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这里介绍的，是近年来我所主持的一个合作项目，题目是“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写本与题记的调查与研究”，由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共同承担，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5年多了，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一、龟兹的历史背景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古代龟兹国，中心区域在今库车绿洲范围内，其最盛时北枕天山，南临大漠，西占姑墨旧地而与疏勒接壤，东抵铁门关而与焉耆国为邻，地理范围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市。国都延城，唐代称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东郊皮朗古城）。龟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操印欧语系的龟兹语（又名吐火罗B语），主要使用婆罗谜文字。汉文和佉卢文等文字也曾在境内流行，佛教僧团兼用梵语。658年，唐朝灭西突厥汗国，把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都城，龟兹从此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9世纪中叶回鹘人西迁此地，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进而演变成今天的维吾尔族和维吾尔语。
龟兹在伊斯兰化以前，一直以佛教为国教，是西域小乘佛教的中心。境内有雀离大寺（今苏巴什遗址）、阿奢理贰伽蓝，以及今天称之为克孜尔、库木吐喇等千佛洞，从4世纪到10世纪不断兴建，创造出大量的佛教艺术作品。
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尽管龟兹的历史地位如此重要，其研究却比高昌、于阗等地区略显落后。有鉴于此，我们将考察重点放在龟兹地区现存的吐火罗语简牍文书和洞窟题记资料，同时也关注交通道路、古代城镇遗址、各国探险队发掘的地点及相关文物出土的情况，以推动龟兹的整合性研究。
这里集中报告有关吐火罗语资料的初步调查成果。现存吐火罗语数据在文书方面以木简为主，包括唐代以前与唐朝统治时期的木简，基本上没有纸本文书；洞窟题记则包括漫题、榜题等类型，内容也极为庞杂。
二、从各国探险队到龟兹石窟研究所的相关研究回顾
在我们所涉及的龟兹语文书与题记方面，前人已经做过不少工作，相关研究成果简要提示如下。
1．在龟兹语简牍文书方面，前人研究较少，主要有：
Sylvain Lévi “Le «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A, 11e série, 2, 1913, pp. 311-380.
Emil Sieg and Wilhelm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 Heft 2. Fragmente Nr. 71-63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53, pp. 303-305.
G.-J. Pinault, “Epigraphie koutchéenne: I, Laissez-passer de caravanes; II. Graffites et inscriptions”, Mission Paul Pelliot VIII, Sit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7, pp. 59-121, planches 40-52.
庆昭蓉《大谷收藏品中一件龟兹语木简之再析》，《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40-1159页。
最主要的成果是皮诺（G.-J. Pinault）在《库车地区诸遗址》中对130件法藏龟兹语木简通行证残片的整理与释录，这些木简据称出自盐水沟遗址。
2. 题记方面，主要成果有：
E. Sieg and W. Siegling, 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e B. Heft 2. Fragmente Nr. 71-633, p. 189. 根据照片释录了一道感叹生死的题诗（现勘为克孜尔第203窟）。
