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种基督教出版物的考察
内容提要：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如何面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改革和革命，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研究这一群体与中国社会之关系。从传教士们发表的言论来看，这一群体对于晚清时期的改革是非常认同和衷心赞赏的。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正是这个群体长久期待的结果。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传教士群体的态度复杂，各有差异，大体上经历了从震惊、观望到有保留地肯定的过程。而中国的牧师、教会职员则对革命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拥护态度。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将清末的改革和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发展基督教势力的契机，对新政权寄予较高的期望，希望在民国建立后扩大其影响，并利用这一机会促进教会自身的变革。
基督教新教(以下概称基督教)自19世纪初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个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清朝自上而下对它的敌意。条约体制的建立，“传教宽容条款”的订立，似乎解决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法律基础，但却不能去除这种浓厚的敌意，数不清的教案，便是这种敌意的明证。虽然这种敌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西方列强侵华的产物，与传教士的某些不良行为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传教士们相信，政治上以西化为导向的改革可以使清政府对基督教变得较为友好。
在1901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终于将改革作为自己的国策。但它进行了10年的改革，却仍然无法避免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后，清朝像一座早已衰朽的大厦，受到致命的一击便瞬间崩塌了。
面对这迅速变化的政局，传教士们的态度如何？他们是如何看待清廷的改革和推翻清朝的革命的？他们对改革和革命的评价，又如何显示了他们在一个动荡年代对基督教未来方向的把握？在我们研究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相互关系时，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加以探讨。
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留下了大量的文献，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民元前后基督教对改革与革命的反应。本文仅选取《万国公报》、《中国传教年鉴》(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和《教务杂志》作为观察上述问题的材料。这三种出版物都面向全国的基督教界，在当时基督教出版物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中，《万国公报》比较细致地反映了对清廷改革的态度与认识；《中国传教年鉴》反映了革命发生和民国建立时期，传教士对改革和革命的集体反应；《教务杂志》这份极力淡化政治色彩的期刊，则较多地反映了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从教会利益出发形成的意见与主张。
一、传教士眼里的清廷改革
1901年开始启动的清末改革，可以说是来华基督教传教士长久希冀的理想结果。因此，当清朝全方位的改革终于到来时，传教士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1900年9月，在义和团运动从高潮走向低谷之际，《教务杂志》就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改革运动》的文章，作者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观点：“现在中国发生的起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两年多前改革运动的结果”[1]463。作者几乎用全部的篇幅回顾了1898年的变法，最后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垮台、让“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中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清廷的改革尚未启动，但它却表明了这份杂志对中国改革的态度。
1901年1月，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后不久，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发表了《广教兴学以救华策》一文，对清朝的改革问题进行评论。他显然对慈禧太后关于“新政”与康梁戊戌变法“乱政”判然有别的说法不屑一顾，而在文中评述戊戌年的史事说：“皇上知旧党不足与图存也，独定变法自强大计，擢用新进，汰除老朽，不数月而焕然改观。又惜求治太急，致遭奇祸。戊戌八月以后，新党尽去，旧党复兴。甚至定拒绝外人之拙计，致动天下之兵”[2]19977。对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表示同情和赞赏。他对戊戌变法失败表示惋惜，公开批评反对变法的保守派：“最拒新政者为满洲人。大概于老年诸满员中，自初时即与今皇为敌。然而维新之风潮，万无人可以之。大众人民，皆有求治之盼望。于是维新诸人，与大众汉人，联为一气，致与满洲民族，分为两党。”[3]22285他认为戊戌维新的失败，只是暂时中断了中国的变革，满清政府无法阻止变革的到来。庚子事变后改革启动，“可见中华于沈沈长夜黑暗之中，实有天将破晓之兆矣”[3]22288。
