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早期拜占廷帝国皇帝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招募蛮族为兵的政策，这是针对帝国边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而推行的举措。该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减轻日益严重的边境压力，增加了军队兵源，另一方面又导致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士兵在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造成帝国军队的蛮族化。来自帝国外部的蛮族劫掠与帝国内部蛮族士兵和将领的增多，引起了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反日耳曼人情绪。这种主观存在的情绪与客观存在的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内部军权与皇权之间矛盾相结合，导致4世纪末5世纪初发生了自君士坦丁堡落成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06-337，在位期，下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古希腊城市拜占廷城旧址建设的新都君士坦丁堡落成。君士坦丁堡自落成后到4世纪末，曾受到过两次威胁，一是朱利安皇帝(Julian，361-363)的亲戚普罗柯匹乌斯(Procopius)发动叛乱；①二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战役后曾经受到哥特人的围攻。②除此以外，君士坦丁堡大致处于和平、安宁与繁荣之中，但是，4世纪末5世纪初盖伊纳斯(Gainas)③危机的爆发却凸显了为此前的安宁所掩盖的早期拜占廷帝国④存在的深层政治问题。
所谓盖伊纳斯危机，是指399-400年由于当时拜占廷帝国军队统帅盖伊纳斯干政而引发的一场严重政治危机。5—6世纪拜占廷史家对于盖伊纳斯危机的发生作了如下三种可谓“当代史”的考察与推断。第一种说法来自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的目击者西内西乌斯(Synesius)，他的文章暗示执事长官奥勒里安(Aurelian)与东方大区长官尤提凯安努斯(Eutychianus)之间，因对处理蛮族⑤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发生政治斗争，身为哥特人的军队统帅盖伊纳斯支持尤提凯安努斯的亲日耳曼人政策取向，由此造成一场危机。⑥第二种说法最为详细完整，来自非基督教徒史家尤纳匹乌斯(Eunapius)与左西莫斯(Zosimus)。根据他们的说法，盖伊纳斯认为自己长年征战而无赏，对现有地位感到不满，同时宦官尤特罗匹乌斯(Eutropius)却得享高官厚禄，从而激起了他的愤怒。于是盖伊纳斯与哥特人特里比基尔都斯(Tribigildus)合谋，由后者率弗里基亚(Phrygia)的哥特人叛乱，并消灭了尤特罗匹乌斯所派遣的平乱军队，声称只有处置祸首尤特罗匹乌斯，才能与特里比基尔都斯达成协议，要挟皇帝阿尔卡迪乌斯(Arcadius，395-408)处死了尤特罗匹乌斯，此后又与特里比基尔都斯蹂躏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等地，皇帝被迫将盖伊纳斯的政敌奥勒里安、萨图尔尼乌斯(Saturninus)和约翰交给他处置。当盖伊纳斯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将士兵分散于城中各地以控制首都，后来又假装休养来到城外一处庄园，同时暗中准备进攻首都；但当他来到城下时，城内居民团结起来杀死了盖伊纳斯留在城内的士兵。盖伊纳斯在内战中失败，逃到多瑙河北岸后为匈人(the Huns)首领乌尔丁(Uldin)所杀。⑦第三种说法来自5世纪教会史家苏格拉底(Socrates)与索佐门(Sozomen)。他们的叙述与左西莫斯大致相同，在细节上略有出入，但特别强调上帝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他们声称当盖伊纳斯控制了首都时，天空出现了巨大的彗星，发出前所未见的警告，盖伊纳斯派去焚烧宫殿的士兵受到以高大士兵形态出现的大批天使的阻止。⑧此外，对于盖伊纳斯的目的，苏格拉底认为他“企图控制罗马政府”，⑨索佐门则认为他觊觎皇权。⑩
近现代史家中，爱德华·吉本在其传世名著中基本重复了左西莫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认为事件起因于盖伊纳斯与宦官尤特罗匹乌斯之间的权力之争。(11)布瑞继承西内西乌斯的看法，认为盖伊纳斯危机是帝国统治阶级中反日耳曼人派与亲日耳曼人派斗争的产物。(12)中世纪史学者科林斯认为盖伊纳斯危机起因于盖伊纳斯企图确立独裁权力，从而引起了反日耳曼人情绪。(13)国内史家中，陈志强认为盖伊纳斯危机的根源在于哥特人政治势力的增强激起了以希腊人为主体的拜占廷贵族集团的恐惧，由此而来的冲突则清除了哥特人在早期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实力，而哥特贵族对拜占廷军政生活的影响从此逐步消失。(14)徐家玲则认为危机起因于蛮族将领盖伊纳斯企图操纵国政。(15)
综上所述，盖伊纳斯危机一般被认为是早期拜占廷帝国政治生活中反日耳曼人派与日耳曼人势力之间政争的结果。就这一观点而言，在当时的拜占廷帝国，无论是本土贵族还是外来的日耳曼人新贵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政治斗争也并不是单纯以民族划界的：盖伊纳斯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凯撒里奥斯(Kaisarios)正是反日耳曼人派领袖大贵族奥勒里安的兄弟，(16)在宫廷中深具影响力的贵族尤提凯安努斯也是盖伊纳斯的盟友；(17)而在400年君士坦丁堡发生反哥特人暴动后领军剿灭盖伊纳斯残部的弗拉维图斯(Fravitus)则是哥特人将领。(18)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反哥特人暴动中，对哥特人的屠杀并非不加区别，被杀者几乎均为盖伊纳斯的属下和追随者。(19)从以上情况来看，与其将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这场暴动以及后续战斗称为“反哥特人”或“反日耳曼人”暴动，不如称为“反盖伊纳斯行动”可能更为贴切。东西方古今历史上，文官与军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军人干政的事例不胜枚举，其共通特征之一即为，无论是军人还是文官，一旦掌握的权力过大，就有功高震主之嫌，难免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疑忌。实际上，盖伊纳斯危机正发生在他凭借军力完全掌控朝政之时，就此而言，前述5世纪史家索佐门称由于盖伊纳斯“觊觎皇位”而引起危机的说法可能更为接近其本质：姑且不论盖伊纳斯是否存有此念，他所掌握的权力本身就对皇权产生了实质性威胁。反日耳曼人情绪构成了此次危机呈现与发展的整体背景，文官与军人的冲突或是军人的野心则促成了深植于拜占廷帝国政体内部的军权与皇权矛盾的显性化。因此，为准确理解其中关系，有必要梳理反日耳曼人情绪出现的根源及其与上述军权—皇权矛盾间的相互关系。
一、早期拜占廷帝国军队的日益蛮族化
对日耳曼人的反感与疑惧是盖伊纳斯危机最终爆发的背景。这一情绪产生的具体情况则与帝国军队日益蛮族化的过程紧密相关。如果说图拉真(Trajan，98-117)统治时代是帝国对周边地区施加军事压力的最后一个巅峰时期，那么在3世纪危机期间，周边民族对罗马帝国边防造成的压力则日甚一日，到4世纪时这种军事压力达到又一个高潮，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帝国命运的基本因素之一，这种外部军事压力是拜占廷帝国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面对不断以和平或武力方式请求入境的蛮族，早期拜占廷帝国政府除了以武力抗衡之外，也根据实际情况招募部分蛮族进入军队。由此，一方面可以增强军队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缓解来自边境的压力。
招募蛮族为兵并不是君士坦丁一世或早期拜占廷帝国其他皇帝的发明，使用外族军队为罗马作战在罗马历史上有其悠久传统。自共和国时代起，罗马人在战争中就时常以“同盟者”(foederati)的身份使用外族军队，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就曾经利用北非努米底亚(Numidia，今阿尔及利亚东部地区)人的骑兵击败迦太基名将汉尼拔。(20)罗马帝国早期，日耳曼人开始移居帝国境内，早在奥古斯都时代，就从遥远的边境地区招募日耳曼人充任皇帝的私人卫队；(21)1世纪后期，在第14军团的辅助部队中，就有巴塔维亚人组成的8个步兵中队。(22)