G.-J. Pinault, “Epigraphie koutchéenne: I, Laissez-passer de caravanes; II. Graffites et inscriptions”, Mission Paul Pelliot VIII, Sit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 1987, pp. 123-196.整理了法国队所摄克孜尔（第39、131、222窟）、库木吐喇（谷口区第7窟）、克孜尔尕哈（第25窟）、苏巴什（第1窟）等石窟题记照片，是迄今最完整的龟兹语题记研究。
G.-J. Pinault “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koutchéenne de Qumtura: Légende de scènes bouddhiques de Praṇidhi”,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11-12 (1993-1994), 1994, pp. 171-220. 释读了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4窟部分题记。
Klaus. T. Schmid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Central Asia: The Decipherment of the West Tocharian Captions of a Cycle of Mural Paintings of the Life of the Buddha in Cave 110 in Qizil”, Die Sprache 40/1, 1998, pp. 72-81.释读了克孜尔第110窟佛传壁画榜题栏内的部分龟兹语题记。
G.-J. Pinault, “Narration dramatisée et narration en peinture dans la région de Koutcha”, M. Cohen, J.-P. Drège, J. Giès (dirs.), La Sérinde, terre d'échanges. XIVes Rencontres de l'École de Louvre, 13-15 février 1996,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0, pp.149-167. 也释读了克孜尔第110窟佛传壁画榜题栏内的部分龟兹语题记。
Klaus. T. Schmidt, “Die Entzifferung der westtocharischen Überschriften zu einem Bilderzyklus des Buddhalebens in der „Treppenhöhle“ (Höhle 110) in Kizil”, Eri Franco and Monika Zin (eds.), From Turfan to Ajanta, Festschrift for Dieter Schlingloff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Vol. II, Lumbini,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10, pp. 835-866.释读了克孜尔第110窟全部题记。
Klaus T. Schmidt, “Westtocharische Überschriften zu den Praṇidhibildern der Ritterhöhle in Kiriš”, Brigitte Huber et al. (eds.) Chomolangma, Demawend und Kesbek. Festschrift für Ronal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 Halle, 2008, pp. 513-524. 释读了森木塞姆第40窟部分题记。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还有许多洞窟保存有婆罗谜文字题记，有相当多的题记没有被西方探险队拍摄过。2000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各石窟的《内容总录》，便列出了各窟婆罗谜文字或民族古文字题记的数目与位置，这为我们的调查工作提供了基础。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库木吐喇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森木塞姆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尕哈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也請參看赵莉、台来提・乌布力《新疆龟兹研究院藏吐火罗语文字资料研究概况》，《文物》2013年第3期，94－96页。
三、我们对现存龟兹的吐火罗语资料及相关遗迹的调查