林乐知认为，中国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清朝要放弃排外政策，摒弃“疑忌教会之心”，因为“惟基督教道，为能独得真诠”[3]19977-19979。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比较开国“只四百余年”但为“天下富强之邦”的美国，和“立国垂数千年”但却为“东方老弱之病国”的中国，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教化方面的“文明愚闇”之别。他还认为日本改革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学习西方的教育[3]19979。他建议，中国的改革要通过新式教育来推进，“中国不欲变法则已，欲变法必从智民入手，以造就他日皆能自主之民。智民之第一要务，在兴学校”[3]19981。
《万国公报》还有众多文章，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以著论、翻译等形式介绍西方文化，体现了“广西国之法于中国”的宗旨。它通过介绍西方各国政治史和文明史，来为清廷的政治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通过刊发关于世界形势、中西关系的文章，以揭示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通过介绍西方强国的历史与现状，与朝鲜、埃及、菲律宾等不幸沦为殖民地的弱国现实，对清政府进行讽谏；通过对日本及俄国立宪改革及其成效的介绍，建议清朝应该毅然仿行西法。该刊还发表了大量关于商务、农业、机械、军事、财政、金融、交通、风俗改良、文化建设、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文章，介绍西方教育和学术的具体情形，普及科学知识，为清廷改革提供现实的参照。此外，《万国公报》还登载与清廷改革相关的上谕和奏折。如第154、155期分别刊登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会衔上奏的《遵筹新法拟先整顿中法疏》，又刊登了二人的《遵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疏》。
《教务杂志》这份以传教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也有不少涉及清廷的改革。1903年1月，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该刊发表文章，对清廷的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大加赞赏。他在文中说：“今年(1902)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变革”，而且是一个“很难估量其巨大意义的变革”。他所说的“大变革”，特指清廷在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的举措[4]1。他惊叹清朝在全国兴学的巨大规模效应，认为这是西方传教士、商人、政治家和中国统治者共同带来的变革。之所以进行这场变革，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不进行变革中国就将痛苦地毁灭，进行变革中国还会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之一”[4]2。该刊1908年第1期的主要篇幅，均用于对1907年中国各方面状况的回顾。发表了《1907年中国道德改进的进程》、《1907年的教育进步》、《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最后阶段》、《1907年的上谕》、《1907年的商业状况》等文章，就中国的宪政改革、禁烟问题、教育改革、思想动向、经济状况等，进行了集中报道和评论，对清朝颁布禁烟令、停捐纳、废肉刑、劝禁缠足等作为，表示赞许与肯定。1911年7月，清朝统治即将崩溃的前夕，《教务杂志》发表的社评，将1901年后的10年称为“进步的十年”，赞扬中国的“物质进步”、“社会进步”、“精神进步”、“理念进步”等等。这一期还发表了一组文章，分别评述北京、广州等地的“进步十年”。这都表明了传教士群体对于清朝改革的高度肯定。
1912年，在清朝已经灭亡的背景下，美国传教士柏锡福(J.W.Bashford)为英文《中国传教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所写的《总论》，颇能代表当时传教士的心态。柏锡福在这篇文章中认为，清廷启动改革的进程，是因为“在退隐太原府所度过的漫长日子里，慈禧太后的心灵深处发生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当1902年她回銮京师之时，真诚地誓言要采用西法”，“并在她认为安全的范围内尽可能快速地将整个帝国推向改革的轨道”[5]19-20。评价认为，慈禧太后最后6年的事业，足以被称为中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或“凯瑟琳大帝”；而辅佐她的袁世凯则犹如“中国的加富尔”，如果他后来“能一直维持他的宰相地位的话，他将能为四亿中国人将一个百孔千疮的专制政体改造为君主立宪政体，就像加富尔为意大利人所做的那样”[5]20。他认为继慈禧之后掌握清政府政权的醇亲王载沣也是一位积极推进改革的政治家，但他的一个巨大的错误是为了报其兄光绪帝之仇而将袁世凯黜退，却未能在短时间内将这位“中国的加富尔”召回中枢。这些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许都是因为“上帝对于中国还有比维持专制政体较好的计划”[5]21。柏锡福对于晚清改革的留恋和惋惜之意，还可以从他在文中提出的如下观点得到反映：“难道不是慈禧太后心灵深处的革命和孟子思想赋予革命的正义性，以及1898年由光绪帝开创、1902年由慈禧太后推动和1908年由醇亲王发展的改革，为革命开辟了道路吗——为我们现在的日子赋予了希望吗？”[5]21这就将清末改革与共和革命相联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00年后，有些历史学家通过认真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