学界一般认为，蛮族加入罗马帝国军队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征召个别蛮族入伍，从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哥特人等蛮族部落中征召士兵，对于这些士兵没有固定的职位和提拔标准，从1世纪开始，蛮族士兵以个人身份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另一种模式是帝国与蛮族部落结成短期联盟，多见于内战时期，蛮族为交战双方提供兵员补充，这种模式属于应急措施，这些因内战出现的临时性部队不是罗马帝国军队的常规组成部分，一旦内战结束，这些蛮族部队就会被遣散。到3世纪危机期间，面对无休止的战乱，皇帝们为解决兵员匮乏问题，招募蛮族为兵的数量不断增多。(23)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考虑到无法以武力解决蛮族问题，于是在传统的蛮族政策上进一步发展，大规模接纳蛮族为帝国臣民，居住于帝国边境地区，利用其人力开垦荒地，并从中招募大量士兵。(24)就军事而言，这一政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通过让部分蛮族在帝国的控制下和平定居，有助于避免蛮族以军事入侵的方式进入帝国从而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蛮族对边境防务构成的压力；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军队补充大量有生力量，利用剽悍善战的蛮族为帝国抵御外敌。
君士坦丁一世之后的历任皇帝大体上继承了这一政策，朱利安曾招募大量法兰克人与夸提人(the Quadi)为士兵，(25)瓦伦提尼安一世也从莱茵河畔的蛮族中招募了大量年轻士兵编入军团充实军力。(26)376年之后的哥特人暴动(27)以及随后发生的亚得里亚堡战役，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这一政策由于执行不当而可能产生的**影响。(28)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一政策的确是任何一个皇帝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局而自然而然加以采用的措施。数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已经证明，蛮族的压力是无法利用帝国自身的经济与军事资源彻底消除的。大量招募蛮族士兵的措施则不仅可以削弱可能对帝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边境蛮族力量，而且可以扩充帝国兵员并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皇帝们纷纷采用这一手段。塞奥多西一世时期，这一政策延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塞奥多西一世认识到对以哥特人为代表的蛮族只能继续采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确立的政策，因此除军事打击外，继续大量接纳哥特人定居于马其顿与色雷斯，为鼓励哥特人定居务农还给予其一定的免税待遇，同时吸收大量哥特人进入军队。(29)利用这一政策，塞奥多西一世基本结束了378年亚得里亚堡战役后色雷斯等地的混乱局面，并在同西部地区僭位者马克西莫斯(Maximus)与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es)的战争中，依靠得到大量蛮族士兵充实的军队获胜。(30)与此同时，在4世纪至5世纪前期，我们见到了大量蛮族出身的高级将领。在塞奥多西一世时期，曾任军事长官一职的16人中，至少9人出身于蛮族。(31)到4世纪末，超过一半以上的帝国军官具有蛮族血统，(32)蛮族在军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缺乏详尽的数据，目前很难精确计算出4世纪时蛮族士兵在帝国军队中所占的比例，但是，通过文献资料中的记载与学者的研究，我们仍然得以一窥蛮族士兵在帝国军队中的重要性。根据伯恩斯的计算，在君士坦丁一世时代，帝国军队中有不下4万名蛮族军人。(33)如果不考虑君士坦丁一世之后蛮族军人增加的数量，并按4世纪末帝国军队字面统计数量的总数约64.5万人(34)来计算，蛮族军人占比不到7%，似乎所占比例不大，但如果考虑到这些蛮族士兵主要服役于野战部队(comitatenses)(35)，其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按照学者估算，君士坦丁一世时代野战部队总数可能约10万人。(36)换言之，早在4世纪前期，蛮族士兵就成为野战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394年塞奥多西一世进攻阿尔博加斯特的弗里基都斯河(the river Frigidus)战役中，构成塞奥多西一世军队主力的正是蛮族士兵，参战的哥特人士兵据说有上万人阵亡。(37)
一方面，在帝国的边境地区，日耳曼人对帝国安全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另一方面，帝国军队内部日耳曼人势力日益增强。眼见这些无法通过武力排除在帝国社会生活之外的蛮族通过从军而占据了稳固地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也就出现于帝国之内。
二、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的反日耳曼人情绪
帝国扩张带来边境安全危机，促使帝国皇帝们寻求改变之道，这些改变有时是危机的起因，有时是危机的结果。危机既由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渐变或突变所促成，又迫使身处危机者不得不因应这些变化而对固有的应对模式做出改变。这些改变在解决迫在眉睫问题的同时，难免也会带来新问题。大规模招募蛮族为兵虽然在军事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令早期拜占廷帝国内部出现了对军队中蛮族士兵与将领的疑惧。
在这一时代前后的基督教徒或非基督教徒史家中，难以发现对招募蛮族为兵这一措施抱有好感的人。对施行同样政策的不同皇帝，他们一般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政治立场或单纯好恶给以褒贬，而这种具有严重倾向性的褒贬，实际上体现了史家对征召蛮族士兵导致帝国军队日益蛮族化的恶感。4世纪教会史家攸西比乌斯(Eusebius)攻击君士坦丁一世的对手李锡尼(Licinius)用金银、土地、谷物收买蛮族充当士兵，让蛮族与罗马人联姻，败坏了古老的罗马法律。(38)与此同时，他却避免提及自己著作中的英雄君士坦丁一世在与李锡尼交战时同样使用包括大量蛮族在内的军队。在他的《君士坦丁传》里，让哥特人与萨尔玛提亚人进入帝国境内定居并在军中服务，更成为君士坦丁一世仁慈与慷慨的体现，用以证明上帝对他的眷顾。(39)支持基督教正统派的教会史家苏格拉底同样如此，当谈到招募蛮族充当士兵的政策时，他闭口不谈支持正统派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与塞奥多西一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在言及君士坦丁一世与李锡尼的内战时，只提到李锡尼在失败后曾计划召集蛮族雇佣军卷土重来；(40)在叙述塞奥多西一世与阿尔博加斯特的弗里基都斯河战役时，由于无法回避蛮族军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声称塞奥多西一世军中的参战蛮族“自愿为他(塞奥多西一世)服役并跟随他进军”，(41)从而尽可能缩小塞奥多西一世本人在其中的作用；反之，他将这种政策的起源归为支持基督教阿里乌斯派(Arianism)的皇帝瓦伦斯，声称376年瓦伦斯允许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时，“认为他在未来将拥有一支完全顺从并且装备良好的军队来攻击所有敌人，并希望蛮族成为比罗马人更为强悍的帝国边疆的守卫者。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忽视了从罗马人中招募军队，轻视那些在过去的战争中勇敢地战胜敌人的老兵。……这种改变是罗马帝国此后众多灾难的起源”。(42)在非基督教徒史家左西莫斯那里，则先将这一政策肇始者的地位归于君士坦丁一世，(43)后声称君士坦丁一世之子君士坦斯(Constans，337-350)纵容蛮族迫害其臣民，(44)并称塞奥多西一世招募蛮族的政策在军队中引起了混乱并便利了蛮族入侵。(45)上述史家对这一政策的责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4世纪以后晚期罗马帝国或早期拜占廷帝国时期上层社会较为普遍的观感。而在《论王权》(De Regno)这篇向阿尔卡迪乌斯皇帝呈献的演讲词中，西内西乌斯明确表达了对日耳曼人掌握军权的不满和担忧，宣称日耳曼军人的忠诚值得怀疑，让日耳曼士兵保卫罗马人是如同让狼充当牧羊犬的自杀行为，提出必须从军队中排除日耳曼人的影响。(46)左西莫斯也称杀害君士坦斯的蛮族将军马格内提乌斯(Magenetius)具有“邪恶的本性”。(47)20世纪早期，参与编纂《剑桥中世纪史》的学者曾经对这一时期帝国内部政治生活进行分析与研究，认为当时伴随着罗马帝国军队蛮族化的不断发展，帝国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针对蛮族将领的反对派；(48)当代学者利贝舒尔茨也指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对蛮族士兵的恐惧与怀疑。(49)