随着新疆的快速建设与发展，石窟题记的褪色与消失也日益加速，为了及早保存这批史料，龟兹现存吐火罗语资料的调查势在必行，特别是石窟中的吐火罗语题记，也是预期可以推进今后龟兹石窟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刻不容缓。
2009年4月25日，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更名为新疆龟兹研究院，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名誉院长冯其庸先生为龟兹研究院名誉院长。5月6日，我和朱玉麒携带冯其庸先生所写的“龟兹石窟研究院”题名，并带领荻原裕敏、庆昭蓉造访克孜尔，于是达成龟兹研究院、北大中国古代史中心、人大国学院西域所三方合作调查龟兹地区现存吐火罗语资料的协议，确定这些资料的研究价值，而拟定了三方合作的方案。
当我们开始从过去称为龟兹文题记或民族古文字题记中辨认吐火罗语题记时，即发现虽然皮诺教授在《库车地区诸遗址》所刊婆罗谜文题记全为龟兹语题记，并提出两道婆罗谜文语言不明题记（其中一道苏巴什题记G-Su 41后被茅埃（Dieter Maue）博士破译为据史德语题记，现编为蘇巴什第1窟Sb-001-YD-W-01），但龟兹石窟实际留存不少以婆罗谜文字写成的梵语题记，而证实龟兹僧徒并用梵语、龟兹语的景象。这使系统性的调查、统计与编目成为必要，并需要密集的考察工作。
除了龟兹研究院常年的调查积累，我们合作项目比較集中的有五次考察，先後参加考察的有趙莉、台来提・乌布力、吴丽红、赵丽娅、苗利辉、杨波、努尔买买提・卡德尔（以上龟兹研究院）、荣新江、朱玉麒、庆昭蓉、文欣、何存金（以上北京大学）、荻原裕敏（中国人民大学）及多位龟兹研究院與地方工作人员。经过大致如下：
第一次调查：2009年5月7－14日，我们一行与龟兹研究院的业务人员一起，初步考察龟兹地区多所石窟和一些古城遗址。因为正值枯水季节，我们重点考察了平时为河水阻隔的亦狭克沟石窟，并初步调查克孜尔石窟、玛札伯哈石窟、森木赛姆石窟、苏巴什石窟、库木吐喇石窟中的现存吐火罗语题记，还考察夏合吐尔遗址、玉其土尔遗址、库木吐喇遗址、通古斯巴什故城、龟兹故城遗址，走访库车县龟兹博物馆、新和县博物馆。
第二次考察：2010年10月29日—11月3日，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现存文字资料进行考察，集中调查谷西区、谷内区的洞窟婆罗谜文字题记并判读语种，以及调查院藏木简、陶片等文字资料。
第三次考察：2011年8月5日—7日，我们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平先生和拜城县文物局图逊江局长、库车县文物局吐尔地局长的陪同下，考察了拜城、库车、新和多处遗址，包括阿艾古城、盐水沟关垒遗址、博其罕那佛寺遗址、苏巴什“西寺”、玉其吐尔遗址、科实吐尔塔、库车老城清真大寺前旧房屋拆迁后露出的唐代烽火台，并且为了分析古代柘厥关位置，还走访苏巴什遗址以北的兰干村与兰干水电站，而这些遗址、烽燧、关垒、佛寺之间的道路，也是我们这次考察的重点。8－9日，我们在克孜尔石窟参加“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的10－16日，继续考察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的洞窟题记。
第四次考察：2011年11月25日—29日，重点考察库木吐喇石窟，也走访了玉其土尔遗址，并且在库车县文物局陈博局长、尹秋玲女士协助下，调查了库车文物局所藏梵语《法集要颂经》残片。
第五次考察：2012年9月29日—10月10日，详细调查并抄录玛札伯哈、森木赛姆、苏巴什、克孜尔尕哈、库木吐喇、克孜尔等六座石窟的吐火罗语等婆罗谜文题记。
第六次考察：2013年10月22日—10月26日，调查并抄录克孜尔、库木吐喇、苏巴什等三座石窟的吐火罗语等婆罗谜文题记。
四、调查与研究的初步成果
我们三方初步的调查和研究结果，现在正陆续发表中，凡属集体调查的成果，由三个单位具名，以简报的形式发表；相关个人研究成果则各自署名发表，而尽可能将集体发表的简报和个人研究论文放在同一期刊物或同一次会议上发表。以下根据我们已经完成的简报和论文，按照不同的石窟，把初步成果介绍如下。
1．苏巴什石窟
苏巴什是古代龟兹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地面寺院遗址。不少学者认为它相当于《水经注》提到的“雀离大清净”、《高僧传》提到的“雀梨大寺”以及《大唐西域记》记载的“昭怙厘伽蓝”，在龟兹诸寺中地位崇高[1]。在今铜场河的两边分布着两个大寺[2]，我们主要考察的是西寺中的石窟部分，其中五个窟中保存有78条婆罗谜文题记。