从以上传教士发表的言论来看，传教士群体对于清廷的改革是非常认同和衷心赞赏的。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正是这个群体长久期待的结果。
二、传教士眼里的辛亥革命与民国政权
传教士没有料到，清廷进行了一场似乎颇有前途的改革，但最终却没有能够挽救它的统治。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们对这场革命的态度较为复杂，所发表的相关言论，显示出他们对中国历史出现的这一重大转折非常重视。
讨论传教士对革命的态度，仍然可从《万国公报》谈起。该刊发表的关于西方近代史、尤其是西方宪政史的文章，必然要涉及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些世界史上的大事件。即使是清朝声称要效仿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在英国的建立也与残酷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要向中国读者说明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也必然要触及后来导致革命发生的思想基础，即自由、平等的观念。《万国公报》在1905年第199期(乙巳七月)就刊登了中西女塾毕业生陆秀贞之《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对“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不可须臾离”理念的浅白表述[6]23552。这些西方近代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经由传教士带来中国，在中国青年中发挥了深刻影响。作为辛亥革命之思想基础的近代西方政治观念，传播者不仅有孙中山、陈天华、朱执信这样的革命领袖，也包括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传教士们并不鼓动革命，但他们宣扬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却包含了革命的逻辑。
《万国公报》没有来得及见证革命的发生便停刊了，而长期出版的《教务杂志》则对革命作了较多的报道。在武昌起义前的若干年里，这份杂志就对革命党人的行动和反清革命的动向进行了一些报道。该刊1911年11月号社评栏的第一则评论，题目是《不期而至的革命》。编者评论说：“中国革命的进程印证了我们很熟悉的说法，即始料未及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1900年发生了始料未及之事；今年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带着令人震惊的突发性。中国的整个政治格局被改变了。”[7]611显示了传教士们对这场革命的震惊情绪，以及某种不太正面的感觉，因为编者把革命与庚子事变相提并论。他接着写道：“10月10日礼拜二的晚上，武昌西式训练的军队造反，烧毁总督衙门，屠杀了满洲军队及其家属和仆役”。寥寥数笔，却呈现了一种暴力和恐怖的画面。不过，编者也实事求是地报道了革命顺利发展的形势：“刻下从宜昌到芜湖西边的扬子谷地已经落入国民军之手，民众极为兴奋而热情地支持新政权，以致除北京外，任何一个巡防营的士兵都可以占领帝国内的一座城市。”[7]611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对革命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教务杂志》在武昌起义几个月之后，就开始发表对革命和共和国建立认同的文章了。清帝逊位后，《教务杂志》编者在评论中说：“这种变化并非全然因为对于种族上的排斥，虽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这是与西方观念和现代政府原理长期接触的结果。如此重大的改变却能以很小的生命代价便告实现，这是非凡的事实。”[8]125显然，传教士开始赋予革命及其后的政治变动以积极的意义。当然，就传教士群体而言，他们对于革命和新政权认可程度，是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的环境相关的，并非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态度转变过程。
1912年的《中国传教年鉴》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和评论更为详细。除美国传教士柏锡福的那篇总论外，尚有三章的篇幅报道和评论了辛亥革命及其历史影响。这些报道和评论占用100多页的篇幅，显得相当有份量①。
柏锡福认为，“事实上，现在的运动与中国历史并不相矛盾，并非中国基本趋势的倒转，而是在一个又一个世纪暗中发展的民主趋势，以未曾料想的形式走向了成熟”。这似乎是比较正面的评论。但他又说：“我们预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惊奇地记载，中国人在我们当下面临的危机中展现了自我控制和自我治理的能力。”[5]21这段话又显示出一个传教士对革命后形势的“谨慎乐观”，也就是疑惑和保留。柏锡福进一步表示，不能指望中国在政治上很快走向理想境地，美国尚且经过7年的独立战争，才建立起真正的立宪共和国，但后来还是发生了残酷的内战，而“最可悲的社会问题仍未解决”。法国在1789年革命后也经历了长期的内外战争，故“西方人有何权利指望中国的领导人仅靠南京参议院几周的会期就将四亿人口的国家从东方专制主义变为中国式的共和国？”[5]24他在结论中强调，一方面，中国发生的革命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达致顶点的结果，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然而对于现实的政治形势，则不能盲目乐观，“梦想共和国的成立宣言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端”[5]24。这些忧虑，毋宁说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整体走向的忧虑，而非仅仅是对他显然并不怎么欢迎的共和革命的怀疑。
这一期《中国传教年鉴》还发表了一组总标题为《展望与机会》的文章，由4位分别来自华南、华北、华中等地的传教士作者所写的文章构成。这几篇文章主要讨论基督教如何利用共和国的建立谋求新的发展，但其中对辛亥革命都有所评论。