实际上，早在罗马共和国时代与元首制帝国时期，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之间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交往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战争。在接触中，罗马人(至少是为后世留下了文字记录的罗马军事统帅以及罗马史家)形成了对于日耳曼人的一般观感：“粗野横蛮”，(50)“习于勤劳和艰苦”；(51)“只有突然冲动的勇猛而不耐心于操劳和艰苦的工作”；(52)“凶猛残酷，是勇敢的人中间最勇敢的，藐视死亡”，“像野兽一样，是在激动情绪指导之下，而不是在智慧和科学指导之下进行战斗的”。(53)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日耳曼人，罗马人只是将之视为会给罗马造成困扰的又一种“蛮族”，对其既有藐视，又有警惕，也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尊重，但是并不包括对日耳曼人的恐惧感。众所周知，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最令罗马具有恐惧感的是其大敌迦太基，这种恐惧正是由于迦太基的强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罗马安全的威胁而形成的，令罗马元老院形成了以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为代表的坚决反对迦太基的态度或是情绪。将之与对日耳曼人的态度相对照，共和国与早期帝国时期的史家虽然表示了对日耳曼人的勇悍的注意，但是并未体现出如同罗马人对迦太基人那样的恐惧感，而这种状态在本质上是建立在罗马人当时能够确保边防安全，从而将日耳曼人限制在罗马帝国边境地带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具有相当安全距离的状态下，日耳曼人甚至在塔西佗的笔下被赋予了罗马人已经丧失了的一系列美德，成为史家眼中腐化堕落的2世纪罗马社会的对照物。(54)
但是，随着3世纪危机的到来，各支日耳曼人纷至沓来，借帝国内乱之机进入帝国劫掠。正如之前曾经提到的，哥特人正是在3世纪危机期间开始威胁多瑙河流域以及黑海沿岸地区的罗马领土。据3世纪中叶本都的新凯撒里亚主教格列高利(Gregory，bishop of Neocaesarea)在信中记载，当哥特人入侵时，不仅烧杀抢掠，甚至还吸引了本地居民加入他们的行列蹂躏自己的故乡，抢夺他人的财产。(55)法兰克人则“直接冲破莱茵河防线，蹂躏了高卢和西班牙，兵锋远达阿非利加”。(56)3世纪危机过后，日耳曼人对帝国安全的压力也未减轻，在戴克里先时代，阿拉曼尼人曾与法兰克人联兵入侵；(57)350-353年，帝国发生内战，日耳曼人趁机入侵，内战结束后，“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与撒克逊人已经夺取了莱茵河畔的40座城市，掳走了无数当地居民与财物”。(58)
安全的距离既已消失，原来构成罗马人对于日耳曼人观感的客观环境业已改变，对于晚期罗马(或早期拜占廷)的知识阶层与统治者而言，他们对于日耳曼人的态度自然也就发生了转变。的确，当日耳曼人远离帝国的心脏地区，对帝国的正常社会生活与秩序尚未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时，如同塔西佗那样的罗马人可以将日耳曼人看作是保留了淳朴美德的“高贵的野蛮人”，以此作为批评罗马社会风气的参照。但是，3世纪危机期间及其后，日耳曼人突破帝国边境防御体系，从而深入帝国内部，这就形成了反日耳曼人情绪出现的土壤。现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4世纪与5世纪早期，日耳曼人在罗马行省内部建立了诸多定居点。(59)远离自己的日耳曼人或许具有高贵而勇敢的美德，而卧榻之侧的日耳曼人则是令人担忧与恐惧的。在4—5世纪史家看来，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是帝国各个行省的蹂躏者，(60)所经之处只留下一片废墟，(61)被视为“罗马国家未来的毁灭者”。(62)当时一位未曾留下姓名的作者著述时就此总结：“首先必须承认的是，野蛮的民族正在压迫罗马帝国，在各地咆哮；为其自然环境所掩护的奸诈蛮族正在进攻所有的防线。通常上述民族或为森林所掩护，或是占据可以控制山岭的地点，或是为雪与冰所保卫，而一些是游牧者，并且受到沙漠与灼人的骄阳的保护；但是他们通过突如其来的袭击劫掠毁灭了我们的和平与安宁”。(63)可以看出，对日耳曼人的恐惧此时占据了与日耳曼人有关的描述的中心地位。在这种环境下，对于进入帝国军队和政治生活中的日耳曼人的反对与怀疑情绪，也只是这种恐惧的自然延伸发展而已。这种对日耳曼人的恐惧与反感并非只是停留在当时史家的著述中，在现实中，由这种反感甚至衍生出对于被怀疑与日耳曼人有关者的憎恨：身穿蛮族服饰成为被控勾结蛮族的证据；(64)与此同时，4世纪的帝国法律则规定里通蛮族的士兵将被处以火刑。(65)朱利安在为争夺帝国统治权而进行与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337-361)交战前的准备工作时，也曾利用这种普遍存在的对日耳曼人的恐惧与反感：当时他令人在众多城市中公开宣读据说是能够证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与边境之外的蛮族(日耳曼人)勾结的信件，引起了这些城市中的居民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不满，从而导致各城市纷纷起而暴动，背叛了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而向朱利安效忠。(66)
由于资料所限，普通民众对于蛮族士兵的观感只能通过当时人留下的文献间接进行推断。身为拉丁教会四大博士之一的杰罗姆(Jerome，生卒年约349-420年)在396年的信件中，总结了376年后蛮族对帝国造成的伤害，“二十年来，罗马人的鲜血每天洒在君士坦丁堡与阿尔卑斯山之间，西徐亚、色雷斯、马其顿、塞萨利、达尔达尼亚、伊庇鲁斯、达尔马提亚与潘诺尼亚的所有行省均受到哥特人、萨尔马提亚人、夸提人、阿兰人、匈人、汪达尔人、马科曼尼人的洗劫，无数人成为牺牲品”，提醒收信者记住科林斯人、雅典人、拉凯戴孟人、阿卡迪亚人等所有正处于蛮族统治下的希腊人的感受，宣称即使是修昔底德与撒鲁斯特(Sallust)也无法表达这些悲伤；(67)认为去世的人是快乐的，因为他不会再目睹这些景象，听到这些哭喊了。(68)苏格拉底宣称哥特人“毁灭了整个色雷斯与邻近地区”。(69)史家也提到阿拉里克(Alaric)统率下的蛮族军队在向罗马进军时毁灭了沿途的一切。(70)无疑，在正常情况下，面对进入帝国的蛮族，普通民众若受到侵害，想必是很难对新来者存有好感的，即使这些蛮族成为帝国军队的成员，对他们的惧怕与愤恨恐怕也难以消除。相反，当边境之外不时入侵的过客变为长期居住于家宅之旁的驻军，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边境外的同族又不放弃对于帝国居民的劫掠，罗马人对于这些近在咫尺的蛮族军人，存疑虑之情也实属寻常。