龟兹位于丝绸之路干道上，盛唐时期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最为繁盛的时代，安西都护府驻足龟兹，更使得经过龟兹的丝绸之路成为西域地区最主要的东西往来道路[3]。然而，相关的道路走向和道路沿线的关隘、烽燧、驿站的位置，还有很多为题没有解决，其中龟兹都城通向西方的重要关口——柘厥关的位置，就是一个争论百年的问题。在第1窟和第3窟的题记中，都出现了一个地名或寺名Cakwari（呈间接格形式，单数主格可以构拟为Cakwari*或Cakwariye*），应当就是汉文史料中的“柘厥”，既是东西柘厥寺名，又是柘厥关的名字。再加上我们对苏巴什周边道路的调查，可以证明该处大寺遗址的确应当就是东西柘厥寺，或玄奘所记之东西昭怙厘，而唐代地名“柘厥”应当就位于苏巴什一带[4]。由于这片被认为是全境属于寺院的遗址非常广阔，其中也应当包括柘厥关城遗址，因为这里也是扼守进出龟兹王城的要道。
此外，其中第3窟有龟兹Yśuhkwā王纪年题记，该王在位时期可能在8世纪末，题记的年代或许可以对应为794年[5]。
今年年底，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所将合作发表《苏巴什石窟现存龟兹语及其它婆罗谜文字题记内容简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发表全部题记资料。
2.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现在行政区划属于拜城，但古代属于龟兹王国的范围。其距离龟兹王城较远，但规模宏大，现在仍保持数百个洞窟，分布在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后山区几处，留存有大量婆逻谜文题记，其中有些被德、法探险队割走，为西方学者所解读。
现存克孜尔第69窟主室前壁上方龟兹国王头光部位的一则题记，1995年，皮诺教授来访时曾予解读[6]。我们这次的调查不仅对前人的释读有所订正，还发现了新的龟兹王名和纪年，比如谷西区第75窟甬道有Dharmacandre王第4年的纪年，加上一些已知国王的新题记，这些龟兹王年代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克孜尔石窟营建年代，以及不同区域的年代问题。当然，从题记读出的年代假说，需要考古、美术等方面加以勘察、比证。
在克孜尔石窟的题记中，我们不止一处发现了Yurpāṣka“耶婆瑟鸡”的名字（第213、75窟，分别为Yurvāṣkā、Yurpaṣka），在通往克孜尔的亦狭克沟石窟题记中，也发现Yurpāṣka一名，是前往此地朝拜者所书，证明克孜尔古代的名称应当就是“耶婆瑟鸡”。但克孜尔石窟分布如此之广，可能在耶婆瑟鸡的总称下，或许还有分别的寺院名称。
在克孜尔后山区石窟中，我们发现了17条年代特别古老的龟兹语题记，其中15条属于近年吐火罗语学界所说的“古代期”（archaic period，学界暂时粗分为公元5－6世纪[7]），2条疑似古代期题记。由于过去刊布的龟兹语题记并未显示古代期特征，因此古代期龟兹语题记的发现和解读，对于龟兹语的年代分期的进一步厘定十分重要[8]，对于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断代，也很有帮助。
我们目前只整理发表了《克孜尔石窟后山区现存龟兹语及其他婆罗谜文字题记内容简报（一）——第203、221、222、224、227、228、229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41-370页），还有同上《后山区简报（二）——211、213、220、221、225等窟》以及谷西区、谷东区、谷内区现存吐火罗语等婆罗谜文字题记的简报正在准备之中。
此外，克孜尔石窟窟前的地面下，还遗存有古代写本文书和佛典残卷。1989年、1990年两次清理克孜尔石窟窟前地段时，发现了一些龟兹语木简，《新疆文物》曾发表考古简报，提供了外观描述及少数木简的图版[9]。1993年施密特（Klaus. T. Schmidt）来访时曾参观过，随后他发表三件木简的部分内容，引起学界关于畜牧语汇的论争[10]。2000年出版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卷首也提供了6支木简的图版[11]，庆昭蓉在其博士论文有初步释录[12]。总计目前龟兹研究院所藏历年出土的龟兹语木简计有33件，还有一堆小块残片，我们三家合作发表了《新疆龟兹研究院藏木简调查研究简报》（《文物》2013年第3期，25-52页），简报根据木简的内容和形式分为五类（第V类为佉卢文残简），对每支木简做了转写、汉译和注释，这些木简反映了龟兹寺院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也为研究交通往来提供了新的资料。
在第I类属于唐代的条状龟兹语畜牧木简中，我们发现有龟兹王在安居时期布施的记录，可以见证龟兹王室对克孜尔窟寺的供养持续到唐代，而学术界一般认为，克孜尔进入唐朝时期以后，基本上已经停止开窟造像活动。从木简得知，尽管佛寺的艺术活动渐趋终止，但寺院仍然存在，寺院经济活动并没有停止。
木简中有不少关于龟兹寺院畜牧业的记录，对于我们理解唐代克孜尔石窟周边寺院的运营颇有帮助[13]。另外，在这批简牍中，有一件残存半篇龟兹语诗歌的方形木牍也十分珍贵[14]。
3. 库木吐喇石窟