广东的班伯瑞(G.A.Bunbury)在他的报告里写道：“共和国的观念是新的并未经试验的，因而充满希望。广东的年轻人对于共和政府的信念是很情绪化的。他们相信太平盛世正在来临。相信他们不会轻易地醒悟。不仅在政治上如此，整个社会体系也处于高潮状态，各种制度被前所未有地批评。妇女的地位迅速得到改善。”[9]96“广东本地的牧师和传道员(正确地或错误地)承认，这场革命是基督教的教导在中国民族生活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学生们则认为，革命是从作为其国家追求进步之楷模的国家所输入的社会、民众和政治理念的具体体现。”[9]97从这里所引的简单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对于革命的感受有着上文已经指出的微妙区别。与中国基督徒相比，作为传教士的班伯瑞的看法显然还是有保留的，而中国的牧师、教会职员则对革命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拥护态度。
与班伯瑞表达的观望情绪不同，华中地区的传教士麦克法兰(A.J.Macfarlane)在他的报告中主要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场革命对基督教的意义。这种意义表现在：“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非渐进，她是一种释放，一次剧变”，像剪掉辫子，采用阳历，等等，都引人注目地表达了“新的中国心灵”[10]104。代表长江中下游地区(被传教士称为“中部中国(MidChina)”)的潘慎文，则在他的报告中认定，辛亥革命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新政府意味着新的社会环境，新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新的商业措施，等等。一句话，似乎大家都相信，旧的东西必须全部抛弃，而新中国必须实至名归”[11]108-109。他认为中国人凭借其耐心、和平的精神和善于组织的禀赋，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一定会达成理性和令所有人满意的解决方案”[11]110。显然，来自作为辛亥革命中心的湖北和江南的传教士报告，对于革命与共和的态度，是更为积极的。
总体而言，也许北京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司各特的(Rt.Rev.C.P.Scott)一段话比较能够代表传教士们的基本态度。司各特在关于华北形势的报告中说，不管中国的事态如何发展，“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中国”，新思潮、新追求、新抱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传播，“绝不会因任何暂时的困境而逆转或停滞”[12]102。
《中国传教年鉴》1913年的年鉴的开篇文章，是明恩溥(Arthur H.Smith)的长篇评论。明恩溥坦言，“世界为中国人能够进行并完成一次理性的、比我们见到的任何在东方发生的类似事件中流血少得多的革命而震惊”[13]21。文章简要回顾了革命发生、民国肇建、清帝逊位、民元建政等一系列事件，对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位关键性人物进行了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得出的几点结论：1.中国3亿多人民将成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力量；2.革命后的事件显示出，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逐渐团结起来；3.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会受到世界的影响；4.中国人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将中华民国建成一种“被动的民主”；5.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单一种族会永久地统治中国；6.任何外来势力试图“管制中国”都将不会成功，而中国人则将是获利的一方[13]39-40。这几点结论可以看作是对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的肯定。
中国基督徒则对这场革命抱有更为正面的态度。我们从中国基督徒积极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倾尽家财为革命事业提供经济支持，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反清起义，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诸多事迹，便可察知中国基督徒对于革命的态度。根据当时的一些报道，在革命后成立的湖北、广东等省政府中，基督徒或与教会有密切关系的人占有相当的比例。这说明中国的基督徒是这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的活动是革命的组成部分。
1912年《中国传教年鉴》发表的第3篇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文字，是由中国基督徒邝富灼所写的《革命》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始就用非常兴奋的笔调写道：“1911年10月在武昌城头招展的革命大旗，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一运动像野火一样从北方的直隶燃烧到南方的广东，很明显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堕落的异族统治的全国性起义。更多的省份在比这场运动的领袖所期待的短得多的时间里，就汇集在革命的旗帜之下，这是中国将要走向推翻满洲统治这一步骤的证据。”②[14]81作者对满清的统治大加挞伐：“多年来，人们感到满人永远不会将正义给予中国人。他们压迫着中国人。由于被满洲政府及一班阉宦所代表，中国人成为全世界的笑料。由于对外国人不守信用，那个政府将国家拖入对外战争，结果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赔款。国家不得不给外人以治外法权。当中国人民因灾荒而忍饥挨饿时，满洲人却放纵铺张……”这与传教士对实行“新政”的清廷怀有的赞赏态度更是判然有别。作者还指出，由于满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列强攫夺了大量在华权益，像外人在“皇城脚下”开辟“使馆界”，外国兵船随意出入中国内河，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以任何西方国家都不会同意的条件”被出卖给外国人，等等，在此情况下，“对于中国人民推翻如此无能和腐败的政府，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吗？”[14]81-82