但是，反日耳曼人情绪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对帝国境内日耳曼人的屠杀或对日耳曼人将领的打击排挤。盖伊纳斯危机就是由哥特人将领最终平定的，盖伊纳斯危机之后，帝国军队中仍有大量日耳曼人士兵与将领。回顾上述相关论述，反日耳曼人情绪与反日耳曼人派的真正矛头其实是招纳日耳曼人为兵的政策，正是这种政策才令日耳曼人占据了重要的军事与政治地位，并由此导致了反日耳曼人派产生疑惧心理。实际上，招纳各种外族加入帝国军队或是充当雇佣军的政策贯穿于拜占廷帝国历史始终，从君士坦丁一世直至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Ⅺ，1449-1453)，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无不采取这一措施，在哥特人之后，阿兰人、伊苏里亚人、斯拉夫人、瓦兰吉亚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自英格兰的诺曼人、帕臣纳克人、乌寨斯人、库曼人、罗斯人、突厥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保加尔人、阿巴斯吉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等都曾成为拜占廷军队的组成部分。(71)在拜占廷历史上，对于这种政策也一直存在批评之声，但是迫于扩充兵源的现实需要，统治者从未放弃招纳外族士兵为帝国服务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否继续推行最终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即使存在反对意见，只要皇帝同意，就会一直招纳各种外族补充帝国军力，至于招募的是日耳曼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则端看当时的实际环境。因此，在早期拜占廷帝国的上层社会中，虽然确实存在着反日耳曼人情绪与反日耳曼人派，但其是否能够发生作用则有待于时机。反日耳曼人情绪构成了一种主观的氛围，令出身蛮族的帝国军人受到猜疑，但在这种对于蛮族军人普遍不信任的大背景之下，关于具体蛮族将领的看法则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所区别与变化。例如亚历山大里亚诗人克劳迪安(Claudian)就曾撰诗称颂古罗马的美德在担任西部摄政的蛮族将领斯提里科(Stilicho)治下将再度复兴，而意大利的荣耀也将得以恢复。(72)实际上，盖伊纳斯危机并非反日耳曼人情绪导致的结果，而是令反日耳曼人情绪得以以暴力方式爆发出来的契机。要理解这场震荡了拜占廷帝国核心区域的危机，除了反日耳曼人情绪之外，还需要将其置于罗马帝国与拜占廷帝国政治体制内部军权与皇权之间关系的框架之下。
三、罗马—拜占廷帝国政争特点
从罗马共和国后期起，军队就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马略、苏拉、庞培、恺撒、雷必达、马克·安东尼都是依靠军队的支持，而得以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元首制罗马帝国的创立者屋大维，其权力的根基也来自于军队。罗马皇帝的头衔之一“英白拉多”(Imperator)的拉丁文原义正是“统帅”，是授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军事将领的荣衔，在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这一头衔则为历任皇帝及其家族成员垄断，正反映了皇帝对于军权的重视。(73)据说出自罗马皇帝塞维鲁(Severus，193-211)的名言“要优待士兵，其余的人可以不管”则显现出军队动向对于稳定皇权的重大作用。(74)正如芬纳所言，“在罗马，不仅是在元首制时期，而是直到最后，军队一直是核心力量，是至关紧要的机构”。(75)
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军权既是皇权的脊梁，同时又是皇权的最大威胁，皇帝只有牢固控制军队才能保持稳定的统治，反之军队就会另立新君。(76)虽然皇帝的合法性表面上来自元老院、罗马人民与军队的同意，(77)但实际上三者之中只有军队才拥有左右政局的真正实力，控制军队才能掌控帝国，无法控制军队的皇帝也将失去自己的皇位乃至生命。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军队的支持，其统治就不会长久，因为军队是最终拥有决定权的政治力量”。(78)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与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皇帝大多出身于与军队关系密切的将领；与此同时，皇帝为在军中获得威望以及有效指挥与控制军队，往往亲自领军出征。(79)
军权对皇权稳定的威胁在3世纪危机期间表现最为明显，当时，本应受皇帝控制的军队喧宾夺主，任意干预皇帝废立。“大多数军队干涉内政并不需要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可以为了金钱或者一时的喜乐而随心所欲地废立皇帝”，(80)各地驻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纷纷推举自己的皇帝，“公元218至268年，约有50名僭位者拥有皇帝的头衔。有些僭位者在首都称帝，另一些在帝国的其他地区称帝”；(81)“那些连续被抬上王位的统帅们如果不同意自己军队的要求，自己的性命就会断送在他们手里”。(82)
正是由于军权既是皇权的支柱又对皇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在进行军事改革时，都注意到要加强皇权对军权的控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戴克里先时期，一方面削减了曾在3世纪危机中屡次任意废立皇帝并造成巨大危害与混乱的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人数，并取消其特权，从而削弱了近卫军长官的军事权力，并由此降低了近卫军在帝国政治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83)另一方面推行军政分离措施，除少数边境地区外，地方行政官员与民政官员不相统属，互相制约，(84)从而将之前的地方军政由一元化体制改变为军政二元化体制。君士坦丁一世继续强化对军队的控制，首先通过解散近卫军彻底消除了这一长期盘踞在罗马但曾给整个帝国带来灾难的不稳定因素。左西莫斯提到，当君士坦丁一世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后，他只“惩罚了为数极少的马克森提乌斯的亲信，但是他解散了近卫军并摧毁了他们屯驻的堡垒”。(85)其次，为进一步分散军权，防止大权落入一人之手，君士坦丁一世在帝国西部地区设立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与步兵长官(Magister Peditum)，分掌野战部队中的骑兵与步兵(4世纪后期，骑兵长官成为步兵长官的副手，步兵长官由此成为军队总司令，全权统领西部地区所有军队，称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地区设立五名军事长官，其中两名分掌君士坦丁堡驻军，另外三名管理东方大区、伊利里库姆大区和色雷斯行政区的军队。(86)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后，早期拜占廷帝国的皇帝们也没有忘记限制将领的权力与影响，收录于《塞奥多西法典》中的377年法令规定民政官员处理民事案件，军官处理军事案件，若民政官员与军官同时处理同一案件，则民政官员的地位高于军官。(87)
虽然罗马—拜占廷皇帝们注意到掌控军队对于巩固皇权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军队将领权力过大而对皇位造成威胁，但是军权与皇权这对矛盾共生体本质上根植于罗马—拜占廷政治体制内核之中：帝国之出现，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共和国末期军队为个人(恺撒、马可·安东尼、屋大维)所控制，皇位的获得有赖于军队的拥戴，皇帝的人身安全也要依靠军队，这就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控制军权，一旦军权旁落或引起军队不满，皇权就将受到威胁，而这时军队就将成为皇帝最危险的敌人。除非解散所有军队，任何控制军权的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予以缓解。
四、政争情势超越反日耳曼人情绪