距离龟兹王城较近的库木吐喇石窟，虽然现在破坏较为严重，但历史上这里是龟兹国一个重要的佛教寺院（伯希和以为是玄奘的阿奢理贰伽蓝，但没有确证）。648年唐朝征服龟兹后，这里应当是统辖整个西域佛教教团的最高首领——“四镇都统”驻锡之地，因此更为重要[15]。由此，中原的大乘佛教和汉风壁画艺术由此传入龟兹[16]，库木吐喇石窟进入龟兹佛教和中原佛教、龟兹风壁画和汉风壁画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洞窟主要分布在窟群区沿河段，其中带有吐火罗语题记的主要在属于龟兹风的洞窟中，包括第34、50窟。
留存吐火罗语题记最多的是第34窟，其各壁均绘6列因缘故事，也出现了本生故事和供养比丘等其他题材；每列因缘画的上沿均有通高4厘米的白色榜题栏，其内残存墨书婆罗谜文字题记。1994年，皮诺教授根据《中国美术全集》、《新疆石窟》《龟兹佛窟人体艺术》等所刊照片，撰写了《库木吐喇新出龟兹语题记：佛教誓愿场景的说明》一文，刊出部份左壁与右壁题记[17]，贡献甚鉅。我们三家合作最近完成《库木吐喇窟群区第34窟现存龟兹语壁画榜题简报》（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9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即刊）根据现存文字，对皮诺的释读做了大力补充和订正，并提供所有图像的线描图及解说，进一步讨论了这些描绘释迦牟尼在过去世发心礼敬、供养往昔佛陀而获得授记的图像[18]，与汉译、梵语以及吐火罗语佛典的关联。
另一个保存吐火罗语题记较多的是库木吐喇第50窟，我们三家正在合作准备《库木吐喇窟群区第50窟主室正壁龛内题记》，《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待刊。
此外，上述库车文物局所藏梵语《法集要颂经》残片，据说来自库木吐喇石窟[19]。
4. 克孜尔尕哈石窟
克孜尔尕哈石窟也是古代龟兹一处重要的佛教中心，皮诺在《库车地区诸遗址》中整理了伯希和探险队所摄石窟题记照片，经我们对证，均出自今编第25窟。我们此次调查整理了所有现存49道婆罗谜文题记，比较重要的有第25窟出现的唐初苏伐叠王（Svarṇadeve，624-646年在位）与唐代Yāśe王（8世纪上半叶）的漫题[20]，显示相连的第24-25洞窟在7、8世纪基本上处于废弃或闲置的状态。另外，第12窟位于第11-16窟一组之间，其中首次出现一个龟兹王名Indradewe，可以比定为7世纪后半至8世纪初的“延繇跌”王[21]。这是一则漫题，表明第12窟这组洞窟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其地势颇佳，是克孜尔尕哈石窟中引人注目的洞窟组合，但到了8世纪初期，可能已经渐趋废止，或处于无力维护的状态。
我们三家合作的《克孜尔尕哈石窟现存龟兹语及及其他婆罗谜文字题记内容简报》，已经发表在《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1－17页。
5. 玛札伯哈石窟与森木塞木石窟
玛扎伯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位置接近古代龟兹中心地区，也是龟兹的重要石窟。但这两座石窟位在低缓丘陵，更加接近河道与洪水冲沟，使得题记文字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受损。过去，德国探险队曾经从森木塞姆第40窟割走几幅带有龟兹语榜题的壁画，内容包括大光明王本生故事[22]。但是第40窟窟内现存壁画榜题栏几乎完全熏黑，并且造成一部分笔墨的剥落，严重妨碍了题记的释读。在现存森木塞姆第40窟榜题之中，有两道供养人图像榜题明显属于梵语，而同窟的誓愿图榜题却是龟兹语，可见设计者大概依照不同绘画主题而选择龟兹语或梵语榜题来搭配使用。与此相对，吐鲁番地区石窟则广泛使用梵语榜题来搭配本生与譬喻故事图画，这是两地石窟明显相异之处。森木塞姆第40窟并存胡、梵语榜题之现象，使得我们有必要考虑龟兹语以及梵语在古代龟兹佛教发展历程上的作用，特别是应该从石窟使用者及参拜者的角度来观察两种语言在观看时的功能与意义。
此外，玛札伯哈石窟出现了古代期龟兹语漫题，说明其兴建年代较早。就尚可识读的龟兹语题记而言，题写者都是为了礼敬而来，可见玛扎伯哈石窟在当时也是佛教徒参拜巡礼的目标，其历史地位有待人们去加以研究。
我们三方合作的《玛扎伯哈与森木塞姆石窟现存龟兹语及其它婆罗谜文字题记内容简报》，载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45-61页。
6. 亦狭克石窟
亦狭克沟石窟位于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明屋塔格山亦狭克沟两侧悬崖上，从克孜尔石窟出发，向东沿渭干河行进约5公里即到达亦狭克沟。沿沟谷向北行进约700米到达亦狭克沟石窟第1-4窟，再沿沟谷继续前行约1.5公里到达第5-6窟。
从亦狭克沟石窟向下望
亦狭克沟现存石窟均未发现壁画，但题刻中出现龟兹王Yśukwā的名字，他就是上面提到的苏巴什题记中的同名国王。据其他材料，可以推断此王在位时期属于唐治龟兹时期，尤其可能在8世纪末叶。从各种情形来看，亦狭克沟石窟开凿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6世纪，开凿年代下限则不晚于8世纪初。