这些说法，与当时革命党人的反满革命话语是完全吻合的。邝富灼还在文中详细叙述了辛亥革命的起源，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的种种情况。他对这场革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她“在历史上罕有其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国人的自信心”，“血与火的洗礼唤醒了强大的自我意识。她将不同省份的人民联结到一起，形成强烈的爱国主义。每个方面都跳动着新生活的脉搏”[14]93。
从邝富灼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处于中国社会情境中的基督徒，其政治态度与整个民族的主流思想相一致，与传教士则有了明显的区别。
以上只是考察了部分传教士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对这场革命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传教士这个群体在中国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进行了观察，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这场革命作出评价。他们对清廷改革和辛亥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中国的政治变动与基督教发展之关系为出发点的。因此，评估清廷改革和辛亥革命对基督教的意义与影响，是这三种基督教出版物的共同聚焦点。
三、传教士对基督教前途的思考
《万国公报》在全面鼓动和支持清朝改革的同时，也不忘时时强调，基督教应该成为新政的思想文化基础③。1902年第166期发表的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论基督教于中国学术更变之关系》一文，是在清廷实施新政的背景下，讨论基督教与中国知识变革关系的一篇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谢卫楼的这篇文章重点阐述，在中国学术新旧嬗变之际，只有将西方新学与基督教同传于中国，才能真正令中国“善其政俗”，“共享承平之福”。他之所以提出要将西学的传播与基督教密切结合，是因为他对中国盛行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倾向感到忧虑。在他看来，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儒教之学术，不足与西国并驾齐驱者，尚未知晓也”，“儒教所讲之天道、人道，高乎诸教之上，可为大德之基，凡善政休风，莫不由此而出。谓历代圣贤，已将物理之精义，讲解无遗。西学所讲者，不过考究诸物之用，国家遂致富强。中国为自古礼义之邦，堪为万国之师表。今以儒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势自必振兴，仍为诸国首也。”[15]1谢卫楼承认儒学在纲常伦纪方面，确有精到学说，但他认为，儒学有着明显缺陷，不能“为新学之根”，若以为“以新学接于旧根，得其浆汁，方能发荣滋长”[15]1-3，则大谬不然。只有基督教与新学“同传于中国，其活泼感人之能力，足令新学得其善美之成效”，“其道能大感人心，令人研穷真理，即新学之本源也”[15]3-4。
很明显，谢卫楼看到清朝“新政”必将带来深远的变革，而对基督教来说，这个历史性的机遇是不容错过的。然而，他看到中国人的兴趣仅在于世俗的西学，“我们站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的打开的门口，但这种觉醒的目标主要是知识的和物质的，与基督教无关”[16]621-622。有鉴于此，谢卫楼呼吁，必须让基督教介入中国改革的潮流。要利用这一机遇，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作为新政基础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此新旧嬗变之际，教会应“辅助新学，令其发荣滋长”，“当多立学堂，令圣道与新学，互相辅助，多结善果”[15]4，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关键时刻，进入中国的改革进程，为基督教的发展创造条件。
与谢卫楼的上述思想相一致，李提摩太也要人们思考，在中国新的思想和学术格局下，传教士以及中国基督徒的所思、所行，如何适应或利用清廷改革带来的新局面。他提出了推进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几种重要方法，并提出了12条具体的建议[4]3-9。《教务杂志》在清末10年里，还发表了大量讨论新形势下在华传教策略的文章，对新改革背景下基督教的发展表示乐观。如美国传教士毕来思(P.E.Price)就认为，“新教传教士比以往更多地赢得中国大众的好感。他们当中有些人因其工作而广为人知并受到尊重。他们不仅以其事迹而且以其个人的正直，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创造了新的理想，这种理想中国人没有意识到，是基督教的理想”[17]23。
《教务杂志》1908年5月号发表了一组总题为《在最近中国发展演变背景下我们作为传教士责任》的文章，就清朝改革与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其中，明恩溥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变化将会是深刻的和不可逆转的，在中国迅速进步的情况下，“我们最伟大的工作是训练中国男女(信徒)做领袖，他们将会超越我们并取代我们”[18]246。Thomas W.Pears认为，中国所有的变革均涉及基督教，所有的运动都会打破旧的体系，而为基督教准备道路，中国人最终会接受基督教真理[19]247-250。