如前所述，军权与皇权之间既联系紧密又相互制约，皇帝若不能控制军队就会被军队所控制或推翻。直到塞奥多西一世时代，除了关注士兵待遇并在前述制度建设上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以外，皇帝保证军队忠诚与服从的最常用手段其实是亲自率领并指挥军队征战，由此建立起与军队将领和士兵的密切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令皇权与军权得以统一于皇帝一人之身。塞奥多西一世于395年去世后，这种传统发生了变化。塞奥多西一世的长子阿尔卡迪乌斯在383年被立为共治皇帝，当时年约6岁；(88)当塞奥多西一世于392年率领军队主力前往西部征讨僭位者尤根尼乌斯时，大约16岁左右的阿尔卡迪乌斯则作为皇权的象征留守于君士坦丁堡，由文官鲁菲努斯(Rufinus)担任摄政；(89)395年塞奥多西一世在西部去世，其次子霍诺留(Honorius，395-423)即位为西部皇帝，当时霍诺留约10岁左右，大将斯提里科(Stilicho)成为霍诺留的摄政。(90)自此，在西部，直至476年罗慕洛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475-476)被将领奥多阿克(Odovacar)废黜为止，军权一直掌握在军队统帅手中；在东部，直到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去世以前，由于皇帝在即位前都不曾充任军队将领或在战事中亲自领军出征，导致原先合并于皇帝一人身上的皇权与军权也一度分离。盖伊纳斯曾参加塞奥多西一世392年讨伐西部地区僭位者的出征，塞奥多西一世去世后，盖伊纳斯于395年率领军队回到东部，这支军队也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在刚回到君士坦丁堡时铲除了东部摄政鲁菲努斯。(91)由于军权脱离了皇权控制，使得以皇帝阿尔卡迪乌斯为代表的皇权与当时掌握在蛮族将领盖伊纳斯手中的军权具有产生对立的可能性，这就为军权—皇权矛盾与反日耳曼人情绪的结合提供了前提。
仅仅是军权掌握在盖伊纳斯手中，还不能立即导致反日耳曼人情绪的大爆发。400年7月对盖伊纳斯属下的清洗之所以发生，其直接原因在于盖伊纳斯与西部摄政斯提里科的关系以及他对朝政的强力干预，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对阿尔卡迪乌斯皇权的严重威胁。盖伊纳斯原是另一位具有蛮族血统的将领——西部皇帝霍诺留的摄政斯提里科——的手下，而斯提里科当时因为伊利里库姆大区的归属问题与君士坦丁堡政府发生了摩擦。(92)395年，斯提里科让盖伊纳斯担任被交还给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军队长官，同年11月27日，盖伊纳斯杀死了当时的东部政府首脑鲁菲努斯，(93)而后者是斯提里科的死敌。(94)虽然目前并不清楚盖伊纳斯的行动是否与斯提里科有关，但从受到斯提里科保护的诗人克劳迪安的描写来看，斯提里科即使不是该行动的策划者，也必定对鲁菲努斯之死深感宽慰，(95)左西莫斯则直截了当地声称盖伊纳斯此举全系出于斯提里科的授意；(96)而从当时君士坦丁堡政府的立场来看，一个将军刚自斯提里科麾下转隶其下，就刺杀了朝廷重臣，这可能不免引起某种疑心：斯提里科可能是要借旧部盖伊纳斯作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代理人，最终协助其控制东部。实际上，自盖伊纳斯凭借其军权要挟皇帝从而先后击败其政敌尤特罗匹乌斯与奥勒里安等人后，出现了帝国东西两部都是由蛮族出身的将领控制政府的局面(西部的斯提里科与东部的盖伊纳斯)，皇帝阿尔卡迪乌斯在盖伊纳斯扩大自己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受尽胁迫，这就促使一直内含于军权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而盖伊纳斯作为蛮族，其身份在朝中官员与君士坦丁堡市民眼中所代表的威胁也被进一步放大至无可容忍的地步。400年7月上旬，皇帝宣布盖伊纳斯为公敌，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反哥特人暴动，7000余名哥特士兵被杀。(97)东部帝国的反日耳曼人情绪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背景，(98)置盖伊纳斯及其部下于死地的直接原因则一方面可能在于他们被当成了另一位蛮族将领斯提里科的内应与代理人，而毁灭了盖伊纳斯同时也就消灭了东西部蛮族将领联手控制乃至灭亡帝国的噩梦；另一方面，盖伊纳斯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其控制的军力积极参与君士坦丁堡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并控制了朝政，由此进一步加深了以皇帝为首的君士坦丁堡各阶层对他的怀疑与恐惧，这就促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抗盖伊纳斯及其手下军队，皇帝或君士坦丁堡政府借反日耳曼人情绪动员首都民众消灭盖伊纳斯的军队，而社会上潜藏的反日耳曼人情绪也由此得以爆发出来。
在苏格拉底与索佐门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大批天使化身为高大士兵保护了宫殿的奇迹，在这个奇迹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事实呢？君士坦丁一世曾继承戴克里先的做法，建立了7支宫廷卫队(Scholae Palatinae)，每支卫队由500名精锐士兵组成，日常管理由执事长官负责，直接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并听命于皇帝个人。(99)在君士坦丁一世之后，宫廷卫队的规模继续扩大，据4世纪末《职官录》(Notitia Dignitatum)记载，当时在帝国西部地区有5支宫廷卫队，在东部地区则有7支宫廷卫队，每支卫队人数为500人。(100)由此计算，可知东部地区宫廷卫队总人数为3500人。宫廷卫队的任务是跟随并保护皇帝，当皇帝在君士坦丁堡时，他们显然也驻扎于君士坦丁堡。盖伊纳斯危机发生的时间距离戎马一生的塞奥多西一世去世不过5年，这支精锐部队应该还未完全丧失战斗力，在这种危机时刻，他们自然要谨守职责、守卫皇帝居所。因此，或许可以假设，盖伊纳斯派去焚烧宫殿的手下有可能看见了顶盔贯甲、彻夜严阵以待的宫廷卫队。实际上，在谈到423年西部皇帝霍诺留去世后塞奥多西二世出兵攻打西部地区的僭位者约翰时，苏格拉底也提到“一位上帝的天使，以牧羊人的面目出现”引导大军渡过了拉文纳附近的湖泊。(101)如果排除神秘主义的因素，那么这里提到的以牧羊人面目出现的天使也许就是真正的牧羊人，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对于用“天使”的出现来证明上帝的意志这一手法并不排斥，或许在谈到天使化身为高大士兵时，他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另外，按左西莫斯的说法，当盖伊纳斯控制了君士坦丁堡后，他的士兵数量远远超过了城中驻军，后来他又觉得其部队数量不够，因此以休养为借口出城，又企图调集人马夺取首都。(102)这一说法未免自相矛盾，盖伊纳斯出城的借口可能是休养，但原因则可能是他发现自己所率领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哥特士兵无法控制整个首都，尤其是总数达3500人的宫廷卫队更是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他的士兵分散在城中各处，而宫廷卫队则集中于皇帝居所四周；另一方面，盖伊纳斯很明显并未控制住君士坦丁堡：按左西莫斯的说法，当盖伊纳斯离城后再度回到城门前企图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守城士兵发出警报并与城内民众对城内的盖伊纳斯手下发动进攻；(103)而按苏格拉底的说法，当盖伊纳斯的手下偷运武器入城时，被守卫城门的士兵发现并由此发生冲突。(104)无论这两种说法何者更接近事实，其中都暗示盖伊纳斯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并未能完全控制城市，甚至守城士兵也不是他的手下。由此，一种可能是盖伊纳斯以其军力参与政治斗争触犯了自君士坦丁一世以来君士坦丁堡政府一直继承和推行的军政分离、分散军权的政策，从而引起了君士坦丁堡政府的警惕，于是政府开始计划依靠城内忠于皇帝的军队以及对哥特人极为反感的君士坦丁堡居民清除这一威胁，而盖伊纳斯则有所察觉，所以才离城而去；另一种可能是虽然君士坦丁堡政府没有预先计划除掉盖伊纳斯，但盖伊纳斯发现以自己的兵力不仅无法控制首都，而且在政府和城内民众的反日耳曼人情绪中，或许连保护自己的安全也力有未逮，所以才做出离城的决定。
在盖伊纳斯危机中，君士坦丁堡市民的作用值得注意。如前所述，普通民众中同样存在着对蛮族士兵的惧怕与怨恨情绪，盖伊纳斯与其手下在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则进一步激化了这种情绪。根据苏格拉底的记载，盖伊纳斯曾企图占有店铺里公开陈列出售的银器，但是当经营者们提前得到这一消息后，把货品从柜台上撤了下来。(105)类似这样的行为自然不利于提升盖伊纳斯在君士坦丁堡市民眼中的公众形象。另外，根据目击者西内西乌斯的说法，市民与盖伊纳斯手下的冲突起始于蛮族士兵同一位行乞女子的争吵，(106)无论这一偶然事件是否存在，从中可以看出，在时人看来，盖伊纳斯及其部下同君士坦丁堡市民之间存在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与反日耳曼人情绪或许互为因果。正因如此，当危机爆发时，市民才成为忠于皇帝的军队的重要援兵，根据左西莫斯的记载，当时妇女哭号，每个人都拿起剑、石头以及任何身边之物协助城防部队对抗哥特士兵。(107)