我们三方的简报是《新疆拜城县亦狭克沟石窟调查简报》，《文物》2013年第12期，56-66页。
五、结论与展望
最近十多年来，有关龟兹研究资料的整理有了整体性的突进。龟兹石窟内容的系统著录，龟兹地区文物普查的完成，各国所藏龟兹出土文书以纸本和数字化形式的大量公布，都为我们今后的龟兹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调查到目前为止，龟兹石窟现存婆罗谜文题记均为龟兹语（吐火罗B语）、梵语、并至少有一条据史德语题记保存于苏巴什石窟。虽然有一些过于漫漶而难以判读语种的婆罗谜文题记，但是确定属于焉耆语(吐火罗A语)的题记还没有发现，这为西域语言文字分布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因此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三方合作，努力推动进行龟兹地区保存的以龟兹语（吐火罗B语）为主的题记调查、解读与研究，我们打算先撰写单篇简报，然后再配以清晰图版，编成正式考古报告。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对龟兹石窟的内涵与年代、龟兹古代佛教社会、龟兹王国军政体制与基层社会等问题的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以期推进龟兹研究的进步。
龟兹石窟考察路上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西域研究》2015年第3期，1-9页）
[1] 参见伯希和《吐火罗语与龟兹语》，载伯希和、烈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64-136页；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60-61页。
[2] 李丽《新疆龟兹地区中小型石窟调查》，巫鸿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163-178页；梁涛《新疆苏巴什佛寺遗址保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参看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154－166页。
[4] 庆昭蓉《重议柘厥地望—以早期探险队记录与库车出土文书为中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167-189页。
[5] 庆昭蓉《龟兹石窟现存题记中的龟兹国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15页。
[6] 參看中川原育子《クチャ地域の供養者像に関する考察—キジルにおける供養者像の展開を中心に》，《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135号，1999年，94－95页；王志兴《试论克孜尔69号窟的艺术特征》，《新疆文物》2003年1期；李丽《克孜尔第69窟年代试析》，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434页。
[7] 关于“古代期”的吐火罗语，参看Peter Stumpf, Die Erscheinungsformen des Westtocharischen. Ihre Beziehungen zueinander und ihre Funktionen, (TIES Suppl. 2), Reykjavík: Málvísindastofnun Háskóla Íslands, 1990; Melanie Malzahn,“The most Archaic Manuscripts of Tocharian B and the Varieties of the Tocharian B Language”, Instrumenta Tocharica, Heidelberg: Winter, 2007,pp. 255-297; Michaël Peyrot,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ocharian B (Leiden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15), Amsterdam: Rodopi, 2008; Tatsushi Tamai, Paläographische Untersuchungen zum B-Tocharischen, (Innsbrucker Beiträge zur Sprachwissenschaft 138), Innsbruck: Institut für Sprachen und Literaturen, 2011.