辛亥革命发生后，传教士同样思考这场革命对中国基督教的意义。柏锡福在他写的那篇《总论》中，表达了和谢卫楼类似的担忧。他警告说，“中国文明今日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这种危机来自于一种可能性，即新的中华民国非常可能在“物质上”拥抱西方文明，“可能会按照君主立宪或美国式共和国的模式改造他们的政府，并想象这些福佑即是西方所能给予中国的全部”。“但如果中国只是简单地采纳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而不接受作为我们物质进步之内核和原因的精神生活与道德准则，那么新的文明在成熟之前就会腐烂”[5]22。他认为，“中国可能真的采纳美国或英国的代议政体”，但也非常可能重蹈英美政治史上的那些黑暗事件的旧辙，更何况腐败、迷信及各种恶俗普遍存在[5]23。无疑，基督教信仰和道德是他所能提供的药方。
面对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带来的新局面，基督教界一致认为应寻求发展的机遇。《教务杂志》1912年2月号的社评指出：“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基督徒都会发现自己要不断地问一个问题，即当下的革命对基督教传教工作有何影响。”[7]65编者认为，“基督教的传教自由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证据之一是，中国基督徒和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人士，“在革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7]65。这就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教会的事业联系到一起，从而显示了一种从最初对革命的怀疑心理过渡到对革命及新生的共和国的认同的阶段。前文所述《中国传教年鉴》发表的各地基督徒在“展望与机会”的总标题下，阐述他们对进入民国后基督教前途的看法。广东的报告指出：“今年早些时候，据说百分之六十五的广州官员是基督徒或出身于基督教学校。本省都督表示了他对福音的友善态度。最近，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邀约一位学生传道员去‘教导’军队，并为他的工作提供食物和交通服务。”[9]97这表明，新政权对基督教的态度，较不时表现出抵触情绪的清政府要友好得多。
传教士对于新局面的判断，彼此之间也有一些差别。班伯瑞在1912年的文章中问道：“现在的事态可能长久持续吗？”他自己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回答：“这取决于各阶层与民众的关系如何……忽略在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骚乱，也是很不明智的”，有些地方的教堂就被毁坏过，虽然这可能只是政权更迭引起的社会失序状态所造成，而非由于仇教的情绪[9]97-98。不过，他也认为，“基督教布道者开始看到，过去经常似乎无功而返的事工，现在开始看到结果了。现状不正是中外基督徒利用扩大的机会，在圣灵的庇佑下向前迈进的时机吗？”[9]98这是在保留当中有所肯定。而麦克法兰则显示出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也许革命对传教事业的最大影响，在于她本质上与过去完全决裂了”，而革命的成功与基督教带来的“道德上”的影响是密切联系的。“有很多证据显示，在这个革命中心，传教工作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仅在思想上为革命作了准备，而且为其提供了人力。我们曾经播种乃至耕耘，现在收获的季节突然降临了”[10]107。对基督教来说令人振奋的是，“武昌临时政府的年轻官员中，据说有一半是基督徒或是同情基督教的人，而基督教青年会则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安息日休息的制度得到遵守，许多人愿意参加礼拜仪式”[10]107。据他说，这个新时代给基督教带来的具体惊喜，是“武昌的头面人物坚定地向基督教靠拢”。他举的例子是，1912年1月18日，武昌的共和政府支持开会讨论建立一支“天国救世军”。主持此会的基督徒直接受黎元洪委托，基督徒和“即将成为基督徒”的人占了会议参加者的几乎一半。“这个拟议中的组织的主要理念是在完全的宗教自由的前提下，采用基督教为中国国教”[10]105。他断言，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将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中国人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个人，在物质上、道德上和精神上必须比以往更加坚定地与上帝意志保持一致”[10]108。
麦克法兰认为，基督教在革命中显示的影响，主要应归功于多年来基督教教育的发展。这与作为教育家的潘慎文的观点高度一致。潘慎文认为，由基督教引领起来的“新教育”是革命的重要基础。那些怀着建立“民有、民治、民享”国家的领袖们，大多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他们一定会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教育体系，“而这就赋予基督教教育家们一个在此伟大国家的教育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的独特机会”。为此，“传教团体应该建立一个以提供帮助为宗旨的‘咨询处’”，专门为官办学校提供教师。教会学校也将因向新教育广泛地提供师资而彰显其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政府对传教教育的全面认同”，“我们应该在所有事情上做好准备，以进入如此顺利地敞开的巨大的机会之门”[11]111。在潘慎文的视野里，基督教在“新中国”已经获得了明显进展，“说真的，许多地方的传教士发现无法应付如此之多要求加入教会的人群”，《圣经》和各种圣书在热销，“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市镇，传道员发现，许多人购买《圣经》以学习如何做共和国的公民！这种境况对基督教真理传播提供的机会，是很容易想象的”[11]112。他相信，“传教士和中国牧师的影响将会在这个新王国极大地增长。很多地方官员向传教士和中国牧师请教治理地方事务的最好方法。”[11]112