君士坦丁堡政府对于军权—皇权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对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一世所确立的分散军权政策的继承与发展，不仅军权较君士坦丁一世时期进一步分散，而且令蛮族将领互相制约，以防止一人独大并避免军人干政。在这种意义上，盖伊纳斯之垮台也正是起源于他企图打破这一传统政策，独揽大权，而他令人生疑的蛮族出身则有助于帝国政府顺应反日耳曼人情绪，动员民众对其实施打击。在对待弗拉维图斯这位平乱功臣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帝国政府防备军人干政的原则：在消灭盖伊纳斯后，给予他担任401年执政官的荣誉，(108)但当他批评政府政策时，依然遭到杀害。(109)此后，哥特人普林萨(Plinsa)于419年成为执政官并担任军事长官超过20年，(110)大约与此同时，阿兰人阿尔达布里斯(Ardaburius)也成为军事长官，但他们均无法独揽军权。除了在他们两人之间分割军权之外，东部地区5名军事长官中的另外3人均非蛮族，由此形成了与两位蛮族将军之间的势力平衡。(111)塞奥多西王朝结束之后，阿尔达布里斯之子阿斯巴一度权势滔天，得到了军队中哥特士兵的支持，当时在位的皇帝利奥一世(Leo Ⅰ，457-474)则利用伊苏里亚人将领泽诺铲除了阿斯巴的势力。(112)
在对蛮族将领的控制上，相较而言，4世纪末至5世纪中期的君士坦丁堡政府比帝国西部政府技高一筹，帝国西部地区不断出现蛮族将领掌握军政大权的情况，蛮族将领之间从未形成有效的相互制约，408年西部政府处决斯提里科时之所以非常顺利，乃是由于他本人确实并无叛乱之意，因此束手就擒。(113)斯提里科之后，控制了西部军政大权的蛮族将领们再也不会如此轻易就范；此后，西部政府与帝国在斯提里科去世后的60余年中逐渐分崩离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4世纪末至5世纪中期的君士坦丁堡政府掌握了可以较为有效地在利用蛮族士兵与防备蛮族军事势力膨胀之间求得平衡的方法，由此在帝国的防御问题与军队忠诚问题上暂时取得了一定成效，获得了一段相对而言较为稳定的发展时间，为日后查士丁尼时代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至于反日耳曼人情绪或反蛮族情绪，在日后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随着时空背景的变化而产生了不同的变体，最典型的莫过于十字军东征时期拜占廷帝国上层社会成员对西欧骑士的观感，(114)而这些对外族的观感不仅构成拜占廷人界定自身与他者的依据之一，也成为影响拜占廷帝国日后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朱利安远征波斯时战死，继位的皇帝约维安(Jovian，363-364)也在率军撤退后逝世，军官选举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Ⅰ，364-375)与瓦伦斯(Valens，364-378)继位，当时普罗柯匹乌斯发动叛乱以夺取皇位，参见Zosimus,New History,trans.Ronald T.Ridley,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82,3.30.1,35-36,pp.66,68-69; 4.4-8,pp.72-74; Eunapius,fragments,37,in 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Ⅱ(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Liverpool:Francis Cairns,1983,p.53.
②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Ⅴ.1,trans.A.C.Zenos,Grand Rapids,MI: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57,p.118.
③盖伊纳斯是出生于多瑙河北岸地区的哥特人，后加入拜占廷军队，从普通士兵升为将领，394年曾随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379-395)出征西部僭位者尤根尼乌斯(Eugenius)，399年成为帝国东部地区军事长官(Magister Utriusque Militiae)。(参见A.P.Kazhda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814; A.H.M.Jones,J.R.Martindale and J.Morris,ed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p.379-380)
④关于拜占廷帝国的起始年代，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包括284年、324年、330年、395年、476年等等(参见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40页)。学者对于拜占廷帝国起始年代的分歧反映了拜占廷帝国历史的复杂性，早期拜占廷帝国是晚期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社会转型以及早期中世纪欧洲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早期拜占廷、晚期罗马帝国、古代晚期与早期中世纪欧洲这四个研究领域交叉重合，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侧重点出发提出关于拜占廷起始年代与历史分期的观点，从而形成歧异。但是，歧异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共识，拜占廷学者一般同意4—6世纪是晚期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向拜占廷帝国转变的关键阶段，属于拜占廷帝国早期发展阶段(参见Aikaterina Christophilopoulou，Byzantine History(324-610),vol.Ⅰ,trans.W.W.Phelps,Amsterdam:Adolf M.Hakkert Publisher,1986,p.24；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62页；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页；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更进一步而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的落成标志着在帝国东部出现了可与罗马城相颉颃的政治中心，而君士坦丁堡不仅是日后拜占廷帝国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中心(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43—49页)，其选址所在更是后世学人所言“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由来，因此本文认可330年为拜占廷帝国的起始年代。
⑤本文中诸如“蛮族”等名词，乃因其约定俗成，为求表述方便而使用。
⑥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114-118.
⑦Eunapius,fragments,67.1-69.4,in 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Ⅱ(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pp.103-113; Zosimus,New History,5.13-22,pp.105-110.
⑧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Ⅵ.6,pp.140-142; 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Ⅷ.4,trans.Chester D.Hartranft,Grand Rapids,MI: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57,pp.401-402.
⑨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Ⅵ.6,p.141.
⑩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Ⅷ.4,p.401.
