摇钱树座上有一佛二菩萨的浮雕，把一佛二菩萨这种佛教造像的模式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上推到东汉后期。
禅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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