通过强调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过程中的基督教因素的影响，来展望基督教在中华民国的前途，也是当时其他传教士的普遍思路。如明恩溥在1913年的《中国传教年鉴》中，也强调基督教与“新中国”的关系。他还提到民国初年陆征祥等基督徒在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表明基督教在“新中国”获得了在前清时期无法展示的影响力。
在不长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仅逐渐认识到了革命和共和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积极意义，而且开始思考如何在新的条件下从根本上调整传教策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
麦克法兰在他的文章中预言了中国教会将在中国基督教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认为，革命带来的另一个前景，是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在传教工作中更多的合作”，具体说来，就是“中国人将会愿意在他们的传教机构中承担更多的工作，而让本地的基督徒在外国人的指导而非控制之下，尝试运用他们新发现的自传的权力”[10]105-106。同样，明恩溥也认为伴随着中国的政治变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一个“广泛的趋势”，将是“独立”的中国教会的发展，自养和自立将是这一趋势的主题[13]43-44。司各特认为，“在中国的基督徒现在须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基督教会如何面对正在临近我们的新中国的新抱负，如何将基督教的各项事业移交到中国人自己的手中[12]102”。
上述言论表明，外国传教士开始思考，如何使得“新中国”的开端同时也成为“中国教会新时代”的开端。司各特表示相信，“不管等待着‘中华民国’的命运是什么”，“中国教会的时代”都必将会到来[12]102。传教士的这种思考，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给中国基督教带来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
四、简短的结语
从以上几位传教士的言论可以看出，清廷的10年改革和辛亥革命这两个在中国近代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演变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传教士从19世纪开始，就一直渴望在中国引起政治上的变革，以为基督教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创造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条件。
毋庸讳言，由于他们长期以来追求的是在维持清政府统治下的革新，故对于清廷的改革抱有自然的亲近和认同的态度。因此，当推翻这个政权的革命兴起、继而他们还未与之建立直接关系的共和国建立后，他们本能地对其发生怀疑，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但在他们逐渐了解到这场革命的真实状况及其引起的变化，看到清王朝的迅速覆灭后，他们就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待这场革命。
这种态度的转变，还由于传教士认识到革命和共和为他们毕生追求的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他们很快就察觉到，中国政治史的新纪元很可能同时也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的新纪元。他们从中国基督徒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从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从革命和共和国建立为基督教提供的非常有利的政治环境，看出中国基督教史从以传教士为中心的阶段，向由中国基督徒发挥重要作用过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许这种过渡需要较长的时期，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最终是要“让传教士失去存在的必要性”。众所周知，本色教会运动在20世纪中国基督教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传教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考，则标志着这一运动即将到来。因此，20世纪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政治变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色化”的历史命题，不仅是中国基督教史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近代史在宏观上发展的结果。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第23-30页
①其中，W.Shelton Ridge所写的《政权易手与民族运动》(W.Shelton Ridge，"Government Change and National Movement"，pp.34-80)一文，长达40余页，对1911年的全国形势、清廷动向和武昌起义与全国光复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记述，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录辛亥史事的综合性文字。
②Rev.Fong F.Sec."The Revolution",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1912，P.81。笔者2011年11月在香港参加“辛亥革命与香港基督教”学术会议时，承查时杰先生指点此作者中文名。
③如1905年第199期即发表了《论真道为维新之基》一文，第23579—235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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