(11)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vol.Ⅰ,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32，pp.1159-1163.英国学者埃弗里尔·卡梅伦认为这一危机的实质是政客与将军之间的争权对抗。(Averil Cameron,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4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9)戈弗雷·格里特瑞克斯则从卡梅伦的结论向前推进，认为盖伊纳斯危机的结果是在拜占廷帝国东部地区确立了文官的统治地位。(Geoffrey Greatrex，"Political-Historical Survey，c.250-518，"in Elizabeth Jeffreys,John Haldon and Robin Cormack,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Byzantine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41-242)法国学者菲迪南·罗特也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血腥悲剧。(参见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王春侠、曹明玉译，李晓东审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41页)
(12)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Ⅰ,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8，pp.127-135.拜占廷学家瓦西列夫总体上同意布瑞的看法，同时认为当时存在着尤特罗匹乌斯、盖伊纳斯以及反日耳曼人派的三方对立。(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vol.Ⅰ,Madison,Milwaukee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0,pp.92-94)赫赛尔的看法也与布瑞基本一致，认为盖伊纳斯危机之后帝国内部反日耳曼人派及其政策取得胜利。(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p.206-208)罗马史学者琼斯指出，盖伊纳斯危机虽有丰富的史料记载，但仍然极为复杂难解，不过他同样认为其根源在于政府内亲日耳曼人派与反日耳曼人派的权争。(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Ⅰ,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pp.178-179)
(13)Roger Collins,Early Medieval Europe 300-1000,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1,p.83.格雷戈里的看法与科林斯相似，认为盖伊纳斯控制政府的企图遭到了政客们的集体抵抗。(Timothy E.Gregory，A History of Byzantiu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96)与之类似的看法，参见Philip Sabin,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vol.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397.
(14)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114—115页。
(15)徐家玲：《拜占庭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16)A.P.Kazhda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p.814.
(17)A.H.M.Jones,J.R.Martindale and J.Morris,ed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Ⅰ,p.320.
(18)Zosimus,New History,5.20,p.109; A.H.M.Jones,J.R.Martindale and J.Morris,ed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Ⅰ,p.372.
(19)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p.118.
(20)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王乃新、郝际陶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2—103页。
(21)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42、120页。
(22)塔西佗：《历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0页。
(23)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第246—248页；参见Averil Cameron，Bryan Ward-Perkins and Michael Whitb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V,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425-6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90.
(24)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102页。
(25)Zosimus,New History,3.8,p.53.
(26)Zosimus,New History,4.12.1,p.75.
(27)3世纪危机之前，哥特人就与罗马人有着各种交往(Peter Heather,The Goth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pp.30-39)。3世纪危机期间，哥特人开始威胁多瑙河流域以及黑海沿岸地区的罗马领土。自238年洗劫位于多瑙河口的城市希斯特里亚(Histria)起，哥特人开始频繁入侵色雷斯、莫西亚、卡帕多西亚、本都等地区，攻击以弗所、察尔西顿、尼西亚、普鲁萨(Prusa)、阿帕梅亚(Apameia)等大小城市。(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XⅢ.76-XVII.100,trans.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Cambridge:Speculum Historiale,and New York:Barnes & Noble,INC.,1960,pp.72-79; Zosimus,New History,1.23-35,pp.8-11)4世纪后半期，在匈人的压力下(关于匈人的族属、欧洲历史上记载的匈人与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匈奴人是否同源等问题，学术界至今仍存在争议，可参见J.Otto 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ed.Max Knight,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p.367-375; E.A.Thompson,The Huns,Revised and with an Afterword by Peter Heath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1; C.D.Gordon,The Age of Attila,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p.57；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译者序”，第v—xii页；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第213—214页；贾衣肯：《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上)、(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9期、第10期)，部分哥特人向当时的皇帝瓦伦斯请求庇护(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XXV.131，p.88)。在得到皇帝同意后，聚集在多瑙河北岸的哥特人于376年渡过多瑙河，此后不久就发生了暴动。(关于暴动的原因分析，可参看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3,trans.John C.Rolf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31.5,p.411;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XXVI.134-137,pp.88-89; 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p.132)
(28)从安条克匆忙赶回的皇帝瓦伦斯在君士坦丁堡民众的催促下被迫离城出征，他追击哥特人到达亚得里亚堡，结果战败身亡。(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3，31.11-14,pp.457-483; Zosimus,New History,4.23-24.2,pp.80-81;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XXVI.138,p.90)参战的精锐部队据说损失了三分之二(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3,31.13.18，pp.481-483)。现代学者对阵亡人数的估计不一，范围大约在1—4万人之间(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 332-489，pp.146-147；芬纳：《统治史》卷1《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马百亮、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5页)。此次战役令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防御和统治一时有岌岌可危之势。在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史上，仅就军队所受到的损失而言，亚得里亚堡战役并非史无前例。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公元前53年导致克拉苏丧命的帕提亚远征、公元9年的条陀堡战役，乃至公元251年导致德西乌斯(Decius，249-251)皇帝阵亡的与哥特人的战争，均是超过或不亚于亚得里亚堡战役的惨败。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帝国面对接踵而来的外部压力与内部挑战时，可用于应对的资源明显不足，从而令伤口自愈的难度日益增大。正是在此意义上，亚得里亚堡战役可以算作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在帝国与蛮族的力量对比上，蛮族占据了上风，帝国已经无力阻止蛮族入境，而只能顺应时势，通过更为灵活机动的政策才能生存下来。
(29)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第114页。
(30)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pp.29-31.
(31)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p.10.
(32)Leslie Webster and Michelle Brown,ed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A.D.400-900,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34.
(33)Thomas S.Burns,Rome and the Barbarians:100 B.C.-A.D.400,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3,p.323.
(34)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Ⅰ,p.684.
(35)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统一帝国后，对军队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他把军队分成野战部队与边防部队(limitanei)两个部分，以边防部队戍守边疆据点，以野战部队为皇帝控制下的快速打击力量，一旦边疆有警或是帝国某处发生叛乱，野战部队就会迅速前往应对。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发展了戴克里先的上述措施。从边防部队中抽调最精良的部队以加强野战部队的实力，并把戴克里先创建的野战部队“变成永久性建制，这支部队从驻扎边境的军队中抽调构成，集中在距边境不远处的城市。这支部队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其优点在于对付入侵之敌时可快速大量集结。(参见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第268—269页)费瑞尔认为，野战部队的强化削弱了边防部队的战斗力，使得一场有效的战斗必须有野战部队的参与方能成功。(Arther Ferrill,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Military Explanation,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1986,p.46)关于日耳曼人在野战部队中的地位，参见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405页。
(36)Arther Ferrill,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Military Explanation,p.43.
(37)Zosimus,New History,4.58,pp.97-98; 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trans.Roy J.Deferrari,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Inc.,1964,p.346; Arther Ferrill,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Military Explanation,p.73.
(38)Eusebius,The Church History,10.8,trans.Paul L.Maier,Grand Rapids:Kregel Publications,1999,p.368.
(39)Eusebius,Life of Constantine,Ⅳ.6,trans.Averil Cameron and Stuart G.Hall,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p.155.
(40)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Ⅰ.4,p.3.
(41)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Ⅴ.25,p.135.
(42)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Ⅳ.34,p.116.
(43)Zosimus,New History,2.34.2,p.39.
(44)Zosimus,New History,2.42.1,p.42.
(45)Zosimus,New History,4.30-31,pp.83-84.
(46)Alan Cameron and Jacqueline Long,Barbarians and Politics at the Court of Arcadiu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04-105.
(47)Zosimus,New History,2.54.1,p.47.
(48)H.M.Gwatkin and J.P.Whitney,eds.,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7,pp.270,393-395.
(49)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p.125.
(50)凯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页。
(51)凯撒：《高卢战记》，第142页。
(52)塔西佗：《阿古拉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付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7页。
(53)阿庇安：《罗马史》上卷，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7页。
(54)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宋立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09页。
(55)Peter Heather and John Matthews,The Goths in the Fourth Century,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Volume Ⅱ,Liverpool: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4,pp.8-9.