[8] 荻原裕敏《略论龟兹石窟现存古代期龟兹语题记》有所申论，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2013年，371-386页。
[9] 新疆文化厅文物保护维修办公室《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1－35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13－60页。
[10] Klaus. T. Schmidt, “Liebe und Sexualität im Spiegel der tocharischen Sprachzeugnisse”, Eros, Liebe und Zuneigung inder Indogermania. Akten des Symposiums zur indo-germanischen Kultur- und Altertumskunde in Graz (29.-30. September 1994), Michaela Ofitsch (ed.), Graz, Leykam, 1997, pp. 227-262.
[11] 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
[12] Chao-jung Ching, Secular Documents in Tocharian: Buddhist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Kucha Region. (Dissertation thesis, Paris,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pp. 294-297.
[13] 庆昭蓉《古代新疆佛寺的畜牧业：龟兹研究院所藏吐火罗语畜牧关系木简》，“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克孜尔，2011年8月8-11日），会议论文集待刊；又《从吐火罗B语词汇看龟兹畜牧业》，《文物》2013年第3期，58-66页。
[14] 荻原裕敏《新疆龟兹研究院所藏龟兹语诗文木牍》，《文物》2013年第12期，76-80页。
[15] 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香港：天马图书公司，2005年，130-137页。
[16] 马世长《库木吐喇的汉风洞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库车县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库木土喇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203-242页。
[17] Georges-Jean Pinault, “Une nouvelle inscription koutchéenne de Qumtura: Légende de scènes bouddhiques de Praṇidhi”, Bulletin d’études indiennes, 11-12 (1993-1994), 1994, pp. 171-220.
[18] 最近的讨论见Ines Konczak, “Origin,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the Praṇidhi paintings on the Northern Silk Road”, Buddhism and Art in Turf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yghur Buddhism – Buddhist culture along the Silk Road: Gandhāra, Kucha, and Turfan,Section 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eries 1]. Kyoto, Research Center for Buddhist Cultures in Asia, Ryukoku Universtiy, 2013, pp. 43-83.
[19] 荻原裕敏《新疆库车县文物局所藏梵本〈法集要颂经〉残片考释》，《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70－77页。
[20] 有关龟兹王的前期研究成果，参看S.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H. Lüders,“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s”, SPAW, phil.-hist. kl. 1922, pp. 243-261; idem., “Weiter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von Ostturkestan”, SPAW, phil.-hist. kl. 1930, pp. 7-64; G.-J. Pinault,“Epigraphie koutchéenne: I, Laissez-passer de caravanes; II. Graffites et inscriptions”, Mission Paul Pelliot VIII, Sit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 pp. 132-133; C. Ching & H. Ogihara, “Internal Relationships and Dating of the Tocharian B Monastic Accounts in the Berlin Collection”,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V, 2010, pp. 104-105; idem., “A Tocharian B Sale Contract on a Wooden Tablet”,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5, 2010 (2013), pp. 105-107.
[21] 庆昭蓉《龟兹石窟现存题记中的龟兹国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2013年，387-418页。
[22] Ernst Waldschmidt, 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telasien, vol. 7, Berlin, 1933, p. 77; Klaus T. Schmidt, “Westtocharische Überschriften zu den Praṇidhibildern der Ritterhöhle in Kiriš”, Brigitte Huber et al. (eds.) Chomolangma, Demawend und Kesbek. Festschrift für Ronal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 Halle, 2008, pp. 51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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