(56)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第281页。
(57)John F.Drinkwater,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Caracalla to Clovi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80-183.如同这一时期纷繁出现于史书中的其他蛮族一样，阿拉曼尼人的起源也是现代学者的争议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阿拉曼尼人就是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提过的分布于莱茵河以东的苏维汇人(the Suebi)，“阿拉曼尼人”只是一个苏维汇人部落得到的新名称；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自易北河流域向西迁徙的日耳曼人部落。(参见John F.Drinkwater,The Alamanni and Rome 213-496(Caracallato Clovis),pp.43-48)
(58)Zosimus,New History,3.1.1,p.49.
(59)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The Late Empire,A.D.337-42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63.
(60)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Ⅳ.8,p.99.
(61)Zosimus,New History,3.1.1,p.49.
(62)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3,31.4.5,p.403.
(63)E.A.Thompson,trans.,"De Rebus Bellicis," 6.1f,in John Matthews,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London:Duckworth,1989,p.304.
(64)Claudian,"The Second Book Against Rufinus," in Claudian,Claudian,vol.Ⅰ,trans.Maurice Platnau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65-71.
(65)Clyde Pharr,tran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7.1.1,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155.
(66)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Ⅲ.1,p.77.
(67)Jerome,Select Letters,Letter LX.16,trans.F.A.Wrigh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01-305.
(68)Jerome,Select Letters,Letter LX.17,p.305.
(69)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Ⅳ.35,p.116.
(70)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Ⅶ.10,pp.157-158; Philostorgius,Church History,12.3,trans.Philip R.Amidon,S.J.,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7,p.157; Olympiodorus,fragments,11,in 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Ⅱ(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p.169.
(71)5世纪中期前后，阿兰人阿斯巴(Aspar the Alan)控制了朝政；5世纪后期，伊苏里亚人在帝国军队中取得优势地位，并出现了伊苏里亚人皇帝泽诺(Zeno，474-491)；伊拉克略一世(Heraclius，610-641)曾从高加索地区的尚武民族中招募士兵；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641-668)时期，斯拉夫人进入拜占廷军队服役；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685-695，705-711)进一步扩大招募斯拉夫人为兵的政策；瓦西里二世(Basil Ⅱ，976-1025)时期，来自基辅罗斯的瓦兰吉亚人在拜占廷军队中发挥重要作用；11世纪后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武士以及来自英格兰的诺曼人在拜占廷军队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来自南俄草原的乌寨斯人也为皇帝服役；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1081-1118)时期的拜占廷军队中包括瓦兰吉亚人、罗斯人、帕臣纳克人、库曼人、突厥人、法兰克人、德意志人、英国人、保加尔人、阿巴斯吉人与阿兰人；约翰二世(John Ⅱ，1118-1143)与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1143-1180)时期，大批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人成为帝国的农兵；约翰·杜卡斯·瓦塔基斯(John Ducas Vatatzes，1222-1254)为库曼人设立军事屯田区，从而扩大了帝国的军事资源；拜占廷帝国末代王朝帕列奥列格王朝的军队由外族雇佣兵构成；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守城军主力是700名热那亚士兵。以上分别参见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45—47、81、91—92、100、237、280、287、311、325、375、410、469页。关于拜占廷军队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士兵，也可参见格温·琼斯：《北欧海盗史》，刘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31页。
(72)Claudian,"On Stilicho's Consulship,Book Ⅲ," in Claudian,Claudian,vol.Ⅱ,trans.Maurice Platnau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51-53.
(73)参见塔西佗：《编年史》(上)，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页；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23、661页；杨共乐：《罗马史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A.P.Kazhda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p.264.
(74)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第274页。
(75)芬纳：《统治史》卷1《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358页。
(76)董晓佳：《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世界历史》2011年第2期，第90页。
(77)芬纳：《统治史》卷1《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366—367、369—370、390—391页。
(78)芬纳：《统治史》卷1《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358—359页。
(79)罗马帝国时代，奥古斯都、提比略、韦帕芗、提图斯、图密善、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庇护、马可·奥里略、塞维鲁父子、3世纪危机期间的“军营皇帝”、戴克里先及其“四帝共治制”中的同僚均是如此；早期拜占廷帝国时期，从君士坦丁一世直至塞奥多西一世时代，除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375-392)之外，其他皇帝或在登位前曾从军或担任过军队将领(君士坦丁一世、朱利安、约维安、瓦伦提尼安一世、瓦伦斯、塞奥多西一世)，或在即位后亲自领军作战(君士坦斯、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格拉提安)。
(80)菲迪南·罗特：《古代世界的终结》，第7页。
(81)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第276-277页。
(82)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第277页。
(83)张晓校：《罗马军队与帝位嬗递——从奥古斯都到君士坦丁》，第256页。
(84)H.M.Gwatkin and J.P.Whitney,eds.,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Ⅰ,p.44.
(85)Zosimus,New History,2.17.2,p.32.
(86)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The Late Empire,A.D.337-425,p.213; 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Ⅰ,p.36; 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Ⅰ,p.609.
(87)Clyde Pharr,tran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1.15.7,p.26.
(88)A.H.M.Jones,J.R.Martindale and J.Morris,ed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Ⅰ,p.99.
(89)Zosimus,New History,4.57.4,p.97.
(90)Zosimus,New History,5.1.1,p.99; A.H.M.Jones,J.R.Martindale and J.Morris,ed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Ⅰ,p.442; A.P.Kazhdan,ed.,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p.946.
(91)Zosimus,New History,5.7.4-6,p.102; A.H.M.Jones,J.R.Martindale and J.Morris,eds.,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Ⅰ,p.780.
(92)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Ⅰ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Ⅰ,p.111.
(93)Zosimus,New History,5.7.5-6,p.102.
(94)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Ⅰ,pp.110-112.
(95)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Ⅰ,pp.113-114.
(96)Zosimus,New History,5.7.3-4,p.102.
(97)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Ⅵ.6,p.142; 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Ⅷ.4,pp.401-402; Zosimus,New History,5.19,pp.108-109.
(98)Averil 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 AD 395-60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p.16-17.
(99)Arthur E.R.Boak and James E.Dunlap,Two Studies in Later Roman and Byzantine Administrati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4,p.23; 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vol.Ⅰ,pp.35,37；迈克尔格兰特:《罗马史》，第299页。
(100)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Ⅰ,p.613.
(101)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Ⅶ.23,p.166.
(102)Zosimus,New History,5.19.1,p.108.
(103)Zosimus,New History,5.19.3,p.108.
(104)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Ⅵ.6,pp.141-142.
(105)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Ⅵ.6,p.141.
(106)J.H.W.G.Liebeschuetz,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stom,p.115.
(107)Zosimus,New History,5.19.3,p.108.
(108)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Ⅵ.6,p.142.
(109)Eunapius,fragments,71.3,in R.C.Blockley,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Ⅱ(Text,Translation and Historiographical Notes),p.115.
(110)J.R.Martindale,ed.,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pp.892-893.
(111)Stephen Williams and Gerard Friell,The Rome That Did Not Fall:The Survival of the East in the Fifth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30.
(112)Averil Cameron,Bryan Ward-Perkins and Michael Whitb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V,Late Antiquity:Empire and Successors,A.D.425-600,pp.46-47.
(113)Zosimus,New History,5.32-34,pp.116-117.
(114)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4页。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2014年02期
转自 历史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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